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東京人

　　by 新井一二三

　　萬象vol.8 No.1，2006.4 p39-59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戶口簿上寫的出生地址是澀谷區(qū)紅十字會產院，算是

東京較好的醫(y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多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說，奶奶當時對兒媳

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她把自己的九個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錢到醫(yī)院生小孩

？說家里，其實十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壽司店后面。母親屬于戰(zhàn)后受民主教育長大

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還對我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

叫助產士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只隔一張紙門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隨時會有人拉開門

進來的。當時，店里雇傭好幾個伙計、徒弟，全是年輕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們好奇的

眼光。”

　　看統(tǒng)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墜地的孩子當中，在產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

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點是六O年，此后在產院出生的嬰兒永遠超過一

半（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出現(xiàn)一些人批判產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主張恢復家

庭分娩）。那一年謝國權醫(yī)生（臺南詩人竹軒謝溪秋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

用照片介紹做愛姿勢的書轟動全日本，成了總發(fā)行量達三百萬萬本的超級暢銷書。當時，

他就在紅十字會醫(yī)院當產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見母親多么會趕時髦！奶奶一個人

無法擋住時代潮流的勢頭，最后非讓步不可了。但是，婆媳關系日趨激化。我懂事的時候

，父母早已從壽司店搬出來，在新宿區(qū)神田川邊只有一間房的木造平屋，獨立經營小家庭

了。

　　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二歲半，

但是全體社會及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從哪里弄來了一挺手

槍，乃用來發(fā)出競賽開始的信號聲，成了我和哥哥整個童年時代的頭號寶物。東京奧運會

是戰(zhàn)后日本頭一次舉辦的國際級節(jié)目，全國上下齊心祝賀的狀況，跟三十多年后長野冬奧

時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樣。為了迎接外國游客，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

了東海道新干線。在東京中心區(qū)，則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數家庭一

樣，我家也是為了觀看奧運會直播而買了第一部電視機，乃黑白的樂聲牌。

　　現(xiàn)在許多人都說，奧運會以前和以后，東京的景觀徹底改變了。如今回顧“美好昨日

”的文章，一般也就講到奧運會之前，一九六O年左右的日子，他們指出，直到五十年代

末，東京室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

炭爐，和服，塌塌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時候，家里每年增添新

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

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家具，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xù)劇，

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tǒng)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被

破壞。戰(zhàn)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趕快富起來跟美國人過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

顯得陳舊落后。之前嚴禁孩子們站著吃東西的父母，后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

吞下漢堡包；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

　　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fā)財，而是

大家一同富起來的。失業(yè)率幾乎等于零，大企業(yè)的終身雇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

飯碗。能夠毫無疑問地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社會風氣相當好。我小時候父親一個人開

辦的印刷廠，沒幾年工夫就雇請很多員工了。對曾經貧窮的日本有記憶的，我們可以說是

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沒有經歷每年購買新一種電器那樣的生活。她懂事的時

候，家里已經有錄像機，或者說，連續(xù)劇中的美國家庭擁有的一切，我們家全有了。

　　以奧運會為標志的近代化，不僅改變了市井生活，而且對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帶來了

根本性的調整。比如說，為了趕上奧運會開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網，主要建設在

舊水路上的。東京的前身江戶曾是能跟蘇州、威尼斯相比的美麗水城，市內交通以水上航

線為主，市民生活無論是交易還是娛樂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關系�？唇瓚魰r代的浮世繪，

很多都畫著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后，鐵路、公路運輸代替了水路的重要

性，在市內四通八達的運河被放棄不用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奉命設計高速公路的一批

工程師，發(fā)現(xiàn)有現(xiàn)成的交通網淪落為惡臭沖鼻的臟水溝，毫不猶豫地決定填平起來了。他

們千萬沒有想到，江戶城的遺產其實對居民生活起著重要作用，即確保東京灣刮來的海風

經過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溫室效應成為全球性燃眉大問題時，東京的氣溫上升幅度

比全球平均高出兩倍，簡直呈熱帶化趨勢，除非恢復綠地和水面，每年中暑喪命的人數只

會直線上升。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到工程師的身上去。當年，高速公路上汽車疾馳的情境是進

