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被價值神話斬斷
有一些名詞本身便有蠱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張旗鼓地傳播以后，就更是從神話蛻變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沒理可講，也無須真實，大家閉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現(xiàn)代出現(xiàn)的“獨立知識分子”，即所謂“不仰權(quán)貴鼻息的”、“有獨立意識和存在”、“對政權(quán)起監(jiān)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現(xiàn)代價值觀的精英群體，是上述神話和宗教的起因。
很久以來我們就相信了這些奇跡般美好的價值觀，而既看不清實際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識不到“理想”的實現(xiàn)代價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從來想的不是一回事，但這個界線總是被理想的正義感所模糊。這一群體及其拖帶的神話，不光顛覆了西方文明，也傾覆了整個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時間推移信徒不斷擴大的這個群體，不光是一架龐大的文明推土機，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蠻的蒙古鐵蹄還具有毀滅作用的軍團。這個群體只因“獨立”二字便有了凌駕一切的道德依據(jù)之本身，似乎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而這“獨立”是否真實存在？它的真實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緣何而來又為何擴散到全世界？這些問題也幾乎無人發(fā)出疑問，因為神話完美到有一絲懷疑都是罪過。
自“五四”運動以后，傳自西方的“獨立知識分子”概念與神話，從根上徹底打碎了儒家知識分子的理念，實際上就是中華幾千年的文明被斬了腦袋，這顆腦袋從此嫁接在異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術(shù)打擊的文明，能否承繼下去？它的結(jié)局是去掉這顆已被移植的腦袋？還是改造不愿跟著走的身體？是最終消逝還是實現(xiàn)原配重接？總而言之，這個被斬了頭的社會總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機中不知險，在欺詐中看不見陷阱。
一顆被暴力斬斷并另行嫁接的腦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時常讓人慘不忍睹。既然斷頭源自一個概念和神話，那么探究神話的真實與虛假，就是解救這顆痛苦的腦袋的唯一辦法。因為那個“獨立”群體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話語權(quán)”乃至“文化霸權(quán)”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國人自覺拋棄儒家知識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藥。由于從不懷疑“獨立”的真實，所有代表西方“話語權(quán)”的“國際”機構(gòu)，從“國際”電影節(jié)到各類“國際”獎，都自動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讓中國人“贏”得狂喜，“輸”得服帖；哪怕從來不給好臉，針刺刀斬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個民族的尊嚴，被外部權(quán)力以子虛烏有的權(quán)威如此徹底地交換走，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獨立”這兩個字綁架了我們的靈魂，讓我們毫不足惜地割斷頭與身體之間剩下的幾根筋脈，時時刻刻自賤著那具只恨冷卻的速度不夠快的身體。
古代歐洲沒有“知識分子”
“獨立知識分子”的概念從何而來？首先必須澄清的是，“獨立知識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沒有，連相對獨立的類似中國古代閑士的群體也不存在。歐洲古代就根本沒有秀才、舉人這一介于權(quán)貴與平民之間的知識分子階層。工業(yè)革命前的西方是三頭一體的社會，哪三頭？國王、貴族和教士。國王和貴族類似狼與獵犬的結(jié)盟，主要功能是對外打仗、搶劫。一般國庫一空，就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打贏了靠賠款過好日子。這種模式到如今也沒有真正改變，沒錢了就開始找冤大頭，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緊褲帶好好干，大有“匪幫”的習性。由于長年處于戰(zhàn)爭動員狀態(tài)，民眾的凝聚力很強，即便今天真刀實槍的戰(zhàn)爭大大減少，思想的戰(zhàn)爭動員狀態(tài)卻不見一日停歇。從未見哪個國王能詩會畫，我們中國人至今還在傳誦皇帝的詩賦，成了文學遺產(chǎn)的一部分，歐洲人從沒有這份福氣。
第三頭教士則主要用來圈管民眾，但方法不是教育他們知書達理，而是恐嚇他們不信教就下地獄。這種靠恐怖綁架民意的手法至今傳承，只不過不再用《圣經(jīng)》里的地獄嚇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鄰居。歐洲古代根本沒有平民教育，文字與書本對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過進入僧侶階層才能獲得識字讀書的權(quán)利。文藝復(fù)興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經(jīng)》，且只有教士有解釋權(quán)，百姓自己無權(quán)閱讀和理解。教士這個階層勉強可以算作“知識分子”，因為是貴族以下唯一識文斷字的群體，但與中國古代文人相去甚遠，既不為文亦不作賦，只能為教義活著，所以唯一的作為就是到處搭火刑架，信仰不堅定滅得你尸骨不存。
