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約瑟夫·尤金·迪昂：《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
小約瑟夫·尤金·迪昂：《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
這是一位政治記者撰寫的美國文化內戰(zhàn)史。作者小約瑟夫·尤金·迪昂（E. J. Dionne），是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喬治敦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作為50后一代人，Dionne見證了書中所描繪的始于1960年代的美國五十年文化內戰(zhàn)。他本人出生在一個共和黨保守派家庭，以選舉、民調、媒體和宗教為研究主業(yè)，但他的朋友圈子卻并不狹隘，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左右之爭，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既有社會主義者、也有資本主義者，既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他們的意見得到了這本書的充分尊重和重視，使之成為一部公允之作。
這本書處理的是困擾美國政治學界多年的一個難題。二戰(zhàn)后，美國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50-60%左右，這讓美國人很沒面子，引發(fā)了諸多解釋。比如頗具阿Q精神的“睡狗理論”，就說這是因為大部分美國人對政府已經很滿意了，大家覺得投不投票都無所謂。當然，更多的是憂慮，Robert D. Putnam就強調這證明了美國共和主義的衰落，公民們越來越喜歡自娛自樂，公共生活退化，人們不想浪費時間和精力走去投票站；美國新左派認為選舉政治已經蛻變?yōu)榻饳嗾�，成了富人的游戲，這種游戲當然不招大眾待見，所以應該超越選舉，提倡一種積極的“參與式民主”；更為實證的看法是：低投票率的原因在于貧富分化幾十年來持續(xù)拉大，美國已經成了兩個分歧嚴重的世界——除了種族膚色上的黑白，還有社會階級上的貧富都在撕裂著美國。
作者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從1960年代文化內戰(zhàn)開始，美國政治就患上了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病，民主黨、共和黨兩大政黨都成了中產階級上層利益的傳聲筒，他們在選舉過程中制造大量意識形態(tài)化的虛假政治選擇，將美國政治變得非常兩極化。負面競選成了常態(tài)，普通選民成了兩極化政治的看客，于是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信心每況愈下，越來越不信任選舉能真正解決問題，對政治的疏離感也愈加強烈。簡言之，本書的副標題與書名之間是因果關系：民主過程在美國已經名存實亡，這才是美國人之所以憎恨政治的原因所在。這無疑是個會激起軒然大波的說法，美國民主過程真得已經死了嗎？美國人真的恨政治嗎？
美國患上的這種兩極化意識形態(tài)病，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都太熱衷于把經濟、社會、政治議題轉化成意識形態(tài)化的價值議題，把選舉政治變成不著調的文化道德立場的兩極化選擇，競選廣告越來越玩世不恭。而這根本無助于解決實際政治問題，沉默的核心多數選民變成了不耐煩的多數，越來越憤世嫉俗。作者的這種兩極化政治說法看上去也許極具爭議，但卻并不是危言聳聽，它建立在對幾個轉化的條分縷析之上。
轉化一：文化價值議題的政治化
1960年代的文化內戰(zhàn)，開啟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時代。左派懷念那個年代“造反有理”的大無畏精神，后來消費時代的“自私文化”與之相形見絀，等而下之；右派則痛斥那只是個禮崩樂壞的年代，拋棄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溫良恭儉讓，更沒有以后“企業(yè)家精神”的健康社會氣質。
嚴格來說，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者還完全不是自由主義者的對手。這主要是因為人們對大蕭條的恐懼，讓新政自由主義成為美國的支配性意識形態(tài)，并且綿延不絕了六十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1930-1993年間，第72至103屆國會，一直是民主黨把持國會眾議院（只有第80、83兩屆例外）、參議院（只有第72、80、83、97-99六屆例外）。強大的聯邦政府、強大的總統(tǒng)權力先是作為自由的象征，后是作為權利的成本，成為美國人不言自明的政治心理基底。
