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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盛世下的“零和社會”——以1768年“叫魂案”為例
2013-01-02 18:37:01 作者：施京吾來源：愛思想點擊：0 評論：0條
【字號：大中小】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漢學家孔飛力的一部力作。本文題目中有"零和社會"概念，是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提及的，這里略加解釋。
　　所謂"零和社會"，是指參與社會博弈的雙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為零，社會的總效益沒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會的能量轉換是完全轉換，要么徹底地勝，要么徹底地負，最后是贏者通吃�？梢韵胍姡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社會能力被徹底剝奪，將會面臨著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發(fā)端于一樁實在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縣，因城墻的水門與城橋坍塌，在維修時，一位叫沈士良的農(nóng)夫給了修橋吳石匠一張紙，紙上寫著沈農(nóng)夫兩個侄子的名字，沈農(nóng)夫請吳石匠把這張寫有名字的紙貼在木樁上打入水里。沈農(nóng)夫如此行為，是他長期受到兩個侄子的欺凌，把活人名字貼在木樁上用大錘撞擊，可以勾去他的精氣因此而生病或死亡。此即所謂"叫魂"。
　　用現(xiàn)在的說法，這是一種詛咒，確實足夠惡毒，不僅是當然的道德問題，按《大清律例》還是嚴重的法律問題，這種帶有"妖術"的裝神弄鬼舉動，屬于"十惡不赦"中的"不道"之罪，如果罪行嚴重，是要殺頭的，但可以肯定--這不是政治問題。
　　吳石匠并沒有答應沈農(nóng)夫的要求，也可能認識到了這個行為的惡毒程度，于是他召來地保正（估猜大約相當于村長一級"干部"），將沈農(nóng)夫扭送衙門。沈農(nóng)夫招來一頓板子之后予以釋放。畢竟，事出有因，且沒有形成主體事實，屬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這樣開始的，但這一開始，就如脫韁野馬，怎么也剎不住腳：德清縣人的"叫魂"傳聞不脛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開來，首先抵達臨近地區(qū)蕭山縣，其后轉入鄰省江蘇蘇州，然后再轉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長江下游地區(qū)，直達漢陽府。"叫魂案"開始嚴重蒸發(fā)。
　　此時，"叫魂案"的內(nèi)容也隨后發(fā)生變化，"案犯"的主體成員，不再是石匠一類有職業(yè)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閑散乞丐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變，改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縷頭發(fā)（或者衣服的一角）。這樣，這些行為更具備了"妖術"特征。各地衙門對案件采取的措施是嚴厲的，被抓獲者大都酷刑伺候，嚴刑之后卻發(fā)現(xiàn)，沒有一個案例夠得上嚴格意義的"叫魂案"，不過是民間因恐慌而引發(fā)的一系列虛假案情。如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與政治無涉。
　　在民間社會，總會不斷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叫"風起于青萍之末"，一面叫"流言止于智者"，對流言的處置自然能夠考驗官員的"執(zhí)政能力"，只是，通常情況下顯得并不嚴峻。
　　流言在傳布。各地官員都采取了相應措施進行處置，不能說這種處置是妥當?shù)�，官員們處置的方式都有個共同傾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進而達到平息事件的目的。盡管不難看到權力的濫用，總得說來還能做到就事論事。倘若事情就此結束，就不足以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僵硬和人治特征的標志，也無法成為君主專制權力無限膨脹的典型事件。
　　這時，乾隆皇帝已經(jīng)陸續(xù)收到一些稟報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員傅恒、尹繼善、劉統(tǒng)勛起草了一份模棱兩可的"上諭"，一面要各地官員"留心查禁"、"重治其罪"、"嚴加懲治"，一面還要"不動聲色"。"上諭"于1768年7月25日發(fā)往各地。
