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1988年前后24年的時間里，總計有7萬余名上海的職工及其家屬背井離鄉(xiāng)，遠赴皖南和浙西深山中開山炸石、架橋修路，硬是在皖南和浙西建出了一方新天地。而在這一如今看來光輝無比的建設工程背后，卻是上海小三線建設職工面臨的艱辛生活條件和樂觀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且這一畫面隨著歷史年輪的不斷前進而越加清晰。
這是1971年6月15日劉振余在安徽績溪縣光明機械廠的家的戶口簿。“提高警惕 ，保衛(wèi)祖國”這是當時的最高指示, 印在戶口簿的封面上方。在華陽派出所的前面的一大串的名字——“中國人民解放軍績溪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印記。
供應時代的物質(zhì)“享受”
上海的小三線企事業(yè)單位遠離上海，即使是在皖南當?shù)兀彩沁h離城鎮(zhèn)，交通條件很不方便，生活用品更是嚴重缺乏，這些客觀條件從職工到達的那一天起就隨之而來了。廠里的小賣部成為了當時唯一能夠獲取日用品的場所，憑票供應的時代特征即使是在遠離鬧市的這里也不例外。
上海的小三線建在安徽的土地上，行政區(qū)劃歸屬安徽，但職工的生活方式卻完全是海派的。從全國經(jīng)濟發(fā)達的中心城市來到皖南山區(qū)，各方面的落差自然是少不了的，職工對此反應強烈。
為了解決后方職工的日常生活，安定人心，上海源源不斷地將包括肥皂、火柴、香煙、草紙、毛巾、手帕、民用線、電筒、電池、牙刷、牙膏、肥皂粉、香藥皂、膠鞋、塑料鞋、面盆、鋁鍋、口杯、熱水瓶、針、紐扣、鉛筆、銥金筆、練習本、信紙、信封、紙張、糖果、食糖和鹽汽水等30多種生活物資，不遠千里車輪滾滾地運往皖南小三線，而對于卡其布、的確良等緊俏物資也優(yōu)先供應小三線職工。
這些供應物資在小三線職工的手里，除去應有的功能之外還具有了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功能，即與當?shù)卮迕襁M行以物換物的交易，實現(xiàn)各取所需。小三線本來是不需要化肥的，但一些企業(yè)還是向前方提出了申請，化肥拿到手后就去跟當?shù)厝藫Q取雞蛋和大閘蟹等。當時最為吃香的是肥皂票，因為上海供應的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據(jù)說安徽生產(chǎn)的肥皂用半塊之后就搓不出泡沫了，而小三線職工一張1.9元的肥皂票，就可以換到十幾到20個雞蛋。
日常所用基本能夠解決之后，吃又面臨了難題，蔬菜供應難以保證，肉類更是不常有，本想通過當?shù)剞r(nóng)村種植的蔬菜滿足職工之需，但卻發(fā)現(xiàn)當?shù)卮蟛糠值貐^(qū)蔬菜供應能力有限，一些地區(qū)可謂奇缺。于是，小三線企業(yè)和職工便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尋找食品的自給自足。在當?shù)厝丝磥砀静豢赡軘[上餐桌的東西卻成為了上海職工舌尖上的美味佳肴，螃蟹、黃鱔、甲魚等被當?shù)孛癖娨暈?ldquo;異類”的海鮮類農(nóng)副產(chǎn)品，很快便成為了后方職工改善生活的首選，節(jié)假日、周末便成為職工們打牙祭的日子。時間一長，當?shù)厝艘查_始加入了下地捉“美味”的行列中，有點頭腦的村民更是由此和上海人做起了買賣。
雞蛋八分錢一斤，大閘蟹兩元錢一斤，沒有鍋就用銅壺放進去蒸、煮，八個、十個地吃，仿佛又回到了上海一樣，甚至比在上海還要開心。山區(qū)出產(chǎn)的芝麻、山核桃、花生等土特產(chǎn)類食品也成為小三線職工返滬探親的首選。每逢過年過節(jié)，上海定量供應的一些東西，在皖南卻可以從老鄉(xiāng)家里無限量地購買，返滬職工就大包小包將這些在上海也難以保證足量供應的物產(chǎn)帶回上海。面對如此的消費潛力，皖南當?shù)厝艘研岬搅松虣C，抬高菜價成為不二的選擇，到當?shù)厝耸掷镔I菜，賣給上海人比賣給當?shù)厝艘F，職工們在發(fā)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后，去買菜的時候，就開始學講本地鄉(xiāng)音，這樣菜自然就能夠買到便宜的了。
就是在這簡單的買賣過程中，還時而有趣事發(fā)生。據(jù)說八五鋼廠68屆學生到鎮(zhèn)里去買菜，問農(nóng)民“大閘蟹多少錢一斤’？農(nóng)民答“八毛”，學生又問“那蟹身賣5毛，蟹腳賣3毛，賣不賣”？農(nóng)民說“賣”，于是就把蟹腳拔下來，蟹身稱5毛一斤，蟹腳3毛一斤賣給了這幾個學生。
除依靠職工自身的努力外，小三線各個工廠也想盡辦法解決食堂蔬菜供應不足的問題，養(yǎng)豬、種菜這些原本與工業(yè)生產(chǎn)無關的農(nóng)活此時卻成為改善伙食的靈丹妙藥。利用廠前屋后開地種菜，利用食堂的泔水養(yǎng)豬，支持職工將所種蔬菜上交食堂，改善企業(yè)蔬菜供應成為了一劑良藥。
