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文章首頁 >> 政策評論 >> 鄉(xiāng)土評論 >> 內容提要：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底層社會群體正面臨著普遍的“農民工化”，這是社會科學界亟待回應的現(xiàn)實問題。本文以廣州市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為例，探討底層群體“農民工化”的現(xiàn)象和機制。調查發(fā)現(xiàn)，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無論生活、就業(yè)還是身份認同都像是一群“農民工”，他們受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排斥，工作任務重、工資待遇低、工作流動頻繁、保險福利缺乏、教師權威喪失。本文提出了“民工體制”的分析框架，從宏觀制度、中觀組織和微觀角色三個維度解釋了教師“農民工化”的現(xiàn)象。本文認為，在“農民工化”的現(xiàn)實背景下，拓展和超越傳統(tǒng)農民工研究的領域與視角非常必要，為此，本文初步提出“農民工學”。“農民工學”不僅僅是一個研究領域，更是一種研究視角，理論上綜合勞工、移民、分層和文化等分析視角，價值上秉持底層立場、批判精神和行動導向。
關鍵詞：農民工化；農民工學；民工體制；農民工；教師
一、中國社會的“農民工化”
農民工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熱點，相關文獻汗牛充棟，但究竟應該怎樣理解“農民工”，依然是一個需要不斷反思的問題。作為城市移民，“農民工”為了生存四處奔波，已不僅僅是社會結構和經濟的產物，也代表著一種“生存狀態(tài)”，這種生存狀態(tài)表現(xiàn)為：制度排斥、權利缺失、生存艱難、集體失語、身份模糊、活在當下。②然而，在當下中國，這樣的群體又何止農民工？
大量的調查和新聞報道顯示，在當前中國，多個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況越來越趨近于“農民工”，即出現(xiàn)了一種“農民工化”。2011年第2期的《半月談》聚焦了城市中的“大學生農民工”。他們多數(shù)出身農村，得益于大學擴招后才考進普通院校，曾經的天之嬌子，滿懷理想和抱負，踏進社會，卻從事著和農民工一樣的工作，工資待遇與農民工相差無幾，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漂泊感成為他們最主要心理特征。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針對大城市高學歷底層青年的調查顯示，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增加，畢業(yè)于“211”重點院校的“蟻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出身于底層卻又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改變自身命運愈加艱難，有高達75.3%的“蟻族”覺得“不幸福”。④另據(jù)《南方周末》報道，導
“農民工”是當前中國底層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真實刻畫，然而這些群體是如何被“農民工化”的，這既是社會分層與流動，也是勞工研究需要回應的問題。20世紀末以來，因“民工潮”而出現(xiàn)的流動兒童教育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⑥，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學校和學生這兩個主體，而忽視了教師的存在。
有調查表明，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權益保障、職業(yè)壓力、流動狀況、心理健康等問題十分突出，其生存狀況十分艱難，甚至不如農民工。⑦作為外來人口，他們受到戶籍制度的排斥；作為民辦教師，他們受到教育體制的排斥。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邊緣化使得他們工作任務繁重、工資待遇很低、工作流動頻繁、保險福利缺乏、身份認同模糊，就像城市里一群的“教育農民工”。我們將這種邊緣化及其導致的教師生存困境概括為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農民工化”。本文將以廣州市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為例，嘗試揭示這一群體“農民工化”的機制，進而回應中國社會“農民工化”的問題。
二、“民工體制”：“農民工化”的一個分析框架
