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農民維權的種種方式體現(xiàn)出強烈的工具理性特點，溝通理性則明顯缺乏。由于工具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其帶來的必然是壓制與反壓制，法律只能成為工具選擇而不是農民維權中的結構性要素。溝通理性應取代工具理性成為農民理性維權的建構基點。農民維權的利益屬性是農民維權溝通理性建立的前提。溝通理性的建構不僅有助于農民權益問題通用解決規(guī)則的產(chǎn)生，同時對農民維權法治化發(fā)展以及社會和諧穩(wěn)定都具有積極作用。
關鍵詞：農民維權；工具理性；溝通理性；社會和諧
一、農民維權中的工具主義理性表現(xiàn)
農民維權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相伴相生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我國社會發(fā)展變遷的顯著特點之一。面對此起彼伏的農民維權行動，尤其是面對現(xiàn)實中以自焚、跳樓等極端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農民維權行動，理論界和實務界關于農民理性維權的呼聲日漸高漲。然而何謂理性維權，在理論上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是，面對農民同樣的行為，有學者認為是非理性行為，而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其恰好是農民理性行為的表現(xiàn)。這種矛盾和混亂充斥農民維權研究的各種文本中，對于農民真正意義的理性維權發(fā)展無所助益。造成這種矛盾和混亂的原因，或許在于我們將“理性”一詞標簽化的運用，然而，這種將“理性”或“非理性”標簽化來概括主體權利行為，其本身可能就是“非理性”的；而且僅僅依據(jù)個人認知和道德情感偏好而對主體行為給予理性或非理性評價，也并不能說明問題實質所在。因而我們必須從理性內部分析入手，探求農民維權行為表現(xiàn)出來的究竟是何種理性。理性，是人之為人的重要表征，是支配人的行為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自啟蒙時代以來為人們所感知，并隨著其對社會生活影響的加深而越來越為人們所熟悉。然而在理論上對理性問題展開詳細研究的，當屬馬克斯·韋伯。他提出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基本概念。在韋伯的理論中，價值理性是指“建基于某些價值信條之上，以某種特定的終極的量為依歸的理性”。與價值理性不同，工具理性則是指“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xiàn)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也即人們?yōu)檫_到既定目的，會精心計算各種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帶的后果，以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手段來實現(xiàn)目的。由此可見，工具理性是一種強調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和處理事情的態(tài)度，集中表現(xiàn)為一切只考慮手段對于目標實現(xiàn)的效用，強調用最少的資源和最快的方法完成任務、達到目的。依此評價標準和處事態(tài)度，使人們以冷靜的計算手段從事各種活動。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本來同為人的理性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然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中，隨著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價值理性日漸萎縮，而工具理性則無限膨脹，對人們社會生活諸方面產(chǎn)生著深遠的影響。農民維權是農民針對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運用各種維權手段展開的社會活動，因而不可能不包含著工具理性的要素，不可能不受著工具理性的影響。借助于對農民維權實踐的觀察可以看出，當前我國農民的維權實踐具有強烈的工具理性特點，在這種理性支配之下的維權活動中，一切手段都被從實際效用的角度予以考察，手段效用的高低成為其取舍的標準。這在當前農民維權行動中比比皆是。典型的表現(xiàn)是：
