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對于中國人來說，反思現(xiàn)代化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為近代以來，現(xiàn)代化已成為世界性的競爭，是所有國家、所有社會、所有個體無法逃避的夙命。在這條“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的跑道上，中國一直不是跑在頭里，而是跑在后面。在這樣的位置上，你既沒本錢也沒那閑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應當是迎頭趕上，唯一的應分是改進跑鞋提高跑技，爭取兩條腿跑出四條腿的速度。個別思想家當然可以雅人深致，對奔跑方向甚至奔跑本身說三道四，但他的聲音隨即被億萬腿腳與空氣摩擦出的狂風所屏蔽，成為脫離現(xiàn)實的自說自話。在過去一百多年里，中國對現(xiàn)代化的反思大致是這么一個局面。
今天情況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一方面，中國已從隊尾奮力沖到了中間甚至靠前。另一方面，領跑的西方馬失前蹄，有點暈頭轉向。于是對中國來說，本來極明晰的現(xiàn)代化路線忽然有點含糊，本來沒商量的事情好像也有條件三思了。
一
之所以要反思現(xiàn)代化，是因為它存在問題�，F(xiàn)代化的有些問題，諸如老也聽不見蟈蟈叫了，西北驢皮燈影戲后繼無人了，雖然也是問題，但不是太了不起的問題。資源環(huán)境問題才是現(xiàn)代化問題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吃了上頓發(fā)愁下頓的問題。它雖然還不是最根本的問題，卻可以逼迫我們去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思考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需要機遇。那么，應該如何看資源環(huán)境問題呢？
一直有種觀點——也許算不上觀點，但卻是一種挺有影響力的情緒或印象——認為工業(yè)和科技要為資源環(huán)境危機負責。這種說法有些道理，但不盡然，引段筆者對它的批評：
在科技和工業(yè)不發(fā)達的前現(xiàn)代，環(huán)境資源問題沒這么突出，那時水中的魚、山上的樹、天上的鳥、地里的莊稼，人類就是想把它們捕光采凈也辦不到。金礦銀礦雖然也開，但既無雷管炸藥又無風鉆掘進機，就靠幾把鎬頭能怎么樣呢？那個時代當然不像今天好些人謳歌的什么“天人合一”、“環(huán)境友好”，照樣“伐木叮叮”，照樣“蜀山兀阿房出”，但總的說來對資源環(huán)境沒有傷筋動骨，春風一吹，春雨一淋，大自然的傷口也就愈合了。到了工業(yè)時代，情況發(fā)生了劇變。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移山填海、改天換地的本領今非昔比，蔚為大觀。過去大旱之年人類朝天磕頭，如今朝天開炮，居然就把五谷雜糧渴望的甘霖轟下來了。與此同時，科技、工業(yè)對環(huán)境資源造成的巨大破壞也是驚心慘目：千山萬水不是禿了就是臭了，要沒西北風時不時吹吹，多少城市都快變希特勒毒氣室了。不過，我們捫心自問，工業(yè)科技真是環(huán)境資源危機的主要原因么？當然不是，頂多是輔助原因。它們只不過是人類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像廚房的菜刀，是拿它切菜還是切手，自利還是自殘，歸根結底取決于使用菜刀的人類。只有正確認識菜刀的作用，才能正確處理菜刀的問題。鄙人有回在廚房被切之際，也曾生出取締菜刀、改手撕菜的想法，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靠手撕，是撕不出水煮干絲、黑椒牛柳的。后來回回切菜我都默念“十度十度別九度”——也就是讓刀刃向外稍撇一點——問題就圓滿解決了。至于那種工業(yè)科技“異化”為妖怪、專門蠱惑人類坑害自己的論調，聽著就像是“槍指揮黨”，在替人類推卸責任的同時，也太把人類當傻子了。1
二
環(huán)境資源問題的主因或根子還是在人類自己，在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內心制度。這就說到競爭和不平等了。先說說主流思想對這兩樣東西是如何認識的。迄今有關競爭和不平等的主流思想大致分兩脈，互有短長。一脈是哈耶克、波普爾（當然還可以一直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什么的）為代表的維持現(xiàn)狀派，認為你爭我搶是人類本相，高高低低是“自然秩序”。這種觀念廣披四海、深入人心，隨時隨處都能聽見學者的高聲朗誦或齊聲背誦——前些時還見學者根據(jù)“熱力學定律”，認定財富就應該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呢2。這種觀點用滿世界不平等的現(xiàn)實解釋不平等，固然有根有據(jù)，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即它只看到了現(xiàn)實的一半，卻沒看到或者說沒看懂現(xiàn)實的另一半。它不理解為什么古往今來人類除了沒完沒了地搞不平等，還沒完沒了地鬧平等。它理解不了這二者之間內在、辯證的關系，而只會把所謂的“仇富”“紅眼病”看成心理或人格疾患，把追求平等的努力理解為吃飽了撐的烏托邦。這種偏聽偏視的右翼社會思想，面對深重的社會矛盾包括迫在眉睫的環(huán)境資源危機，只能采取視若無睹的態(tài)度，喊著“不、不、不折騰！”的號子，把社會往死胡同里帶。
另一脈是以馬克思等為代表改造世界派。它雖然極具歷史洞察力和未來想象力，但漏洞也不小。它把不平等看作一種“異化”：人類本不這樣，只是有了私有制才變成這樣，而私有制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等到生產(chǎn)力繼續(xù)發(fā)展到下一階段，私有制連同私欲便不復存在，亦心亦物的大同世界便到來了。這種觀點在理論上的缺陷等會兒再說，先說說實踐。20世紀甚至更早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地區(qū)和社區(qū)（包括色列的基布茲、歐美的一些宗教組織）都進行了取消私有制的嘗試，總規(guī)模不算小了。但結果，社會不平等的局面并沒有根本的改觀，不平等跟流寇似的，財富這塊兒風聲緊了，它就溜到權力、文化乃至一些叫不出名的去處稱王稱霸。凡是多少試過共產(chǎn)主義的地方，都出現(xiàn)了所謂“新人”問題。“新人”問題的實質，就是所有制的改變并不能根本動搖右翼社會思想所津津樂道的不平等的“自然秩序”，并不能根本改變多拿多占的“人性”。所謂生產(chǎn)力進一步發(fā)展所帶來的“物質上的極大豐富”實在是文不對題�？傊弦粓鍪澜绻伯a(chǎn)主義運動的失敗，跟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的確有著相當?shù)年P系。對此進行認真的反思，是今日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思想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需要他們首先明白，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社會思想，根本用不著誰來保教護法，它需要的是實踐的訂正和理論的切磋。
三
人類最古老的社會關系是競爭，最基本的社會結構是不平等（廣義的等級制）。這二者密切相關，有時就是一回事。
說到競爭，需要區(qū)分動物的競爭和人類的競爭。動物的競爭主要是解決生理欲求，即吃喝繁衍之類。生理欲求的特點在于：1）它是絕對的、有邊界的，一個人再能吃，一頓也吃不了兩斤，自助餐上的顧客哪個不想把一年的糧食都吃到肚里？但結果只有萬般無奈；2）它還是簡單重復的，吃了這頓得過幾個小時見到飯菜才有感覺，而且，再有感覺也還是吃不到兩斤。人類也是動物，也要通過競爭來解決生理欲求，人類越早期越是為肚子奔忙和拼搏。
人類不僅是動物，還是特級動物。其“特”點之一，就是他還發(fā)展出了一種越是低等動物越?jīng)]有的欲求（至于為什么會發(fā)展，我有些推測，在此不詳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網(wǎng)上搜一搜拙作《高高低低話平等等》），人類的競爭也就因此升級換代而不同于一般動物的競爭。這種欲求屬于“社會欲求”，但“社會欲求”（動物也有社會欲求）的說法太過寬泛，還要說的更精確一些。
“社會欲求”中有一種跟不平等密切相關，我給起了個名字叫比較欲求或比較意識。比較欲求的意思就是，人希望比左鄰右舍、比親戚朋友、比同事同胞混得更好，重點或目標是“更”，至于在那方面“更”，是錢更多還是官更大還是褲子更潮，則往往只是途徑或手段。心理上的比較欲求外化為行動,便是我所謂的比較性競爭。與一般動物簡單的生理欲求及競爭不大一樣，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的特點在于：1）強調相對，即人與人的比較，所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謂別人死老婆相當于自己娶媳婦；2）它是累積的、無窮的，張三開上了捷達李四就非得買輛本田，李四開上了本田張三醒著夢著都是寶馬，張三開上了寶馬李四直奔悍馬，要不是中途被中紀委雙雙帶走，這場攀比游戲會從陸地發(fā)展到水上和天上——中國的富人已經(jīng)開始用游艇、飛機斗富了。