本文所研究的組織是“民辦學校”，此類學校是市場需求的產物。20 世紀90 年代之后，隨著流動人口管制的松動，舉家遷移外出打工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跟隨父母外出的流動兒童越來越多。由于沒有本地戶籍，這些孩子無法進入本地的公辦學校就讀，不得不轉向條件相對簡陋的民工子弟學校。學校作為教育機構具有自身獨特的運作邏輯，與以往被廣泛研究的商業(yè)或制造業(yè)企業(yè)不同。學校的目標是傳承知識、文化、技能、社會規(guī)范。公辦學校享受國家財政的全額撥款具有公益性質，是一種公共產品，在理論上是“去商品化”的。而民辦學校具有雙重性：贏利與育人，即在教書育人的同時，還要兼顧贏利，自負盈虧，本身就是商品化的。這樣獨特的性質，使得這類學校既不同于現(xiàn)代工廠，也不同于服務業(yè)的酒店或商場。教師在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收入的同時，還要受到更多的職業(yè)倫理和社會道德期望的約束。
本文將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展開對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農民工化”問題的分析。
首先，我們引入生產政體的理論從國家干預的角度對國家制度的影響進行解釋。這表現(xiàn)為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邊緣化：戶籍制度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性對待和教育制度對民辦學校的不公平對待。國家制度對教師的影響既有直接也有間接，直接影響表現(xiàn)為由于沒有本地戶籍，教師不能落戶，沒有安全感，而間接影響則是教育制度對民辦學校的不重視，將民辦學校完全推給市場，造成了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缺乏保障。
其次，民辦學校不同于一般的工廠或企業(yè)，教師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人或服務員，僅僅從工廠體制出發(fā)，我們難以揭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特殊困境。因此，只有進一步從組織層面對此問題進行剖析，揭示出這類組織的行為邏輯，才可以將教師的生存狀況嵌入其中進行理解。而新制度主義組織社會學對效率機制和合法性機制⑧的研究為分析民辦學校的行為邏輯提供了可借鑒的視角。對民辦學校來說，最重要的還是生存壓力，即作為一家營利性教育機構，如何能夠實現(xiàn)贏利，具體表現(xiàn)為學校對生源的追求和成本的控制。
但作為教育機構，農民工子弟學校也承擔著巨大的合法性壓力，這些壓力主要來自家長和社會。為了應對合法性壓力，學校必須想方設法改善校園環(huán)境，提高辦學質量，改善家校關系。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對組織的要求常常是沖突的。效率機制要求學校節(jié)約資源、降低投入、擴大招生，而合法性機制要求加大硬件投入，提高教學質量。在這兩種機制下，學校對老師的行為要求是不同的，效率機制要求教師作為一個員工，以贏利為首要目標，重點工作任務是招生，而在合法性機制下，則應要求教師以教學質量為重。前者，是作為員工的責任，而后者則是教師的使命。這兩種組織角色在現(xiàn)實中往往是相互沖突的。因此，在解釋教師的身份認同時，往往需要引入社會角色理論。在科層制的組織體系中，員工常常需要承擔多種組織角色，感到力不從心，這是由于角色超載或角色沖突所致。角色超載是指同時承擔多種角色，但又無暇顧及。在現(xiàn)實中，若無法調和各角色之間的要求，由角色超載很容易轉化為角色沖突，降低角色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造成緊張、沮喪、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⑨。在本研究中，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作為學校的一名員工，應承擔組織責任，必須為學校爭取利益；但作為一名老師，應承擔教育責任，必須保障教育質量。這兩種角色身份，存在內在的不一致，員工角色的扮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教師角色，也削弱了教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綜上所述，本文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對民辦教師所面臨的雙重邊緣化制度背景、工作場所（學校）、角色扮演以及勞動過程進行剖析。我們首先將學校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和合法性壓力嵌入到宏觀制度背景中，這種壓力通過組織過程傳遞給教師，教師通過角色扮演來體現(xiàn)職業(yè)和組織的不同要求。簡言之，個體的角色承擔和勞動過程嵌入在組織運作邏輯中，而組織又嵌入到宏觀制度和市場環(huán)境中，這是本文的解釋框架，即一種“民工體制”（Mingong Regime）的理論模型（見圖1）。圖1 民工子弟學校的“民工體制”解釋框架示意