　　當"叫魂案"蔓延到山東時，事情發(fā)生了轉折。
　　山東巡撫富尼漢所轄地區(qū)抓獲幾個乞丐，"證據(jù)確鑿"地證實了"妖術"的確存在。但是，富尼漢并未到此為止，他更加懷疑在"妖術"的背后還存在一個"妖黨"，并且認為"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也許還會佐之以在公眾中制造混亂"。在乾隆"上諭"下達前一天的7月24日，他將案情上報朝廷。接著，他轄區(qū)內(nèi)又有幾例內(nèi)容相似的案件，這更加確定了他的懷疑："確有妖黨潛藏于長江下游的各個省份"，而且有好幾個"妖術人犯躲藏在江蘇"，其中一個案犯招供自己來自江蘇揚州。
　　皇帝接到富尼漢的奏章，再于7月29日發(fā)出一份緊急詔諭，命令對"妖黨"進行清剿。但此時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動機。
　　不僅富尼漢所轄山東，全國各地陸續(xù)對案情都有所奏報，奇怪的是，唯獨江蘇地區(qū)卻沒有一起案例上報，乾隆認為：既然別的地方都報告了割辮事件"江蘇豈能獨無其事"？而江蘇卻在"叫魂案"案發(fā)伊始明明就在蘇州出現(xiàn)過案例，富尼漢上報的案件中也涉及揚州。這不是糊弄皇上么。
　　原來，當初江蘇巡撫在審理案件時就發(fā)現(xiàn)這個案件并沒有什么真憑實據(jù)，也就更不會想到還存在什么"妖黨"，轄區(qū)內(nèi)一個小小案件何必驚動當今圣上？這個原本實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為對朝廷隱瞞實情的證據(jù)。
　　雖然江蘇官僚如此自以為是，但"叫魂案"已經(jīng)蔓延到全國各地、皇帝所在的北京，甚至越過長城，進入滿人居住的地區(qū)，被抓獲的案犯也越來越多，成為全國性恐慌。
　　通常認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有儒道釋三種主要形態(tài)構成，治中國歷史的學者們一般都以此作為中國歷代王朝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加以確定。但我的看法是，這都屬于治國手段，也就是一種工具，支撐各朝代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其核心乃皇權自身，皇帝貴為"天子"，其權力具有一定神授意義，并在此條件下構成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中心主義"--通俗地說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蓋權力所能延伸到的各個層面。正是權力中心主義的存在，才是中國專制制度特別強大的緣故。由于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為漢人統(tǒng)治，因此并無特別宣示的權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尋求權力的絕對性。而清朝相對漢人則為異族，滿族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征，入主中原之后，隨即將這一特征推廣，強加給了全體漢人，這就是"削發(fā)"、留辮--它對于清代統(tǒng)治者具有了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成為對王朝體認的一個根本標識。在滿清入關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殺事件幾乎都出現(xiàn)在江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在江蘇，而這兩地現(xiàn)在還都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屬上海管轄），當年"嘉定三屠"與江南人拒不削發(fā)、對"削發(fā)"事件的認同具有直接因果關系。這樣，"叫魂案"在乾隆眼里突然變得嚴峻起來--這是不是企圖動搖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骨子里有陰柔一面，士風淫靡，但在江南士人陰柔表象之下卻有內(nèi)在的堅韌不拔。當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錚錚男兒，卻齊刷刷地輸給過秦淮河畔的青樓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隨口報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卻要在侯方域、錢謙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許乾隆皇帝體會到了這樣的"堅韌"，他對江南官吏素來惡譽，屢屢指責江南官僚"吏治惡習"。
　　于是，他處心積慮地暗示要地方各級官員注意"叫魂案"的嚴重性。