人類這種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包含著以下幾個我以為很重要的判斷：第一，作為比較意識、比較性競爭核心的“更”，便是不平等，人類不平等的源頭一半在這里——另一半在競爭、不平等的動物世界（人類的不平等有別于動物的不平等，動物間的不平等相對穩(wěn)定,而人類間的不平等則富于變化）。第二，比較意識、比較性競爭的出現(xiàn)要早于私有制、私有觀念，因為不但人類學關于原始人群的知識包含了這種行為，而且根據(jù)動物學家的觀察和實驗，這種行為的苗頭早在靈長目動物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因此，就算經(jīng)濟不平等確如馬克思主義所說，始于比較晚近的私有制，那么社會不平等也遠遠早于經(jīng)濟不平等。那么，問題來了：并非以私有制為必要條件的人類不平等，如何能通過取消私有制來消滅呢？第三，迄今為止，對不平等的追求為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強勁的動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義，包括龐大的不平等美學。
四
讀到這里，有讀者或許會說，你這套東西簡直就是主張不平等的右翼社會思想嘛。沒錯，就承認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源遠流長而言，我的觀點確實很右翼，甚至極右翼。但我只在講事實，還沒講價值。價值等會兒再講，先把事實講完。我前面說右翼社會思想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我現(xiàn)在來講另一半。
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強調人際比較、強調相對而言，強調對立統(tǒng)一。什么意思呢？出于同一比較欲求、處在同一比較性競爭關系中的張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張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張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這點至關重要，它的含義是：不平等與平等形影不離，密不可分，當社會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會平等與社會不平等兩種歷史運動，就辯證地發(fā)源于這一幣兩面、互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歷史循環(huán)的鐘擺在對立而統(tǒng)一的平等與不平等之間蕩去蕩來，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見其終。既然不平等是“人性”，那么平等也是人性；既然剝削壓迫是“自然秩序”，那么革命造反也是自然秩序；既然不平等存在一天，平等運動也存在一天，不平等永遠存在，平等運動便奉陪到底。許多右翼論者看不到平等與不平等的這種辯證關系，他們把追求平等看成一種病，其實他們才有病，他們得的是一種“認知偏癱”。最近一段他們圍攻“共同富裕”，在基本原理上還是一瘸一拐的老樣子。
這里順便指出，許多左翼思想者認為社會主義、平等主義需要“善”的人性如利他精神之類——右翼思想者正因為這個才嘲笑他們“天真”“幼稚”。其實，善多一點，社會主義、平等主義固然更容易；沒有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照樣如期而至。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平等主義和不平等主義的人性前提是同一個，都是那個不妨納入“人性惡”的、既包含不平等沖動又包含平等沖動的比較欲求。共產(chǎn)主義倒是需要不太一樣的“人性”（前面提到的“新人”），這個話題本文不多涉及了。
平等與不平等的辯證關系很豐富。譬如，一個人或一件事從某個角度看是平等主義的，換個角度卻是不平等主義的。就說農民工進城打拼吧，這既是向城里人求平等，縮小和他們的差距，但對于家鄉(xiāng)的左鄰右舍，又何嘗不是要把人家甩在后面？追上前邊是求平等，越過身邊的是求不平等。所以，平等與不平等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
至于平等與不平等兩者的平衡點，即通常所謂的“公平”“正義”，也會因文化而變化，隨時代而轉移。毛時代末期，“公正”走到了不平等或所謂“自由”的一邊。三十年過后，當貧富差距把一個中國撕成兩個中國的時候，公正便鐵打的一樣站在平等的一邊、房奴的一邊、蟻族的一邊。再經(jīng)三十年風雨，它自然不會在今天的位置上。公平正義的軌跡就這樣蜿蜒擺蕩、流動不居3。這是我關于平等/不平等的一部分價值立場。
五
作為人類基本社會關系的比較性競爭、基本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平等體制、基本內心制度的比較意識或比較欲求，為人類文明迄今的發(fā)展提供了持久而強勁的動力。人類物質文明的大部分、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其實就是通過這種“他都二尺一了我趕緊二尺二吧”、“憑什么你們老二尺二我們老二尺一”的你攀我比、你追我趕而積土成山、高聳入云的。不過，人類既然從此受益匪淺，自然也要為此付出代價。沒完沒了、水漲船高的比較欲求和比較性競爭所帶來的緊張、焦慮、壓抑、憂患等等，已然成為人生的常態(tài)，無數(shù)詩人哲人視生命為悲劇，實在是理有固然。人生擂臺上的南拳北腿，被架下去抬下去的都不說了，單說正紅著眼圈激吻金杯銀牌的那幾位吧。他們的鼻青臉腫也都不說了，單說那“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吧。那簡直是把七情六欲、轉眼即謝的生命之花當鐵棍一樣在天荒地老的火成巖上磨，不但要磨成刀把別人砍得七倒八歪，還要磨成針扎得自己一夕數(shù)驚——頭懸梁、錐刺股講的就是這個以難為自己來成就自己的人類故事。人的幸福指數(shù)，跟那只因吃得半飽而苗條無比、款款走過柳絲輕撫的墻頭、在春陽下睡得連腦袋都找不著的貓咪，怎么能比呢？這是我對競爭、不平等的另一部分價值立場。
有些讀者會問，都已經(jīng)是“人類本性”、“自然秩序”了，還閑著沒事說它干嘛？但這樣說本身就成問題，因為它假定“人類本性”“自然秩序”都是雷打不動的。雷打不動的說法首先在宏觀上就站不住。人類的祖先并不是這樣，他們跟墻頭上的貓咪差不多，人類今天這副憂心忡忡的難受樣兒本身就是長期演化的結果，是為利而承擔的弊。應該說，利弊相較，利還是大于弊的。那么，人類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或沿著馬克思所謂“按照美的規(guī)律塑造自己”，把已經(jīng)修訂過的“自然秩序”再做進一步修訂，讓弊端最小化，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呢？當然，這是就文明大方向而言，很可能是以幾百年上千年為尺度的。曾經(jīng)有短跑愛好者因時間觀念不強，一時沖動，要跑步進入美妙新世界，結果跑得人仰馬翻，平均速度算下來比小羅圈腿還慢。這樣的冒失行為今后應當盡量避免，但人類改善自身、讓自己更幸福些的事業(yè)卻完全沒必要因此廢棄，而且從來也沒廢棄過：內到改智力改壽命改基因、外到改禿頂改單眼皮改尖嘴猴腮的工作，不但一天也沒停過，甚至都在加班加點呢。比較意識、比較性競爭以及不平等體制，雖然改起來難度極大，但既然副作用也極大，已大到白毛女黑旋風風起云涌、讓成功人士的七彩樓閣搖搖欲墜的地步，那么樓里樓外的人拱拱手，坐下來一道出主意想辦法，對比較意識、比較性競爭做些局部修改，以現(xiàn)有和可預見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條件，辦法應該還是有的。
六
反思現(xiàn)代化應該是慶功會和檢討會的二合一，而不是二選一。既然二合一，就不會是走極端，而是不偏廢，講適度。解決現(xiàn)代化中愈演愈烈的資源環(huán)境問題，辦法其實很簡單：適度發(fā)展。
適度發(fā)展就是在承認現(xiàn)代化、承認發(fā)展的必然性與正當性的前提下，讓發(fā)展放慢速度，量入為出，有限的資源省著用，留一口給下一頓和下一代，一句話就是“悠著點”。按說悠著點還不容易么？還真不太容易，別看滿世界凈是磨洋工的、不作為的。為什么不容易呢？原因就在于古老的比較性競爭和工業(yè)資本主義把全世界放在了一條跑道上，跑道的詞典里沒有“適度”這個詞。健兒們一個個跟飛鏢似的，哪兒會有不疾不徐、不慌不忙這回事呢？跑道的邏輯是，誰先適度誰先出局；資源環(huán)境的現(xiàn)狀卻是，再不適度全都出局。前一個道理顯然管住了后一個道理。個人、家庭、國家都等著別人、別家、別國先適度，自己一如既往地過度。這種情況很像海上偷渡的小船人滿為患、貨滿成災、岌岌可危，可一船人都摟著各自的金銀細軟不撒手，都等著卸別人的貨，結果一個浪頭過來，所有人都人財兩空4。
所有人都人財兩空的危險確實擺在人類面前。但人類畢竟是人類，人類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階級結構，其實不太像船倒是更像梯子。梯子的特點是，天上掉餡餅下來，騎在上面的首當其沖；洪水漫上來，呆在下面的責無旁貸。這個特點不用拿望遠鏡望美國剛果，看看身邊的中國，看看從改革獲暴利的是哪些人，為發(fā)展繳強險的又是哪些人，就一清二楚了。盡管梯子上面的最終也有葬身洪水之虞，但他們和水位線賽跑，百尺竿頭更進一尺，辦法也還是蠻多的——最近不少人見勢頭不妙，就紛紛移民到了登月技術已相當成熟的美國。所以，梯子上面的富人、富國由于距餡餅近、離洪水遠，不用急著適度，這才是解決現(xiàn)代化問題中最火燒眉毛的資源環(huán)境問題時真正棘手的地方。
