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宜黃官員”李昌金
李昌金曾經的一個舉動，在網絡與媒體世界掀起了一陣遠比波瀾更猛烈的驚濤駭浪，他以“慧昌”的筆名投書媒體，在媒體的加工下，這個《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來信的作者身份，變成了“宜黃官員”，其文章被提煉出“沒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人人都是強拆的受益者”等觀點，從而為千夫所指，加速了其傳播速度。但事實上，李昌金只是江西宜黃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主任、縣政協(xié)委員，雖然身在體制內，卻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而且還是一個三農研究者，對三農問題有著深切的關注，還是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
其實冷靜理性的看這個來信，不管它的觀點如何，不能否認其代表了一部分體制內者的真實看法。先不管觀點如何，各種真實的看法有機會表達出來，對于中國社會來說其實是一種好事，只有都充分地表達了意見，中國才能又有機會達成一種社會共識。如今兩年過去了，在劍拔弩張的嘴仗平息之后，南都評論記者找到了文章作者李昌金，回過頭再重新探討與思考文章的說法，以及交流他對于當下中國農村的現(xiàn)狀的各種看法。
“‘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裝的孩子”
南都：您為何的投書媒體？如果現(xiàn)在回頭看，您還堅持當時的看法嗎？您對隨后的社會反應，預估到了嗎？
李昌金：最直接的原因是對網絡媒體輿論一邊倒不滿；對一些專家學者信口雌黃地評論不滿；對一些記者為了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抓住政府一點可鉆的空子隨心所欲、無限發(fā)揮、上綱上線，全然不顧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原則、不考慮事件的復雜性和多面性不滿。深層次的原因，是試圖通過對這一全國關注事件的解讀，在國人面前撕開一道口子，讓國人看看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和地方發(fā)展邏輯，盡管看上去是那么血淋淋的。
老實說，我曾寫過兩個版本的“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一個平民版、一個官方版。宜黃事件發(fā)生一段時間后，我先是站在“民”的立場寫了一篇《透視》，但當我寫好后準備投稿時，發(fā)現(xiàn)形勢不對，宜黃事件在一些記者推波助瀾下，輿論“一邊倒”聲討縣政府，在這種情形下，我改變初衷、調轉筆頭，改站在“官”的立場寫重寫《透視》。不過，盡管版本不同，分析問題的角度和維護的對象不同，但文章所要表達的主題是一致的。
《透視》一文的觀點凝聚了本人十多年來對中國三農問題的深入思考。遺憾的是太多的網民讀不懂我文章所要表達的真實意思，讓那句被媒體記者單獨拎出來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牽著鼻子走。
至于社會反映可謂“預料之處、情理之中”。因為，真相總是讓人很難以接受。正如，網友“紅土地”在他的《“宜黃來信”乃沉默的爆發(fā)》所寫：“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裝的那個孩子。長期以來，我們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巨大的經濟成就膨脹了人們的信心，他們忘了我們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xiàn)實，忘了民主人權自由是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實現(xiàn)，他們以為西方民主人權自由在當下的中國就能實現(xiàn)。因此，他們對映入眼簾的、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個個殘酷事例接受不了。所以，“宜黃來信”這個天外之音所引發(fā)的石破天驚的效果也就不足為奇……
南都：您被解讀為宜黃官員，對這個外界賦予的身份您認同嗎？還是這篇文章是一個集體觀點，您只是一個執(zhí)筆者而已？
李昌金：“宜黃官員”是一些媒體記者為吸引讀者眼球給我的標簽。其實，作為一個地方八品官員，準確地說，我這種邊緣化的、有職無權的官談不上“官”，當然也沒人把我當“官”看，充其量就是拿所謂“正科”工資的公職人員。因此我代表不了宜黃官方，當然，宜黃官方也沒有給我這個授權，所以我的言論只代表個人。正如你所說，那篇文章發(fā)表后，很多網民認為這一定是槍手所為，或者是一個寫作班所為，并認為一個縣級官員不可能有這種水平。其實只要對中國官場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當?shù)爻隽擞绊懭珖拇笫�，主政者不可有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來寫文章為自己辯護、跟媒體叫板，因為這是官場的大忌。
我這類自詡為憂國憂民的人，在體制內通常會被看作“另類”， “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數(shù)情況下只不過是一個傳說。思想者總是孤獨的，何況是在江西一個旯旮小縣？因此，除了“自耕自作”外，別無他法。
不過，雖然我的身份不足以代表“宜黃官員”，但對媒體賦予的“宜黃官員”的角色，我并不反感，我很愿意代表宜黃官員發(fā)聲，甚至代表所有基層干部發(fā)聲，因為我要讓那些妖魔化基層干部的看到，基層干部并非都是他們想象那種只會魚肉百姓、無所作為的酒襄飯袋，他們當中，不泛一批有思想、能作為，憂國憂民、鐵肩擔道義的仁人志士。他們與農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們，這方面一定不亞于那些成天以“維權衛(wèi)士”自居所謂專家學者。無疑，基層干部是實現(xiàn)“中國夢”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
