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農村集體財產流失嚴重，主要表現為集體土地，奇怪的是，這很少引起農民重視。筆者觀察到，在一些城中村和城郊地區(qū)，由于土地的巨大升值潛力，農民很重視，土地財產爭奪很利害。筆者所在偏遠地區(qū)農村，因為缺乏開發(fā)空間，農民不重視土地，即使是本屬于自己的土地，也任由流失。有零星反抗，也由于缺乏“伸頭的人”和組織資源，不了了之，有農民群體“勢單力薄”因素，也有農民缺乏借助國家政權力量的抓手因素。
農民有一個毛病，就是形勢不是到最后緊急關頭，就不起來反抗地方強權，農民依賴有一個“好官”來幫助自己得到解放，“好官”屢屢不得。農民于是不再關心這個切身利益，每一個人都十分冷漠，筆者所在生產隊就有活生生的案例。這可謂是家鄉(xiāng)農村普遍在發(fā)生的事實，其中的緣由和后果值得深思。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沒有正確而仔細的調查就不能正確的發(fā)言，筆者希望能借助調查來弄清基本的事實，作為“維權”的基本依據。集體土地收益歸集體所有，收益歸集體所得分配，這是合法且正當的訴求。湖北省正在搞確權確地，不能讓這塊土地徹底流失掉，成為私人的土地。
一 背景—第七生產隊
第七生產隊，是湖北省陽新縣黃雙口鎮(zhèn)紅周堡村下轄的一個生產隊，由兩個自然灣構成，姜灣和夏灣。生產隊人口共計180人左右，三定任務（承擔稅費提留）連田到地一共有120多畝，人均承包面積不到一畝。此外該生產隊還有大量的非三定任務土地，主要包括在70年代“以糧為綱”時期開發(fā)的湖田，兩塊合計有80余畝。其次還有一些農戶自行開發(fā)出來的林邊地，在八九十年代務農占據農戶生產的主要位置，林邊地大量大開發(fā)。
第七生產隊1982年秋天第一次分田地[1]，1997年第二次分田地，均按照人口均分，除一部分農民自愿不要土地之外[2]。自從1962年開始，生產隊是一個法定的土地集體所有單位，兩個自然灣共有集體土地。在集體時期，實行集體勞動和分配制度，在改革時期，實行“土地集體所有，農戶家庭承包，統(tǒng)分結合，雙層經營制度”。
土地集體所有，是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條》和1980年代之后歷次中央決議文件、2002年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主張的憲法秩序：農村堅持勞動人民的集體所有制，在1962年到1980年代，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中國基層的土地集體所有單位，人民公社時期，社員集體參加勞動，共同參與分配。
在1980年代分田到戶時，實行“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改革，除必要的預留（機動地）之外，生產隊所有土地按照生產隊人口來進行平分。平分土地，首先要把土地劃分不同的類型，按照肥瘦遠近搭配，一個家庭往往有六七塊水田加上旱地。由于人口變動，新增人口有對土地的需求，生產隊可以進行土地調整，以保持適當的人地平衡。在二輪延包之后，大部分地區(qū)沒有調整土地。
與之相關是鄉(xiāng)村治理制度，大隊在人民公社瓦解之后成為行政村，生產隊成為村民小組，農民還依然俗稱“生產隊”，也有稱“小組”。生產隊，按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依然是一個土地所有權單位，也是基層治理的一個基礎單位。然而，湖北的基層組織體系之癱瘓無力，灰黑程度之高讓人震驚。
稅費改革之后，湖北省啟動農村綜合改革，合村并組的鄉(xiāng)鎮(zhèn)配套改革，目前是為了“精兵簡政”，然而政其實并未減下去，反而把既有的基層組織體系改得面目全非。取消生產隊長，生產隊就沒有了合法的代表，加之兩個自然灣構成一個生產隊，導致集體事務無人出頭管理。生產隊作為一級財產所有單位，擁有土地所有權，然而由于實質上不存在一個組織，行政村就能夠代理生產隊行駛權力，對外發(fā)包土地、長期出租土地，如果行政村基層組織劣化，那么就有可能導致集體土地財產長期流失。