在紅星木材廠，職工利用廠邊的荒山，依靠廠內(nèi)職工有近1/3來自農(nóng)村、有自己動手搞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的現(xiàn)實條件，很快就在荒山上開出了20畝土地，當年就收獲蔬菜、雜糧一萬余斤，還養(yǎng)了11頭豬，后來規(guī)模更是逐年擴大，耕種土地達到31畝，收獲蔬菜22萬多斤，職工人均261斤；養(yǎng)豬313頭，平均每人每月可以吃上一斤多肉，還養(yǎng)魚、養(yǎng)鵝、育蘑菇，忙得是不亦樂乎。
自給自足的精神“食糧”
上海，近代中國的娛樂消費之都，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它也依然扮演著引領時尚、消費的角色。已經(jīng)習慣了軋馬路、逛公園等“白相”方式的上海職工忽然之間進入皖南山區(qū)，所有的業(yè)余生活瞬間消失，如何在艱難的條件下尋求精神的支柱，考驗著職工的創(chuàng)造力。
在小三線的多數(shù)職工看來，企業(yè)當時的生產(chǎn)任務并不算重，工作之余如何在山區(qū)自我創(chuàng)造出消磨時光的業(yè)余娛樂方式，小三線職工可謂是不遺余力。電影放映隊這一在當時農(nóng)村具有標志性的娛樂方式也在小三線企業(yè)異常盛行，放映隊每周定期到各工廠輪流放映。在上海有關部門的精心安排下,上海市區(qū)一線電影院上映的影片會在第一時間運抵小三線。《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鐵道游擊隊》、《追捕》、《冷酷的心》和《佐羅》等中外經(jīng)典影片成為了大家的最愛。本來在食堂放，但根本無法容納多少人，沒辦法就在野外拉一塊幕布當做露天電影院。職工下班后不是先吃飯，而是背一把竹椅子沖到廣場上，把椅子放好再去吃飯，吃好飯以后就坐著等天黑�？措娪熬拖袷鞘⒋蠊�(jié)日，夏天看一場電影，渾身被蚊子咬，冬天穿著棉大衣戴著帽子哆哆嗦嗦坐在那里看，一場電影下來人都凍僵了卻依然樂此不疲。
電影放映在滿足企業(yè)職工需求的同時也吸引了大批的當?shù)卮迕�，為了看《紅樓夢》，露天電影院可謂人山人海，晚上放映，中午已經(jīng)有村民拿板凳占好了最有利的位置。地面已經(jīng)沒有立足之地的農(nóng)民，則紛紛站上山頭觀看。1957年出生的安徽東至縣中學生王金忠現(xiàn)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津津有味：“我們小時候想看一場電影，前幾天晚上就睡不著覺了啊。”此時的觀眾早已不分上海人、本地人，更遑論城里人、農(nóng)村人，共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暫時替代了文化、生活習慣的地域差異現(xiàn)實。
據(jù)1983年4月1日的上�！秳趧訄蟆放�，近年來建立起來30多支工廠放映隊，使號稱“小三線第一大廠”的八五鋼廠，平均每5天可以看到一部新的電影。
與看電影相比，上海職工對于海派特色的文藝形式似乎更為情有獨鐘，評彈、滑稽戲和滬劇等藝術形式都成為小三線職工熱切期盼的精神食糧。上海人民滑稽劇團、上海市人民評彈團、上海滬劇團和前衛(wèi)曲藝團等單位紛紛不定期組織到小三線開展巡回演出，每到一處均盛況空前。
1982年4月，上海人民滑稽劇團赴地處安徽旌德的東風器材廠為職工演出，消息一出頓時轟動四方，接運劇團的汽車一到，車門前就密密麻麻圍滿了人。附近的工廠聽說上海來了劇團，紛紛打電話希望東風廠替他們說說情，讓劇團去為他們廠演一場。
1982年4月24日時任上海人民滑稽劇團黨支部副書記的李倫新和時任《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的丁錫滿在上海的《解放日報》上以《把笑聲灑向山谷》為題報道了這一盛事。“第二天晚上演出，頭一天就有人在劇場上放了許多木條、竹條，像上海的老媽媽買小菜用磚頭、破籃排隊一樣，搶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那些竹條、木頭又變成了竹椅和條凳。演員們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說‘我們難得看戲，你們一定要多演幾個！’這天晚上，一千五六百人，坐的坐，站的站，被獨角戲的表演逗得一個個前俯后仰，笑聲盈谷”。面對此情此景，時年65歲的上海滑稽戲元老級明星楊華生深受感動， 一口氣唱了一個多小時！這些精彩的演出，對于當時處于文化缺位的小三線職工來說真可謂雪中送炭。
進入20世紀80年代，現(xiàn)代的娛樂方式開始興起，其標志性就是電視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中。對于小三線職工來說，對新興娛樂方式的追求也同樣熱切，但由于地處山區(qū)，電視接收信號差成為困擾大家的最大難題，為了解決這個老大難，小三線職工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當時黃山頂上設有接收臺，于是單位組織幾個人，晚上帶著手電筒、干電池、9英寸的電視機，下午五六點天還沒黑的時候就上山開始找地方接收信號，如此反復的工作往往要經(jīng)過大半個月的努力，才能找到一個合適地方安裝差轉(zhuǎn)機，向廠區(qū)發(fā)送信號才能保證大家能看到清晰的畫面。如果碰到差轉(zhuǎn)機受外力影響無法正常工作的話，電視機畫面不是模模糊糊，就是出現(xiàn)閃爍不停的“多瑙河之波”，或者干脆來個“看不見的戰(zhàn)線”——漆黑一片，常常使得熱情的觀眾為之沮喪。