“官民之間應當達成某種程度的諒解”
南都：據您自己的了解，您所說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現(xiàn)較大部分體制內官員的真實認識？
李昌金：我認為大凡那些深諳中國國情、有較長農村生活、工作經歷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廣大基層干部，絕大多數(shù)都會支持我文章所表達的觀點。因此，當《透視》一文在網上引發(fā)爭議后，一些我熟悉三農專家、基層干部等紛紛通過發(fā)表文章或打來電話，對本人行為及文章觀點表示支持。湖北省一位市領導坦言：“我敢說國家大多數(shù)的重大工程，都是強拆做成的。”近兩年多來，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文章觀點。
南都：在宜黃事件包括其他的政府強拆事件中，您認為為何公眾都習慣性地站在被拆遷者一方？
李昌金：那是因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借此獲得一點可憐的道德優(yōu)越感，借以逃避殘酷的現(xiàn)實。因為在政府與被拆遷戶之間，被拆遷戶顯然是弱勢的一方，從心理學上來說，在人的潛意識里都有一種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滿足這種愿望。還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過指責政府、同情被拆遷戶，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渲瀉這種仇官心理，從而獲得心理上的一種滿足，并且這種指責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其實，公眾對于事件的真相并不是特別感興趣，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渲瀉情緒的“靶子”。
南都：這很大程度上，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以及民意特別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也是與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有關，您認為，該如何實現(xiàn)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信？而不會一旦有事情發(fā)生，政府官員就有被妖魔化的傾向。
李昌金：我國目前面臨的社會環(huán)境是，一方面是幾十年不變的官僚體制，一方面是公眾主體意識、權益意識的覺醒，一方面是社會輿論不恰當?shù)囊龑�，在這種狀況下，實現(xiàn)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信似乎很難。但盡管如此，政府也并非不能作為，政府要做的是，決策前要走群從路線，讓群眾充分參與；決策中堅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則；決策后一旦出事，就要誠實面對公眾、不藏不掖、勇于承擔等。當然，媒體記者客觀公正的報道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沒有1%的強拆，就沒有99%自愿拆遷”
南都：如果跳開宜黃事件來看，強拆式的發(fā)展，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這已經引發(fā)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了。
李昌金：當然。不過，“強拆式發(fā)展”一詞值得商榷，因為媒體記者過度渲染和夸張報道，使人們感覺凡拆遷都強拆、凡強拆都違法、凡強拆被拆遷戶都受害。其實真正實施強拆必竟是少數(shù)，比例或只占百分之一。但沒有1%的強拆，就沒有99%自愿拆遷。在國家治理過程中，使用包括強拆在內的強制性措施，正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沒有強制性措施做后盾，國將不國。
南都：強制農民上樓等這種市民化的過程，是否值得反思？
李昌金：我感覺強制農民洗腳上樓只是媒體記者的夸張報道，或者說是一個噱頭，現(xiàn)實的情況可能相反，是農民盼政府要給他上樓的機會。我現(xiàn)在很擔憂是，積極或過度的城鎮(zhèn)化是否會成為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陷阱？中國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wěn)定器”，對現(xiàn)代化的建設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四五億農民把農村大好資源廢棄，背井離鄉(xiāng)擠進城鎮(zhèn)，隨之而來的城市病、三無農民、城市貧民窟……尤其是一但出現(xiàn)嚴重的經濟危機，農民工失業(yè)，這些進城農民靠什么維持城市高消費和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是我們能夠承受的嗎？
近二十多年來，政府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惡習難改，這其中，中央農村政策脫離農村實際問題是一個突出問題，中央財政每年投到農村幾千億資金有多少打了水漂？一些政策甚至可以說是“自毀長城”的政策（如免除農民稅費尾欠實際就是摧毀誠信道德長城），造成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級領導層內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了，包括參與政策制定的專家們。