二 土地類型—復雜的現實
農村的土地除規(guī)定屬于國家所有之外，全部屬于農村集體所有，也就是所有的土地資源均屬于集體所有。并非所有類型的集體所有土地都受到嚴格約束。一個生產隊的幅員面積中，只有一部分是受到國家法律嚴格約束的土地類型，其它土地國家法律并未嚴格約束。
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一種資源，它供給農民最基礎的糧食和木材，還可以供給村莊建設用地。不同類型的土地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土地管理上通常的分類辦法是按照用途來分，分為農地、宅基地及其它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本文只關心農地，用于生產農產品的土地。
其中農地又可以分為復雜的類型，包括耕地（水田和旱地）、林地、水面、灘涂等。本文不討論嚴格的分類，只討論接受不同政策約束的農用地類型，。這主要是通過訪問生產隊長、村老干部知道的。
第七生產隊擁有的土地資源， 可以分為五類。其中湖田和山林均已經流失。
A承包田。稱為“三定任務”土地，這需要農民負擔稅費提留的面積，水田和旱地一共120多畝。按照人口180口人，人均不足一畝。土地資源是很稀缺的。這部分承包土地有部分已經實質上作為宅基地使用，一共有七八畝面積。這部分用來做宅基地的承包土地，是以后調整土地的麻煩。
B湖田。宏周堡村有一部分湖田，第七生產隊離湖最近，自然就近水樓臺先得月，獲得了部分湖田。70年代以糧為綱，向湖泊要田，正好有了排水的條件，70年代，公社（鄉(xiāng)鎮(zhèn)）在現今“泵站村”建立泵站，向湖泊要田有了條件。另外一個目的是“消滅血吸蟲”，湖泊灘涂上常年積水，給血吸蟲大量滋生提供了土壤。
有兩塊湖田，均是以前�？诤娣e。一塊位于小軍山附近，有二三十畝，這是生產隊開荒出來的，是生產隊勞動的成果，這塊土地原來是水草繁茂之地，湖泊沼澤之地，開大港排水之后，就開發(fā)為水田。一塊位于太平金星月湖，俗稱“馬斗笠”，面積有64畝，這塊土地是公社分到大隊，經過大隊分到生產隊的。
兩塊土地面積有80多畝之多。這部分土地參考集體土地所有制度，按照人口分配到戶。在1982年和1998年，這些土地都分到各家各戶。
兩塊土地中馬斗笠這塊土地，由于離村莊較遠，估計有五里路左右，80年代末開始不再耕種，承包給別人，開挖魚池，小軍山附近的湖田在98年大水淹過之后開始每人耕種。后引入一個老板，開挖魚池，一直沒有做。然而這兩塊土地，出租出去，收益全部流失。
C自留地。自留地在1962年一次分到人口，屬于農戶的菜地，一個人口2分地，1980年代不再分自留地。這一點與四川調研不同。自留地在離村莊近的地方，農戶用來種植菜蔬，一個家庭一般有幾分到一畝。
自留地在土地性質上與承包地有不同。自留地是一旦分到戶是長久不變的。不用負擔稅費提留。自留地是從一般耕地中劃分出來的一塊，按照人口均分的。
D林邊地開荒。各個自然灣都有一定數量面積，估計一個人口在半畝左右。丘陵山區(qū)有大量土地為林地，這些林地未經過登記，又不是山地，屬于正規(guī)的生產隊所有。林地是歷史形成的，栽種竹子樹木，為農民提供建筑材料，柴草燃料。林地并不分到各家各戶。
林邊地開荒，各家各戶都有一些。在大規(guī)模外出務工經商之后，土地對農民收入貢獻下鄉(xiāng)，加之國家提倡退耕還林政策，大量的林邊地退為林地。一些農民在地上栽上樹木，還是作為私人所有。
林邊地開荒地，最具有自然灣特征的。一個自然灣的農民，對自然灣的林邊地有開發(fā)權。誰開荒就是誰的。湖田是集體開發(fā)的，屬于集體所有，按照人口均分，納入土地調整。林邊地具有私權的特征，誰開發(fā)誰投入勞動，就是誰的。