梯子一樣的階級結構到了現(xiàn)代，又添了一個特點：社會流動。由于有了社會流動，便有了起點或機會平等。起點平等+終點不平等，是現(xiàn)代社會結構的特征，比起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確實進步不少（中國傳統(tǒng)社會流動雖然也不小，但跟今天還是沒法比）。終點不平等、起點日益平等的宏觀走勢造導致比較性競爭的最大化，這對于地球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環(huán)境簡直是個噩耗。終點、起點都不平等的傳統(tǒng)社會，上面的“長貴”，下面的“終賤”，1%的腰圍三尺二，99%的腰圍二尺一，資源和環(huán)境承受的平均壓力自然要小好多。如果太陽底下就一皇帝而且真能萬壽無疆，光金絲楠木棺材就能節(jié)約多少副啊。而現(xiàn)在不少權貴富豪，一無“禮制”管著，二有鈔票煽著，恨不得要把爹媽的土饅頭改建成金字塔了。現(xiàn)代化的兩大干將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在干掉起點不平等、維持終點不平等的過程中，大大解放了多數(shù)人向上流動的欲望、能力和機會，否則光紂王和妲己姐妹幾個用iphone傳艷照，蘋果公司和中國聯(lián)通門早關門了。一方面，一部分人非要多吃多占、非要跟后面下面的拉開距離、非要不平等；另一方面，另一部分人非不少吃少占、非要跟前面上面的縮短距離、非要鬧平等。結果就成了電視劇《水滸》中《好漢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得】有哇!”多少產(chǎn)品從上層階級奢侈品流行為下層大眾必需品的經(jīng)濟過程，何嘗不是不平等運動轉化為平等運動的社會過程？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不但紅軍似地為整個社會的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砸碎鎖鏈，資本主義的財富價值觀還扮演帶路黨的角色，將黑壓壓饑民似的比較性競爭引向稀缺、不可再生資源。其結果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大街小巷都快被小轎車堵癱了。
七
要適度就需要動一動比較欲望、比較性競爭和不平等體制。但我在前面說了，這幾樣東西年深月久、根深蒂固，早已成為人類社會的DNA了，不是輕易動得了的。不過我在前面也說了，改變并非完全不可能，起碼就長期而言。那么中期和近期呢？中、近期可以不談改變的事，但適當?shù)墓?jié)制、平衡和引導則既應該又可能。
人類一直都在通過藝術、宗教、意識形態(tài)以及政策制度等各種手段來節(jié)制比較欲望及比較性競爭。就在前一陣，前國家領導人的女公子李小琳董事長還在博鰲論壇上呼吁為營造“健康人生”，大家不要攀比，要“勤儉節(jié)約”。她的話本來用意極好，可惜在網(wǎng)上發(fā)表時很多網(wǎng)站為圖文并茂配發(fā)了李女士璀璨的玉照，廣大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看了她耳上閃的、項上晃的，就不一定能正確領會她嘴上講的了。中國社會膨脹的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的確需要有所抑制，但不能搞一刀切——于丹女士老是不分胖瘦讓所有人一塊節(jié)食而招致很多人不滿。首先要抑制上層階級的比較欲求，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以一當十，“欲”“求”的量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中起著表率的作用。他們是領跑，是火車頭，車頭去哪兒車廂也去哪兒。既然車頭朝著福布斯排行榜跑，那就別指望車廂朝著學雷鋒光榮榜跑。車頭要為車廂的行為負大部分責任，你的風馳決定了他們的電掣，你的貪婪決定了他們的瘋狂。那么，有沒有什么技術手段讓車廂盡可能滯后車頭，等精英階級到達3012年的時候，車廂才陸續(xù)進入2012年呢？明白地說，奴隸時代過去了，封建時代過去了，這樣的可能性基本沒有了。曾有當代的學者獻古代的計策，說只要讓富人區(qū)遠離棚戶區(qū)，窮人眼不見心不煩，中國就成“和諧號”了。他就不想想隨著現(xiàn)代通訊技術傳播手段的普及，你就是遠在天邊，也等于近在眼前。社會上層如飲狂泉的炫富斗富通過新舊媒體家喻戶曉，帶動社會中下層群起模仿。模仿得順利，則資源環(huán)境告急；模仿得不順，則社會矛盾報警。所以，合格的社會管理者就不應讓一部人跑得太遠。要知道，后面與前面的距離有多大，后面的欲求就有多強。當后面的旺盛欲求遇到有限的資源瓶頸和社會瓶塞，就會化作無數(shù)陳勝吳廣，在火山底部做熱身運動，等待沖天的一躍。那么，趁槍聲沒響，趁健兒們還在熱身，我們的社會管理者趕緊釜底抽薪，給社會上層的比較欲求降降溫吧。“我們”說的既是中國也是世界。世界上富國和窮國的關系，跟中國富人和窮人的關系略無二致。
一說抑制上層，估計很多人一個大躍進，就想到“殺富濟貧”那兒去了。狂躁時期的思想輿論界從業(yè)人員這次奧運會沒被借調去倫敦撐高跳遠為國奪金，實在太可惜了。其實，所謂“抑制上層”，頂多也就相當于讓東倒西歪的酒鬼別再喝別再鬧了，完全是好心，怕他們弄得跟那位在街頭扒中國姑娘裙子的英國醉漢似的，被群眾打了。前不久“瘋狂英語”的教頭李陽離婚系產(chǎn)，老婆驚喜地發(fā)現(xiàn)老公不但教學瘋狂、虐妻瘋狂，購房也同樣瘋狂，名下藏著起碼二十三套婚后共同財產(chǎn)“也有我的一半”。前些時引渡回國的賴昌星，其侄兒當年為吸引某位女歌星眼球，竟將六輛大奔馳當街撞成一堆廢鐵，果然一下就把小歌星吸進了懷里，就跟“坦能大功率吸塵器”似的。對上層精英如此喪心病狂的比較性競爭，從文化、制度方面給予一定的抑制，別說今天了，就是擱五胡十六國也不為過。但不知為什么，政策上，當國者對醉鬼們不但不抑制，還為他們打開六十年的陳釀老窖，讓他們“飛得更高”——最近國家向富豪們開放了私人空域，非要把已然堵得半死、毒得半死、憋得半死的遍地草民再氣得半死。
讀到這里，讀者會問：下層的比較欲求能憋出火山爆發(fā)來，那上層的比較欲求就不怕抑制出毛病來么？的確，一味地抑制肯定不是最好的辦法。對社會上層的炫富斗富除了抑制還應該引導——引導它換個方向或形式：比還是比，但別老比物質財富了，也比點別的吧。這對于我們基本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并沒有太大觸動，也只是小小的調整。多年前我對比較性競爭形式的調換過于謹慎，因為那時中國的財富階級剛進入大快朵頤的紅燒肉階段。
是不是可以把比較性競爭從石油鎳礦象牙這些緊缺資源上引開呢？英雄好漢要比試，就讓他們比左腳工筆花鳥，就是倒背劉曉慶傳記也可以嘛。古人說，“性猶湍水，導之東則東流，導之西則西流”。比較性競爭以財富為主戰(zhàn)場，并不是古往今來所有文化所有社會的通則5。這方面的確可以有所作為……競爭本質上固然是與他人為敵，但弄好了，也能服務于善，起碼無傷大雅。其實，觀察一下周圍的生活，這種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見。但有一點需要注意，比較意識并不是純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擺布，而是有趨向性的：什么緊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國進口的蛇果，論味道哪里比得上國光蘋果，就因為外來的和尚難得，上層階級再貴也要買。吃活猴的腦子，想想真比吃屎還惡心，但闊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則怎么叫“闊”呢？競爭向不可再生資源的集中，應該說有其內在的必然性。6
當時的感覺，似乎是文化的力量敵不過財富的力量。今天回頭看，中國的物欲橫流，又何嘗不是財富價值觀或金錢文化大力促成的呢？因此，提倡一種非財富價值觀的文化，將比較欲求、比較性競爭盡可能領到對資源環(huán)境無害或害不大的去處，不是沒有可能的。二三十年前有一年華北大雨傾盆很多天，有關部門毅然決策把滔滔洪水引向塵土飛揚了多年的白洋淀。如今的白洋淀不又是碎金萬點、櫓搖槳蕩、收工的船家和被宰的游客齊唱“晚上啊歸來魚滿倉”么？
八
比還是比，只是不比財富比別的。這樣的轉換，財富階級是最有條件不過了。原因很簡單：他們已經(jīng)贏得了比賽，有了窮人想有卻沒有的財富。因為富過了，富人就可以放膽不富；因為沒富過，窮人還真不敢不富7。這是一種被社會關系、社會結構所牢牢規(guī)定了的社會心理。窮人家展示夢想和抱負的墻壁上只能貼名車美女像，是不可能掛把掃帚的。而豪宅就可以擺個磨盤炕桌，懸串干辣椒老玉米什么的，這一方面暗示主人已經(jīng)富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另一方面也說明富人在選擇“成功”“杰出”的形式上享有更多的自由。設想一下哪位豪富一簞食一瓢飲每月下放陋巷幾天，主觀上只當是玩“鐵人三項”兼降糖降脂，客觀效果一定是“感動中國”，粉絲暴增。