1.法律在農民維權中僅僅被視為維權可資利用的工具。正如有學者在對農民維權行為進行觀察后指出的，目前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不法侵害時, 他們幾乎都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在農民的眼中，“法僅僅是維權博弈中的一種‘勢’,即可供選擇的路徑之一,在其他勢的影響下,法勢往往成為一種姿態(tài)而非一種實踐”；“村民們……不是把司法作為制度或者作為過程去評價，……當法律對己有利時,就堅決要求實施,如果自己的主張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他們就以不懂‘法’為名,不講‘法’,回避‘法’。”甚至基層政府權威在村民眼里也具有實用化傾向,“當基層政府權威能為我所用,便以此指責對方膽敢蔑視政府、領導權威,不與上級保持一致；當為我所礙時,則挑戰(zhàn)污蔑之。”
2.弱者身份成為維權的武器。有學者指出，農民在維權抗爭中常常利用自己作為弱者的或者自視為弱者的“身份”進行抗爭。這種將自身的弱勢武器化,以求達到利益抗爭的目的,并不是出自農民的初衷,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農民之所以選擇此種方式，正在于此種方式符合實用主義的要求，它“既可顯性地表達自身利益要求,又可以借‘弱者’之殼保護自己”。
3.制造“問題”以解決問題。從農民維權的具體實踐來看,抗爭目標總是以具體而明確的問題的方式提出來的, 這就有一個“問題化”過程,也即農民要使自己的具體問題納入政府解決問題的議事日程中, 就必須不斷運用各種策略和技術把自己的困境建構為國家本身真正重視的社會秩序問題。按照村民的心理,只有發(fā)生足夠重大的“問題”,其要求才可能為上級重視并得以滿足。因而“說”、“鬧”、“纏”等成為農民的問題化技術，“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成為農民維權過程中的常見心態(tài)。
4.以身抗爭。以身抗爭是以血淋淋的身體毀壞、自殺、自焚等極端方式抵抗戕害或不公，或者以強勢對方或‘無辜者’的血腥戕殺或者毀滅，引起社會或強勢者的重視以求解決問題的行為。在這種維權抗爭中，身體或生命不過是維權抗爭的工具而已。由此可見，在當前農民維權的實踐中，工具理性的特點十分明顯。
二、工具理性下農民維權行為的缺陷
毫無疑問，基于工具理性而展開的農民維權行動對于農民利益的實現(xiàn)仍舊具有相當?shù)姆e極作用。在特定情形下的個案中，農民正是借助于各種工具性手段獲取了維權某種程度的勝利，尤其是面對生存壓力，工具理性之下的維權無疑是一種最為直接、快捷的維護和實現(xiàn)利益的手段。然而，工具理性之下的農民維權固然能夠在特定情形下的個案中實現(xiàn)農民權利的維護，但整體上看，工具理性的農民維權是缺乏建設性的，在特定情況下，這種維權反而對農民自身乃至于社會造成一定的損害。其原因在于：
1.工具理性的農民維權無法擺脫工具理性自身自我否定的命運。工具理性固然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種有效性的行為評價標準和處理事情的態(tài)度，但是工具理性的極度發(fā)展，其結果反而是使人類的生活處境更不理性，這是工具理性的自我否定。韋伯認為，這種理性的自我否定，源于理性化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內在緊張關系。按照他的分析,工具理性的伸張,必然會衍生價值非理性的后果,反之亦然。因此,現(xiàn)代人在作出種種抉擇時,無可避免地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為了生存與競爭,必須講求效率與實績,但由此而膨脹的工具理性會導致價值上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把工具(形式)理性此一手段當作終極目標來追逐, 在社會各個領域造成林林總總的異化現(xiàn)象。農民維權過程中工具理性發(fā)展的極端，同樣也必然是使一切事物均降格為手段，甚至連人也不再作為主體存在，而成為手段。當前農民維權中自焚、跳樓威脅正是將人自身降為手段的體現(xiàn)。當人自身已經(jīng)成為手段的時候，工具理性下的農民維權在價值上的背反已經(jīng)不言而喻。
2.工具理性之下農民維權是壓力形式的、單向的行動。法蘭克福學派曾針對工具理性進行過深入的批判，他們甚至認為，工具理性是現(xiàn)代社會的萬惡根源，“這種理性化的潛在邏輯，是加強支配與壓迫的邏輯。自然的支配變成了人對人的支配，而且最終會墮入自我支配的噩夢之中。”這一批判雖然過于尖銳，但卻也精確地指出了工具理性的邏輯實質。在謀求支配與壓制的邏輯之下，一切事項都變成了勢力博弈的要素，一方行為的最終目的無非就是形成對對方的單方強勢壓制。觀察當下的農民維權行動，無論是農民的“依法抗爭”、“以身抗爭”，還是政府機構的應對行為，諸多手段的差別都無法掩蓋一方謀求特定時空上博弈優(yōu)勢的目的追求，這是工具理性維權壓制性邏輯的必然結果。因而，對農民來講，在維權過程中，一旦某種手段無法實現(xiàn)目的，能夠產(chǎn)生更大壓力的手段將會被采用：當個人的維權不起效果，農民就可能聚集起來集體行動；當法律規(guī)則不起作用，農民就可能訴諸于“弱者”的身份；當人身之外的手段無法達到目的，農民則唯有訴諸于自己或他人的“人身”。然而，壓力可以不斷遞增，但維權者以及社會所能承受的壓力卻是有限的。當壓力極限一旦突破，那種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秩序的極端事件就可能出現(xiàn)，維權者自身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但其也必是建立在付出慘重代價的基礎上的，至于此種事件對于社會民眾整體心態(tài)、對社會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的負面影響自不待言。
