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陳寅恪，我們不是說得太少，而是說得太多。從十八年前，陸鍵東充滿人文氣息的傳記風行海 內，到思想界、知識界將陳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視為一種民國學術的風骨與標桿，再到各類充斥著八卦和瑣事的傳記文學，錯漏百出、刻意拔高的微博段 子，以至于“勸君莫談陳寅恪”（易中天）的故作驚人語，誕生于十八年前的“陳寅恪”，已經跟錢鐘書、季羨林一樣，成為了一個文化坐標、國學昆侖。
當陳寅恪成為一種符號，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借陳逸聞趣談的他人酒杯，澆其暗有所指的自家塊壘，讓人不自覺地陷于陳寅恪神話的光芒中時，世人卻看不到陳寅恪彼時的努力與其切實的文化努力。
且近年來，關于陳寅恪的軼聞，漸漸已由“傳說”演變?yōu)榱?ldquo;神話”。從多少有些根據“精通十幾門語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誦十萬首唐詩”，與所有新近冊封的“國學大師”一樣，陳寅恪的聲名、生平和學術，無一不被現代傳播的種種手段所消費和重新書寫。
在這種文化現狀下，陳懷宇教授以學者的親身經歷和認知，在學術訓練和西學背景的向度上，對近二十年來陳寅恪身上的種種神化進行“祛魅”。陳懷宇的此種梳理和探究，是一種溫厚的祛魅。
在汗牛充棟的學界嚴肅論著和民間人士的“集體狂歡”之后，陳懷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發(fā)現陳寅恪》另辟蹊徑，從陳早年的留學生涯入手，考究源流、辨章 學術，對陳的師承、同窗、學術訓練和早期思想的形成，系統(tǒng)地進行了梳理，借助海外的文獻、檔案、資料，從西方學術（尤其是東方學）的視角，對陳的早年學術 思想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識焦慮、西學史觀，深挖剖析。，并以他為線索，試圖由小見大來闡發(fā)，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學術方法在民國“西學東漸”過程中的脈絡。陳 懷宇的此種梳理和探究，無疑是一種溫厚的祛魅。
最為典型的祛魅，就是對“精通十幾門語言”這一傳聞的考察。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研究中的，多聚焦于 “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于其余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雖然陳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 “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陳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且當時許多 西方人從中小學就開始學習古典語言（主要是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到大學入學時也難自稱精通，遑論在美只有短短數年學習經歷的陳寅恪了。論述至此，陳著并未 止步不前，相反進一步借寅恪親友的論述，點出陳的語言能力止在中國學界的獨步地位，也反向襯托出當時國際學者對西域語言更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極富創(chuàng)見的是，作者并未滿足于僅僅對一些江湖八卦進行祛魅，而是最后點出陳寅恪早年關于西域和邊疆問題的研究中，只是利用多種域外語言進行旁證、比 對，其問題的核心，仍然有著面向中國本土、漢文化圈的學術關懷。陳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并非專注于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 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從某種意義上，陳與“殊族之文”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 系，也預示了陳四十歲之后的治學轉型。
正是借此，陳著闡發(fā)了陳寅恪的佛學和史學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種民族主義心態(tài)。不同于歐洲東方主義語境下，東方學研究的那種“他者”心態(tài)，也不同于從佛 法、教義等學理內部對宗教進行闡釋分析的弘法學者，陳寅恪更為注重在中外關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國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對中國的影響，等等。這些學術興趣轉 向，一方面反映了陳寅恪后來學術轉型背后，對中國歷史與文明的關切；另一方面，也很難說沒有與觀點犀利的日本漢學家，如白鳥庫吉等，一爭高下的文化焦慮、 民族動機。正是這兩方面的作用，使得陳寅恪的學術取向，從早年以中亞、西域文獻為佐證，來看待中外交流等課題，最終轉向在中國內部來研究中國。也正是因 此，陳寅恪經過了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卻因其民族心態(tài)，并未沾染過多東方主義的偏見，相反取西學方法先進之所長，補民族主義的某些偏狹之所短，煉成了自己 獨樹一幟的治學本領。
（摘編自《新京報》2013年7月20日《陳寅恪是怎么煉成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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