E山地。山地也稱為“林地”，未分到戶，只分到生產隊，面積有幾百畝，收益不大。它不同于自然灣的林地，而是生產隊所共有的林地。1980年代分山時，靠近山的各生產隊都分到山下面積，這些面積生長著濃密的森林，而第七生產隊遠離山，就只能分到了山腰上的石頭山，叫做“柴草地”。
只有中老年人還記得還有這一塊山地。對于我們這個丘陵山區(qū)來說，給一點山面積是正當的，無論這些面積創(chuàng)造不創(chuàng)造收益，現在這個山地也不知為何，山林承包權流失到別人手中。農民也不關心。
三 集體土地流失狀況與抗爭過程
第七生產隊的土地資源流失可稱為“兩湖一山”，如上所述。這些集體土地流失，有幾個重要特征：其一是這些土地是新開發(fā)出來的湖泊土地，開荒所有的土地未受國家嚴格法律嚴格的承包經營權，其二，均是缺乏生產隊群眾的主體性，由基層干部代理租賃出去獲得極為微薄的收益，幾乎白送出去，其三是長期不明不白，集體所有權地位沒有體現，合同管理、土地租賃（流轉）關系極為混亂。本文關心是湖田。
集體土地財產流失
集體土地財產流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徹底流失，從所有權上根本上的流失，雙方均約定新的所有權邊界；一種是實際經營權的流失，這塊土地的所有權無法給群眾帶來收益，群眾沒有主體性。不明不白。這兩種集體土地財產流失，第一種是公開的，第二種是隱蔽的。一個共同的結果是集體土地財產流失。
一種是徹底流失，所有權流失到其它集體。即在所有權爭執(zhí)上吃了敗仗，對于一些與其他村，其它生產隊的相鄰地塊面積，由于地界并不清楚，特別是新開發(fā)的湖田，容易有爭執(zhí)糾紛。山林面積，由于許多是按照模糊的界限，且缺乏約定。在雙方力量對比發(fā)生改變時，就可能推翻原來約定的界限。造成所有權徹底流失。這是一個集體向另外一個集體的流失，在八九十年代很常見。與筠山鄉(xiāng)、太子鎮(zhèn)，與軍山村、與太平村，都曾經有過交鋒。得到不少土地，也失去不少土地。
在農村，缺乏一套明確的法律確認邊界的嚴格程序，對于集體山林和土地（尤其是新開發(fā)）的邊界，大多是“用手一劃”，或者以滴水為界（山林最難劃界，不可能筑起高墻，或者防止樹木竄長）。在國家產權制度建設并未及時跟進的情況下[3]，一個集體的土地可能為另外一個更為強大的集體，這個集體有能言善辯、足智多謀之人，這個集體的農民接近土地易實際控制土地、或者家族勢力興起導致在博弈過程中發(fā)生所有權的轉移。在缺乏自上而下的一套產權制度替下，光依靠農村內部的地方力量是很容易造成集體土地財產流失的。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從一個集體到另外一個集體，被認為都是“共產黨的土地”，因此某些集體就不在乎，再說山林或者一些湖田收益并不高。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非私人所有制特征。這些土地從一個集體喪失，就在另一個集體得到，并沒有化公為私，成為私人的非法財產。
第二種是所有權不流失，而實際經營權流失，發(fā)生在第七生產隊集體土地流失的現象都屬于這種類型，而且普遍存在的是第一種類型，這種類型基本是化公為私，公（集體生產隊）損害，私得好處，而且隨著國家按照實際經營權來輸送資源（各種補貼、規(guī)模經營的扶持），這種好處越來越多。獲得集體的土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與村干部有關系或者就是村干部，地方上打蠻人（調皮人、狠人）。
盡管相關利益各方，都承認所有權屬于第七生產隊，然而生產隊社員對這塊土地缺乏實際的處置權，不掌握發(fā)包權利，不掌握收益權利。聽起來不可思議，在生產隊取消隊長之后（制度上不存在隊長），生產隊長缺乏一個合法的體制性身份來代表生產隊，因此一切事務由村支部書記代理。這個代理的過程是不明白的，因為就連生產隊中的有威信之人，老黨員和老隊長都不知道具體承包關系，承包給誰了，有多少收益，有沒有合同，多少年合同。