3.工具理性下的農民維權難以產(chǎn)生共通性、普適性的問題解決規(guī)則。工具理性強調手段的有效性，而在不同的個案中，農民可資采用的有效手段則隨具體環(huán)境而有差別，因而，此時此地之手段不一定就能夠完全運用于彼時彼地，彼時彼地之經(jīng)驗也不見得對此時此地之事件解決有助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農民運用政策對抗基層政府“土政策”，借助上級高壓打擊基層政府的“無法”，或者直接把抗爭的矛頭對準基層政府，不過只是農民抗爭技巧、策略上有所不同而已。農民抗爭技巧、策略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農民尋求共通性、普適性的問題解決規(guī)則的努力，而規(guī)則的缺乏則意味著農民維權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秩序缺乏狀態(tài)。因為正如英國社會學家科恩總結的那樣，“秩序”總是與規(guī)則相連，它表明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種相互性和穩(wěn)定性，即人們的行為總是在知道彼此期待的情況下，回答或補充他人的行為，以使社會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長期保持它的形式。而基于工具理性的農民維權顯然無法在謀求共通性、普適性的問題解決規(guī)則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三、溝通理性應成為農民理性維權的建構基點
面對工具理性下農民維權的種種缺陷，應該以何種方法加以應對呢？在這個問題上，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或交往理性或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哈貝馬斯批判工具理性，但是卻并不完全排斥它。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只是工具而已，其既可造福，亦能致禍，因而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運用以使得工具本身不會自動成為目標，而是為合理的生活目標服務。哈貝馬斯認為，這個問題只能通過溝通理性來解決。在哈貝馬斯看來，社會的合理性問題，要通過人的行為的合理性來解決，即主要是通過人的交往行為的合理性來解決。工具理性運用于目的已被決定后的階段，考慮的是為了達成目的而需采用何種最為有效的手段、方法或策略的問題。交往理性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行為中表現(xiàn)出來的。當一群人通過理性的商談和討論去互相理解、協(xié)調行動、解決問題或處理沖突時，這便是交往理性的體現(xiàn)。反過來，如果人類通過訴諸暴力以致戰(zhàn)爭來解決問題，這便是交往理性的反面。因此，當人們用和平的、理性的語言進行交往時，他們便是在使用和發(fā)揮其交往理性。由此看來，與工具理性不同，溝通理性并不想用控制知識的方式引導對方，將對方視為要說服或控制的客體。溝通理性之下的交往蘊涵著平等、合作和求真的深義。它強調在合乎道理的情景下，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以尋求真理，達成共識。
溝通理性的上述特點為農民維權工具理性缺陷的克服指明了方向。在我國當前農民維權工具理性趨勢日趨強烈的情況下，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引導其向溝通理性方向發(fā)展應成為農村社會法治化發(fā)展的重要內容。因而，溝通理性應取代工具理性成為農民理性維權建構的基點。具體而言：