當然不是說，社會底層只能事事依仿上層，8不可能有自己的價值、意義和美學。“倉廩實而知榮辱”并非多普適的“規(guī)律”，倉廩越實吃相越難看的大有人在，倉廩不怎么實卻活出尊嚴自信的也不乏其例。我嘗感嘆，那些于艱難貧困中養(yǎng)育棄嬰、扶助鰥寡的蒼頭黃面之輩真是上帝化了妝行走在人間。但總的說來，在這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底層人民困窘的經(jīng)濟境況和卑下的社會地位，不可能給他們文化上心理上太多悠然自得的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還有待于真正經(jīng)濟上的“共同富裕”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結構。當然，對于生活在財富價值觀“金色恐怖”之下實在喘不過氣的底層人民，也要在文化心理上給他們找個避難所如十字架、大雄寶殿、街頭秧歌乃至紅歌會之類，以解燃眉之急。
讀到這里，讀者或許又要問：上層階級雖然發(fā)了財，但那也只是相對于下層階級而言，相對他們本階層的其他對手（referencegroup），他不需要在斗富的道路上再接再厲、再創(chuàng)佳績么？上層階級的確面臨著本階級內部財富競賽的壓力，但問題是，同樣的群體內壓力下層階級也要面對。這也就是說，你有的壓力人家也有，你具備的條件——沒有來自上面的壓力——人家不具備。那么，調換競爭形式或方向的雙肩包不該由你來背么？
讀者可能還要問：就算他同意背了，可萬一他要是背不動呢？的確，中國這幾十年的財富階級，要論撈錢扎錢圈錢燒錢，個個都是一流的人才、九段的高手。但從事別的，他們有可能不靈光，不靈光就會失水準，失水準就會沒熱情，沒熱情就會無效果。看到這兒，沒準有讀者會笑了：人家可不光是掙錢能，獵色搞小三也門兒靈——多才多藝著呢！的確是這樣。據(jù)前一陣的網(wǎng)聞，某位出版商就把周圍的女人分成了“已搞群”和“待搞群”。又據(jù)飯桌上的謠諑，某位由軍轉商的成功人士轉業(yè)那天任命自己為“團長”，給自己人生新階段定的大目標是俘虜一個團的佳人。我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乙種團編制上千人，這已經(jīng)不是個小數(shù)目，而一個甲種團近2500人，那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如果這些采花大盜真是把豪奢貪糜轉換成顛鸞倒鳳，那么國土資源部、國有資產(chǎn)局、國家環(huán)保部就是一天獎勵他們一人一瓶偉而剛，廣大納稅人也會由衷地擁護。但遺憾得很，暴富人群的風月寶鑒，就我們所讀到的而言，大都是花錢買肉而且是天價。前述賴昌星侄兒就不說了，就說前不久快被網(wǎng)民拆卸成俄羅斯套娃的“公民韓寒”吧。據(jù)那位建了“已搞群”和“待搞群”的出版商披露，他付給這位“當代魯迅”的千萬版稅，被這位“直通人類文明底線”、“人群中極罕見的、先天具有強烈道德感的人”9給自己的“正搞群”或“活兒好群”發(fā)了消費卡，沒過多久便揮霍得毛干爪凈。這路毛票出身、鋼镚本色卻又冷不丁“化蛹為蝶”的大額偽鈔，進什么場子都跟進點鈔機似的，這回誤入點鈔、驗鈔一體機被查出劣幣后的第一時間反應，仍是高舉千萬空頭支票自證良幣，潛意識里把“真相”當處女膜了，以為只要有錢就不愁沒地兒做人工修復。那么，又怎能指望這些人進了風月場能專心致志卿卿我我，少折騰中國快散架的資源環(huán)境、快爆炸的社會關系呢？在市場吞噬社會、財富價值觀所向披靡的現(xiàn)階段，錢與色往往不是零和的關系，而是野火與狂風的關系。
因此，對于財富階級調整價值觀、將競爭從斗富轉向其他人生意義，一方面要積極推動，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樂觀。例如對財富階級這些年津津樂道的“綠色環(huán)保”，就要打個問號。這倒不是說他們也想給自己弄點“崇高”感有什么不對，而在于他們對“綠色”的理解簡直就是把別處的參天古木連根挖起、栽到他家房前屋后，只準他們幾家與時俱進現(xiàn)代化，老百姓最好都退回原始森林當猿當猴。他們不追求“后現(xiàn)代”，環(huán)境資源的壓力還能小點兒。記得前些年看電視里劉曉慶撿一次性筷子，媒體長槍短炮前呼后擁浩浩蕩蕩，跟國慶游行似的，耗費的人力物力夠砍一片林子的了。我多年前在某會上遇見某環(huán)保明星，講她每年暑期帶兒子周游列國，“近兩年回中國看看，能飛的地方都飛了”，結果發(fā)現(xiàn)“那叫一個丑陋啊，哪兒還有青山綠水啊，哪兒還有小橋流水啊！”她就不想想，中國只要有五分之一的母子像她娘兒倆這么個飛法，中國要想再青山綠水非得等猴年馬月了。富人的后現(xiàn)代環(huán)保很像官員的“車改”，改來改去，啥也沒改掉，倒給他們多改出一筆補貼來。
不過，按一般的財富積累規(guī)律，中國的暴富階級惡補食色的階段也不會持續(xù)太久，因為生理欲求下有地板上有天花板，無論是肉包子還是肉蒲團，太多了身體都吃不消。事實上，中國富人拾階而上的速度并不算慢，如今他們正開著名車往豪宅里運古玩字畫。其中更上一層樓的佼佼者忽然天眼打開：生也有涯，錢也沒夠，何不拿出一部分財富換些更有趣的人生滋味呢？這些滋味，就包括比較性競爭最良性的形式——“令名”，即“美名揚”的那個“美名”：
他們開始熱心慈善公益什么的，從中收獲豐富多彩的感受，包括正義感、崇高感之類。那天電視里有個節(jié)目談西部醫(yī)保。那地方窮人得了大病只有傾家蕩產(chǎn)，基本死路一條，當?shù)卣矝]那個財力解決�？h里一位神色清朗的青年企業(yè)家拿出兩千萬設立大病救助基金，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多好啊，病人有希望了，企業(yè)家高糖高脂高血壓的風險也降低了，關鍵是那些受援者及其家庭乃至全社會感恩的淚光，不比珠光寶氣賞心悅目一百倍么！相形之下，趙本山腦筋就只會急轉彎不會大轉折，他一味地跟錢死磕，蛛網(wǎng)膜都磕破了，還豪華轎車、私人飛機的沒完沒了呢。很不幸，絕大多數(shù)富人目前還都停留在趙本山的水平上…他們會覺得，奮斗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別人的錢奮斗到自己兜里，再把錢從兜里掏出來還給別人，我有病啊我10？！
九
就不同的精英群體而言，權力精英應該比財富精英更容易跟財富（價值觀）拉開距離，因為后者還需要將財富的“本幣”兌換成其他“外幣”——“買進價”、“賣出價”、“折算價”聽著都麻煩——而前者的權力游戲本身就是“外幣”，直接花就行了。權力欲是比較欲麾下的一支勁旅，有著廣泛的社會覆蓋和漫長的人生跨度。
從穿開襠褲的孩子王封其他開襠褲為臣為妾，到退休的書記天天站馬路牙子上臨時疏導交通擁堵，義務調解群眾糾紛，都是對管理社會、指揮人民的愛好。11
它是獨立或平行于財富的一套價值、意義或樂趣。社會為權力精英的主體——官僚階級預備了盛大的權力美學，足夠他們樂此不疲的了。
為官之樂，不僅樂在工資條上，還樂在氣使頤指的官威上，樂在退了有萬民阻道、沒了有群眾夾道的政聲上，樂在“做最后之決斷”、影響局部社會、改變整體歷史的非凡人生實現(xiàn)上。（出處同注11）
有位文化部門的朋友告訴我，有回上級領導外出視察，他們部門派出工作人員拿著最昂貴、最先進、也最小巧的高清攝像機隨行拍攝，直拍得領導面有不豫。領導的面色反饋回部門，同志們于百思不解之際忽然靈機一動，第二天讓工作人員扛上笨重過時的攝像機再去跟拍，結果領導真就春風滿面了。權力美學之所以盛大，不但在于它為領導者提供了插腰、揮手、題詞、抽耳光等凸顯人上人身份的酷斃動作，還在于它同時為被領導者的被動經(jīng)歷提供了積極正面的闡釋。就拿被領導抽耳光這件事來說吧，擱誰也不會開心，但根據(jù)權力美學的提示，不是領導自己的人、信得過的人，領導會抽你耳貼子么？平時也會見到一些干部幸福地預言“領導又要罵我了”。我讀過一些回憶錄，其中被大領導發(fā)脾氣甚至摔杯子的描寫，都是極溫馨的段落。這種權力美學從上古傳流傳至今，居然沒多大改變。這些年官僚體系中一些剛剛起步的小青年，對單位政治如一二三把手間微妙復雜的關系不但數(shù)家珍，還眉飛色舞，他們“領會”上級意圖、觀測上司黑白眼珠的比例，其精準老練不讓臨近退休的李蓮英。這些雖只一管一蠡，卻讓人得窺權力價值的豐富多彩、權力美學的博大精深。配備了如此價值、如此美學的權力精英們，不是說他們不需要財富，而是說他們真的可以不需要那么財富。
權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愛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門慶沒日沒夜擺弄潘金蓮李瓶兒，有異曲同工之處，那就是忙歸忙累歸累，卻樂在其中。價值在快樂中實現(xiàn)，酬勞在快樂中支付。房室之“樂”西門慶是認的，因為不記得他向柜上或哪個女人要過加班費。而我們的官員樂過了卻不以為“樂”，以為自己完全是在犧牲奉獻，別說各種崗位津貼了，就是每月發(fā)一次撫恤金他沒準兒都嫌不夠…這種數(shù)錢之外的樂趣應該為大家所承認，并納入社會的分配體系。但這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社會價值體系的多元。否則，官道就只能是一條沿著“高薪養(yǎng)廉”愈養(yǎng)愈貪、惡性循環(huán)的死路。（出處同上）
