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打破“公民社會”的話語霸權

——在新工人網(wǎng)討論會上的發(fā)言

2012-08-28 10:55 李北方 四月網(wǎng)

核心提示：在我看來，如果要推動新工人作為自為階級的形成，就要回到階級話語，擴大我們的所謂“政治社會”，而不是公民社會。還是要多使用毛澤東思想，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當然說話方式上可以變化，不要固定在老的讓人反感的話語方式上�？傊�，要從文化霸權上、從思想霸權上把維權、公民社會、權利等等這些東西打碎，這才有可能真正爭取到工人的地位。

關于新工人群體認識的問題，關于他們潛在的力量，我在今年元月《南風窗》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比較委婉地提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開啟了一個新的輪回，或者說在醞釀一場革命性的社會變局，決定性力量就是打工者群體。如果這個群體站起來的話，那么這個國家的格局會發(fā)生徹底的改變。這個群體的力量現(xiàn)實擺在那里，問題是這些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從自在階級轉到自為階級的過程還沒有完成。

后來又寫了一些關于新工人藝術團、新工人文學方面的評論，討論的是新工人自我意識的形成。跟孫恒聊天，孫恒說現(xiàn)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促使這個階層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化。但我認為，采用哪一種話語方式來促進轉化成為很重要的問題。比如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是維權，與維權相關聯(lián)的一系列理論和概念對新工人而言就是不適合的。

我很喜歡孫恒的歌。在孫恒的歌里能夠提到對勞動者的尊重、勞動者的主體意識，他的歌曲可以視為一個階級出現(xiàn)的宣言。但是與維權議題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兩套相互沖突的、互相矛盾的話語。如果要推動新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在歷史舞臺上出現(xiàn)，我們就要把公民社會、維權這套話語從我們的思想當中排除出去，徹底的拋棄它。不能用這套話語。因為這套話語是所謂的精英階層、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新工人階層他們用的話語，一旦使用了這個話語就進入了他們的邏輯。比如維權，訴諸的是法律權利，但是立法這個真正的政治過程，新工人是沒有參與的。改革開放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性質發(fā)生了180度的變化，在精英統(tǒng)治者的眼中，新工人群體是作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而存在的，現(xiàn)在一系列勞動立法也是從這一套邏輯出發(fā)的而進行的勞動控制。這就決定了新工人的法律權利的本質，無非是被資本宰割的魚肉，而根據(jù)這種法律而進行的維權，所能爭取到的，無非是怎么被宰割、怎么被烹制的問題，想從根本上改變新工人群體的地位，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有句西方的時髦格言，無代表，不納稅。那么，在一個任何沒有新工人及其代表參與的立法過程，新工人是有權利拒絕的。當然現(xiàn)實中未必走到這么激進的地步，但我們心里要清楚，這是最終要努力的目標，否則就迷失了。

比如拖欠工資了，應該怎么辦？孫恒的歌詞說，“團結一心跟他干”，用直接的壓力迫使老板“乖乖結工錢”。這是一種思路，實際上也是有可能實現(xiàn)的。這是從新工人的立場出發(fā)看待世界。從國家的角度呢？薄熙來的重慶采取的方式是，出動特警幫工人把工錢拿回來，這種行為反映出，薄熙來路線下的國家是保有為勞動者服務的特性的。但整體上，這個國家的性質已經(jīng)是為資本服務的了，他們的手段就是法制，允許你維權，可是維權的成本是高昂的，為了討要1000塊的拖欠工資，可能成本遠高于這個數(shù)。顯然，這個法治不是給新工人用的，新工人要爭取權利，要有自己的理論和在自己理論的指導下的行動。

汪暉教授在給呂途的新書寫的序言里，區(qū)分了法律正義和政治正義。在維權及其相關理論話語的框架下，維權是維護公民的權利，公民的對應物是國家。公民是個非階級性的概念，公民是一個個的個體；人民則是個階級性的概念，人民是個整體。哪怕是一群有維權需求的人聯(lián)合起來，也是一個個的個人簡單相加在一起，無法產(chǎn)生整體性的訴求。

維權、法治、公民社會等等這些是所謂的主流話語，想撇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心里要清楚，在話語方式的選擇上，要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套東西，不單不要用，還要進行徹底的批評。什么是公民社會，在馬克思那里說的很清楚，公民社會就是資產(chǎn)階級社會。剛才王江松老師說到廣東放開對社團的注冊，但是只有對工人團體格外嚴格，這我才知道，但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公民社會的性質，這個公民社會不是窮光蛋的社會，而是資產(chǎn)階級社會。如果我們用了這套話語，工人和做工人工作的人接受了這套話語，就放棄了自己的主體性，那么就是為資本家?guī)烷e去了。

印度學者查特杰對公民社會的批評很有參考價值。現(xiàn)代思想界定了國家、社會、市場三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公民社會是作為國家權力的制約存在的。但是公民社會的邊界是有界定的，從來都不是說每個人都屬于公民社會，也就是說，不是誰有資格參與政治。在自由主義這套話語里面，它是把勞動者排除在外的。查特杰就發(fā)現(xiàn)公民社會的邏輯不適用印度社會。公民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人，是守法的人，但是印度好多人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違法的基礎上的，比如貧民窟的存在就是對公地的侵占，這些人偷電偷水等，嚴格地說，每個人都是違法者。有人稀里糊涂的把這個部分也叫做公民社會，是完全錯誤的。查特杰認為這些人不屬于公民社會，但他們也發(fā)展起了參與政治的能力，他就把這部分社會叫“政治社會”，它與公民社會有完全不同的行為邏輯。

我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就使用了這個理論，順著這個邏輯來對中國進行分析，看看這個區(qū)分能不能適用于中國。公民社會的思維邏輯，就是法律那些東西，雖然不是給新工人準備的，但工人也可以用。在另外情況下，工人事實上有另一套話語，就有階級的話語，這和公民社會那套話語不一樣，跟現(xiàn)在官僚階層的話語本質上是沖突的、矛盾的。由于這套話語還在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中存在，你拿這套話語跟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也不好意思不聽，或者不敢不聽。這就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公民社會和一個政治社會的并立。

在我看來，如果要推動新工人作為自為階級的形成，就要回到階級話語，擴大我們的所謂“政治社會”，而不是公民社會。還是要多使用毛澤東思想，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當然說話方式上可以變化，不要固定在老的讓人反感的話語方式上。總之，要從文化霸權上、從思想霸權上把維權、公民社會、權利等等這些東西打碎，這才有可能真正爭取到工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