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凝視和中國的榮耀
當把“想象的”中國崛起與它“已知的”過去進行比較時，我們的目光好像又回到美好的過去：當中國是著名文明中心的時候，“西方人”還穿著熊皮四處奔跑。中國正在崛起，不僅如此，亞洲正在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國）正在衰落，可能不久就會完結。我們還應鼓掌歡迎，因為世界文明回到了它的原點。
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終結和新全球秩序的誕生》，要求我們不僅要考慮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要考慮東方對西方即將到來的勝利和美國經濟的崩潰。與很多其他人不同，雅克能看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軍事影響力，有強大的海軍和基地可以牽制中國。盡管如此，中國仍然是東亞地區(qū)的“主導力量”。因為這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國“實現在該地區(qū)的霸權指日可待”。但是，任何認為美國霸權會被取代的分析，必須找到某個等待接過霸權的大國；1890—1945年的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大國，但今天沒有這樣一個大國。然而，雅克說，中國正在慢慢成為“美國的替代模式”。這種模式包括多邊主義、“和平崛起”學說、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大量援助和由平等主權國家構成的“民主”世界——國內不一定是民主政治，但彼此之間卻實行民主。無論如何，我無法想起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qū)這種“模式”已經取代了美國。
戴維·康的《中國崛起》無疑是一本更出色的著作。為了解釋東亞現在的復興和未來可能的主宰地位，他試圖認真地探索它的過去。他認為，關于中國和東亞的流行的學術討論在解釋力方面都存在過度的局限，因為這種討論仍然囿于這樣一種方法：分析少數關于世界運作的理論之間的差異，把東亞視同世界任何其他地區(qū)。美國的國際關系文獻聲稱，所有民族國家都野心勃勃，大國獲得了大多數的已有利益，其他國家要么參與 “平衡”，要么“跟著強者走”，國際社會是骯臟、野蠻和漫長的，正在崛起的大國即中國和霸權國即美國之間的戰(zhàn)爭將會不可避免地日漸臨近。
康教授介紹了一些常識，他認為，今天在“中國驚人的崛起”過程中，東亞既不會結盟也不會跟著強者走。相反，中國無處不在的“和平崛起”口號又回到了不好戰(zhàn)的1800年之前中國的世界秩序。他可能是正確的，但這一主張在當代世界中不可能經受住考驗：美國火奴魯魯（即“檀香山”）的指揮總部監(jiān)視著全球52％的地區(qū)，而且在太平洋上具有壓倒性的支配地位，只有傻瓜——像20世紀80年代那些呆笨的蘇聯精英——才敢去嘗試派出一支 “藍色海洋”海軍。“和平崛起”？當一個對自己的現代化征程完全不清楚的國家能夠想在任何時候派遣三叉戟潛艇潛到你的海岸，或在精確的巡航導彈的掃射下損毀你的基礎設施時，你要保持警惕�？嫡J為，當30年前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時，當代中國歷史便拉開了帷幕。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衰落的和孤立的中等國家”。有這樣一個國家，它的經濟正在“飛速發(fā)展”，它“飛奔著進入我們的視野”，它似乎將要“大舉戰(zhàn)勝我們”，這就是中國。中國經濟的確增長迅速——在過去30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速約為9.4％。隨便瀏覽報紙和雜志就會告訴我們中國正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F在，很多著作都認為，中國正在崛起，正在戰(zhàn)勝美國，“正將美國排擠到一邊”；它很可能成為21世紀的超級大國。我們一方面處于一種新的東方熱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對東亞則是期望與恐懼并存。就像20年前我們對待日本的經濟實力一樣，面對“中國的崛起”，我們既有欽佩和夸張，也有恐懼和厭惡。對美國人而言，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隱喻。有人鼓勵我們思考“中國”（奇跡或威脅）就好像它存在于真空中一樣；正如關于“日本第一”的文獻那樣，那些關于中國的崛起和未來的看法盡管博人眼球，但卻是一種荒謬的廢話。