步與未來的象征，在科學漫畫家手冢治蟲的作品中也常出現(xiàn)。人們只掛念經濟發(fā)展，環(huán)保

意識尚未興起的時期。東京的各條水路確實骯臟之極。我童年時代聽父親說過，他小時候

（一九四O左右）曾經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過鰻魚，覺得難于置信，因為我認識的神田川

是發(fā)出惡臭，滿處是廢物的渾水坑。每年購買新電器的居民干脆把舊貨推下河中去。政府

清潔部門開始回收大型廢物是后來的事情。到了世紀末，市政府才通過景觀條例企圖恢復

水邊生態(tài)。如今神田川的水質已經有了明顯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適的散步路，似乎回

到了我未曾見過的六十年前。難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會的一場噩夢？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學，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準。同時國內紛紛

發(fā)生公害案件，經濟高度成長的反面效應逐漸明顯起來了。大學生共鳴全世界政治潮流，

“全共斗”學運達到高潮，學運分子與警察機動部隊在東京大學安田禮堂展開了兩天的激

烈斗爭，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學生遭逮捕。參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號“安保反對”（反

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連我們小孩子也耳熟了。雖然社會上有種種矛盾，但總體來說，

大家對未來還很樂觀。那年另一個流行語是“昭和元祿”。江戶時代元祿年間是社會穩(wěn)定

、經濟發(fā)達、消費生活爛熟的高峰期。戰(zhàn)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覺非常好，竟想起元

祿年間的繁榮了。街上走的年輕人，不分男女都留著長發(fā)，穿喇叭褲和高跟靴，彈吉他唱

反戰(zhàn)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兩年以后，國際文壇上頗有名氣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帶領私家小軍隊沖進自衛(wèi)隊基

地，呼喊起義而失敗，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腦袋的血腥案件發(fā)生了。他享年四十五

。那是我有明確印象的第一宗社會案件。有些報紙竟刊登了跟身體全然隔離的三島頭部相

片。周圍的大人包括父親和學校老師都不知道該怎樣解釋給孩子好，結果保持沉默了。我

當時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驚愕，覺得特別可怕。長大以后開始看各種評論才開

始理解其所以然�？傊�，三島對戰(zhàn)后日本的美國化膚淺風氣看不順，非得糾正政治方向不

可。但是，他一類的極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會上基本認為三

島之死是一種文學理念或者藝術審美觀的表現(xiàn)，如果不就是與眾不同的趨向所致的越軌行

為。畢竟，他的同性戀傾向是公開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過切腹場面使他興奮。（二

OO五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長篇作品《告別了，我的書》里探討：如果三島

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會否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結論還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國為大阪博覽會（EXPO70）沸騰過一回。“你們好，你們好，從世

界各地來的朋友們！你們好，你們好，來櫻花國的賓客們！”流行歌手三波春夫開朗做作

的歌聲彌漫著東京的大街小道。社會風氣確實膚淺得可以。當時，我家已經有了弟弟和妹

妹，母親肚子里還有一個，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決定暑假舉家去大阪看博覽會，

但是開支要盡量節(jié)約，坐新干線太貴，于是父親開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車去；小轎車后座擠

滿了四個孩子，困了就要重疊地睡覺。住旅館太貴，于是托親戚定了某公司休養(yǎng)所，但是

一個在滋賀縣琵琶湖邊，另一個在神戶六甲山頂，都離大阪相當遠�？釤岬南奶煸谌松饺�

海的博覽會到底看見了什么，老實說我不太記得。美國館展出阿波羅號從月球帶回來的石

頭，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隊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去的，好像我們沒有看到。模糊地記得我和

家人分開，單獨進去了一個東歐國家的展覽館，似乎是匈牙利的，我買票吃了一種當地食

品：上面撒著酸酸的白色醬，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別，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異國風味。當

