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的焦慮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中預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在迫使人類逐漸走向越來越不安全的風險社會，其中時刻并到處充滿著危機、恐慌與焦慮。他認為，風險社會的危險的核心概念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危險的社會爆發(fā)。風險只是焦慮的第一步，隨著風險演變?yōu)槲C，焦慮也從個體延伸到國家層面，形成“恐懼、恐慌與恐怖”。對個人而言是恐懼，對群體而言是恐慌，而對政權而言則是恐怖。
美國著名的傳播學者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中，用關于得克薩斯民意調查的案例指出了大眾傳媒在危機制造中的作用。得克薩斯民意調查的問題是：公眾認為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在1992年的調查中，只有2%的人提及犯罪，到1993年秋天，15%的人提及犯罪，而到了1994年上半年，三分之一的得克薩斯受訪人提及犯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公眾的關注上升到極高程度時，現(xiàn)實犯罪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卻表明同期犯罪率實際在下降。那么，被調查的公眾為什么會對實際減少的犯罪不斷提高其關注程度呢？答案是，新聞媒介的犯罪報道。
這可以溯源到美國早期新聞傳播學者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所闡述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他指出，人們通過媒介獲得信息來建立對身邊環(huán)境的認知。1914年，在某個遠離大陸的小島上，英法德三國居民在戰(zhàn)爭消息到達之前，還和朋友一樣生活在一起，并不知道彼此已經在六個星期之前成為敵人。在媒介愈加發(fā)達的今天，公眾對世界的認知已經越來越依賴媒介信息，而大眾傳媒最適合傳播的信息之一就包括了恐慌信息�！都~約時報》曾指出，媒體更擅長制造恐慌。和麥庫姆斯的研究結論類似，《歐洲犯罪學期刊》一項來自德國的調查也得出媒介制造了不必要恐慌的結論。德國警署的犯罪記錄表明，從1995年以來，10年間德國的犯罪行為一直在減少。但一項對公眾的調查卻表明，公眾相信或假設認為，犯罪行為增加了。進一步的研究顯示，看電視的方式與相信犯罪行為增加有相關關系，電視廣播傳播的包括虛構的或是事實的犯罪內容，激發(fā)了受眾對真實世界感知的偏向。
電視能夠在觀眾中培植對犯罪的恐懼，不僅通過新聞報道，而且還包括了娛樂節(jié)目。傳播學者格伯納及其同事通過大量研究后發(fā)現(xiàn)，長期接觸電視媒體的觀眾，容易產生一種“邪惡世界綜合癥”：“長期看電視容易培養(yǎng)一種認為世界比較邪惡與危險的印象，因為電視中那些頻繁出現(xiàn)的暴力行為幾乎無法避免。”由于該研究針對的是電視受眾，那么，網絡時代長期運用網絡傳播并接觸類似信息的人們是否也會產生類似的世界觀，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考察論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媒體通過大量有關風險、危機、犯罪、暴力的報道，的確會給受眾以“世界危險”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也的確容易導致受眾心理的微妙變化。
風險面前媒體的責任與失語
對于個體的恐懼心理如何演變成群體的恐慌心態(tài)，大眾心理學研究給出了答案。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公眾因風險而產生的想象力，才是引起恐慌的關鍵。當年席卷歐洲的流行性感冒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0人的死亡，但是由于這一事件是以每周發(fā)布的統(tǒng)計信息報道的，所以，事件對民眾的想象力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一天之內甚至瞬間發(fā)生于公眾面前，可以被公眾直觀地感受到恐懼，那就會成為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說是因為埃菲爾鐵塔轟然倒塌，就會對群眾的想象力產生重大影響”。而在交通安全中，勒龐認為，人們因為得不到相關的信息，以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輪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沒，此事對群眾想象力的影響持續(xù)了一周。但是官方統(tǒng)計表明，僅僅1894年一年，就有850條船和203艘汽輪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而論，它們比那次大西洋航線上的失事嚴重得多，而群眾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關心過這些接連不斷的失事。影響民眾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fā)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勒龐所闡述的交通危機，在當代依然值得反思。