西方的凝視和中國的榮耀
當把“想象的”中國崛起與它“已知的”過去進行比較時，我們的目光好像又回到美好的過去：當中國是著名文明中心的時候，“西方人”還穿著熊皮四處奔跑。中國正在崛起，不僅如此，亞洲正在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國）正在衰落，可能不久就會完結。我們還應鼓掌歡迎，因為世界文明回到了它的原點。
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終結和新全球秩序的誕生》，要求我們不僅要考慮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要考慮東方對西方即將到來的勝利和美國經濟的崩潰。與很多其他人不同，雅克能看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軍事影響力，有強大的海軍和基地可以牽制中國。盡管如此，中國仍然是東亞地區(qū)的“主導力量”。因為這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國“實現在該地區(qū)的霸權指日可待”。但是，任何認為美國霸權會被取代的分析，必須找到某個等待接過霸權的大國；1890—1945年的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大國，但今天沒有這樣一個大國。然而，雅克說，中國正在慢慢成為“美國的替代模式”。這種模式包括多邊主義、“和平崛起”學說、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大量援助和由平等主權國家構成的“民主”世界——國內不一定是民主政治，但彼此之間卻實行民主。無論如何，我無法想起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qū)這種“模式”已經取代了美國。
戴維·康的《中國崛起》無疑是一本更出色的著作。為了解釋東亞現在的復興和未來可能的主宰地位，他試圖認真地探索它的過去。他認為，關于中國和東亞的流行的學術討論在解釋力方面都存在過度的局限，因為這種討論仍然囿于這樣一種方法：分析少數關于世界運作的理論之間的差異，把東亞視同世界任何其他地區(qū)。美國的國際關系文獻聲稱，所有民族國家都野心勃勃，大國獲得了大多數的已有利益，其他國家要么參與 “平衡”，要么“跟著強者走”，國際社會是骯臟、野蠻和漫長的，正在崛起的大國即中國和霸權國即美國之間的戰(zhàn)爭將會不可避免地日漸臨近。
康教授介紹了一些常識，他認為，今天在“中國驚人的崛起”過程中，東亞既不會結盟也不會跟著強者走。相反，中國無處不在的“和平崛起”口號又回到了不好戰(zhàn)的1800年之前中國的世界秩序。他可能是正確的，但這一主張在當代世界中不可能經受住考驗：美國火奴魯魯（即“檀香山”）的指揮總部監(jiān)視著全球52％的地區(qū)，而且在太平洋上具有壓倒性的支配地位，只有傻瓜——像20世紀80年代那些呆笨的蘇聯精英——才敢去嘗試派出一支 “藍色海洋”海軍。“和平崛起”？當一個對自己的現代化征程完全不清楚的國家能夠想在任何時候派遣三叉戟潛艇潛到你的海岸，或在精確的巡航導彈的掃射下損毀你的基礎設施時，你要保持警惕�？嫡J為，當30年前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時，當代中國歷史便拉開了帷幕。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衰落的和孤立的中等國家”。這就不難理解中國的首要目標是“尋求一個有利的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并維持與周邊國家的良好關系”。中國快速拋棄了在東亞地區(qū)的冷戰(zhàn)外交，這確實遠遠超過了華盛頓的預想；它在保持與朝鮮長期關系的同時，承認了韓國這個前敵人；發(fā)展了與臺灣海峽的兩岸貿易和旅游；并且在其“睦鄰友好政策”之下與所有鄰國進行了積極的水平外交。因此，中國在過去30年中一直是東亞模式的核心。在這種模式中，經濟力量已經系統(tǒng)地侵蝕或消除了以前堅不可摧的冷戰(zhàn)障礙。美國領導人從中國最近的外交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是，中國的外交也是一種在布什單邊主義真空中發(fā)展起來的外交；巴拉克·奧巴馬總統(tǒng)也希望美國重回多邊主義，而且比中國更重視多邊主義。
中國就在附近，并且無處不在