時有個電視知識比賽節(jié)目送給冠軍的獎品是夏威夷的團體旅行券。我周圍還沒有人戰(zhàn)后去

過海外旅游。有個同學因父親工作調職而搬去德國，叫我們羨慕至極的。在博覽會嘗到的

歐洲小吃讓我長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國會議員田中角榮發(fā)表《日本列島改造論》，七月被選上首相。他

主張：日本各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干線網絡才是拉近城鄉(xiāng)差距、解決公害的好方法。農民

出身，只有小學畢業(yè)，外號叫推土機的土木公司老板成為國家領袖，一時轟動了日本全國

，好比他體現(xiàn)了社會的民主化、公平化。媒體紛紛報道田中刻苦奮斗的經歷，連兒童出版

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記。我從圖書館借來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員工會的成

員，一貫批判自民黨政權的。田中角榮是名副其實的推土機，行動能力特別強。上臺兩個

月就飛往北京會見周恩來和毛澤東，迅速完成了兩國建交的大事業(yè)。跟矮個田中比較，中

國領導人顯得特別高大有風度；忽然間，日本社會掀起了中國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

十月到東京來的一對大熊貓?zhí)m蘭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學們去上野動物園隔著玻璃窗看了愛

吃竹葉的中國大熊貓。當時它們在日本享有的名氣非常大，大概僅次于推土機首相本人。

全國每個玩具店都推銷布做的大熊貓，服裝店則推出售大熊貓花樣的衣服，至于兒童用品

，從筆記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蘭蘭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中東戰(zhàn)爭爆發(fā)，石油震撼發(fā)生了。記得有一天，衛(wèi)生

紙卷開始從超市貨架上消失，有風聞說是石油價格急升的緣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沒有

了衛(wèi)生紙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婦都爭先恐后去搶購，沒半天真的賣光了。當時六十

多歲的姥姥無所其事地說：沒有了衛(wèi)生紙卷可以用新聞紙吧。但是，我們一代的東京小孩

是從小用沖水馬桶長大的，從來沒有用硬硬的新聞紙擦過（其實，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

心而已。姥姥住在東京東部葛飾區(qū)，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廁所里一直有個大黑洞）。很

快，衛(wèi)生紙卷重新出現(xiàn)，但是比起以前貴多了。莫名其妙的衛(wèi)生紙卷事件預兆了將要來臨

的大變化。第二年，日本經濟創(chuàng)下了戰(zhàn)后頭一次的“零下成長”記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

的維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到此結束了。

　　我家經濟也到此直線上升，日后卻是有起有落了。還清楚地記得，最后臨墜落前，有

一段時間飯桌的情境特豪華起來，不是過年過節(jié)還天天擺著雞腿什么的，叫我預感到不詳

了。果然，初中二年級的一天，父親的公司倒閉，聽母親說是買了太多太貴的印刷機。父

親則認為上了壞律師的當。他要我長大以后學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會算個賬。父母賣

掉所有設備，解雇全部員工，把住家客廳改造成辦公室，開始經營小出版社了。幸虧，早

幾年經濟還好的時候，買過一棟舊房子，雖然破舊但是有五間二廳，我們至少沒有失去窩

。當年日本有個規(guī)則：經濟越不好書賣得越好（社會進入后現(xiàn)代階段后，則不適用了），

何況父母賣的是算盤、簿記學、會計學等的習題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買的。他們年紀

還輕，起死回生得相當快，但是那幾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嘗到了生活水準下降的滋味。來

幫忙的姥姥發(fā)現(xiàn)，晚飯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們小孩子早已司空見慣，只要整個鍋里有幾

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沒分到自己的盤子上來也不會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錢，

四年以后重新辦起印刷廠了。同時改建住房，乃母親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錢都花

在事業(yè)上，幾年不停地挺身奮斗的結果，母親得了胃潰瘍。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

分之二的胃。為了手術住院長達一整月。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高中畢業(yè)后，只上了半年的職

業(yè)培訓，便開始幫父母工作。果然是當時的家計情況讓他放棄了升學的念頭。

　　我小學、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學校，高中則考進了國立名校：東京教育大學（現(xiàn)

筑波大學）附屬高中。同學們的父母親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畢業(yè)生，其中不乏醫(yī)生等社會地