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里，官僚階級自有一套人生價值及意義，一般說來財富還不是這個群體的最高人生追求。以中國相對封閉的生存空間、相對低下的生產(chǎn)力，產(chǎn)出既寡，分配再不均，則稍遇水旱就會人民流離，盜賊蜂起。因此制度上抑制商人階級、文化上羈絆財富價值觀，便成為歷朝歷代的基本國策。官僚階級在其中至關重要，因為這個既掌握了國家機器又兼任著社會樣板人的群體一旦都朝了錢看，禍亂將旋踵而至，王朝末期也就不遠了。所以，治吏治貪一直是治國的核心。中國歷史上雖然貪官代不乏人，有的時期號稱“廉吏十一，貪吏十九”，甚至有“政由賄成”之說，但總地看，官僚與財富價值還是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見利不忘義者大有人在。官僚的瞳孔和錢眼兒合到一塊，實在是這三十年的一大景觀。近三十年里，整個中國經(jīng)歷了社會價值觀的山河巨變，每一次“熱”作“潮”起12，都成席卷之勢，各個亞文化、小圈子不是被文憑掃蕩，就是被鈔票吞噬。官僚體系在所不免。這個群體自1980年代起即因文革破產(chǎn)、歷史改道而失去中國革命的道統(tǒng)乃至更久遠的士大夫精神傳統(tǒng)，成了無家可歸的價值盲流。1990年代隨著市場經(jīng)濟膨脹為市場社會，財富價值觀通吃獨大，官僚群體洗心革面，基本上結束了價值、意義的流浪生涯，定居到了錢堆兒里。有一位基層單位的領導，1980年代我見過數(shù)次，群眾口碑極好，是個銳意進取而又作風正派的干部，有點像當時改革影片中的男一號。1990年代那單位的人再說起他竟是一聲長嘆了：“跟不認識了似的，黑著呢！”當然，“黑”的進度也是參差不齊，有些三心二意的如褚時健，拖到59歲才動手。但總體說來，“黑變”是個加速的過程，到后來有的中青年官僚身體還沒來得及發(fā)福，就撈得缽滿罐滿了。近些年來，政府財政像京劇舞臺上的小串跟斗，伴著“中國模式”的鑼鼓點一路翻騰。“離地三尺是神仙”，小山似的鈔票，能不能堆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清楚，但一定程度上堆起了官僚階級對官僚體系的歸屬感，則是不爭的事實。一二十年前脫得只剩一條褲衩、在海邊猶豫下還是不下的小干部，如今穿著黑色半唐半西裝，支著亦倨亦恭腰，邁著一正一斜步，走在通往黨校省部級班的金光大道上，感覺好著呢。
中國改革的一個關鍵部分，是把書記改成老板。平心說，沒了這部分，其他部分能不能有還真是個問題。所以也難怪在一些知識精英那里，先拉官僚下水、遂令改革無從反水的經(jīng)改、政改思路幾十年揮之不去13。其實，不用知識精英勸進，官僚也會把自己放進老板臺后面的老板椅。十幾年前林炎志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官僚階級要領導好財富階級。通過這么多年的領導實踐，官僚階級倒是把自己、家人以及關系戶都領進了財富階級。這其中所包含的社會不公，即便放在中國通史的大尺度下也不算小個頭了。它才是這個階級統(tǒng)治合法性的真正殺手，不但可以抵消其前身領導中華民族走出近代大危機所積攢的功德，還可能葬送其自身領導改革開放、再造中國所成就的功業(yè)。增長迅猛而代價慘重的“中國模式”能走多久，取決于普遍社會心理對它當前和未來性/價比的感受。情況看來并不太樂觀。就連從權力蛋殼中孵出沒多久的那些巨商都六親不認，爭著用小尖嘴去哆那蛋殼，其他一點原罪沒有、甚至還遭了不少罪的社會人群對官僚階級的容忍度就更低了。其實，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要追原禍始的話，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官僚階級雖然是第一、但絕非是唯一責任人。就拿幾乎將中國社會腰斬了的兩極分化來說吧，財富精英和文化精本來也應該站在被告席上，可架不住他們嗓門大音域寬，“權力壟斷”“政府干預”真聲假聲一通嚷嚷，還真把自己嚷嚷成旁聽席上的沒事人甚至慷慨激昂的公訴人了。歷史也許是公道的，但人心肯定不是周到的。大的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排隊，一個完了再下一個。所以，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第一”也許就是“唯一”。
前面說過，權力自有其價值、意義和美學。有了這，再加上必要的生活費，按說足夠官僚階級安頓他們的人生和人心了。不少古代的先輩和許多外國的同行都能安頓，當代中國的官僚既非特殊材料制成，沒有理由不能安頓。要扭轉官僚群體見錢眼開的局面，制度當然不可少，但光制度肯定也不夠，因為只要賊心在跳，多精明的制度也精不過賊頭賊腦，多嚇人的法律也嚇不倒賊膽包天。所以，還需要文化的力量影響風氣、改變人心。天下事往往一念之差。橫行于酒天酒地間的各級干部，所以要把自己弄得跟醉香蟹似的，又何嘗不是因為他們覺著，不喝光國家財產(chǎn)、喝垮自己身子，那自己干一輩子不真成“白干”了？轉變人心雖然聽著有些空泛，但做起來可以很具體。比如說，把電視臺鑒寶、砸寶一類的節(jié)目挪到三更之后、五更之前，讓人民群眾少受點刺激，攔路搶劫自會少點兒；讓領導老婆少受點誘惑，盜竊國庫也能慢點兒。至于騰出的時間段，可以播放一些好人好事，講講那些沒錢的好人（不說名了，說了也沒人知道）是如何打造他們寶石一樣高貴人生的；也說說那些有錢的好人如比爾·蓋茨如查克·費尼是如何使財富褪去虛華而放出異彩的。通過鼓吹風氣、營造氛圍以改變官僚階級的財富價值觀，要注意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相結合，標準別定太高了。以官僚群體目前的現(xiàn)狀，普通班以反復預習貪官行刑前的人生感悟為主；實驗班講講孔繁森焦裕祿；對于極具道德沖頂能力的個別天才生，則可以直接給他們上屈原。
十
營造風氣的工作有賴知識分子。一是因為文化工具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二是因為就生存方式而言，他們算是所有社會人群中最不“物質”的了。我一直覺得，宗教時代過后的理想主義，基本上附麗在知識分子的文化上面。引段自己的話：
知識分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凈是于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經(jīng)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復預習、溫習、復習還有總復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yōu)?ldquo;自己”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分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做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14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一談，成為“精神貴族”�？鬃涌渌耐降茏≡诼锒桓钠錁�，我想這位徒弟不會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戶區(qū)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鏈接。當文天祥“風檐展書讀”、默念《正氣歌》中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時，他的精神便蕩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貴的行列，至于這副皮囊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被收走，也就不怎么在話下了。而那些平日沒有“展書”習慣、缺少自我超越訓練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之錨死死鉤住眼前的紅燒豬蹄、酥胸玉腿不放，別說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錢都未必干。15
當代的知識分子有了衣食的基本保障，再有從張三影到柳三變到溫八叉再到伏爾泰迪尓泰托爾斯泰的強大親友團撐腰壯膽，條件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伤麄兊谋憩F(xiàn)卻是差得不能再差。過去二三十年里，在財富價值觀橫掃中國人精神世界、建立“金”家王朝一統(tǒng)天下的過程中，士林或“知識界”本應是一座讓征服者久攻不下的英雄城池，沒想到卻成了鑼鼓喧天、載歌載舞的雙擁模范市。如今混到精英的知識分子，一個個身上名牌，座下名車，枕邊女博士女碩士桃紅李白真成“醉花陰”了。他們興高采烈的是又搞到幾筆課題費，愀然不樂的是某某的“身價”“價位”“出場費”“接待規(guī)格”居然超過自己，痛心疾首的是剛買了五套房子就實行限購了。財富已不僅是知識精英的外部環(huán)境，也已成為他們的內心秩序，成為他們集體興趣的焦點、個人奮斗的終點、理解大社會管理小世界的基點——超越“經(jīng)濟人”的想象力則接近零點。被市場社會重新定義了的那些傳統(tǒng)讀書人品德，跟前門外重新開張的老北京小吃似的貴得嚇人。頭幾年有位著名公知呼吁讀書人“經(jīng)濟上要獨立”，以確保“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可參照此公的“經(jīng)濟獨立”標準——二十萬元一場的演講費已引不起他的興趣，則月收入幾千塊的絕大多數(shù)讀書人則除了向鈔票鞠躬、給支票下跪還能干什么呢？