1960年代，向自由主義發(fā)出猛烈炮火的，不是保守主義，而是新左派。“偉大社會”計劃被斥為“大烤肉架”，尊重他人的寬容成了“壓迫的寬容”，自由主義成了“公司自由主義”，戰(zhàn)后繁榮是靠“軍事經濟”維持高就業(yè)率，自由主義的凱恩斯主義成了“軍事凱恩斯主義”，美利堅合眾國成為“自由世界的帝國”，背負著維護帝國主義的沉重負擔。
在反對越戰(zhàn)的大旗下，美國的文化內戰(zhàn)開始打響，并且從此再也沒有停下來。新左派與反文化運動團結起來，提出了新的政治口號：“個人的即政治的”，催生了女權主義運動。更多社會群體加入進來，“自由放任”成了時代主題：癮君子要求廢除禁毒法，同性戀者要求廢除禁止雞奸法，女權主義者要求廢除禁止墮胎法，黑人要求廢除種族隔離法，還有人反對文學音樂作品的事先審查，還有人希望獨裁國家解除移民限制、廢除酷刑、釋放異議分子。結果，美國成了一個對各種意識形態(tài)都過于敏感的國家。
事情到了這般田地，新保守主義者終于站出來反對“意識形態(tài)先行”對制定有效公共政策的嚴重干擾。標志性事件有兩個：一是1965年《公共利益》創(chuàng)刊；一是威廉·克里斯托弗成為里根與布什政府保守主義事業(yè)的忠實代言人。前者將一盤散沙的焦慮保守主義者聚合起來，后者將中西部的保守主義者與東海岸的知識分子統(tǒng)合起來。
新保守主義者強調德性、權威、法律與秩序、家庭、工作以及自律自制的公民，而且精確地把自己的票源定位在低收入白人身上。這就要了自由主義者的命，因為后者把自己定位為勞工、黑人、同性戀和政府雇員等特殊利益的代表。在新保守主義者發(fā)起的兩極化文化戰(zhàn)爭面前，自由主義者倉促應戰(zhàn)，節(jié)節(jié)敗退。
醫(yī)保、社保、扶貧和平權運動，原本是自由主義者的優(yōu)良政治遺產，但自由主義者卻沒有把它們跟大多數美國人的價值共識融合起來，就業(yè)、家庭穩(wěn)定、嚴懲犯罪、尊重傳統(tǒng)的地方關系和鄰里關系，這些都在文化內戰(zhàn)中被保守主義者搶了去，成了對手的武器。在攻守進退之中，這些文化價值被兩黨設定成了非此即彼的政治選擇，而政治、社會、經濟議題都被轉化成為文化價值議題。
轉化二：社會經濟議題的意識形態(tài)化
人們可能很難想象，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戀、家庭、墮胎、貧困、赤字、通脹、就業(yè)，這些屬于專業(yè)化、職業(yè)化領域的社會經濟議題在美國都成了你死我活的兩極化政治爭斗場域。迪昂認為，這仍要拜兩黨與兩種意識形態(tài)所賜。“放縱”、“自私”，“進步”、“落后”，“進化”、“瀆神”，“正常”、“異常”，“傳統(tǒng)家庭”、“現代家庭”，“寬容”、“慷慨”，諸如此類的二元意識形態(tài)符號，劃定了文化內戰(zhàn)的政治分界線。
以家庭議題為例，保守主義者在這個斗爭場域輕松擊敗了自由主義者。一方面，“他們認同‘普通家庭’、反對女權主義（女權主義被塑造成上層‘精英’），深化了自身的‘平民’形象”。另一方面，“將家庭視為抵御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的緩沖機制，淡化了自己支持粗魯的個人主義形象。”而自由主義者仍然糾纏在“進步”、“反動”，“開放”、“頑固”的辭藻中，最離奇的是，窮人被視為特殊利益，富人卻不是，這種虛假的政治選擇勢必要付出代價，而且是非常沉重的代價：“一旦家庭、工作等社會價值成為政治辯論一方的專有領域，另一方就犯了大錯。原本提倡種族和諧的一方，卻為鼓動種族分裂創(chuàng)造了條件，那就表明它的方案走了樣。選民們依靠政府有了工作、上了大學、買了房子、做起生意、得到了健康保障、最終體面地退休，卻突然說‘政府就是問題所在’”。
在社會經濟議題上，保守主義者看上去更貼心，他們準確地進行著自我定位：“所謂社會保守主義者，就是有一個女兒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還從民主黨手中攫取了勝利的砝碼，抓住俄亥俄州代頓小鎮(zhèn)上47歲家庭主婦的心，這些“既不窮也不黑更不年輕”的人，才是手握美國未來的真正多數。諷刺的是，這個多數卻是自由主義者最先發(fā)現的。
轉化三：政治議題的兩極化
在兩黨和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中，政府與市場、政府規(guī)模、社會開支、減稅政策、國防政策等政治議題，也都成了兩極化的戰(zhàn)場。