南都：激進的城市化，往往傷害到民眾的權益。在謂公眾利益與個體合法正當?shù)臋嘁嬷g，孰輕孰重？如何達成平衡？
李昌金：城市化是世界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城市化并不一定傷害民眾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化化到哪里，就等于把致富的種子播種到哪里。強拆出事，最主要的并不是被拆遷戶原來的利益受到多大的損失，而是被拆遷戶希望獲得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補償，而地方政府通常只肯一至三倍補償之間的矛盾。
按照過去“先國家后集體再個人”的價值觀，顯然公眾利益大于個體利益；按照現(xiàn)在“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當然公眾利益要讓位個體權益。哪種價值觀更適合中國國情？在搬遷征地方面，要達成公眾利益與個體權益的平衡，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一方面約束政府，合理補償，以保障被拆遷戶權益；另一方面約束被拆遷戶，訴求合理。但在當前利益格局之下，要構建這樣一種協(xié)商機制以及救濟途徑很困難。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政策在一定程度脫離了中國實際，由此導致基層政府無所適從，只有各行其是，采取以“擺平”為目標的實用主義辦法，但這種實用主義的辦法危害很大，后遺癥很嚴重，最終公眾利益與個體權益一起受到傷害。
“什么都讓政府管死了，農民有什么可以自治”
南都：您還很關注的農村基層選舉，現(xiàn)在很多地方都暴露出了各種問題，比如村干部的腐敗、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沖突等。您如何看到運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
李昌金：搞選舉容易、搞法治難，如果選舉能解決問題，印度一定比中國發(fā)達。制度比人重要，只選人不選制度的民主，這種民主的意義就大打折扣，這種民主就變成“輪流坐莊”，那誰當不一樣？按農民的話說，就是“條條蛇都會咬人”。
在我看來，30多年的村民自治并沒有實質性改變鄉(xiāng)村政治生態(tài)，或者說外來的制度安排并沒有內化為村莊新秩序。村級組織繼續(xù)按它原有的運行軌跡運行，由于農村精英不斷外流，取消稅費后縣鄉(xiāng)又放松了對村級組織的管理，從而導基層民主出現(xiàn)種種問題，其中腐敗問題最為突出。
問題的根源：一是宏觀體制與政策。在“壓力－控制型政治體制”和“鄉(xiāng)政村治”治理格局之下，民選的村委會仍然僅僅是強大的行政機器上齒輪。二是全能主義政府。全能型政府將公共權力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什么都讓政府管死了，農民有什么可以自治？三是“四個民主”失衡。只有民主選舉，沒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這樣的民主不健全。四是無組織的農民。1949年后，國家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把鄉(xiāng)村社會原有的基于血緣、地緣的傳統(tǒng)組織體系打破了，農民又重新回到了一盤散砂的歷史常態(tài)。
南都：那村民自治如何能夠真正地脫離“壓力－控制型政治體制”與全能主義政府的束縛，實現(xiàn)真正的自治？
李昌金：首先是要改革頂層設計。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憲政民主體制，在這一框架下重構黨政關系、鄉(xiāng)村關系和村組關系。其次是建設“有限政府”。調整現(xiàn)行法律政策，賦予農民更多管理社區(qū)資源和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其三是“四個民主”協(xié)調發(fā)展�？h鄉(xiāng)政府改變一選了事的做法，著力引導村民行使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的權力。其四是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效仿東亞日韓臺成立“農協(xié)模式”。其五是進一步規(guī)范村委會選舉，制定更嚴格、細致的《選舉法》等。
李昌金：30年前，村民自治的堅定推動者和重要決策者彭真委員長曾對我國村民自治的前景寄予厚望：“農民群眾把一個村的事情辦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鄉(xiāng)的事情；把一個鄉(xiāng)的事情辦好了，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逐步鍛煉，提高議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擴大民主范圍。”但這種情景至今沒有在中國出現(xiàn)，看來主張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還是有問題。這樣一種漏洞百出、問題叢生的基層民主，談何推動與影響中國的政治文明與制度建設？
南都：你在《透視》一文中曾預言，宜黃事件會使宜黃落后五年，現(xiàn)在兩年多過去了，情況怎么樣了？