前述古代官僚與財富的關系，大概也能用來理解古代讀書人與財富的關系，因為當官的和讀書的兩種身份有不少重疊。而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市場化運動風狂海立，實在太猛了，財富像神話一樣到來，人群像妖言一樣分裂，社會像翻滾過山車一樣癲狂——車上的讀書人不暈不傻就怪了。或許是出于其“理想主義”本性吧，讀書人在毛時代是向左高八度再八度，及至改革開放他們180度轉身，依舊在高音區(qū)highC一帶翱翔。據(jù)吳敬璉先生的女公子回憶，老先生當年曾主張一個家庭成員不能擁有兩件以上襯衣，否則就“不算無產(chǎn)者”16。他后來的主張眾所周知，那就是一切聽市場的。市場很簡單：只要有賣的有買的，你就是一天一身金縷玉衣誰也管不著。相對于非讀書人以利益和本能為立腳點，見解反倒平樸一些，讀書人因觀念文化的杠桿放大效應，他們對事物的感受往往變本加厲，要么比普通人更君子，要么比普通人更小人。當知識分子從天國掉下來，他們不會掉在地面上，而是掉進地獄里。普通人遇上地動山搖一跑了之，無所謂丟臉也無所謂長臉，哪像北大歷史系高材生范跑跑，跟奧運火炬手兼流動宣傳車似的，一邊跑還一邊弘揚自己的四蹄生風，鞭撻別人的原地救人。
中國改弦易轍走市場路線，財富是主要推動力。“向錢看”作為一種文化、社會動員方式，并非全無合理之處。但任由其膨脹蔓延，社會也不會有好日子過。知識群體本應發(fā)揮補偏救弊而不是火上澆油的作用，對財富價值觀有所平衡有所抑制。但他們沒有。他們擁著毛主席把“道德理想國”建成一堆瓦礫后17，歇都不歇，直接就去圍著點鈔機繼續(xù)跳忠字舞。由他們實際操弄的影視書報等精神場所，十有八九被操弄成了給財神爺燒香磕頭的地方。市場經(jīng)濟在他們的吹拉彈唱中迅速惡變?yōu)槭袌錾鐣缃裰\財害命成了中國的家常便飯，如今的小姑娘情竇初開就揚言非大款不嫁，老頭都行。社會關系、道德風氣、環(huán)境資源等等都可謂創(chuàng)巨痛深，對外凱歌高奏的中國，內部卻危機四伏。知識分子1990年代開始反思“激進主義”至今已經(jīng)二十年，連中國還不如讓袁世凱、老佛爺一直領導的成果都反思出來了，他們怎么就沒順便反思反思自己身上凡事過頭、畫蛇添足的“激進基因”呢？
知識分子的“激進”作風，還突出地表現(xiàn)為他們自身普遍的流氓化傾向。這傾向不單是他們對流氓資產(chǎn)階級的模仿秀，也可看做中國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人格描形和文化寫意18。知識分子的流氓化過程，雖然其前世可以追溯到當年的紅衛(wèi)兵運動甚至更早，但今生卻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那時，他們從練攤的、練功的（特異功能）以及練爹的（官倒）那里感悟到又一輪“打砸搶”的到來，在“頑主”的眉眼間和吐沫星子里讀出了新時代的啟示錄。1990年代社會市場化的狂潮聲中，不少官僚跟黑老大暢飲了交杯酒，不少讀書人也實現(xiàn)了喉管與直腸的對接。記得當時報上讀到一篇文章，記述上海某高校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教授在講堂上“逼”了“操”的拿自己的口、舌當了男女性器官，整整折騰了一堂課。這種迅速風行于士林的威猛作風，其實勇敢的含量極低，不過是見勢不妙，趕緊卸載讀書人的風神意趣，四處download賊匪的眉眼口型勤學苦練，好出門在外多坑別人，少被人坑罷了。這些逃難似地逃離自己、逃離自己社會功能和人生價值的知識分子，有時讓人想起從前為躲兵荒把自己涂抹得跟許三多、小爐匠似的女人們，覺得他們又可笑又可憐。
描畫從“官本”向“錢本”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多花點篇幅說說他們和權力的關系。中國兩千年來一直是個官僚社會，讀書人一方面要輔佐王侯一方面還要笑傲王侯，這造成他們身份、人格上的分裂和緊張，各種應對之道應運而生，形成一門源遠流長的學問。今天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系包含了更復雜的變量及因果，知識分子對權力的態(tài)度也因而變得更為糾結和矛盾。這個權力體系來自毛時代，雖然一般人仍視為集權，但“集”的程度前后三十年不可同日而語。前三十年國家權力的籠罩一切、無孔不入；后三十年則國家、西方、市場、社會四家分晉。前三十年知識分子面對一個國家，即便不一心一意，也只好從一而終19；后三十年知識分子有四份資源供他們挑選，有四個地方可以幫他們實現(xiàn)小到個體人生、大到社會理想。
1980年代國家放權讓利，手里錢不多，不能光緊著知識分子，也給工人發(fā)了不少獎金。那時雖然市場雖已誕生在西瓜堆仔褲堆里，但那么個臟亂差的地方，一般知識分子實在沒什么興趣光顧。西方才是他們當日的最愛、心中的唯一。那時美元對人民幣的黑市匯率高的時候到了1：10，出國人員免稅商店出出進進的主角都是讀書人，即便是寒冬臘月他們也仿佛走在春天里。由于改革開放的政統(tǒng)實際上廢掉了毛時代的道統(tǒng)20，這使得國家權力一沒錢二沒“理”，實在不被當時的知識分子所看好。友人中最有條件從政的一位卻了無當官的興趣，把心思都用在“打通國際路線”上——這幾年后悔晚矣。當時大學里面的黨組織發(fā)展莘莘學子入黨，其難度都快趕上前幾天晚上王府井街邊不三不四的女人動員我去“享受男人的快樂”了。很多出國游學的人員包括知識分子，在I-20或什么表上輕輕松松勾去了從前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獲得的身份——共產(chǎn)黨員21。
1990年代初、中期，國家體制彌漫著一種沉船情緒，“單位人”包括單位的讀書人展開了一場跳船運動——“運動”當然不是指實際參加的人數(shù)，而是指人心慌慌的樣子。讀書人這回除了縱身“藍色文明”的大洋，還躍入“金色文明”的商海，即小平南巡所掀起的市場化洪波巨瀾。躍入商海的知識分子三扒拉兩扒拉就把自己扒拉成了“儒商”，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也因他們而成長，為他們而壯大。市場從這時起成為知識分子“毛將焉附”的另一張皮，雖然暫時還比不上西方那張，但差距只會越來越小。相對于中宣部而言的“獨立寫作”，開始成為可觀的現(xiàn)象，不少讀書人從“餓不死”的國家體制移民到了“活得好”的文化市場，弄本《快速致富followme》就能把孩子的幼兒園贊助費交上，再編套《古今青樓揭秘》就真有閑錢去“傍尖”“把妹”了。“民”“民間”“官民”開始頻頻登陸知識分子的話語，這個“民”乍聽像是烤白薯攤煎餅的草民，走近了看原來是給讀書人發(fā)勞務費、送贊助費的民（私）企老板。國家是皮，市場也是皮，知識分子剛從一張皮獨立，馬上就被另一張皮收編。舉個極端點的例子，有位編電視劇的友人因為作風散漫，被公司壓在旅館里不交稿不給退房，左右門加對門都是公司的人，每天固定時間“放風”。人身都如此，能“創(chuàng)作”出什么不言而喻。1990年代至今文藝市場生產(chǎn)出的麻、騷、嬌跟毛時代的高、大、全一樣公式化，只是方向不同而已，用《楊三姐告狀》中哥哥的話概括，“凈聽銀子響了！”不過平心說，市場雖然也搞專制獨裁，用盈利模式取代創(chuàng)作模式，但的確比國家權力能容納更多一些自由，更何況市場和國家兩個板塊中間的縫隙也有利于獨立性和多樣性的生長。
1990年代后期以來的十幾年里，隨著中國經(jīng)濟一路飄紅，國家收上來的錢越來越多，分給知識分子的順著五顏六色的“基金”“項目”管道流入他們的腰包。正是在這樣的經(jīng)濟增長和財政分配的背景下，左、右保守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潮在知識界成了氣候。許多對國家取激進姿態(tài)的知識分子，實際動作一點也不激進。記得有一年聽說一些“老同志”憤憤不平要上書，因為負責分配馬克思主義研究某大筆基金的評審委員會，居然混進不少平日“反對馬克思主義”、“仇恨共產(chǎn)黨”最厲害的右翼學者，這個都能忍，那什么不能忍？其實老同志反應過度了，因為這并非特例，而是常態(tài)。所以，什么都忍了，這個也就忍了吧。國家權力體制并非孤零零一座斯大林雕像，而是一所有樓上樓下、有正廳側室、有前廊后廈——總之應有盡有——的大房子。知識分子批判旗桿屋脊，譴責結構布局，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在大房子里橫躺豎臥，尤其不影響他們在食品柜附近歡聲笑語。正像有位朋友曾指出的，跟激進知識分子發(fā)生接觸的國家體制，主要是那些中層官僚。這些官僚和他們思想接近，趣味相當，只不過身著官衣，說話不能隨便罷了，看著他們放言高論，心里是幾分羨慕之情，幾分慚愧之意，幾分關照之想。我有時讀到某些公知的言論，以為他們一直呆在牢里，后來才知道他們在牢外活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給官員授課的有他們，從政府拿項目的有他們，電視上廣告出鏡的有他們，幫資本家黑社會維權代言的有他們，被美國大使館接去商量中國向何處去的有他們，網(wǎng)上為“民”請命一呼萬應的有他們，面對舊制度威脅要大革命的還有他們22。忙得不可開交的他們，在國家、西方、資本與社會之間自由變身、隨處逢源。這倒也不是因為他們真有劉謙那么高的技巧，而是因為這個“權力主導”、官產(chǎn)學媒齊抓共管的“體制”，在相當程度上、相當范圍內已經(jīng)就是他們家了23。他們，我在2006年上演的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中是這樣形容的：
知識的價值終于實現(xiàn)了：
這兜股票這兜黨票
又獨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剛更新老婆正裝修townhouse
――我倒想窮困潦倒呢，無奈機率太小啊
還有馬克還有美元
還有因私因公兩本護照
還有哈佛劍橋的邀請信
——誰還想跑啊，哪片國土有這片熱土好啊24
推出過力作多篇為剝削正名
正workingon一部專著證明腐敗之必要
邊緣知識分子要盯緊，社會公正大旗要抓到
——就沖咱這色毛，投奔哪張皮哪張皮不要��！就沖咱這雙捷足，