信仰從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為始終都有一個“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問題，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戰(zhàn)，就是思想的征戰(zhàn)，永不停息�，F(xiàn)今火刑架的實體不復(fù)存在，但其精髓被“獨立知識分子”湯汁不漏地全盤繼承，也愛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薩達姆，明天內(nèi)賈德，殺起來也是絕不手軟。在歐洲古代的漫長歲月里，這些人群中的有識之士，只留下抄的經(jīng)書和畫的圣像，哪里像中國文人給后世留下了那么豐富的文藝作品。貴族階層偶然會出幾個不愛打仗也不喜狩獵的異類，有點像中國的才子佳人，如法國的貴婦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爾夫人，但人數(shù)極少，構(gòu)不成中國古代那樣龐大的文人群體。
被利用的“獨立知識分子”
所以“獨立知識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現(xiàn)的，但并不是平白無辜橫空出世，而是與金融資本手牽手一起走上舞臺。說白了是那個國際無疆界征服集團為在各國奪權(quán)設(shè)計的一件暗器，為掃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
這個后來已勢不可當?shù)恼鞣瘓F，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從滲透甚至操縱出版業(yè)、報業(yè)和影像業(yè)開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們出錢自己辦，以此為基地馴養(yǎng)“獨立知識分子”。要想把“話語權(quán)”從國家及其代表人物國王或總統(tǒng)手里奪下來，就得設(shè)計一個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變成神話，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讀書人的夢想深處陰謀家們找到了兩個字“獨立”，別小看這兩個字，這可是屬于為數(shù)不多的終極信仰的詞，一旦搬出來，像蜜餞吸引螞蟻一樣，再也擋不住狂熱的信徒。從此影子帝國向世界各個角落伸出了觸角，有使用不完的志愿軍團。這個帝國并沒有看得見的邊界或指揮中心，而是靠著信仰的向心力，擴大著它的權(quán)力和疆域。
應(yīng)該承認，在概念變成神話之前，概念與現(xiàn)實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吻合的。在18、19世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前，由于控制還沒有到高度壟斷的階段，還真是涌現(xiàn)了一批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這是相對于歐洲古代根本沒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群體而言的。但“獨立”二字用于知識分子，永遠都只是相對的，從內(nèi)、外不同角度看，或從長線、短線看，結(jié)論不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
舉一個例子，伏爾泰應(yīng)該是“獨立”典型了，至今為人謳歌。從內(nèi)看，他可是三頭都反:反王室、反貴族、反教會；但從外看，那英雄氣概便有所減損，他是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資本圍剿法蘭西王國的“馬前卒”。只不過外面這條線長久以來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騙得包括本人在內(nèi)的很多人騰云駕霧，跑到“獨立花園”尋花覓草。當時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國王室那樣受金融資本操控，那幫人就策動“革命”將其推翻。歐洲被殺頭的國王因果都大同小異。征服集團為引一國入甕，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構(gòu)傳統(tǒng)文明的框架，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進步思想，最終被這群“文明綁架者”利用來顛倒人類文明本真價值觀，以“假正義”取代正義，摧毀世上偉大文明，建立“偽善帝國”統(tǒng)治世界。
兩百年已有足夠的時間看清“獨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帶了亡國滅種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這個國際無疆界征服集團的出現(xiàn)，各國斗士的數(shù)目越來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過勇士。無聲無息的才是真斗士，名聲大噪甚至領(lǐng)了××獎的，不過卒子而已。但此法幾百年來始終有效，讓書生信仰“獨立”，是不費分文就能收獲果子的天才設(shè)計，而那些為國家利益想阻止“獨立”蔓延的人，則也被設(shè)計了大帽:“專制”，這兩個名詞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殘而永無止息。成為攻擊目標的各國就這樣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幾乎沒有可能拔掉的“釘子”。
沒有“獨立”，只有“強權(quán)”