介紹來的“愛情”
在小三線建設及投產(chǎn)過程中，職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況日益暴露，青年男職工找不到對象的問題日益嚴重，由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開始凸顯，一些年齡在25-30歲之間的單身男職工由于無法解決個人問題而經(jīng)常無事生非，到附近村鎮(zhèn)買條蛇，將蛇皮纏在手臂上，到女職工宿舍取鬧；幾個男職工為某一個女職工而打架斗毆，以此來發(fā)泄自己內(nèi)心的苦悶等事件時有發(fā)生，甚至還發(fā)生極端事件。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包括上海市政府、共青團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總工會等上級機關，以及小三線各企事業(yè)單位的工會和團委紛紛開動腦筋，為解決青年職工的實際問題而奔波忙碌。
他們首先想到的解決辦法是在小三線企業(yè)周邊建立以女職工為主的紡織廠，但最終因各種原因而擱置；后來又想利用上海婦聯(lián)通過與小三線企業(yè)職工的聯(lián)誼活動創(chuàng)造男女雙方認識的機會，但也收效甚微。此時，一份報紙上刊登的一則啟事引起了八五鋼廠這一未婚男職工最多的工廠團委的注意，啟事刊登的是上海海運局為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海員征婚的消息，大家頓時茅塞頓開——通過報紙征婚解決青年職工的個人問題。
1980年，時任八五鋼廠團委書記史志定和上海的《青年報》取得了聯(lián)系，八五鋼廠以支付120元廣告費的形式購買《青年報》版面，登載本廠征婚啟事，宣傳小三線企業(yè)的優(yōu)厚待遇和生活條件，以吸引女青年的關注——凡是上海市區(qū)、郊區(qū)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工作的女青年（須具備城鎮(zhèn)戶口，吃商品糧的），如果與八五鋼廠男青年戀愛成功，結婚后可以調(diào)到皖南廠里工作。
這一招收到了奇效，在八五鋼廠的征婚啟事見報十天的時間里，廠團委就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來信470封！廠團委見此形勢，為了提高男女配對的成功率，還專門舉辦了“六個第一次”的專題講座，教男青年第一次如何通信、第一次如何見面、第一次如何上門、第一次外出約會應注意的問題等，如第一封信字跡要端正，字句要通順；第一次約會要準時赴約，不能失信用；第一句話談吐要文雅，講話要禮貌；第一次見面衣著要整潔，樸素又大方；第一次登門要量力而行事，不卑也不亢；第一頓飯要謙遜又禮讓，尊老又愛幼。
看到八五鋼廠的征婚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小三線的其他企業(yè)諸如萬里鍛壓廠、紅星木材廠，后方瑞金醫(yī)院和勝利水泥廠等紛紛效仿，刊登征婚廣告的報紙范圍也迅速擴大。《解放日報》、《文匯報》、《勞動報》和《新民晚報》等上海報刊多次刊登上海小三線企業(yè)為青年男職工征婚的信息。
從1980年到1984年短短4年時間里，南到廣東、云南，北至黑龍江、內(nèi)蒙古，東到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年紛至沓來。她們中有干部、翻譯、演員、醫(yī)務人員、技術員、工人、財會人員、大學生、教師、農(nóng)場職工、公安人員和營業(yè)員等，3000多名小三線企業(yè)男職工通過征婚在皖南山區(qū)組建了家庭。用八五鋼廠領導的話來說，“通過為青年解決個人問題，職工中出現(xiàn)了三多三少：即學技術的多了，熱愛集體的多了，爭取入黨、入團的多了；熱衷酗酒的少了，賭博鬧事的少了，隨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但是從整體上講，要徹底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單單依靠這個辦法還是有局限性的。
（崔海霞系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徐有威系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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