踩哪兒，不是金光大道�。�！
由于官僚集團領導改革開放領導出嚴重的兩極分化、道德淪喪，又由于其陳舊的社會管理框架與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現(xiàn)實越來越不般配，更由于他們倚仗權位大面積貪腐，長青克杰前仆后繼、房叔房嬸乃至房妞層出不窮，這使得權力集團喪失人心、聲名掃地，像1930、40年代的國民政府一樣有政權而無話權，淪為意識形態(tài)的弱勢群體25、守著一堆麥克風功放器的啞巴。而對他們的監(jiān)督批判則高踞中國各種合理性、急迫性的榜首。這樣的形勢賦予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相當?shù)恼x性，同時也為其中眾多小頭銳目之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反官紅利”。這紅利不純是獲得清譽成名成家，還包括點擊率、粉絲數(shù)所蘊含的品牌廣告效益，即市場經(jīng)濟注意力經(jīng)濟的真金白銀。“講真話”“反體制”的佼佼者們，不少都反成了現(xiàn)“體制”下活得最風光一族，青年作家韓寒便坦承自己是“講真話的既得利益者”26。既能收“民國范兒”的甜頭，又不用付林白水、聞一多那樣的民國代價，“反官”的熱情自然像物價漲個不停，都快漲成搶購咸鹽、囤積辣椒那樣的風潮了，那場面有點像文革抄家——我同學家是開私人診所的，傳說又有現(xiàn)錢又有皮貨，于是被各路紅衛(wèi)兵掃蕩了七遍，連郊區(qū)農民都戴著紅箍揚鞭催馬趕了來。就真誠嚴肅而論，上一輩學院自由派知識分子要遠遠強于這些大言欺世、嘩眾取寵的意見領袖，更不用說那些嘯聚群毆、把自己當分泌物一樣到處亂抹的網(wǎng)絡癟三了。“民主監(jiān)督”的泡沫化，馬上受益的是泡沫，近期倒霉的是官僚，長期受損的是民主監(jiān)督自身。
最后再談談左翼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的關系。左翼的核心立場是縮小不平等。經(jīng)濟的不平等是不平等的最主要形態(tài)，但社會政治的不平等也是不平等，尤其權力的不平等，往往還是不平等的最重要形態(tài)，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決定性作用。權力和不平等的關系，雖然不是大英圖書館里馬克思的特別關注，卻是中南海里毛澤東一直苦惱的問題。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由權力主持、以擴大經(jīng)濟不平等為動力和導向的社會歷史過程。官僚集團在這個過程中利用主持人身份近水樓臺，為自己牟取了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也給自己背上了難以脫卸的道德孽債。中國的左翼知識界自1990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以來，反對經(jīng)濟不平等的立場可謂旗幟鮮明，與自由派知識分子拉開了距離27。但一說到政治權力，他們往往表情復雜，態(tài)度含混。這很好理解。前面提到的、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四份資源——國家、西方、資本、社會，相對于右翼知識分子的四樣通吃，左翼知識分子的選擇非常有限。首先，資本或市場跟他們天然無緣，請資本家?guī)兔s小貧富差距，等于動員人家自殘，用人家的話就是“欠抽”28。一些左翼人士對資本家中頗有毛粉而倍感興奮，其實是誤讀了人家對毛的解讀。其次，作為世界地主老財?shù)奈鞣揭膊挥弥竿靶⿻r流落海外的左派人士王君曾呼吁美國國會一碗水端平，也為中國左派主持公道，好像一直沒見下文。西方的學院左派倒是能幫點小忙，但也無非是用中國精英最愛聽的native英語批判他們最想往的西方資本主義。再說社會，左翼向來瞧不起一沒槍二沒錢的社會空間，盡管他們在“體制外”的活動范圍也僅限于這個空間：上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發(fā)帖，到公園唱唱歌，去廣場給毛主席像鞠鞠躬。左翼對社會空間的輕視確有一定道理，因為國家那邊，人家哪天說要杜絕“公共場所的各種擾民行為”，你就只能在家唱歌鞠躬了；資本那邊，你好不容易熬好了一鍋湯，人家覺得味道不錯扔倆錢就端走了29。
借助強大的國家權力實現(xiàn)自家主張，這對左右前后哪邊都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選擇——我原來以為給官兵帶路查抄右邊是左邊的癖好，最近發(fā)現(xiàn)右邊遇上這樣的機會一樣愛不釋手。不過，比起右翼知識分子的資本、西方、國家、社會兩大腕兩中碗，30左翼只有一中碗國家加一小碟社會。面對只此一碗的現(xiàn)實，不少左翼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理解，就變得不那么批判現(xiàn)實主義，而有點魔幻現(xiàn)實主義了。坐奧迪的官僚和過草地的紅軍，擱誰看都是截然兩個人，他們卻能看出是同一個魂——有的見了“紅二代”甚至“紅三代”都仿佛見了毛劉周朱本人。“老同志”們說了三十年的一句話又成了他們的口頭禪：“只要旗還在”。而這幾年他們遠遠地跟著擎旗手早一趟晚一趟齊步走，真把自己弄得跟業(yè)余護旗兵似的。由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擎旗手身上，他們的主要精力都用來向高墻深院伸頭探腦、為底層民眾物色大救星或“娘家人”。前一陣他們忽覺紫氣西來，于是跟自由派知識分子一家負責一頭，對渝州故事盡情上綱上線，言過其實可不止一里二里31。今天，不知為什么，他們捧著一只空碗又喜上了眉梢，估計是又聽到金水橋上傳來擎旗手堅定的腳步聲吧。“左翼”知識界的困境可以理解，苦衷也值得同情，但他們需要明白靠“神仙皇帝”終非長久之計。在新世紀的天空下，人民群眾的旗幟只能而且也該是人民群眾自己了。32
結語
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主導世界數(shù)百年、將人類帶到眩目的物質文明高度之后，雖不能說耗盡了其體制及文化能量，但弊端累累、破綻重重，已不足以領導世界未來的發(fā)展了。一個更為合理、更有前途的未來需要探索新的方向，集合新的力量。而中國，以其深厚的歷史積累、廣大的文明規(guī)模、曲折的近代經(jīng)歷、強勁的后發(fā)優(yōu)勢，是有條件乘勢而出、“對人類做較大貢獻”的。但究竟做得了做不了較大貢獻，還要看中國1）能否在三五年內，有效緩解那些迫在眉睫的社會矛盾，安全穿過這段浪飛猿嘯的時代險灘；2）能否在一二十年內，消化整合前后三十年的經(jīng)驗教訓，熔鑄古今中西，實現(xiàn)社會組織方式特別是政治管理方式的升級換代，同時完成中國現(xiàn)代文化形態(tài)特別是價值、意義體系的建立；3）能否在三五十年內，對人類迄今的文明路線包括基本的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以及內心制度做深刻的反思，在繼承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正面遺產(chǎn)的基礎上，團結世界各地向上向善的力量，探索一種符合絕大多數(shù)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存發(fā)展方式，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
注釋：
1《從民族主義到新的世界社會主義》，2012年8月在北師大韓國留學生暑期講座的演講。
2見《鳳凰周刊》2012年6期左春和《“均貧富”不能帶來社會和諧》。
3網(wǎng)上傳聞某會議上某意識形態(tài)高官聽他人說到“共同富裕”，便厲聲斥責為“禍國殃民”。這種“理論家”認識上只會刻舟求劍，像釘棺材的釘子一樣盯著過期的現(xiàn)實幾十年不挪窩，自己誤導了政策、禍亂了國家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4對這次連旬的霧霾天氣，抱怨最兇的恰恰是對霧霾貢獻率最大的有車一族。瀏覽其中富豪們的微博言論，都在烏煙瘴氣地譴責政府，好像自己是藍天白云似的，其實他們跟三十晚上戴著口罩放鞭炮的一模一樣。
5韓非子“上古競于德，中古逐于智，今世爭于力”，其中“竟”“逐”“爭”與本文的比較性競爭雖非完全一事，但也頗有重疊之處。
6拙文《高高低低話平等等》，2001年在中央財經(jīng)大學的演講，收入《與精英保持距離》。
7細心的觀察者會記得，在飯館用餐后將剩飯剩菜打包帶走的“洋習慣”，是從較富裕較且較有文化的顧客那兒開始的。最想打包的是當然窮顧客，但他們不敢?guī)н@個頭，因為“丟不起這人”。
8由于社會快速的流動、心物間微妙的互動，精英與百姓的引領/被引領的關系有時也呈現(xiàn)復雜模糊的局面。譬如，曾為一部分社會中上層所欣賞甚至模仿的北京“胡同大爺”作風，就是一種貴族出身與貧民生涯混來混去、混為一談的亞文化傳統(tǒng)。
9這些言論引自不知何人輯錄的自由派公知謳歌韓寒的語錄，網(wǎng)上很容易搜到。近三四十年的反道德運動、包括對毛崇拜持續(xù)不斷的揭批，按說早已使知識界養(yǎng)成了絕圣棄智的習慣�？奢喌阶杂膳晒懊襟w推出自己的偶像時，居然還是“草原上紅衛(wèi)兵見到毛主席”那套神情和動作。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像方舟子、吳家祥、趙鼎新諸位在這件事上的言論就保持了自由主義理性、質疑、求真的底色，這底色屬于改革開放的正面成果。他如王力雄先生對毛的分析批判，也充分體現(xiàn)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應有的認識水準和道德水準。相形之下辛子陵、茅于軾諸老的評毛文字，真是把當年文革小將的決心書倒過來寫一遍，跟金門前線“殺豬拔毛”的大標語差不多一個水平了。