三、資料搜集與案例呈現(xiàn)
（一）資料搜集
本文是一項探索性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以量化研究為輔，這是一種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的研究策略。⑩本文的核心目標是描述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農民工化”的現(xiàn)象和揭示“農民工化”的基本機制。問卷調查有助于實現(xiàn)第一個目標，而定性研究方法則可以通過大量案例和各個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來實現(xiàn)第二目標。因此，使用混合方法更有利于提供這一現(xiàn)象的完整描述和準確評估。
本文資料來源包括訪談和問卷。兩份資料由不同項目組完成，相互獨立，調查學校也沒有重合，數(shù)據(jù)結果可以相互印證。
2011年4月份，我們實地走訪了一些民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老師的生存困境感觸尤深。2011年6月份，我們對白云區(qū)QM中學、HL中學、海珠區(qū)KL中學、天河TR學校、天河SY學校、南沙XH六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十多名老師進行了走訪調查。在訪談的初期，我們主要圍繞農民工子弟學校老師的生存狀況進行訪問，并沒有形成的完整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在初步訪談中，我們反復聽到被訪者說“我們還不如農民工”之類的表述。這引起了我們的關注，因此，我們建構了“農民工化”這一概念以描述這類現(xiàn)象。結合初步的訪問資料，我們建立了初步的解釋框架。2011年9-12月，研究團隊圍繞這一解釋框架進行補充調查，直至實現(xiàn)理論飽和。訪談案例選擇，主要以便利原則進行。訪談對象包括學校校長、教學或行政主任、普通教師，共計20余人。
本文選用問卷調查資料主要是為了對比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和公辦教師的情況，也進一步與農民工進行比較。定量的資料有利于客觀呈現(xiàn)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生存狀況。本數(shù)據(jù)，由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社會系另一項目團隊于2011年4月份在廣州市三所公立中學和三所外來務工子弟中學收集，同時針對學生和教師收集問卷，共獲得公辦中學和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問卷140份，其中公辦92份，民辦48份。
（二）案例呈現(xiàn)
截至2010年9月份，廣州市非戶籍義務教育階段就讀學生有51.09萬人，其中外省戶籍24.97萬，占總數(shù)的48.87%;共有20.51萬人在公辦學校就讀，占非廣州戶籍總數(shù)的41.15%，其余30.58萬人皆在民辦學校就讀，占非廣州戶籍學生總數(shù)的59.85%。2011年，廣州市共有民辦學校301所，其中初中（含九年一貫制）144所，小學157所，絕大多數(shù)都是外來務工子女學校；民辦學校共有小學專任教師11699人，初中專任教師5319人，合計17018人。民辦學校的教師主要來自退休教師和剛畢業(yè)的師范生。下文主要從工作、收入和身份認同三個維度展現(xiàn)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農民工化”現(xiàn)象。
1.工作狀況
民辦學校為減少工資支出、降低辦學成本，盡可能減少教師編制，一人二崗或多崗現(xiàn)象非常普遍。根據(jù)《廣東省中小學教職員編制標準實施辦法》（粵機編辦[2008]73號），城市教職員數(shù)與學生數(shù)之比，初中為1∶13.5，而2010年廣州市民辦學校初中師生比為1∶22。天河區(qū)TR學�，F(xiàn)有71位老師，學生約1600人，師生比為1∶23。在該校，除正校長外，其
問卷調查顯示，與公辦學校教師相比，民辦學校教師的工作量更大，民辦學校教師每周平均21課時，而公辦學校只有12課時（見表1）。盡
2.工資收入
盡管一人身兼數(shù)職，但民辦學校老師的收入依然很低，生活艱難。TR學�；竟べY每月1300元，與廣州市最低工資持平，沒有課時費，略有一點補課費（包括晚自習與雙休日的補課）。