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高中畢業(yè)就在社會上做事的人

。父親在爺爺創(chuàng)辦的壽司店當廚師，白天有空時還做皮鞋賣過，母親則當美容師。一九四

五年日本戰(zhàn)敗，他們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離開家人和老師同學一

起在外地農村過著避難生活，回到了東京，不僅自家的房子連帶整個地區(qū)都在美軍空襲中

早已化為灰燼。父母親告訴我：在廢墟般的東京成長的一代，先得考慮如何吃飽穿暖，即

使想讀書也根本沒有條件。但是，我上了國立名校就發(fā)現(xiàn)，其實跟他們同代的日本人當中

也有不少讀過大學的。說實在，只有小學畢業(yè)搞土木的田中角榮當首相而轟動全國，就是

其他領導人全有大學文憑的緣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權的佐藤榮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

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沒有一個是例外的。推土機首相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很久，上臺的兩

年以后發(fā)生的金錢丑聞迫他辭職，我還沒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個流行語叫“一億總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輿論調查中，被

問“你家經濟狀態(tài)屬于上層、中上、中中、中下，還是下層”，回答說是中上、中中、或

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這十五

年里，國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為二點八倍，絕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確實改善了。同時，

隨著都市化的進程，從前很明顯的白領/藍領區(qū)別不再容易看得出來了。穿著西裝系領帶

，開著私家車上部的公司職工了，到了職場就換穿工作服而從事生產線勞動，沒人覺得奇

怪了。結果，很多其實屬于藍領—工人階級的日本人，一廂情愿把自己劃為“中層”；我

們家也不是例外。父親雖然中學畢業(yè)，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雖然有起有落，從

未窮到挨餓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覺還不壞呢。誰敢說我們家屬于下層？

　　然而，在高中同學們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嚴重的創(chuàng)傷。母親受的打擊好像比我還厲

害，陪我參加入學典禮后，她再也不肯來我學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錢，而是文化根基之

厚壓倒了我們的。比如說，我父母沒有閱讀的習慣，至多看看報紙翻雜志而已，當然沒有

什么藏書可說；同學們家倒有高達天花板的書架，裝滿的東西名著是家庭成員聊家常時候

的話題。又比如說，我父母喜歡跟著爵士樂跳舞，哥哥則玩吉他、搞搖滾樂，在親戚朋友

中，我們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學卻是從小聽古典名曲長大的，個個都會彈鋼琴、拉

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學后的課外活動項目中，竟然有交響樂團、歌劇團。我當時連

一次古典音樂會都沒有去過，更何況歌劇演出，聽到從附小上來的名媛們哼著意大利語歌

曲，不能不受到極深刻的階級震撼。要參加體育社團吧，騎馬、帆船等專門屬于上流社會

的項目可不少，叫我只好從遠處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歲就發(fā)現(xiàn)了日本社會的establi

shment，也意識到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到底從哪里來的區(qū)別？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

：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農，我祖先則是吃不到干飯的貧農。

　　日本所謂的名門中學，主要意味著升學成績好，具體來說考上東京大學的人數多。同

時，越是程度高、難考進的學校，越有標榜自由主義的趨勢。學校當局對學生的管理相當

松弛；沒有制服、沒什么校規(guī)，跟其他學校比較，自由得多了。我們是高中生，但是所受

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學生沒有區(qū)別，一點不拘束地泡咖啡廳也去酒吧，盡情享受名門生的

特權。同班男同學們，一來出身不錯，二來書念得也不差，即使沒考進東大也都上了好大

學。幾年以后畢業(yè)找工作時，他們的職業(yè)選擇頗為保守，除了繼承家業(yè)做醫(yī)生的少爺們外

，很多要么做了高級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商社、制

造業(yè)公司。女同學的選擇當時還很有限，成績最好的人都做了醫(yī)生，其次則做了學者，任

職于普通企業(yè)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沒有很快被迫辭職，也不能擔任

重要職務。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們多數人畢業(yè)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傭平等法才施行

，法律上保證兩性就業(yè)機會該平等了。但是，法律歸法律，現(xiàn)實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