10拙文《知識分子要擔起價值多元化的重任》，載《綠葉》2011年7期及本文大旗網(wǎng)博客。
11拙文《貪官是一條價值觀的喪家犬》，收入《與精英保持距離》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客。
12集體行為很難說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但確實高發(fā)于像我們這樣個人主義精神相對薄弱的社會。社會成員彼此盯著膘著，固然有社會動員上的便利，但往往因內在根據(jù)不足而動力不繼，一哄而起隨之一哄而散。
13最近吳思先生提出的政改方案，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大意也還是化阻力為動力，讓經(jīng)改中撈了一把的貪官將功折罪，再入政改敢死隊。這種經(jīng)濟人理性人的思路貌似現(xiàn)實主義，卻沒有顧及社會大眾多為情感人、氣性人的現(xiàn)實。
14“讀書人”的定義應該是廣義的，職業(yè)是一個根據(jù)，但遠不是唯一根據(jù)。一個家庭婦女聽多了忠臣俠女的戲曲故事，也可以有超乎利益本能的舉動。
15拙文《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收入《與精英保持距離》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客。
16工農肯定希望衣服越多越好，只是他們買不起。晚上洗、夜里晾、早晨穿是不少普通城市家庭的現(xiàn)實。吳老女公子的文章，我是前兩年一次等公交車時在報刊櫥窗里匆匆瀏覽的。
17文革的主力軍是知識分子，沒工農多大事。后來控訴文革最聲淚俱下的也還是知識分子，他們“反思”、“再思”、“全民族大懺悔”，把賬算到農民的“愚昧性”，“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算到黃河、黃種、黃土高坡的頭上。“暴民痞子”是不包括當年他們自己的。
18參見祝東力的《精神之旅》及本人《市場社會的樣板人》，分別載于各人署名的博客。
19好像佛洛依德說過，人會喜歡上他無法擺脫的東西。所以毛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民國留下的那撥，跟新中國一心一意的要遠遠超過三心二意的。參見拙文《白沒白活的青青歲月》（載于《鳳凰周刊》去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客）論及沈從文先生的部分。
20參見筆者《漫議國家與文化》，載于《文化縱橫》2011年8月號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客。
21記得七十年代上高中時學校開大會，一位戴過右派帽子的老師發(fā)言到最后慷慨陳詞，“我借此機會，第三十九次，向黨，提出我的入黨申請！”全場一片掌聲加一片笑聲。
22最近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風波中，在職記者鞠靖在微博中寫道，“這幾天有人問咋還不辭職，譏為‘怕失業(yè)’，‘留戀年終獎’者亦不乏其人。其實，在同行中，我們是最不怕失業(yè)的團隊之一。再找一份體面的工作根本不難。此時辭職，不僅年終獎一文不少，還可成全‘斗士’英名。但我和很多同事選擇堅守南方周末，因為它還欠我們一個‘百年大報’，欠讀者一個‘讀懂中國’”（見鞠靖1月5日12:05博客，http://weibo.com/1091964612/zd2ydiOV7）。馬斯洛的需要層次從低到高一層不落，全實現(xiàn)了。又，剛在微博上看李鵬程黑衣黑口罩裝置藝術似地現(xiàn)身自己的新書發(fā)行儀式，在廣大微民面前調戲國保，寒磣書刊檢查制，真比紅布招展的斗牛士還紅火。這類事例絲毫不能說明公知的追求有什么不好，但能證明他們的追求實在沒什么風險。
23剛在網(wǎng)上瀏覽到袁偉時先生的懷念文章《鄧正來的雄心壯志》，其中一段話描繪了起碼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實際生存現(xiàn)狀，黑體為筆者所加：“飯后一位司機開車送我們兩人進入東山廣州軍區(qū)總部旁邊一家大門緊閉的印刷廠，看到了整齊排列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對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影響深遠的市民社會和學術規(guī)范問題討論，就是這兩家刊物發(fā)起的熱門話題。它們是在香港注冊出版的，是他和徐澤榮兩人合作辦起來的。沒有想到實際的出版和發(fā)行的地點是廣州。‘沒人敢到這個地方來查的。’他笑笑說。我想這個地方不問可知是澤榮利用關系找到的。澤榮父母都是延安老干部，父親原來是廣州軍區(qū)政治部文化部少將部長，母親是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http://www.jguo.cn/portal.php?mod=view&aid=23253）。
24雖然西方經(jīng)濟低迷加之稅收制度嚴苛，并不真為中國精英中的明眼人所看好（見馮侖先生文章《富人的財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http://business.sohu.com/20120105/n331254101.shtml），但由于“西方”在中國已成為價值觀念，精英們的親人無論是被警察還是被上帝帶走，還都會安慰不懂事的寶寶說，“爸爸去美國了”，“媽媽要在美國呆很久很久”。參見網(wǎng)文《記者楊海鵬之妻被控受賄獲刑4年》（http://news.163.com/11/1021/04/7GS3O7UT00011229.html）。
25最近看《環(huán)球時報》主編胡君的微博，有“你們也許是思想拓荒者，你們也許是勇敢的人?請你們等一等自己的祖國，它大而落后?”云云，已經(jīng)是在代表國家權力跪求哭乞廣大公知了。曾有海外朋友在電話里聊到，“你們國內興抓漢奸，我們海外興抓特務”。但最近發(fā)現(xiàn)國內公知發(fā)生口角時也都喜歡在微博上辱罵對方為GD特務。
26韓寒講的是否都是真話我不清楚，但就我所關注過的上海閔行暴力反拆事件，他寫的網(wǎng)上熱文對前后事實的講述，簡直就相當于老太太拿黃花姑娘時的照片去擇偶。
27中國的自由派，包括絕大多數(shù)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者和一部分政治自由主義者，無論從原理、情感還是價值觀上，都站在經(jīng)濟不平等的一邊。面對中國這些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廣大民眾對此的強烈不滿，他們中不少人或支吾其詞，顧左右而言他，或靈機一動，順水推舟，說只要“民主”“憲政”一切就好了，全然不顧早已民主憲政了的好多國家傷心慘目的經(jīng)濟不平等。他們放著煤老板的兒女們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事實裝沒看見，一說就是央企掃地的月收入八千一萬。他們在平等問題上揣著明白說糊涂的，一如不少“左派”在民主問題上的附會牽強、自相矛盾。其實“左”“右”兩派各有獨到和不到之處，應該坦誠亮明自己的觀點立場，讓全社會在更高的層次上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輕重緩急進行選擇及整合。
28這是就群體邏輯而言，而實際歷史當然不盡如此。主張并試驗共產(chǎn)主義的歐文、恩格斯都是資本家，資本家兼做慈善家的更是大有人在。但這起碼還不是現(xiàn)階段中國資產(chǎn)階級身上的苗頭或傾向。
29公民社會性質的事物向市場和政府快速轉化，是近年來一個很普遍但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實。本來一個干干凈凈、老百姓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的創(chuàng)意或活動，很快就被投資商盤去牟利，或被政府拿走粉飾太平，“中國好聲音”就是最近的一例。當然，這也未嘗不能理解為社會與市場、國家間的良性互動。
30據(jù)袁庾華先生轉述“一位自由派的學者”的話，“除了民間，我們一無所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fffd90101is3h.html）。不知道這里的“我們”具體何指，如果是指自由派知識分子，那并不真實。也不知道這“民間”具體何指，包不包括“民企”。
31參見拙文《農民工討薪六法》，刊載于《鳳凰周刊》2011年17期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客。
32參見拙文《中國革命與陰謀史學》，刊載于《鳳凰周刊》2006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網(wǎng)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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