　　由于皇帝對案件追查的要求在不斷加碼，整個八月，乾隆幾乎完全陷于"叫魂案"處理中，排查也只好跟著乾隆的調(diào)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終于耐不住性子，他給七省督撫發(fā)出一道上諭，第一次直面"削發(fā)"問題，不再如以前一樣地閃爍其詞，最終表明了自己的真實心跡。其實，他對此早有敏感，不愿意在一開始就點穿的原因，乃是因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這種具有"謀反"性質的事件出現(xiàn)，正如孔飛力所指出的："弘歷頭腦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現(xiàn)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點穿了"這個臆想出來的"實質"而引發(fā)全國性的民變--他心虛得很。
　　至此，清剿的內(nèi)容也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針對的不再是什么"妖術"，而是謀反。
　　案件一旦涉及"謀反"，就不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介入案件審理的也不再是地方官員而是中央大員。可是，中央官員一接手案件便立刻掂出了事情的份量：這些案件幾乎全部是地方官員為滿足皇帝的"重視程度"偽造出來的，案件的發(fā)生都如江蘇的案例一樣，大多數(shù)是因為恐慌引起的（其中還包括一些民眾之間泄私憤的栽贓），被抓獲的"案犯"無不是在嚴刑之后提供的虛假供詞。有意思的是，這些京畿大員們并沒有一味地附和皇帝，而是客觀地指出了案件的實質--這正中國儒家傳統(tǒng)的風骨，他們盡管經(jīng)常混淆是非，但在自己的"是非觀"里并不輕易妥協(xié)，所謂"愚忠"。
　　皇帝呢？也沒有繼續(xù)頑固地認為這是對王朝基礎的破壞，他順水推舟讓官員們按照"正確的"方法去處理，自己隨即超然事件之外，繼續(xù)明察秋毫地"圣明"。僅僅過了半個月，乾隆便再次變換自己的態(tài)度，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屬'荒唐無據(jù)'"而原因卻是"奸徒撒謊"和"問官鍛煉成招"，一轉眼，自己便恢復了一如既往的圣明。進入10月之后，幾乎變成了"平反月"，到11月初即全面停止對"妖黨"的清剿。
　　但案子畢竟是皇帝御批，是乾隆不斷層層加碼才弄到這個地步，即便糾正冤假錯案，也絲毫不能損害皇帝的尊嚴--其實就是個面子，只好把所有罪過推到了地方官員的頭上：這不是皇帝的不高明，而是你們的蠢笨才導致這個結局的。
　　以"權力中心主義"構成的統(tǒng)治結構，體現(xiàn)為皇帝對地方官員的垂直管理，這樣，皇帝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信息，結果卻引來皇帝本人的橫加干涉，他可以隨時隨地介入到與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務性工作中，而各級官員在行政過程中面對的不是事情的對和錯，而要竭力揣摩皇帝的意圖，皇帝的感受才是判斷是非的依據(jù)，唯有如此，方能直接體現(xiàn)出皇帝的絕對圣明和皇權的絕對性。如此行政，看似高效，其實效果極壞。正是來自皇帝的壓力使案件不斷偏離實際軌道，皇帝屢屢批評官員不明事理，卻沒人知道皇帝的"事理"到底為何？直到案件確定多是冤案后，他依然能夠理直氣壯地批評官僚們沒有按照他意圖去辦。
　　既然不能埋怨皇帝的神經(jīng)過敏，只能責怪地方官員的超級愚蠢了。那些查處"叫魂案"的官員們--不論他們曾經(jīng)是什么態(tài)度：消極的、積極的，統(tǒng)統(tǒng)受到了處罰。據(jù)孔飛力統(tǒng)計，整個案件中受到處分的官員達195名，其中包括把案件夸大為"妖黨"的富尼漢。
　　盡管我們可以假裝寬宏大量的地認為：皇帝畢竟擔負整個江山社稷，多加一分小心也是理所應當。壞就壞在這"多加一分小心"上，它體現(xiàn)了"權力中心主義"在社會管理過程中權力的不可捉摸性。在整個事件中，最為荒謬的還不在于皇帝的嚴苛，也不在于官僚們的見風使舵，而是"削發(fā)"問題的本身。按說，是否"削發(fā)"并沒有任何危及政權安危之處，而且按大清律，也從來沒有在律法上規(guī)定這是一個強制行為，也就是說，如果"依法辦事"，實際上整個清王朝根本不需要削發(fā)留辮--這根本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更不是一個涉及清王權統(tǒng)治的政治問題。但"權力中心主義"卻導致對事件性質的認識、分析、判斷，全靠皇帝是否有一顆悸動著的"多加小心"。這樣，原本孤立而不相干的刑事事件，甚至是道德事件，一轉就變成了危及統(tǒng)治根基的政治事件，把涉事民眾一下推到了政權的對立面上，朝野上下沸反盈天，朝臣們一面承合皇帝的高度警惕性，一面又要面對尷尬的現(xiàn)實。為了得到皇帝所需要的口供，不能不對事主施以刑罰。殘酷的刑訊逼供之下，什么樣的口供不得到？什么樣的罪名不成立？什么樣的冤案造不成？
　　這個結果導致：整個"叫魂案"中，除了證明皇帝的高明外，竟然沒有一個受益者�；实弁ㄚA，余者全輸。