社會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該系一年級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學

生當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連一個女教授都沒有。果然，政

經系校舍內沒有女廁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來添蓋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極了。我選

的第二外語是當年算冷門的漢語，結果兩班同學共一百名中，竟然僅有我一個女學生（也

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學漢語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語以外，這些年最

多人學的外語就是中國話了。如今在早大政經系也有多半學生選修漢語。但是，八十年代

初期，日中經濟交流還不太緊密，剛建交時期的中國熱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數人在學習漢

語的。作為惟一的女學生，我在漢語課堂上無法避開老師的視線，非得努力學習不可了。

好在我對這門課，一開始就特別喜歡。

　　當年我們系的漢語主任士著名的音韻學者滕堂明保老師；他是日本中國語文學界的泰

斗，本來做東京大學教授，卻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支持學生造反而辭職，轉到早大

來當客座教授。后來回想，我深深感覺到，由滕堂老師親自教一年級學生漢語是老天爺給

我送來的人生禮物。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他在桌上放下索尼錄音機，一按扣子就傳出來充

滿異國情調的中國音樂，前奏完畢后，女高音開始唱：“北風那個吹……”接著，全體學

生跟著老師練習四聲：“媽、麻、馬、罵”。那瞬間，好像一股電力通過了我整個人，被

雷劈了一般，從頭到腳全身發(fā)抖。漢語美麗極了！說我對中國話是一見鐘情，一點兒也不

夸張。滕堂老師看見我的表情，馬上建議說：“你真要學好，光在大學每星期上兩堂課是

完全不夠的。去日中學院吧。上傍晚的課，每個星期三次，學費很便宜，而且我當院長。

”

　　我選修漢語，主要出于對遠處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學申請書上填寫“第二外語選擇”

時，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種語言當中，對我最有“異國魅力”的就是中文。自

從在大阪博覽會場嘗到了東歐風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遠處的。小時候，接觸到外國文化

的機會少之又少；偶爾被父母帶去橫濱中華街吃飯，我都興奮至極。好熱鬧的大街小巷邊

，擠滿著大餐廳笑飯館，大紅大綠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顏色不一樣，而且門前掛

有全雞全鴨之類，有的更是扁制過的。哇，多么特別！可以說，橫濱中華街食一九六O，

一九七O年代東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國領域。進入青春時期，別人大多熱中于英美文化

，我卻始終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歲，自己看書學過一點西班牙語。十四歲，

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寬之以東歐、蘇聯(lián)為背景的小說。十六歲，在高中上了兩年的德語

課，但被復雜的語法嚇壞了也嫌語音不悅耳。當年，“漢文”還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課之一

；把古漢語用古日語念下來，很不好啃。但是，我們滿喜歡聽老師講有關古代中國文人的

種種插話，比方說，愛酒如命的大詩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

另外，“國語”課本收錄的魯迅作品《故鄉(xiāng)》（竹內好譯），對我們的影響也相當大，幾

乎每一個同學都能背誦最后兩行，登場人物閏土又親切得猶如住在遠處的老朋友。對我來

說，中國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離于社會體制之不同而覺得非常

遙遠。兩個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了很強烈的“異國魅力”。

　　高中、大學時期，我經常因沒趕上“火紅的年代”而感到遺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的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現(xiàn)代

風氣正在成氣候。大學校園和平安靜卻充滿著頹廢的享樂主義。只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

，其他人則從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將，到了晚上就帶著女校學生去迪斯科舞廳。她們打扮得

跟最新一起的時裝雜志《JJ》一模一樣，有時像沖浪族，有時像美國常春藤大學女生，始

終沒有個性可說。因為政經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實在過頭，我在大學總覺得不自在。加上，

早大學生多數來自外地，沒見過世面，不懂得都會生活，和我那些瀟灑成性的高中同學比

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對早大環(huán)境的疏遠感，我一方面去參加跨大學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又相當積極