戴維·康基于史實分析認為，在現代帝國主義傳到中國（1839—1842年）、日本（1853年）、韓國（1876年）和越南（19世紀80年代）之前，非常值得稱道的東亞國際體系已經運行了數個世紀。這個仁慈的帝國位于北京，向四方輻射它的影響，一直到屬于它的文明范圍內的各個王國。中國周邊的王國像韓國、日本和越南幾個世紀以來基本上都是獨立的，中國很少干涉其內政，卻常常被誤解為在朝貢體系之上的中國的“宗主權”。這是一種最和平的體系。在這種體系中，中央王國仁慈地忽視了它的鄰國，尤其是韓國和日本，而它們則投桃報李，按照自己的需要借鑒中國的文明和治國之道。
不幸的是，康教授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他把這些地方視為“民族國家”，當時這些地方是君主制國家，人們并不認同我們稱之為“越南”或“韓國”的地方；1868年以前日本半封建的分封式主權尤其如此，新的明治領導人不得不竭盡全力去建立大眾的所謂“民族”歸屬感。
喬瓦尼·阿里吉的《亞當·斯密在北京》充滿了贊頌之詞：中國不僅將主導21世紀，而且在1800年以前通過它的經濟和世界體系也主宰了其他所有國家。在短暫的200年之后，我們現在回到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因為中國正在回到它的正常地位。“新保守主義的新美國世紀計劃的衰落”和作為“東亞經濟復興領導者的中國的崛起”“正在將全球政治經濟的中心從北美轉移到東亞”。對阿里吉而言，中國的崛起標志著西方的衰落，或至少標志著美國不光彩地結束了它成為世界國家組織中心的長達60年的奮斗。
阿里吉對美國衰落的推論則更有趣：“中國的崛起”無法實現斯密的構想：建立在世界各個文明之間更平等基礎之上的“世界市場社會”，是東西方之間相互尊重的前兆。這是一個深刻的洞察，因為白人男性操縱了過去200年的英美霸權。阿里吉也敏銳地指出，中國是唯一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領先但卻不受美國軍事力量庇護的國家。但是，在美國霸權之外的中國是廣泛定義的嗎？我認為不是如此。簡單的錯誤有時會偽裝成論據：例如，“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日本早在以前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但嚴肅地說，并沒有取代美國。中國正在步日本的后塵，試圖趕上200年來發(fā)展相當快的美國。
盡管如此，阿里吉以對斯密思想的長篇討論來強調他的主題。斯密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領先于歐洲，用阿里吉的話來說，是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發(fā)展的典范”。這種市場處在擅長“集約型”發(fā)展的小生產者中間，但沒有遵循“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西式道路。此外，事實證明，中國不只是大國，而且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像戴維·康一樣，阿里吉想要說服我們，關于中國崛起的未來前景僅僅是過去東亞模式可以預見的復興。阿里吉贊同彭慕蘭的想法，即200年前中國和西方在經濟實力上大約相當，但是西方的技術變革加上東方的帝國附庸使中國陷入了它現在正在避免的束縛。他同意王國斌的觀點：在直到工業(yè)革命前的數個世紀里，中國和歐洲擁有以市場為基礎的增長和“勞動集約化”的類似模式。他欣賞杉原薰關于1600年后的東亞“勤勞”的發(fā)展理論和濱下武志關于東亞貿易網絡的開拓性著作。不久，他結合杉原薰和斯密的思想，創(chuàng)立了東亞“勤勞革命”的理論，認為這能夠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彌天大謊與持久真理
對中國而言，1949年后的30年是蜿蜒曲折的30年。自從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已成為兩位數穩(wěn)定增長模式的典范。但是，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些干擾因素，如千百萬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因此，對1949年之后的歷史發(fā)展進行一致連貫的描述殊為不易，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很多人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1978年為界分為兩部分。正因如此，為中國親歷了過去60年的人們寫出一本嚴謹連貫、忠于史實、不偏不倚且充滿善意的歷史作品，必將令讀者和同行們目瞪口呆。林春的《中國社會主義的轉變》是一本標志性的著作。