其實仔細想想，歐洲自古就沒有夾在權(quán)勢與百姓間以頭腦存世的中間階層，近代突然闖出個“獨立知識分子”群體，究竟有什么基礎(chǔ)？在超過一千五百年的時間長河里，夾在國王貴族與平民百姓間只有教士階層，那么在此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獨立知識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舊教士的新教士？傳統(tǒng)的變遷時常只是換了名稱而已。
二戰(zhàn)后，真斗士在歐洲被斬盡殺絕，肉體沒有消滅的，聲音也被封掉。民主社會表面沒有審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跡？非也。有一法國哲學家說，民主的審查是無處不有，人人互審和自審。別看寬衣解帶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壓鍋”的氣閥，就像歐洲古典繪畫，光著身子，《圣經(jīng)》的框框卻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識形態(tài)層面，一句話都可戴罪，說天天“文革”也不過分，日日處在思想的戰(zhàn)爭動員狀態(tài)。70年代以后，“獨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臺面的，“演員”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來反去，不但沒有掉腦袋的危險，反而名利雙收，這“獨立” 的好處真多！
有一個很玄妙的現(xiàn)象，西方人從不探究，國人也就從來意識不到，因為無論是報道西方還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熱人家已經(jīng)炒好的飯。但這個現(xiàn)象其實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應(yīng)該問個為什么:在這里，所有的權(quán)力機構(gòu)，從政府到企業(yè)，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體也時不時地揭露一番，唯獨有幾大權(quán)力無人深探:跨國資本(金融資本、國際財團)、傳媒業(yè)、電影業(yè)、非政府組織，凡是敢深究這些權(quán)力的人均被邊緣化。而這幾大權(quán)力對西方社會的操縱和影響之深遠和持久勝過其他權(quán)力。
從這個細節(jié)就能看出民主社會誰才是真正的主人，誰只是穿著皇帝外衣的仆人。而這些巨大權(quán)力享有特權(quán)的合法性即來自“獨立”。真正的主人從不現(xiàn)真身，他們最貼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為的“民選政府”，而是“獨立知識分子”，沒有這樣一批人，就無法超越各國主權(quán)，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國界“軍團”。“傳媒只要擺脫政權(quán)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話之盛行，取代了“傳媒是否陳述真實”這一更實質(zhì)的評判標準。
再說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標準誰定？西方這種靠封鎖別人的信息、欺詐性控制信息源頭、操縱信息解釋權(quán)甚至不惜說謊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別人的強欺弱邏輯，代表的是 “獨立”還是“強權(quán)”？
別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國這么多年，就是在“獨立知識分子”群里看不見任何“英雄”，“獵犬群”才是符合實際的名稱。懂得打獵的人都明白，“獵犬群”就是為主子追殺獵物的，放出去吠聲震天，將獵物斷頸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國都有一批專以“揭露”為業(yè)，卻能飛黃騰達的人。做“揭手”自古就讓人佩服，是因為無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邏輯顛倒，成了一本萬利的好營生，天下哪有這么掉餡餅的事呢？最效力強權(quán)的，卻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現(xiàn)，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這種事情只有在看得見的權(quán)力之上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更高權(quán)力的地方，方可實現(xiàn)。
上百年來，尤以二戰(zhàn)后看得更清楚，“獨立幼稚園”里人頭濟濟地養(yǎng)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幾個心知肚明的領(lǐng)頭羊，和絕大多數(shù)趕時髦的信徒。“獨立”這張假皮之無堅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領(lǐng)，它為那些被斷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塊榮耀“生命場”，如此精心豢養(yǎng)，能不讓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著的“毛”摩拳擦掌叛國忘祖？！
偽善帝國終于在大量培植“獨立幼稚園”成功之后，橫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著“獨立幼稚園”的思想統(tǒng)一，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審判，從此“罪”是“得罪”了全人類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遙遠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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