地上日中學院的課了。那里有不同年齡的學生們，小的跟我一樣歲數，大的則跟我父母差

不多，平均年齡三十出頭。有些人為了專業(yè)、工作的需要而來學中文，個多人純粹出于個

人興趣。他們的學習態(tài)度比我在大學的同學認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當時三十多歲，

曾經經歷過“火紅的年代”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崇拜毛澤東的新中國，有的在“文革”時

期作為日本學生代表團坐船去中國參加過交流活動。我開始學漢語時，中國已經開過三中

全會，早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但是在一衣帶水對岸的中國話學校，清一色的日本學生還

在和聲唱《不落的紅太陽》，還有高年級同學們在聯(lián)歡會上唱的一首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

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擊隊之歌》！

　　我的大學時代正巧是東京學這一門學問興起的時候。文學評論家磯田光一寫的《作為

思想的東京》已在一九七八年問世。他在文中指出：東京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

為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要“上”來的“中心”。就像田中角榮小學一畢業(yè)就離開冬天下大

雪的農村而到東京，從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會梯子，最后做了國家首相一樣，很多

日本人都把東京當做拼搏一番的舞臺。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始終是少數，多數是從外地來奮

斗的新居民；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這是經過明治維新，

江戶城改名為東京市就開始的現(xiàn)象；連天皇家都是那時候從京都搬過來的異鄉(xiāng)人。戰(zhàn)后復

興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越來越集中于東京；相對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

市的地位低落了許多。日本沒有上海之對于北京。洛杉磯之對于紐約，從頭到尾只有一個

東京，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別嚴重。

　　這樣想來，我在故鄉(xiāng)東京感到異化，也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老東京作家谷崎

潤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發(fā)表的散文《思東京》里，慨嘆過他曾經優(yōu)美的故鄉(xiāng)被鄉(xiāng)下武士糟

蹋到底了；半世紀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學們包圍時候的感覺也有所類似。

外地人可以“上”東京，我作為東京人，卻得另找個方向，就像谷崎潤一郎中年以后遷居

京都、神戶等地，沉浸在關西地區(qū)的精致傳統(tǒng)文化中。從高中一年級起，每逢假期我都一

個人坐長途火車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澤、弘前、仙臺、松江、但

是，只要從東京往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動一定是“下”去的；作為胸懷大志的年

輕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個坐標軸。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辦護照，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平生第

一次從上空看見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參加華僑補習學校為外國人舉辦的暑假漢

語進修班。中國民航班級入夜后才離開了成田機場，飛越東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機場落

地時候，周圍是一片漆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巴士，忽然看見了天安門上亮堂堂的毛澤東

肖像。長安街上幾乎看不到其他汽車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燈下，竟有些年輕人在踢足

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魯迅所描述，也像我在東京看過的影片《城南舊事》、《駱駝祥子

》。那夏天，我終于發(fā)現(xiàn)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對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東京迪斯尼樂園隆重開幕了，不僅小朋友，連大人也爭先恐后去享受美

式娛樂。大學生也不例外，男女雙雙約會去，有些人更購買了通年卡經常去。我自己卻怎

么也興奮不起來：一方面，始終不太欣賞美國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東京人的寶貴記

憶。迪斯尼樂園所在地東京灣北岸，我小時候曾經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淺灘。

一手拿著小鍬子，一手拿著塑料桶，在潮濕的沙灘上蹲下來挖洞，發(fā)現(xiàn)小小的貝兒在噴出

鹽水，是多么令小孩子驚喜的經驗！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別豐收，塞滿了好幾個塑料桶的

蛤子不容易吃完，還送給鄰居朋友，場面真熱鬧愉快。跟美國公司攜手的投資商把那淺灘

填平起來建設徹頭徹底的美國式的主題公園，甚至禁止游客帶飯團（即傳統(tǒng)日本食品）進

場，由我看來豈有此理。

　　二十一歲的我對周遭現(xiàn)實感到疏遠，寧愿被魯迅、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guī)У搅硪粋�

世界去。獨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館里頭，一個詞兒一個詞兒查著字典看五四小說，我

