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是政治經(jīng)濟史上的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人們對于這段歷史的審視卻往往是常讀常新。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歷史背景時，歷史學者托克維爾觀察到了當時法國的一個“財富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zhàn)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xù)發(fā)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yè)心，更有創(chuàng)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fā)展迅速。”
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觀察。但事實上，托克維爾在觀察之余未曾細加考慮的是大革命前法國的經(jīng)濟狀況。法國經(jīng)濟表象“繁榮”的背后，是貨幣濫發(fā)與高通脹的助推。紙幣系統(tǒng)在18世紀初期的法國得以建立，但隨著通貨膨脹的開始和密西西比股市泡沫的破滅，法國新建立的貨幣與金融體系又幾乎一夜之間解體，整個國民經(jīng)濟陷入混亂衰敗的狀態(tài)。巴黎投資者的財富付之東流，貧困伴隨著對瘟疫的恐慌重新降臨人間。不得已，法國政府只得放棄經(jīng)濟學家約翰·勞為他們建立的紙幣系統(tǒng)，回歸金屬貨幣本位制。
但積重難返的法國國家經(jīng)濟已重新陷入通貨緊縮和蕭條，可謂回天乏術。泡沫的破滅讓紙幣體系和信貸市場停止運轉，法國人對于股份公司和金融機構的信任感幾乎盡皆摧毀。這使得長期困擾政府的債務問題在經(jīng)過一番折騰之后，實際上又回到了原點。王室財政困難重重，不得不舉新債還舊債，國內的稅賦高得驚人。到1789年，法國政府欠債達到六億里弗爾，這時，同受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人選擇了聯(lián)合，將他們的怨恨朝政府發(fā)泄出來。最終，法國政府的財政徹底破產(chǎn)，社會分崩離析、動亂不斷。1793年，有心改革卻缺乏能力的國王路易十六被長期充當經(jīng)濟“冤大頭”的第三等級送上了斷頭臺。法國經(jīng)濟上近一個世紀的失敗改革終于釀成了驚天動地的政治革命。
這出著名的由經(jīng)濟問題釀成的政治悲劇并非偶然發(fā)生。實際上，約翰·勞的紙幣系統(tǒng)能夠進行良性運作的前提是民主政治體制的保障。法國人也并非不知曉紙幣系統(tǒng)的弊端，畢竟他們在并不遙遠的過去便有過切膚之痛。然而，18世紀末惡化至極點的政府財政和國民經(jīng)濟狀況，又讓法國人不得不重新搬出“紙幣”這個法寶。紙幣改革的支持者馬特里尼奧（Matrineau）在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重提紙幣改革之際曾說：“紙幣系統(tǒng)在專制政治體制的國家是危險的，它易于造成腐敗。然而在一個制憲的國家，則能夠對于紙幣的發(fā)行與使用進行自我控制。如此，危險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進行自我控制”的政治體制在當時的法國真的存在嗎？國民議會的不少成員們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由三級會議改名而來的國民議會仍是有名無實的一個組織，盡管其自我賦予批準稅收等等權力，但是權力欲的蠱惑讓恢復三級會議的國王路易十六很快又強令關閉了議會大廳。這個愚蠢的做法令第三等級徹底與國王撕破臉皮，而國民議會的諸多政治、經(jīng)濟決策，均是單方面做出。
1790年，國民議會決定發(fā)行四億里弗爾紙幣，儲備金為從教會沒收來的土地財產(chǎn)。但法國的財政問題已是病入膏肓，第一次紙幣發(fā)行的效果并不明顯。很快，國民議會進行了第二次的發(fā)行。狂熱的法國人將使用紙幣視為“愛國”之舉，認為要拯救法國于危難，舍此別無他途。相反，使用金屬幣自然是“叛國”行為了。于是，只見“一卷卷白紙運到米尼翁街，很快被印成精美的有價證券，然后成捆地裝上馬車，在憲兵押送下，運往設在小田園新街的特別委員會，即所謂的國庫，經(jīng)點數(shù)和蓋戳后，鎖入保險柜。但是存放在國庫的時間很短，第二天就得拿出來使用，而保險柜則在數(shù)小時后又將放滿另一批新印制好的有價證券。米尼翁街的印刷廠日夜開工，工人分成三班或四班，拼命干活，但是印刷的速度仍遠遠趕不上需要……”G·勒諾特爾在《法國歷史軼聞》如此記錄道。與此同時，將紙幣視為法國經(jīng)濟救星的普通民眾們卻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他們手中的紙幣正變得愈發(fā)不值錢。惡性通貨膨脹開始了。
1791年12月，原先價值100里弗爾的紙幣，其市值已經(jīng)跌到了80里弗爾，在新的一輪紙幣發(fā)行后，進一步下跌到65里弗爾。此后的數(shù)年中，紙幣的貶值一刻未停。1790年只賣2法郎的一袋面粉在1795年漲價到225法郎；一雙鞋的價格由5法郎漲價到200法郎；一頂帽子的價格由14法郎上漲為500法郎。然而，當商品瘋狂漲價時，人們的工資和收入并沒有上漲。紙幣的主要使用者——法國大眾的財富無形中大量流逝，而產(chǎn)業(yè)擁有者卻從中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掠奪，革命之后的高通貨膨脹，讓法國民眾體會到，革命不但沒有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反而讓他們變得比革命前更貧窮了。民怨因而高漲，社會暴亂事件在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層出不窮。
法國民眾對紙幣失望之極，成立不久的督政府于是決心廢除紙幣，重新使用鑄幣。紙幣系統(tǒng)實際上已再一次在法國破產(chǎn)。而共和政府建立以來的高通貨膨脹率，使得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實為當時法國社會的亂源之一。大革命之后的法國命途多舛，戰(zhàn)爭與王朝復辟不斷，雖為其時政治形勢所迫，豈非毫無經(jīng)濟方面的因素？讀史者對此不可不察。(孫驍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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