著名的政治與外交專欄作家、記者安妮·艾博巴姆（Anne Applebaum）認為美國人民由于持續(xù)的焦慮，從而錯誤地計算了后9·11時代的風險。“2001年9月11日以后，成千上萬的美國民眾放棄了飛機作為交通工具而改開汽車，顯然他們認為開汽車更加安全。但事實上，每年美國高速公路上的車禍死亡人數(shù)是4萬人，這一年的數(shù)據(jù)兩倍于過去40年來所有商業(yè)飛行事故中的死亡人數(shù)。另外一組數(shù)據(jù)顯示，在恐怖襲擊中身亡的可能性于2002年是九百萬分之一，但同一年，于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可能性是七千分之一。由于采取了避免飛行的預防措施，許多的無辜者因此喪生”。那么，美國公眾對商業(yè)航空的恐懼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國學者格拉斯納（Glassner）的《恐懼的文化——美國人為什么害怕錯誤的事物》對他認為的一些被美國政府和媒體過高估計的風險提出了批評和質疑，其中就包括對航空交通的誤解。從平均數(shù)上看，普通人在飛機失事去世的概率大概是四百萬分之一，這一概率大約和美國州立彩票中獎的概率相當。格拉斯納認為，公眾對商業(yè)飛行的恐懼和誤解，和媒體的“過度報道”有關。在某起有110人喪生大型飛機失事事故中，《今日美國》一家媒體單獨報道這一事件就做出了110篇新聞，而其中的71篇消息，是在飛機失事兩周內刊發(fā)的。同樣在這兩周內，《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華盛頓郵報》、CBS、NBC，每家媒體都播報或刊發(fā)了50篇左右的報道。在9·11之后，美國民眾對飛行的恐慌達到頂峰。
微博時代的人人傳播與人人自危
6月17日，曾因被美國洛杉磯市警察執(zhí)法過當毆打而引發(fā)騷亂的美國黑人羅德尼·金，被發(fā)現(xiàn)在其位于加利福尼亞州里亞爾托市的家中游泳池里死亡，終年47歲。在1992年，羅德尼·金的個人遭遇之所以會引起洛杉磯全城騷亂，其關鍵還是因為三大電視網播出了路人拍下的警察毆打羅德尼·金的83秒鐘的錄像。隨著傳播技術的發(fā)展，1992年洛杉磯騷亂時主要依靠三大電視網傳播的錄像，如今已經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輕易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
在宜黃拆遷中，鐘如翠和妹妹鐘如九要去北京接受鳳凰衛(wèi)視臺《社會能見度》的采訪�？删驮跈C場，當姐妹兩人在候機大樓領取登機牌的時候，被當?shù)卣块T控制住。《新世紀周刊》記者劉長接到宜黃拆遷事件當事人鐘如翠的電話，當晚，劉長發(fā)表了一條微博，全文為：“【緊急求助！】今天上午7點，撫州自焚事件傷者鐘家的兩個女兒在南昌昌北機場，欲買機票去北京申冤，被一直監(jiān)控她們的宜黃當?shù)厮氖鄠�人控制在機場，家屬報警無用，現(xiàn)仍在機場，處于被扣狀態(tài)中，泣血求助網友。”不到一個小時，這條微博已被轉載近千次，到當天上午，這條微博已被轉發(fā)2700多次，并獲得了超過1000條評論。隨后，宜黃雙方在廁所內外長時間的對峙更是被鳳凰周刊記者鄧飛以“微博直播”的形式在新浪微博公開，牽動了千萬網民的心。這一微博傳播時間，最終導致了宜黃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免職。
對于輿論監(jiān)督而言，使公眾人物因為微博傳播而產生恐懼，有利于公眾利益保障。近日新浪微博傳播一條“段子”。江蘇衛(wèi)視主持人@金思辰爆料：某節(jié)目錄制，請來一領導做嘉賓，剛說321準備，領導突然叫停。然后走到一旁，默默摘下手表，穿上外套，系上扣子，擋住皮帶，照照鏡子，確認無誤，才放心回到場上說可以開始。領導因手表被公眾關注并引起“人肉”搜索始于南京的周友耕，興于陜西省安監(jiān)局局長楊達才，以至于網民戲稱微博已經成為反腐舉報平臺�？梢�，微博所帶來的恐懼，其量級可能之大。
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這種人人傳播同樣帶來內心的恐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隱私法專家丹尼爾·沙勒夫在其2008年的著作《隱私不保的年代》開篇，引述了韓國地鐵狗屎女的案例，這位拒絕在首爾地鐵里撿起自己寵物排泄的女子，在美國成了家喻戶曉的反面人物，因為互聯(lián)網穿越時空，將她的個人隱私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這樣的事例在近年來層出不窮，各種“哥、姐”風靡網絡，隨之而來的是人肉的狂歡與道德正義勝利的快感。電影《搜索》更是以網絡現(xiàn)實為基礎，講述了一位沒有在公交車上讓座而被人肉搜索的都市白領故事。
最近發(fā)生的一起網絡準暴力事件，是北京7·21暴雨廣渠門遇難者的家屬，她在事故頭七只愿意接受湖南衛(wèi)視采訪，原因是網絡上的語言太惡毒。7月25日，丁志健的遺體告別式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下午5時，丁志健的妻子邱艷走進湖南衛(wèi)視《完美釋放》節(jié)目錄制現(xiàn)場，首次面對媒體的邱艷首先強調：“如果不是網絡上的語言太惡毒，我不會在這個關鍵的時候還來上節(jié)目。”她在節(jié)目中表示：“我今天來上節(jié)目，就是想把有些事情澄清一下。我先生那天出去是為了談公事，最后3個電話都是打給我的，我第一時間趕到現(xiàn)場，所謂的“情人”（網上傳言）我根本不用解釋。網上還有人說他自救能力太差、甚至直接說他用頭去撞玻璃是“白癡”，我想說的是，我先生頭上的傷是救援人員砸開玻璃時不慎碰到的，我和我的鄰居都看到了。我先生身體素質非常好，每天晚上都要做100個俯臥撐。他在2007年就開車了，不是新手。網上傳言說他傻，身體不好所以無法自救，這都是很荒謬的。”可見，群體誤解力量的產生，正是和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興起有關。公眾有了自媒體的傳播手段，人人都可以傳播，人人都成為記者甚至主編，但卻不是人人都遵守媒介倫理和傳播道德，由此產生的傳播風險不可避免。