我們的問卷調查顯示，2011年，廣州民辦學校教師的平均工資僅有2100余元，還不到公辦學校教師的一半（見表1）；而另據(jù)中山大學社會學系2011年7月份的調查，廣州農民工平均工資為2230元，民辦學校教師的收入還不如農民工。有些學校的情況略好一些，可以達到3000塊，但在廣州生活，這樣的工資也經常捉襟見肘。曾在老家公辦學校工作過的
3.身份認同
從工作和生活的角度來看，這群外來教師無論是工作量、收入水平，還是生活環(huán)境，都與農民工無異，我們在調查中，多次聽到老師說：“我們就是一群農民工”。雖然他們從事教育事業(yè)，但現(xiàn)實的窘迫還是令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他們越來越認同自身就是“農民工”，這種身份認同主要表現(xiàn)在教師職業(yè)體驗和權威感的喪失以及高度的工作流動性。
民辦學校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
民辦學校不顧教師的尊嚴，也不尊重教育規(guī)律，
民辦教師的流動現(xiàn)象非常普遍。我們所訪的TR學校每個學期就有十來個老師流失；KL中學一個學期走四五個老師，但也占到了該校老師的10%左右；HL學校的流動率也是10%。教師的流失對正常的教學工作影響很大，一方面，再去招聘替代者需要一些時間；再者，學生也要重新適應新教師的教學風格。TR學校的
四、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農民工化”的基本機制
如果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正在經歷著“農民工化”，那么這種農民工本質上是什么，又是怎樣產生的呢？本文提出了一種“民工體制”的解釋框架，即從宏觀制度、中觀組織與微觀生產過程與角色扮演三個層面予以解釋。
（一）制度環(huán)境：教育體制和戶籍制度的雙重排斥
分析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農民工化”，必然先從民辦學校所面臨的制度環(huán)境著手。民辦學校面臨著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排斥，這是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民工化的制度背景。
第一，民辦學校得不到政府的教育經費支持。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國家缺位的產物，正如前文所介紹的，正是由于公辦教育無法接納眾多的流動兒童，才使得民辦教育興起。2002年頒布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民辦教育事業(yè)屬于公益性事業(yè)”，然而與公辦學校享受全額財政撥款不同，民辦學校在經費上完全靠自籌，幾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財政支持。公辦學校依靠國家撥款，教學設備配套齊全，生源也有保證，校
第二，招生制度也給民辦學校設置了限制。民辦學校不能參加統(tǒng)一招生，生源沒有保障，這是強迫教師招生的根本原因。在廣州市，外省兒童不能在本地讀公辦高中，本省兒童可以入讀本市高中，但要繳納一定的擇校費。這使得許多打算繼續(xù)讀高中的外省兒童在初中階段返回老家，造成生源流失，留下的主要是那些學習成績較差，入讀高中無望的學生。此外，屬地高考制度將考生限制在戶籍地，成績好的孩子往往會選擇讀高中，只能返回家鄉(xiāng)，使得民辦學校生源受到影響，也限制了民辦教育的發(fā)展，只能停留在義務教育階段�，F(xiàn)行的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共同將農民工子弟、農民工子弟學校和教師排斥在城市公辦教育體制之外，迫使他們以市場途徑解決求學和生存問題。他們像農民工一樣難以享受城市社會保障福利，工資待遇與公辦教師相距甚遠，也缺乏培訓、晉升的機會。作為外來人口，他們雖然是城鎮(zhèn)戶口，但也不是本市戶口，他們自身也處在由戶籍制度所制造的移民二元體制中。戶口不僅僅限制了他們自身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的范圍，更重要的是限制了他們小孩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發(fā)展的社會福利。我們訪談的多位老師，盡管已經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但是孩子還是留在老家讀書，他們也希望將孩子接到廣州讀書，但是高考制度不接軌，這種想法難以實現(xiàn)。
（二）組織運作：市場競爭與成本控制的內外壓制