的心臟不由得撲通撲通跳起來。當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來忽而想通：這難道不是戀

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科。

回東京后，馬上申請去中國的公費留學，幸虧順利通過了選拔考試，出發(fā)日期為一九八四

年八月底。我到中國，第一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漢語進修班，第二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上課；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從沿海到四川、云南、東北、內蒙、新疆、青

海、西藏、海南島，越遠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天南地北的自由

旅行。對中文的掌握則來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談中，真得感謝中國教育部每月二百

七十塊人民幣的獎學金了。一離開家鄉(xiāng)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輕時

候的經驗。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結束以后，我回國畢業(yè)當了記者，可是老夢想這海外，不

久就提出辭呈，訂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票。根本沒有想到這一趟會是從多倫多到香港長達

十年的大漂流。

　　永遠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泡沫經濟，是一九八五年由紐約廣場飯店的國際金融協(xié)議開始

的。之前，一美元換二百四十日元，廣場協(xié)議以后，則換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購買力

一夜之間翻了一倍。很多人趕緊跑到國外去搶買名牌皮包。回到國內炒股炒地了。本來節(jié)

約勤勞的日本民族，忽而全變成了投資家、投機家。我偶爾從國外回東京探親，不管是家

人還是朋友，大家異口同聲談著股票、外匯、房價、銀行、利率等。股票和地價都越炒越

熱，東京舊市區(qū)的土地總價格竟等同于全美國了。在新宿等鬧區(qū)，幾乎每個行人都穿著名

牌服裝、名牌鞋子，花大筆錢喝最高級的紅酒、白蘭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車費多貴都

要打的回郊區(qū)的住家去。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著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說是天天過年

晚晚過節(jié)的全面性瘋狂。

　　經濟過熱的副作用很快就明顯了，本來一點不值錢的小塊土地，在短短幾年內升了幾

倍，竟值幾百萬美元了：這么一來，傳統(tǒng)的長子單獨繼承制行不通了，因為小弟弟小妹妹

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爺爺奶奶留下的壽司店，成了父親兄弟姐妹八個人互相打官司爭奪的

對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親三姐妹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官司總有一天要打完

，但是骨肉之間的感情，鬧了徹底別扭以后，再也沒有辦法修復的。于是，我結束十余年

的海外生活回國時，父母雙方親戚之間的往來差不多都斷絕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

外，很多東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幾年里都解體了。同時，傳統(tǒng)習俗也在那幾年內消

失了。比如說，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團聚的場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

，然后回家吃年飯。小孩子收到壓歲錢，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

具玩耍，二日則去母親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領到壓歲錢�？墒�，泡沫以后，

那些習慣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參加旅行團到國外去過年，為了休息，也為了省事。

果然，更加合理化、計算化思考壓倒了古來的生活文化。

　　泡沫經濟只維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達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醋詈鬀Q算，雖

然有些人在炒買炒賣中發(fā)了大財，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來的錢沒來得及還清，結果破產

或背上重債了。本來經營壽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機游戲中抽了大王吃大虧，最后失蹤

的。此間媒體把九十年代稱作“失落的十年”。在廣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戰(zhàn)結束，開始

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價值觀念的大調整；然而，當時的日本人還在泡沫中集體跳著瘋

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則茫然若失好幾年，沒有及時去對應外面發(fā)生的重大變化。結

果，國民經濟長期停留在低迷狀態(tài)。九十年代末，一些評論家開始用“第二次戰(zhàn)敗”這個

詞，中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很活躍，相對而言，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得很厲害，有必要

重新復興了。幾乎同時普及的“全球化”一詞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化”，讓日本人更加感

到失意。各大企業(yè)進行裁員，一些銀行差不多倒閉而被國有化，客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

，很多人還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銀行戶頭里還有儲蓄，不想認真去考慮

國家財政面臨的危機多么大。

　　我對泡沫時期的社會風氣非常反感，當初以為經濟冷卻一陣會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

冷靜下樓重新過樸素踏實生活的話�？墒�，后來的發(fā)展卻不如我所愿。進入了二十一世紀

，世界受了“9·11”的大沖擊，日本則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越走越非理性。社會上，泛