當這種誤解的傳播風險從個體擴大到某個特定群體時，恐慌和危機都可能擴大為全社會的。1768年江南流傳謠言：有僧人剪斷小孩辮子竊魂。在謠言傳播的初始階段，經常有信以為真的民眾把游方僧人抓起送官。官員在明知僧人冤枉的情況下，卻沒有盡力平息謠言，而是采取應付的態(tài)度，無形中對謠言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叫魂”傳遍大江南北，半年內朝野社會陷入恐慌。從這則風險轉換為危機的事件中可以發(fā)現(xiàn)，由于云游僧人等處于社會邊緣，不被公眾日常生活經驗所認可和理解，所以很容易被妖魔化。這種事例在網絡時代依然存在，例如初衷是解決兒童乞討問題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因為誤信并傳播“人販將健康兒童拐賣后致殘乞討”的都市傳說，以為拍攝殘疾乞討兒童或健康乞討兒童，就能夠找到被拐兒童，在造成公眾恐慌的同時，掀起了覆蓋全國的轟轟烈烈的隨手拍活動，結果卻是并不能夠在街頭找到被拐兒童，從近幾年解救的被拐兒童看，也并沒有被致殘的案例。
這一活動之所以在短時間內會形成全國的對乞丐的聲討，其實質還是對乞討人群的厭惡和恐懼。和美國對黑人族群的恐懼類似，認為他們都是潛在的暴力犯罪分子。而美國主流社會之所以要把黑人“恐怖化”，其實質是為了掩蓋美國黑人受歧視，生活水平嚴重落后于白人群體的現(xiàn)實。事實上，從1980年到1995年，白人20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率提高了20%，而黑人青少年自殺率提高了145%。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的收入僅僅和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收入一樣高。換言之，黑人群體其實是美國社會中最焦慮、最害怕、最無力的族群。美國大眾傳媒將黑人“恐懼化”，其目的是為了讓民眾在尋求安全的本能中，與這些人群疏離，通過刻板印象，塑造出“美國黑人”的不安全形象。因此，在風險社會中，貝克強調了“文化的認識與風險”，文化的誤讀與誤解才是產生恐懼與恐慌的真正原因。
在恐慌之前
吉登斯和貝克在最近幾年認為，風險和自由、民主一樣，是一種“普世價值”，風險帶來的恐懼和恐慌有著無可比擬的現(xiàn)實價值，可以讓社會更團結，人類更加具有共性。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霍布斯的《利維坦》，國家作為利維坦式的巨人，可以拯救個體于恐慌。在全球化時代，風險超越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家內涵。
試圖通過戰(zhàn)爭等強硬方式取消對風險的恐懼，往往只會帶來更強烈的和更大范圍的恐懼與恐怖。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犯罪學教授凱斯·斯賓斯（Keith Spence）沿用了貝克風險社會的理論，表達了風險社會理論對反恐時代的意義，他指出：國家安全和主權概念在語句上聯(lián)手建構了反恐戰(zhàn)爭，這非但不能消除恐怖活動，反而增加了人們的緊張和焦慮。
于是，傳播成為避免社會恐慌的最有力手段之一。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的網絡媒體、特別是社會化媒體，正在成為有效的風險與恐慌應對手段。媒體對于風險社會的傳播產生了雙重功效。一方面，大眾傳播具有雷達功能，可以預警潛在的或正在發(fā)生的風險與危機，使公眾及早或及時采取自救或救援行動，從而將風險與危機規(guī)避或將損失降低到最少。另一方面，大眾傳播可能夸大現(xiàn)實，將不必要的恐慌不恰當?shù)胤糯�，從而不是因為風險或危機，而是由于傳播了錯誤信息，使社會陷入恐慌。最經典的案例就是1938年10月30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根據(jù)英國科幻小說家威爾斯的小說改編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劇中運用了逼真的音響效果，使600萬聽眾中的100多萬人真以為外星人從天而降，由此陷入極度的恐慌中，驚恐萬狀地祈禱、躲藏、哭喊，四處逃散。
不論傳統(tǒng)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在風險社會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媒體可以制造恐慌，也可以制止恐慌；可以放大風險，也可以修復危機；可以預警社會安全，也可以改變社會矛盾。在多種媒介渠道傳播的各種聳人聽聞的恐慌信息面前，不妨先問自己一句，“我們真的應該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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