民辦學校本質上是企業(yè)，其運作邏輯歸根結底是商業(yè)邏輯，核心目標是利潤。廣州市民辦教育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穩(wěn)定生源和降低成本是企業(yè)生存下去的主要條件。與公辦學校依靠國家財政經費不同，民辦學校始終面臨著經濟壓力，學校維持的費用幾乎全部來自學雜費，因此生源是民辦學校賴以生存的“生命線”。如何招到足夠的學生，這是每個民辦學校都要面臨的問題，要求教師招生，這是民辦學校最大的特點之一。KL中學譚校長說：“（民辦學校）最大的發(fā)展困境肯定是經費的問題。民辦學校的好多教學器材都沒有公辦學校那樣配套齊全。老師的配備，也沒有公辦學校那樣充足，老師們都是要身兼數(shù)職，這都是民辦學校的通病，而解決之道就是‘抓生源’，生源多則有經濟效益，也能拿到一定的辦學經費，這是民辦教育的生命線。解決了學校運營費用的這個前提，然后才能談教育質量。”（C03TF60，
除了盡可能地擴大招生數(shù)量，民辦學校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的途徑是調整薪酬結構，降低教師待遇。一方面是加大員工工作量，減少雇傭人數(shù)，因此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們都身兼數(shù)職；另一方面是壓低工資，因此，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待遇非常低，前文描述教師生存現(xiàn)狀時已經用數(shù)據(jù)說明，很多教師比同期農民工的工資還要低。在民辦學校，教師的基本工資相當于廣州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寒暑假期間，只發(fā)“基本工資”，有的學校甚至連基本工資也沒有。
（三）組織過程：人民教師與老板員工的角色超載
由于民辦學校所面臨的制度環(huán)境、市場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民辦學校在抓教學質量的同時，必須做好招生。而教師正是教學和招生兩種任務的主要承擔者。民辦學校教師具有雙重角色：對學校來說，他們是“老板的員工”，要承擔組織責任，進行招生；但對學生和家長來說，他們是“人民的教師”，要承擔教學責任。
1.在巨大的生存、經濟壓力下，民辦教師需要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履行自己作為一名民辦學校“老板的員工”的組織責任——為學校爭取贏利，確保學校擁有足夠的生源。有老師表示“我們也理解學校的難處，沒有生源，學校無法繼續(xù)存在，我們的飯碗也就保不住了”。如此現(xiàn)實迫使他們去做“使得人格都降低”的招生工作。在招生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像推銷員一樣宣傳甚至夸大自己的學校，在某種意義上家長和學生就是他們的顧客。而在“買賣交易”實現(xiàn)之后，他們在之后的教學和管理中還要時刻警惕維系這一關系，例如當農民工家長決定再次流動時，他們要試著挽留學生繼續(xù)在該校學習，他們會努力與家長建立一種“兄弟間的關系”，通過家長引入更多的生源。
2“. 教師”這一職業(yè)身份又使得他們必須遵守教師的職責：無私奉獻、教書育人，這是教師的天職。但是，在招生的過程中，使其喪失了職業(yè)尊嚴。老師在招生過程中，常常遭到家長的歧視，他們認為這些教師不務正業(yè)、惟利是圖。“過完年，我們老師初四、初五就要回學校來招生。這些老師的身份是老師，本來是有尊嚴的，但是你出去招生，在外面擺臺，被城管趕來趕去，還要去求家長，就使得有些家長瞧不起我們老師，在老師面前變得很囂張。”（C21CF43，
教師招生是一種典型的角色超載。招生不僅僅增加了民辦教師的工作量，影響到了正常教學和備課，使他們面臨著比公辦教師大得多的心理壓力和不確定感。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市場行為貶低了教師勞動的價值，摧垮了師道尊嚴，導致教師權威的喪失。
（四）勞動控制：宣傳職業(yè)倫理進行思想控制
民辦學校教師待遇如此低，工作任務和招生壓力很大，但是，我們在調查中卻發(fā)現(xiàn)，民辦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和職業(yè)認同度并不比公辦教師低，這又是為何呢?朱政騏對臺灣護理人員的認同政治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護士的職業(yè)倫理是醫(yī)院用來建構護理人員認同政治的主要根源。醫(yī)院通過不斷強調職業(yè)倫理、灌輸職業(yè)精神，使護士更加順從和忍耐繁重、瑣碎的護理工作。對于教師來說，也同樣如此。我們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宣揚職業(yè)倫理成為資本控制教師勞動的主要手段之一。教師的根本任務和職責是“教書育人”，雖然是服務行業(yè)，但又與一般的服務業(yè)職工不同，其職業(yè)倫理特別強調“無私奉獻”。