　　整個案情真相大白后，凸顯出的是"零和社會"的結果。邊沁說，政府的目的是為了謀取"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零和社會的結果不僅相反，甚至更加極端，所有人都沒有從中得益，并且要向更加弱勢群體、個人轉嫁自己的損失，最終可能激活各種社會矛盾。
　　康乾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乃以"盛世"著稱，整個社會狀況都處于上升期，此時，西方社會中轟轟烈烈的拓殖運動非但沒有給中國帶來危害，反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白銀輸入國，當然，由于有著和珅這一類超級腐敗分子，普通百姓并不可能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受益者，但總是利大于弊，遠遠強于災害頻仍、經(jīng)濟停滯、社會動蕩時期。繁華的國際貿(mào)易帶動了國內(nèi)的經(jīng)濟繁榮，即便在十八世紀中晚期，蘇州商埠的繁華程度在國際城市間也是鶴立雞群。
　　但在盛世之下乾隆皇帝卻顯得如此驚慌，以致大動干戈，這就表現(xiàn)出由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權力中心主義"政權依托的虛弱本質，當皇帝覺得"削發(fā)"問題很可能沖擊大清王朝根基時，其余人必然要作出更加過激反應才能符合"圣意"，不僅違背事件本來面目，連基本的"就事論事"都難以做到。就這樣，大清律法中沒有定罪記載的"削發(fā)"行為、在1768年里實際也不存在"叫魂案"，僅僅因為民間對某種妖術的恐慌，硬是被乾隆活生生地捏造出一個轟動全國的"妖黨"，仿佛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隨時都會遭到滅頂之災。
　　1768年的歐洲圖景已經(jīng)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不僅拓殖運動如火如荼，現(xiàn)代科技蓬勃發(fā)展，早在1688年英國已經(jīng)爆發(fā)了光榮革命，而1768年，正是啟蒙運動達到最高峰值時刻--21年后的1789年，即迎來改變世界的法國大革命。
　　世界的劇烈變化配之以中國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對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國卻毫無觸動，他對江南--這個中國最具經(jīng)濟活力的地方充滿了輕視和鄙夷："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唯江南為甚"，他從沒有想起來研究過世界變化的可能樣式、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適應新的世界形勢--這并非我用現(xiàn)代眼光要求那個時代，而是1768年是一個離現(xiàn)代世界已經(jīng)非常接近的時間。我們時常批評"歐洲中心論"的觀點，這對于中國似乎應該改為"世界沒有論"，除我泱泱天朝，這個世界非蠻即夷，非我族類，根本不承認在我們之外還有一個他者的世界。
　　從這個事件中不難看出王朝統(tǒng)治的僵化和荒謬，偌大帝國，從來沒有誰尋求過任何政制上的變革，而把帝國之基礎建立在一個空洞無據(jù)的"意識形態(tài)"上--僅僅幾縷發(fā)梢便把一個國家搞得寢食難安，乾隆對民間毫無由來的妖術恐慌火上澆油，引發(fā)了一場全國性政治震蕩，強大的帝國經(jīng)濟基礎，僅僅過了70年，到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便被槍炮轟得粉碎。
　　清王朝的覆滅，導致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的文明盛景成為一片虛幻，也導致清末民初直至五四運動激烈反傳統(tǒng)主義的橫沖直撞--激烈的反傳統(tǒng)主義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使我們的身上流動的歷史血液、哺育過我們的歷史，成為一種任意舍棄之敝履。這種歷史的痛感時時縈繞在我心頭：一個拒絕變革的世界，其所維持不過是個死亡的世界，歷史只能在變革中得到延續(xù)。
　　傳統(tǒng)中國，畢竟還有劉統(tǒng)勛這樣忠心耿耿、精明強干的朝臣，他們繼承了中國儒家風范，剛直中正、申明大義，沒有因為皇帝的憂心忡忡輕易附和、斷定社會上有一股強大的"反清勢力"在興風作浪，他們用自己的機智、才華阻止了悲劇的進一步延續(xù)。如此果敢之士，如今大約也成一件稀罕物了吧。
　　一場可能引發(fā)政權危機的"叫魂案"終于落下了帷幕，其結果是，所有涉案人員，從官僚到平民--一無所獲。一場社會零和化的圖景躍然眼前。
責任編輯：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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