集體土地財產流失過程，經過一個逐漸的過程。關鍵標志是從結果來看，十幾年來這兩塊集體土地，已經分到各家各戶的“湖田”基本上未創(chuàng)造任何收益。但是長期是有人租賃經營的。其中的混亂令人困惑。是誰這樣無視第七生產隊的土地權利，群眾又是什么樣的心理呢。
農民不種那塊土地，也不主要依賴土地獲得收入。這塊土地就任由“代理人”租賃出去，收益的獲得則無關緊要。馬斗笠那塊湖田，最開始是一個養(yǎng)魚的承包，生產隊得了一年的錢，98年大水之后淹了之后虧本，他不再承包，撂荒之后由村支書承包一年，把一年錢，后轉給太平村村支書弟弟張某承包，這樣一直到現在。據說現在張某已經轉包出去，簽訂15年合同。
20多年，承包費幾乎很難有到群眾手中。承包費一次性收取，十幾年，不過幾千元，以集體公益的名義用掉了。這是一種情況，還有其它情況，群眾也弄不清楚。2000年左右由村支書代表簽訂合同，把馬斗笠租賃給太平村張某，15年一共才3000元。60多畝土地（開挖為魚池），15年一共租賃3000元，每畝每年幾塊錢，幾乎就是白送的價格。在鄂州調查，魚池租賃價格至少要300元一畝，這還是1999年的價格。一般的土地流轉價格都已經達到500元以上。何故這塊土地這么廉價？且群眾幾乎對承包給誰，定價如何，收益如何分配缺乏基本的權利。這是真正的“軟弱的農民”？
小軍山那塊湖田有20多畝。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都分到各家各戶耕種，一直到1998年，筆者爺爺還帶著我們到這塊土地上耕種�，F在則全部推成魚池。2000年左右，柯某引入一個黃石老板來發(fā)展魚池業(yè)。由于村哄騙該老板說，那大片土地都可以給他推魚池，該老板來投資發(fā)現除了幾十畝土地能夠推為魚池之外，其它土地無法給他推魚池。老板虧本上百萬而走。留下二個魚池一共有30多畝面積，其中20多畝是第七生產隊土地。迄今為止，村代理簽訂合同，給黃某承包。迄今一分錢也沒有到群眾手中，村里收了多少，怎么收的，簽訂多少合同，群眾很不清楚。
山林面積由村里整體承包給村民，不知什么時候承包出去，承包給誰，面積多少。反正，大家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
抗爭態(tài)度、過程 及分析
以馬斗笠為例。為了這塊土地，生產隊群眾光是知道有這回事，知道內情的 很少，年輕人像我這樣的幾乎是不知道有這塊土地，這塊土地現在正處于實質的流失狀況。2011年春節(jié)，幾個年輕人和中年人，為了收回馬斗笠這塊土地，到馬斗笠現場去，村支書也到現場解釋、調解。具體情況不記得，反正是不了了之了。當時大家很激動，認為要收回土地，然而事情過去之后就不再有人關心了。
訪問姜老隊長，他認為現在年輕人出去了，老年人老的老了，不關心這件事情了。但同時表示，只要他活著，就不能讓這塊土地在確權確地時失去了，一定要收回來。為什么收不回來，其中一個原因是租賃這塊土地的太平村張支書的弟弟，張某是一個打蠻人，不講理。姜表示最怕“不講理的人”，在無法動用國家強制力（往往是司法體系支持的、容易引入的）來約束不講理的人的情況下，這種不講理的人就撈到好處。農民群眾無法團結起來對付這種人。
訪問夏老支書，他認為是收不回來的，因為告狀無用，缺乏一個為公的負責的干部。與第一種集體土地財產流失的邏輯一樣，缺乏一個為公的負責干部，干部私心太重的話，就不會為群眾說話。他們不出頭，一般群眾就很難出頭了。再說生產隊長取消之后，缺乏一個體制性的身份讓人出頭。
目前的狀況是，不知道土地在誰手中，太平張某的租賃合同要快到期了，他卻把土地二次流轉給他人，無視合同期限和所有權人的地位。法律規(guī)定：土地規(guī)模流轉要經過所有權集體三分之二成員以上同意，要簽訂正規(guī)的合同約定雙方權利義務。土地流轉之后，業(yè)主進行二次流轉，要符合合同規(guī)定�，F在是既看不知道有無合同，也不知道二次流轉收益分配情況。好像這塊土地一直不是第七生產隊的。
農民抗爭過程，沒有用到上訪這個辦法。在華北農村調研時，發(fā)現農民非常重視國家（地方政府）幫助農民維護權利，而筆者所在生產隊，竟然農民群體沒有任何上訪行為。法律在農村很多時候是無效的，在華北農村典型表現是農民通過信訪消解法治，一信訪地方政府就要與其妥協，把法律法治問題化為政治妥協問題，和諧社會之下，上訪成為一種正面被鼓勵的而實際上不光彩的東西