李昌金：“宜黃事件”對宜黃發(fā)展的負面影響無疑是巨大和持久的。事件發(fā)生后，宜黃在經歷了一波洶涌的輿論潮之后，另一波上訪潮隨之而來。老百姓出了事不管與政府有沒有關系，有些甚至和政府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也要到政府大吵大鬧，兒子游泳死了到政府鬧，出個車禍到政府鬧，在醫(yī)院死個人到政府鬧！不少人還學著拿汽油自焚相威脅，一些政府官員為了維穩(wěn)，保烏紗帽，不得不屈服這種壓力，違心滿足他們的不合理要求。還有，在撫州各地農民及少數(shù)干職工亂占耕地、亂建房成風，由于法不責眾，政府也只有開一只眼，閉一只眼，補辦手續(xù)了事。某村聽說政府要征村里的一塊地，一夜之間竟做成30多個廁所。所以，有人說，現(xiàn)在是中央講和諧，省里講妥協(xié)，基層被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幾個干部敢管事？因此，在坊間有人把地方政府比喻為“清朝政府”。
南都：你《透視》一文中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斷代已有80年之久，……優(yōu)秀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恢復需要解決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某些問題。這段話是什么意思？
李昌金：前一個問題是說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缺失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后一個問題是說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必須堅持“無神論”，作為繼承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政黨，又必須承認“有神論”，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是有神論文化。在“無神論”與 “有神論”這對矛盾中，“無神論”顯然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就不難理解，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國外紅紅火火（孔子學院開遍全球），在國內卻寂寂無聲。一些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的東西，如儒釋道文化中關于人生宇宙觀、修身治國思想等很難堂而皇之地進入各級黨校及大中小學；一些感天地、泣鬼神，挽救了無數(shù)個家庭，影響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如陳大惠等人所從事的圣賢教育，一場報告會過十年空洞說教，但卻只能在“地下”進行，從未進入主流媒體。傳統(tǒng)的東西丟了、社會主義的東西不講了、西方的東西水土不服，我想，這正是我們社會信仰危機、道德滑坡的最重要原因。
享譽世界的大歷史學家、英國人湯恩比博士在歐洲一次國際會議上大聲疾呼，“能夠真正挽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英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課本里面采納佛經的內容，把佛教正式列入學校的課程，英國是基督教的國家，中國是佛教第二故鄉(xiāng)，英國人做到，我們卻沒有做到。
意識形態(tài)問題解決的標志是：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的人生宇宙觀、齊家治國思想能堂而皇之進入各級黨校和大中小學；大中小學生都能背誦一些像《弟子規(guī)》一樣的經典，并依規(guī)奉行（這樣做了，校園還會出現(xiàn)那么多投毒兇殺案嗎？）；陳大惠所從事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能從“地下”轉到“地上”，并進入主流媒體。如是，社會風氣好轉將指日可待，“中國夢”的實現(xiàn)將變得清晰可見。
南都：您《透視》一文中：“一切機械照搬法律，同樣會犯本本主義的錯誤”， “我們精心為公民打造設計的現(xiàn)代救濟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棄之如敝履，”被很多網友批評，認為您是在蔑視農民，您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是什么？
李昌金：“依法行政”沒有錯，但迷信依法行政就錯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封建專制社會歷史，公民意識、法治意識淡薄，何況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在這一個國度里，寄希望于幾個象牙塔的專家關起門來弄幾部法律就能解決中國社會大量的現(xiàn)實問題，那未免太天真幼稚了。
反對本本主義，就是反對機械照搬法律條文，就是要在依法行政時貫徹法制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的原則和執(zhí)法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則。
從根本上，我們應當全面反思和檢討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社會發(fā)展道路上的“西化”傾向（用通俗化的語言表達就是“與國際接軌”），如專家治國、科層化管理、向國際標準靠攏等。“與國際接軌” 主導著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改革。在全方位的“接軌”過程中，很多本民族的治政理念、治國經驗被拋棄了，如忽視了廣大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地方以及社區(qū)事務決策與管理�？梢哉f，當今中國很多社會問題與此高度相關。當然，學習西方并非不要，而是應當堅持立足本土、洋為中用、兼收并蓄的實用主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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