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現(xiàn)象、歷史問題，往往需要變換角度來看。每變換一個角度，就會對同一歷史現(xiàn)象有新的認識，使研究深入一步。中國近現(xiàn)代史也不例外。
對于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可以從時代主題變化的角度來研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前后兩個時代的分野。向前看屬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疇，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是怎樣圍繞時代主題提出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又怎樣將一個又一個的救國方案付諸實施，而最終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選擇了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唯一正確道路，最終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兩大歷史任務的。向后看屬于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的范疇，研究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確立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是怎樣歷經艱辛而曲折的探索，包括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失誤，最終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
對這段歷史，換個角度，也可以循著思想發(fā)展史的脈絡來研究。那就可以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在這以前，著重研究各種西方思潮是怎樣循著不同的路徑傳到中國，在中國思想界和社會產生日益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并產生一個又一個的社會運動。俄國十月革命的發(fā)生和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最終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逐步從幼稚走向成熟，其標志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開辟，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出現(xiàn)。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中間經歷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嚴重曲折和失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出現(xiàn)了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除了上述兩個角度，還可以選取許多角度，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進行深入研究。同時，還可以把兩個以上的角度結合起來，相得益彰�？傊�，在同一研究領域中，不斷轉換研究的視角，運用得好，可以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全面起來，更加辯證起來，正所謂“條條大道通羅馬”。
康沛竹教授主編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前沿問題研究》，就是這樣一部用不同視角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問題的專著。
全書的前三章，為我們展示出一個內憂外患的清末民初社會圖景。中國舊式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式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作者以翔實的歷史資料告訴我們，災荒頻發(fā)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特點，這種自然現(xiàn)象與官府黑暗、社會腐敗交織在一起，可以說是天怒人怨，雪上加霜，造就了晚清社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相互激蕩的革命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不革命沒有出路，就連以保皇、改良、維新、立憲自詡的溫和人士，也不能不投入革命營壘以求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不是人為的，更不是主觀想革命就能革命的，革命是形勢逼出來的，是大勢所趨。中國最終走上辛亥革命道路，進而效法十月革命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并非偶然，完全是各種力量相互較量、相互作用、相互推動的結果。正如當年毛澤東對革命道路作痛苦的選擇時所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奈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歷史發(fā)展總會有令人扼腕興嘆之處，總會有陰差陽錯的時候。人們在感慨之余，也往往情不自禁地去做種種假設。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面對辛亥革命的結果，有人會問：假如晚清政府的立憲改革成功，歷史又會是怎樣？面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統(tǒng)治的覆亡，有人又會問：假如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打進中國來，假如蔣介石的對手不是毛澤東，歷史又會是怎樣？其實，正是在諸多歷史偶然性的背后，隱藏著歷史的必然。為什么這些假設并沒有變成歷史的真實？不是別的什么原因，就是在社會進步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反復較量中，歷史的必然性通過種種偶然的歷史現(xiàn)象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歷史發(fā)展的復雜性在于，這種歷史必然性并不是一定就會如此，更不是歷史注定如此；如果那樣的話，歷史的發(fā)展豈不是簡單又簡單，筆直又筆直。歷史必然性在開始的時候，往往表現(xiàn)為歷史的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xiàn)實，就必須經過種種的曲折，把握好各種偶然事件，渡過重重難關，化險為夷，將挑戰(zhàn)化為機遇和動力，才能達到成功的彼岸。成功越大，經歷的風險越大，經歷的挫折與失敗也會越大。但無論遇到多么大的艱難險阻，經歷多少曲折反復，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新生事物，一定會最終戰(zhàn)勝阻礙歷史發(fā)展進步的腐朽事物。
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們在作種種假設的時候，千萬不要把歷史假設當成歷史現(xiàn)實，而要透過歷史現(xiàn)實與歷史假設的反差，深入思考為什么會必然如此的道理。這才是歷史研究的科學之道。接下來的五章，即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深入探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幾個重要方面。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早期傳播，到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斗爭，再到土地革命初期創(chuàng)建紅軍過程中對所謂“土匪武裝”的改造，直至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間力量的爭取，作者都結合翔實的歷史資料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作者還轉換了一個視角，對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于三民主義的重新詮釋及其“新生活運動”等加以論述分析。這就使我們聯(lián)想到中國共產黨人探求建設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努力。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里，以經過孫中山先生重新闡釋的包含“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為分界，將三民主義區(qū)別為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并且說：“離開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語曰：‘識時務者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歷史的發(fā)展證明了這一點。拋棄了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精髓的三民主義，最終沒有能夠挽救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厄運。同樣是文化建設，結果卻天壤之別。這驗證了孫中山先生說過的一句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歷史也講平衡，歷史也有對稱。要想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要準備付出驚人的代價。要想總是一帆風順，輕而易舉地取得成功，只能是幻想。中國共產黨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經歷了兩次大的挫折，犯了三次“左”傾錯誤和兩次右傾錯誤，才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同樣地，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在取得寶貴經驗和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經歷了兩次大的失誤。一次是嚴重違反經濟規(guī)律的“大躍進”，另一次是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其中的教訓，刻骨銘心。唯有如此，中國共產黨終于帶領人民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部專著的最后三章，講述的就是后面這段歷史。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是毛澤東這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戰(zhàn)略家，只要在思想路線上偏離了實事求是，在政治路線上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樣也會背離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也會犯全局性的錯誤，也會給黨、國家、人民帶來嚴重損失。這段歷史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無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因為，她勇于為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政治優(yōu)勢，正是在總結經驗、糾正錯誤、探索規(guī)律的過程中，不斷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進行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
鑒往知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還有許多已知和未知的風險挑戰(zhàn)。每當我們遇到難題的時候，重溫已經走過的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可以使我們信心倍增。每當我們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重溫這段歷史，可以使我們頭腦清醒。我們要以敬畏之心尊重自己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更加充實、更加智慧、更加理性。
（《環(huán)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1期，摘自2012年第12期《高校理論戰(zhàn)線》）
相關文章相關評論發(fā)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