而在筆者所在的農村，農民不懂得動用國家權力來維護他們的利益，農民對維護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問及為什么沒不去上訪解決問題，原因是上訪告狀也沒有用。生活在這樣一個基層組織體系不為農民說話，農民一直以來依賴內部政治力量維護權利的環(huán)境中個，農民對國家力量缺乏信任。農民說懷念毛主席，是因為毛主席發(fā)動群眾的政治打碎地主惡霸地方勢力，真正解放了農民[4]。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杜贊奇以前就提出的，即基層權力文化網絡，用我們的話來講，就是熟人社會的社會秩序中，是一存在微觀權力關系的秩序。簽訂合同，把土地租賃出去，造成財產流失的村支書是姜灣人，生產隊告他狀就違背了中國人“親親，尊尊”的文化。姜灣的農民，缺乏得罪人的勇氣，都是兄弟叔伯，怎么好得罪，得過且過之中，這塊土地就在一步步地滑向流失。夏灣的農民更不用說了，看到一個生產隊的面子上，不好得罪。
四 結論—農民為什么無法保護土地權利？
農民為什么保護不了自己的權利：
一在于“理論”，缺乏一種對農民的政治教育，農民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土地不僅是自己的而且是國家憑借來輸入資源的中介，在一個人地關系極為緊張的國家，80幾畝的土地面積數量很大，如果任由這樣下去，那么確權確地就極有可能徹底流失掉了。
二在于國家基層鄉(xiāng)村治理實踐，司法無法關照全部的鄉(xiāng)村秩序（成本高，格式化強），而鄉(xiāng)村組織體系卻已經劣化為與農民群眾無關、實際對立的組織。農民認識不到自己的長遠利益，普遍冷漠不關心，在抗爭過程中也得不到解決，不相信能夠解決，就這樣不了了之。
建議是盡快展開產權制度基礎性的建設工作。把國家自上而下對農民的產權保護落實到鄉(xiāng)村角落，這需要諸多成本，也需要有序進行，然而這是一個機會。今年一號文件提出要五年之內完成全面確權確地是一個很好的建議。雖然不用對確權的神秘效能抱有太多美好的想象，至少確權過程是一個厘清爭議，幫助農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力量的一個機會（它猶如一個土地改革運動，把農民與國家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另外一個建議是重建鄉(xiāng)村社三級基層組織體系，且要注重基層組織的政治原則的建設。法律制度建設是一個方面，例如河南省比較好的村三委選舉制度，四議兩公開制度，和四川“三資”的嚴格管理。要重視基層組織的政治原則的建設，從中央到地方的對政治原則的強調，防止基層組織劣化，被地方勢力綁架，脫離群眾關系。
2-8 日寫
[1] 分的土地，性質上屬于集體所有土地，包括有三定任務的土地，還有湖田，還有自留地。這三種類型土地在土地資源一節(jié)有區(qū)分。
[2] 把九十年代，一部分有門路的農民進城去，認為種地收入低，還要承擔高額稅費，他們放棄土地承包權。
[3] 更重要的問題是國家產權制度建設，及時跟進的結果是什么？以國家的力量來訂立邊界，而不是一次一次的力量博弈，是現代國家基礎性制度建設的必要。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用五年來完成全面確權是艱巨的任務。這個過程必然伴隨一個重新的權利分配過程，必然引起極多的糾紛。
[4]一個農民說：要是像毛主席一樣來發(fā)動農民，如土改一樣把“地主惡霸”抓起來，農民當然有膽量起來反抗地方勢力�，F在起來反抗，農民缺乏組織，容易因得罪人受到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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