她的書以中國尋求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史實開篇，而非西方傳教士在現實中從未發(fā)現過的理想化中國，也非世界規(guī)模最大的議會民主，更非臺灣或韓國“奇跡”的最新版本。毛澤東和鄧小平均致力于“開辟另一條社會主義道路，盡管這種追尋一直并將永遠充滿艱難險阻”。近期內，如果這條道路能通過“建立于廣泛社會共識基礎上的強大的道德和理性力量”取得成功，那么它即使無法挑戰(zhàn)“轉變中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從長遠來看也將有助于推動其向社會市場的方向轉化。然而，在國際孤立和“千年倒退”的雙重鉗制中破除重重障礙，中國的確實現了“發(fā)展”。
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在東亞都曾扮演過帝國主義的角色，可是這段恥辱史在中國從“東亞病夫”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演變中往往不見蹤影。但林春認為，如果忽略中國的苦難與帝國主義的暴行在說明民族解放運動正當性中的作用，這難道不是一個彌天的謊言嗎？帝國主義者對自由主義治理方式的渴望僅限于其國內，難道中國應該將自由民主制度的嫩芽植根于這樣虛偽的土壤之中？又或者說，難道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影響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冷戰(zhàn)頂峰時期誕生所面臨的艱難環(huán)境而“被歷史地剝奪了自由資本主義的選項”？對于那些曾一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躉者而如今變成了批評者的人——如《紐約書評》的喬納森·默斯基——而言，這是一事無成的半個世紀：1999年中國建國50周年時，他寫道：“沒有什么值得慶祝的”，而這種觀點在中國觀察家中并不罕見。作為一位在中國長大且具備敏銳觀察力的女性，林春絕不會作出這樣惟我獨尊的武斷評價，仿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是為了取悅外國人，仿佛它果真一事無成。對歷史極盡蔑視也是一種埋葬歷史和壓制其內在矛盾觀點的方式，“這樣，過去所發(fā)生的一切就無法流傳下來，而只會成為現在的一個幽靈”，林春此書的最后一行寫道。
在林春看來，革命帶來了主張平等的政治文化，產生了“一個關懷國民、管控嚴格的國家”，這個國家不僅使中國150年來首次實現了統(tǒng)一，還發(fā)展了一套覆蓋全國的“生產、分配的精確的社會組織體系”——并使經濟得以快速發(fā)展。集權與分權的交替分配給地方相當的自主權，千百萬普通人參與地方政治。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決心要趕上西方。盡管毛澤東時期取得了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但他身后的中國社會有近五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通過更快的經濟增長和由國家領導的扶貧措施，貧困人口在2003年減少到了5800萬，這意味著，在同一時期全世界脫離貧困的人口中，有3/4是中國人（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林春知道，還有數百萬人的生活條件仍然十分惡劣：血汗工廠、嗆人的污濁空氣、壓迫民眾的腐敗官員。但中國同時經歷著現代歷史上最長的繁榮時期，這為領導者贏得了廣泛支持。現在應該繼起的不是“中國崛起”，也不是新自由主義者增大自由化程度、減少管制的計劃，而應是真正的變革，是通過“人民主權”來保障人民的社會經濟權利，保障他們參與影響其生活的各種決策。林春的書樂于宣布暫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個人與集體、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劃分，也令那些自以為是、貶損他人的評論家們在面對中國舉世震驚的發(fā)展成就的謎題時，再也不能不加考察就得出他們的優(yōu)越性（往往也是西方優(yōu)越性）的結論。在兩難選擇中，偏袒任何一方都會使我們無法看清應被詳加審視的內在矛盾。（譯者單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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