自由主義者身上流淌著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血液，篤信有監(jiān)管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這必然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體系、嚴格的規(guī)章制度和龐大的社會開支，在自由主義者控制政府機構的五六十年代，這些主張最初的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但迪昂指出，1960年代晚期，高漲的犯罪率和嚴重的社會騷亂，讓自由主義者陷入了困境：公共權威出現了危機，原來支持自己的選民瓦解了，政治實驗失敗了。
新保守主義者乘虛而入，把“公共權威的危機”歸因于國家主義、歸因于大政府，太多人對政府要求太多，政府已經不堪重負，必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用市場取代政府”。共和黨、保守主義者蟄伏了八年，為自己贏得了二十年的政治先機。
克林頓向富人增稅的政策，實現了自由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從赤字自由主義轉變成為預算平衡的自由主義，于是在人們心中自由主義不再是大手大腳只管花、不管掙的敗家子，保守主義者從此無法再批評民主黨代表大政府。但是，保守主義者也不是傻子，小布什敏銳地注意到了公眾態(tài)度的歷史性轉移，提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開始將“政府滾蛋、我們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視為有害的定勢思維口誅筆伐，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的聯邦教育開支計劃跟克林頓1999年提出的幾乎一樣多。
想想布什除了發(fā)動反恐圣戰(zhàn)以外，還做了什么，就不難明白這一點：通過《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還有比這更符合自由主義路線的嗎？911后，共和黨成功激起了公眾對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的恐懼，并且成功控制了包括聯邦最高法院、國會參議院在內的聯邦政府，還有比這更大的政府嗎？
保守主義者變了，從權利法案的擁護者變成了反對者，從主張嚴格政教分離到鼓吹政教融合，從反對干涉外國事務的孤立主義者變成了堅定地支持各種獨裁者，只要他們宣布“反共”。這種轉變最具代表性的表達，出自由共和黨的代表人物戈德華特之口：“為了捍衛(wèi)自由的極端主義就是善；我要你們記住，在追求正義的道路上，節(jié)制才是惡。”而且，保守主義者找到了轉變的思想源頭，他們把共和黨作為更重視國家利益的現代共和主義的先行者，主張強大的全國性政府和全國經濟計劃的國父漢密爾頓、支持通過聯邦大規(guī)模公共基礎投資建構“美國體系”的亨利·克萊，以及亞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這一切都是為了證明：“共和黨才是支持聯邦行動的政黨，民主黨只是在新政時期才開始致力于這一事業(yè)。民主黨是后來者”。
從文化價值議題的政治化開始，經過社會經濟議題的意識形態(tài)化，回到政治議題的兩極化，在兩黨、兩種意識形態(tài)完成一次政治循環(huán)的同時，美國最終形成了一種兩極化的政治。1988年大選是個轉折點，半數選民沒有投票，這是1924年以來最低的投票率。美國人真正關心的問題，都沒有獲得討論。布什政府上臺后的開局政策，既拋棄了共和黨在稅收議題上的優(yōu)勢，又把自己打扮成富人的親近者。而民主黨也似乎染上一根筋的惡疾，他們一門心思寄望于加稅，甚至都不仔細考慮究竟要加誰的稅。
在兩極化政治下，美國的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蛻變了。保守主義者從公共政策專家蛻變?yōu)榫鞯囊庾R形態(tài)操盤手，分裂為主張自由市場、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以及癡迷于捍衛(wèi)1060年代備受攻擊的價值的傳統(tǒng)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從專業(yè)的政治改革者蛻變?yōu)榈赖吕硐肓雠c政治實踐能力嚴重脫節(jié)、不善于向對手學習、喪失自信的茫然無措者，他們圍繞醫(yī)保、社保、消滅貧困和爭取平等權利所建立的核心政綱深得人心，但卻不愿遷就多數美國人所信奉的就業(yè)、家庭穩(wěn)定、嚴懲犯罪和傳統(tǒng)地方、鄰里關系等主流價值，他們成了少數群體特殊利益的代理人。