濫于各媒體的流行語是“贏組VS輸組”。在新的經濟環(huán)境里，不是大家一起過樸素踏實的

生活，也不是全民協(xié)力復興國家，而是兩極分化日趨懸殊，不屬于“贏組”就屬于“輸組

”的弱肉強食時代已經開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億總中流”的美夢，即使只是夢；

二OO五年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下流社會》，消費市場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預測，今后的日

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屬于上層，百分之四十五屬于中層，百分之四十屬于下層，而越

年輕的一代越有可能從中層滑到下層去。

　　前些時，我參加了高中畢業(yè)二十五周年的校友會，甚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

上層階級出身，名牌大學畢業(yè)，任職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學們，幾乎無例外地對自己的未來

感到悲觀。有一個人，東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yè)后加入了大銀行，在當時看來是保證高收入

的穩(wěn)定選擇。誰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銀行消滅，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資收買

。他很尷尬地報告近況說“我已經在第三家銀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聽了那家銀行的

名字都很陌生，讓人家更加尷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們，處境也

好不哪里去。對自己的職業(yè)最滿意的似乎是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yè)后供職于大藏�。ìF(xiàn)財務

省）的一個同學。最保守的選擇，獲利最多；這是低成長社會的悲哀。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多同學們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們一貫太保守了。最近

常在經濟新聞上曝光的市場強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貴文，樂天公司（網上購物中心）

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雖然都是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名門的校友，而且

三木谷和村上兩人也分別在日本興業(yè)銀行和政府通產省做過事，但是都是中途離開了既定

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聯(lián)網等新興產業(yè)的。我們一屆剛超過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那么市場

強人多數比我們�。ㄈ�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則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為怪。非得指出

的是，在這些市場強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東京人，他們要么在關西或者在九州長大，十八

歲單兵獨馬“上”來東京，氣勢勁頭之大是東京少爺們學也學不到的。谷崎潤一郎在《思

東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罵為“敗北的江戶兒”；他們有都會人的瀟灑，但是缺乏奮斗

的力氣，于是在社會大轉變的時刻，總是跟不上潮流，必定為敗者。一百年前的江戶兒是

，現(xiàn)在的東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強人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

二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層綜合大樓是“贏組”公司的根據地，老板們又集中住在鄰近的住

宅塔。用大眾媒體的說法，“HILLS”是“贏組”中的“贏組”。二次大戰(zhàn)后的六本木，

因為曾經有美軍基地，附近出沒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場所特別繁榮

，東京第一家漢堡包店、比薩店都開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習慣性地把香港蘭桂坊形容為

當地六本木）。高中時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學帶去白人顧客占半的高級俱樂部，在

充滿異國情調的薄荷色燈光下目眩過。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費

大眾圣地；在泡沫經濟時期，其熱鬧庸俗的程度，稱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樂園了。后來，

一時落為滿街都是東歐妓女的低級紅燈區(qū)。誰料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六本木竟會起死

回生為東京的新經濟中心。

　　我回國定居已有八年多，這些人一直住在東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個多小時的地方。

但是，心里上的距離則遠多了。是我年紀大了？還是屬于“輸組”了？不能否定的一點是

：我也甩不掉的“敗北的江戶兒”屬性。

　　附記：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門）公司得總經理崛江貴文（俗稱Horlemon）

因違反證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幾乎同時，他頭號手下的遺體在沖繩縣飯店客房里被發(fā)現(xiàn)，

令人懷疑該案件有相當復雜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執(zhí)政黨推薦下參過選，給捧為新一

代年輕人得榜樣，然而，情況一變，落水狗被打得可慘。他曾發(fā)出的一句話“金錢能夠買

一切”成了道德觀念敗壞到底的鐵證據，這回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風氣墮落的

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崛江付三億日元（約合兩千萬元人民幣）的保釋金而

重新獲得了自由。三個月內，他瘦了八公斤，讀了兩百本書，看起來并沒有憔悴，精神好

煥發(fā)的樣子。雖然失去了公司的經營權和大部分財產（因股價猛跌），他還是擁有六本木

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個東京而思考下一個棋子該在哪里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