民辦學校的管理者都非常善于做“思想工作”。在民辦學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穩(wěn)定老師的心，不斷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不要跟外面的學校比較，“主要是做思想工作，我們叫做‘洗腦’。一發(fā)現(xiàn)有風吹草動，就立馬做思想工作。有一個研究生老師跟學生鬧僵了，我們就利用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讓老師寫心得，然后再讓他們演講，舉辦演講比賽。一個老師寫得就很好，叫做‘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我們經常有這種活動。這些老師受到這種環(huán)境和氛圍的影響，就不會攀比。”（C19CF41，
當然，思想工作的內容除了職業(yè)倫理，還有一些價值觀、人生觀以及個人未來發(fā)展的問題，這對青年教師而言特別有用。TR學校的青年教
五、結語：“農民工學”是否可能？
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雖然只是中國轉型時期所形成的一個群體，但卻是中國底層社會遭遇的“農民工化”的一個縮影。造成個體“農民工化”的結構和機制是一種“民工體制”。這種體制首先表現(xiàn)為社會排斥制度，即根據(jù)某一身份標志將某些人排除在完全公民之外，無法進入正規(guī)勞動力市場和國家保障體系；其次表現(xiàn)為社會福利的完全家庭和市場責任，國家缺位或撤離；第三，民工體制還表現(xiàn)為程序性剝奪即“無權化”，群體在涉及自身利益和福利的公共決策中沒有參與機會。在這種體制下，人力資本較高者也會因為身份限制而被迫流入到次級勞動力市場中，而次級勞動力市場受強大的市場競爭力量的驅使，人力資本要么收益大大降低，要么徹底失效；次級勞動力市場又缺乏國家和社會保護機制，一旦人力資本失效，個體就只能不斷地底層化、弱勢化、無權化，也就是本文所謂的“農民工化”。
具體到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他們同時受到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排斥，即學校被排斥在國家財政支持的公辦教育體系中之外，個人被排斥在普通市民或城市教師的平等社會權利之外。由于教師職業(yè)的特殊性，民辦教師又被資本利用職業(yè)倫理進行思想控制，一方面作為“人民的教師”，致力于教學、培養(yǎng)孩子；另一方面要作為“老板的員工”，承擔組織責任，負責招生和處理家校關系。教師的這種雙重角色，造成了角色超載，甚至是角色沖突，使得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備課，完成本職工作，這也從心理層面，削弱了教師的人格和職業(yè)尊嚴，導致了教師權威感的喪失。這一系列宏觀制度、中觀組織和微觀角色的因素共同導致了我們看到的民辦教師“農民工化”的現(xiàn)象。
隨著大量社會群體“農民工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我們認為無論作為一種結構產物，還是生存狀態(tài)，農民工均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愈發(fā)蔓延至整個社會。勞動條件惡劣、經濟收入低、工作不穩(wěn)定、沒有社會保障，在城市買不起住房、沒有地方選舉權……這些特征絕非農民工獨有，許多社會群體也都如此。盡管我們試圖消解“農民工”以及現(xiàn)存的農民工制度，但“農民工化”作為一種當下的社會轉型的產物，已經不可抗拒地成為許多底層社會群體的命運。
中國社會學在理論和現(xiàn)實兩個方面上都必須面對現(xiàn)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總體性問題。而“農民工化”正是這樣的一個總體性問題。如何面對中國社會“農民工化”現(xiàn)象，走出傳統(tǒng)農民工研究學術圈囿，突破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認識呢？理論與經驗的對接尤顯迫切，本文提出的“民工體制”也是一種嘗試。
第一，作為研究領域的“農民工學”。顧名思義，當前的農民工研究，研究對象主要是農民工，理論視角或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xiàn)代化問題（市民化和社會融合問題）、新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和工廠體制）、勞動力市場（職業(yè)流動、勞動報酬）、勞資關系（勞動權益、勞工運動）等方面。然而，當“我們都是農民工”的時候，傳統(tǒng)范式已經難以理解和刻畫“我們”的生存處境，難以刻畫整個社會的農民工化。“農民工學”研究對象不再僅僅局限于從農村到城里的普通打工者，而是包括被“農民工化”的所有社會群體；“農民工學”的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分支社會科學中，也應當涵蓋包括文化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對生存困境的反思與理解。人文科學的引入有助于我們從文化和心理上理解作為生存狀態(tài)的“農民工”。