迪昂為我們描繪了自由主義者的挫敗感和迷茫感。他們看到了自己必然會在民權問題損失一些選票，林登·約翰遜在簽署1964年民權法幾小時后，就告訴新聞秘書比爾·莫耶斯：“我想我們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南方交給共和黨。”但是，他們不知道國家應該促進哪些價值理念，不確定哪種家庭值得鼓勵，不敢支持工作福利制，擔心法律與秩序是一種隱蔽的種族主義，擔心社區(qū)價值和種族隔離分子常掛在嘴邊的“州權”是一回事。他們更沒能從新左派哪里學習超越選舉擴大參與，也沒能像保守主義者那樣堅持民主體制取決于自律、自制的公民。也許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錯誤地相信了上層階級的良知，誤解了大多數低收入白人的抱怨。
政治兩極化讓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變成無法調和，無法達成一致：保守派說個體不擔負責任、不過家庭生活、性放縱、不積極工作是罪惡之源，自由派則說對人不寬容、對窮人不慷慨、對少數群體思想狹隘才是萬惡之本；保守派說個體變成好人才能有好社會，自由派卻說先有好社會才能產生好人；保守派想禁止墮胎，自由派只想禁止種族歧視；保守派希望母親回家再造傳統(tǒng)家庭，自由派主張給職業(yè)母親更多支持才能改善家庭；保守派說犯罪在衰敗的市中心社區(qū)哺育了貧困，自由派說衰敗的市中心社區(qū)的貧困滋生了犯罪。象征性的意識形態(tài)議題被過度放大，金錢在選舉過程中至關重要。
最后，迪昂以1987年蓋洛普的一份民意調查為依據，對美國公眾意見的復雜程度做了個總結。美國政治之所以兩極化，是因為兩黨、兩種意識形態(tài)都誤解了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人：他們既不喜歡“放縱”也不喜歡“自私”，既不喜歡政府過分干預個人決定也不喜歡沉重的稅收；既不喜歡女性回到傳統(tǒng)角色中去也不喜歡太多孩子在托兒所長大。他們既希望政府照顧每個公民，又相信成功要靠自己打拼；他們既認同貧富分化太過嚴重，又同意美國的強大主要源于商業(yè)的成功；既認同權力向大公司過度集中，又認為政府常常效率低下、浪費成風。也就是說，“公意”是個矛盾的融合體，它融合了各種意識形態(tài)，過度簡單的兩極化站隊思維無法準確地反映民意的復雜性。
政治兩極化最嚴重的政治后果，就是產生了不耐煩的多數，他們的復雜情緒、態(tài)度、情感、意見沒有得到表達，兩黨、兩種意識形態(tài)都走向了過于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和專家政治，都放棄了真正地融合這些不同的公民意見，放棄了代表“公民利益”的政治責任。大多數美國人真正關心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兩極化政治，傷害的是民眾的真正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這一點，作者說的明白：
當美國人為宗教右派斗得不亦樂乎時，日本和德國的實業(yè)家們已經占據了美國市場的巨大份額。當左派與右派爭論種族配額時，所有美國人的實際工資都原地踏步。當邁克爾·杜卡基斯和喬治·布什討論威利·霍頓和《效忠誓言》時，儲蓄和貸款業(yè)正大步流星地走向崩潰。當政客們在死刑問題上對罵時，正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出生在城市下層，他們生活機會淡薄，更有可能成為被害人或者加害人。當保守派和自由派爭吵政府和私人企業(yè)誰才是效率的源泉時，美國的醫(yī)保體系已經變成了一個公共與私人支出的大雜燴，消耗了國民生產總值前所未有的巨大份額。當1960年代的老兵繼續(xù)爭辯越南戰(zhàn)爭的意義時，共產主義崩潰了，一個新世界誕生了，而這個新世界比起舊世界，可能更加危險，更加難以捉摸。
如果美國有必要從公共精神的失落、共和主義的衰微和民主過程的死亡中吸取教訓的話，中國恐怕更有必要這樣做。蘇東政治劇變與美國文化內戰(zhàn)導致的兩極化政治，都是值得中國汲取的教訓，如果我們對中國的體制和制度沒有起碼的自信，不能在未來方向和實際道路上達成基本的社會共識，我們未來也許會面臨比美國更劇烈的兩極化政治局面。
在那里，政治更多地是在表演一種姿態(tài)，而非尋求解決方案；在那里，議題成為政客用來分裂公民、提升形象的工具，問題卻往往得不到解決；在那里，巨額捐款資金將選舉變成了小圈子產業(yè)，永遠是熟悉資金募集、民意測驗、媒體公關和競選廣告的人占據上風；在那里，民主政治不再是形成公共辯論、說服公民、達成共識的過程。這樣的政治未來，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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