1.農民維權的利益屬性是農民維權溝通理性建立的前提。溝通理性之下人們的活動表現(xiàn)為參與者之間商談、協(xié)調、妥協(xié)而謀求共識的過程。溝通理性之所以能夠實現(xiàn)，其基本前提在于參與者之間存在著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利益的完全剝奪與壓制。如果是后者，爭議雙方之間的問題恐只有“魚死網(wǎng)破”式的革命行動才能解決。因而，對于農民維權來講，農民維權溝通理性能否建立，需要我們首先考察農民維權的基本屬性。今天，雖然對農民維權的基本屬性還存在一些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界高層，對于農民維權的利益之爭屬性已經(jīng)形成共識。人們普遍認為，當前農民展開的各種維權行動，雖然在具體內容上有所差異，但總體上都是在承認農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在根本上一致的基礎上展開的，農民維權行為是在現(xiàn)行政治框架下的利益表達和爭取的行動。農民維權行動的基本動因在于農民特定利益的缺損。即使是針對以群體性事件這種較為劇烈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行動，學者們也認為，只要這種表達是和平進行的，那么也不過是公眾正常利益訴求的一種表達形式，其目的在于維護、爭取和實現(xiàn)自身利益而不是與政府政治對抗。對于此種事件，與其任由其“無序釋放”，還不如認真考慮開啟群體事件的“制度化”進程，使以“包容、合作、同化”為取向的“整合”策略取代以“對立、極化、壓制”為取向的“排他”策略。上述對于農民維權利益屬性的確認為農民維權溝通理性的建立奠定了前提條件。
2.溝通理性是農民維權法治化的基礎。法治，是按照民主原則把國家事務法律化、制度化，并嚴格進行依法管理的一種治國理論、制度體系和運行狀態(tài)。由于法治所內涵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要素以及其規(guī)則化的制度體系特征，法治已經(jīng)成為人們共同的追求。在法治建設過程中，溝通理性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法治建設中缺失了溝通理性，其結果只能是使法律降格為人世矛盾不可調和的產(chǎn)物、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社會壓迫的武器。這樣一來，法律就會遠離人們相互交往的精神世界，它不再是我們精神世界的安頓者而是人們自覺精神和倫常道義喪失的替代品；法律在人際交往結構中只能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法治從而只能成為人們行動的口號式標簽，而不是結構性要素。因而，正如謝暉先生指出的，“法治的基礎，就在于溝通理性的建立，在協(xié)商精神的成長。”在我國法治化發(fā)展中，農民不應被拒之門外，法治化應成為農民維權發(fā)展的重要目標。而基于法治與溝通理性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農民維權法治化發(fā)展必然需要建基于溝通理性之上。
3.溝通理性有助于問題解決通用規(guī)則的產(chǎn)生，也能夠為社會和諧穩(wěn)定奠定共識基礎。哈貝馬斯在其《溝通行為理論：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化》中指出，“理性可理解為一種言行主體的能力，它反映在具有理由和根據(jù)的行為模式中。”溝通理性來自于辯論和對話。在溝通理性的實現(xiàn)過程中，一方并不是將對方視為要說服或控制的客體，而是將對方視為意見交流的主體，借助于程序機制上的話語的表達與交流，最終達成統(tǒng)一、形成共識。因而，圍繞著語言或者說話語而展開的溝通理性必然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是謀求共識而不是謀求壓制的。在這種情形下，實體的爭議問題或許會有不同，但溝通的程序機制卻完全能夠建立起來，而程序機制恰好是可以運用于不同問題的共通性、普適性規(guī)則，這就為維權過程參與者之間話語表達和利益協(xié)調提供了基本的解決框架。而借助于這樣的程序規(guī)則，農民利益訴求的表達和交流獲得了溝通的平臺，納入了合法的可控渠道。而當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情緒宣泄通過這些平臺和渠道表達出來時，積怨心理和沖突情緒必然能達到相當程度的控制與消解，這無疑也有助于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發(fā)展。
總之，在現(xiàn)代社會日益多元的情況下，農民利益的維護只有納入溝通理性的范圍中，農民的利益表達和權益維護才能獲得真正理性化的發(fā)展。實踐已經(jīng)證明，單純工具理性指導下的農民維權雖能在特定的個案中起到權益維護的作用，但長遠來看，這種維權并沒有能夠真正開啟農民利益制度化表達和協(xié)商對話的大門。以觀念的變革促進農民維權理性交往程序規(guī)則的產(chǎn)生，以正當?shù)某绦蛞?guī)則保障農民利益訴求的有效表達，對于化解利益沖突、維護農民利益、消解社會矛盾、實現(xiàn)社會和諧均具有重要價值，值得我們以切實的行動實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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