第二，作為研究視角的“農民工學”。除了是一個研究領域，“農民工學”更應該綜合勞工、移民、分層和文化等多種分析視角；在立場上，“農民工學”應該堅持傳統(tǒng)勞工研究所特有的底層立場，也持一種游離在權力之外的批判精神。它依然堅持從國家、市場以及勞動過程本身出發(fā)的研究思路，也主張從我們的生存體驗與個體困境上升到對權力體系的反思性批判。農民工學是理解中國社會的“農民工化”的手段，也是嘗試消解這一社會事實的路徑，因此“農民工學”的視角也必然是行動取向的。
本文只是初步提出了“農民工學”的設想，肯定有人會質疑“農民工學”存在的必要以及條件是否充分，這也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也是作者將要繼續(xù)思考的。本文只是從民辦教師這一個群體出發(fā)探討了“農民工化”的現(xiàn)象，沒有進行案例比較。盡管大量的新聞報道已經將“農民工”冠在了大學生、白領等群體的身上，但就此問題的學術研究還幾乎沒有。本文只是嘗試從勞動體制的角度進行了解釋，當然還可以從社會轉型、社會分層和流動的角度予以理解，作者也希望本文所揭示的社會的“農民工化”現(xiàn)象能夠引發(fā)學術界同仁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注釋：
① 本文得益于中山大學
感謝中山大學舒玢玢、張莎莎、孫慧、徐小青、左海麗、向羽等同學協(xié)助搜集和整理資料。
② 鄭廣懷：《我們都是農民工》，載吉峰主編《藍白倉庫》，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③ 劉健、茆琛、林嵬、李亞彪：《新群體——聚焦大學生農民工》，載《半月談》，2011（2）。
④ 黃瑤：《調查顯示：“211”重點院校學生更易成“蟻族”》，載《廣州日報》，
⑤ 方可成、蘇嶺、李秀卿:《“讀博”等于“賭博”嗎？》，載《南方周末》，
⑥ 曾守錘、李其維：《流動兒童社會適應的研究：現(xiàn)狀、問題及解決辦法》，載《心理科學》，2007（6）。
⑦ 修路遙、高燕：《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特點及其影響——以南京市C民工子弟學校為例》，載《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⑧ Meyer, John W. and Brian Rowe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2).
⑨ [美]科弗曼：《角色超載、角色沖突及緊張感——試論多重角色要求的后果》，載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社會理論的諸理論Ⅱ》，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第387頁。
⑩ [英]馬丁·登斯庫姆：《怎樣做好一項研究——小規(guī)模社會研究指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第91頁。
Mario Luis Small. How to Conduct a Mixed Methods Study: Recent Trends in a Rapidly Growing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1, Vol. 37: 57-86.
該數(shù)據(jù)來自
2008年，廣州市出臺了《廣州市民辦教育發(fā)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資助一批堅持依法辦學、辦學質量好、管理規(guī)范和社會信譽高的民辦學校的重點建設和工作項目。資金總額為：2008、2009年，每年1000萬，2010年1100萬。廣州市共有300多所民辦學校，平均每所學校也僅能獲得10萬元的補貼，對偌大一個學校而言，實在杯水車薪。朱政騏：《假面天使：護理人員的認同政治》，載《女學學志》（臺灣），2006（21）。
Parkin,Frank. Ma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Work:
渠敬東：《堅持結構分析和機制分析相結合的學科視角處理現(xiàn)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大問題》，載《社會學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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