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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村的實地調查
余 練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摘 要：失地農民，作為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中無法忽視的群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由于失去了土地，失地農民的勞動和閑暇方式隨之發(fā)生了本質變化，呈現(xiàn)為去鄉(xiāng)土性。這表現(xiàn)為，失地農民的閑暇時間不再具有季節(jié)性，年年閑暇，天天閑暇，是徹底的“有閑階級”；從閑暇的主體來講，閑暇表現(xiàn)為老人閑暇，并具有層級化的趨勢；在閑暇的內容上，閑暇上有去生產性和去社區(qū)性特點，同時乏味和單調。究其原因是閑暇所依賴的經(jīng)濟社會基礎的變化，即土地與勞動方式的變化使失地農民的閑暇既脫離了消遣閑暇也未走上消費閑暇的方式中。因此，重建失地農民的文化精神生活，豐富失地農民的閑暇活動是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
關鍵詞：失地農民 閑暇 去鄉(xiāng)土性
失地農民，一個隨著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出現(xiàn)的邊緣群體，他有別于農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由于“種田無地、就業(yè)無崗、社保無份”，因此他們被稱為“三無”群體。據(jù)有關數(shù)據(jù)顯示，現(xiàn)在累計的失地農民可能已達4000—5000萬，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沒有工作的農民至少在1000萬以上，占失地農民的20%[1]。更有數(shù)據(jù)稱，2020年我國失地農民總數(shù)將可能達到1億人以上[2]。應該說，失地農民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目前關于失地農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失地農民群體規(guī)模研究，失地農民權益保護研究，失地農民出路研究和失地農民的社保障問題研究[1](p37-38)。可以看出，研究的主要進路都側重于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但是從精神文化層面討論失地農民的研究非常少見。由于失地農民數(shù)量的不斷擴大和問題的加重，如果只注重其物質權益的保障，而忽視精神文化建設也是不恰當?shù)摹ｉe暇，作為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是本文論述的主題。
一、文獻回顧
《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對“閑暇”的定義中把閑暇看作閑暇時間，是人們在勞動時間之外，除去滿足生理需要和家務勞動等生活必要時間支出后所剩余的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閑暇除了閑暇時間以外，其實還包括閑暇活動，作為一個活動范疇，主要是與勞動和工作相對應的，它包括“一系列在盡到職業(yè)、家庭和社會職責之后，讓自由意志得以盡情發(fā)揮的事情，它可以是休息，可以是自娛，可以是非功利性地增長知識、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對社會活動的主動參與”[2](p101)。閑暇，既是時間的概念范疇，也是在空間概念范疇。
關于閑暇的研究最初源于西方工業(yè)革命時代，馬克思就指出，閑暇是人的全面發(fā)展所需要的自由時間，馬克思曾經(jīng)還對閑暇時間做個一個最基本的分類，把閑暇時間分為消遣娛樂型時間和提高發(fā)展型活動時間[3](p281-282)。凡勃倫的《有閑階級》以閑暇的分配為軸心建立社會經(jīng)濟理論，揭示了閑暇的社會功能、閑暇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是一部以閑暇為主體的重要專注。事實上，正如凡勃倫所指出，閑暇“是有閑階級生活方式下交流思想的工作方式，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是不從事生產勞動的”[4](p285)。長期以來，閑暇被認為是非體力階層的專利品。國內關于閑暇的研究主要也是以城市居民為研究對象，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社會學者王雅林、董鴻揚[5]，王琪延[6]等對哈爾濱、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閑暇生活的特征及對策研究。另一方面，農民閑暇被納入到研究范圍還屬于比較晚近的事情。關于農民的閑暇一直沒有專門的論述，也就在一些研究中能找到對農民閑暇生活的一些描述，比如葛學溥對鳳凰村農民生活的研究以及周大鳴對該村的追蹤研究中涉及到農民的閑暇生活，費孝通的《江村經(jīng)濟》中對農民閑暇的描述。直到2005年，田翠琴、齊心撰寫的《農民閑暇》才填補這一研究空白[7]。另外，一些研究以農民群體為研究進路，比如，游俊、龍先瓊的《湘西農民閑暇生活方式變革的文化審視》[8]；谷中原、余成普以大別山區(qū)一行政村為例關于山區(qū)農民閑暇生活方式的實證研究[9]。
總結以上的研究，它們具有如下的特點：第一，有關閑暇初始的研究，無論是國內和國外，均以城市社區(qū)為研究對象，城市市民的閑暇生活是關注的焦點；第二，國內晚近的關于閑暇的研究，已經(jīng)涉及到農民的閑暇，但是要么注重閑暇的整體研究，要么以特定的研究對象為出發(fā)點，比如關注山區(qū)農民的閑暇，傳統(tǒng)農業(yè)地區(qū)農民的閑暇等等。以上的研究雖然看似全面，但是卻具有相對“滯后性”。隨著農村社會的發(fā)展，除了市民閑暇以外，農民的閑暇時間日益增多，特別是一些新的群體的閑暇生活出現(xiàn)了新特點，而且還可能成為未來農民閑暇生活的趨勢，這個新的群體就是失地農民。
本文以鄂中部地區(qū)L村為例，以失地農民的閑暇為研究對象，概述了失地農民的閑暇時間、失地農民閑暇的主體為老人的特征。同時關注到閑暇的性質已經(jīng)“去鄉(xiāng)土性”，即閑暇的主體層級化，閑暇的內容去生產性，去社區(qū)性，和閑暇內容空洞無聊。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閑暇所依賴的經(jīng)濟社會基礎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從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消遣經(jīng)濟走向現(xiàn)代的消費經(jīng)濟的過程中，失地農民失去了土地，土地與勞動方式的改變使失地農民的閑暇既脫離了消遣閑暇也未走上消費閑暇的方式中，“去鄉(xiāng)土性”成為了失地農民閑暇的突出特征。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失地農民的閑暇生活面臨著危機。因此，本文提出，重建失地農民的文化精神生活，豐富失地農民的閑暇活動是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
二、閑：失地農民的閑暇
費孝通先生提出，“減少勞動，減少消費的結果，發(fā)生了閑暇”[10](p409)，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是一種對立和排斥的關系，也因此，在很長的時間段內，閑暇一直都是非體力勞動者的專利品。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農民的閑暇時間逐漸增多。
集體時期，農民的閑暇生活被集體生產活動大大壓縮，農民不分年齡和性別，長期間集中一起勞作，閑暇活動基本上是屬于公共閑暇。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閑暇時間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增長，而隨著農業(yè)的機械化和種植技術的發(fā)展，農民的生產時間大大壓縮，閑暇時間相應增加。尤其是，農村近幾年來，化肥農藥種子的大量應用和小型機械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的生產效率，對農民的閑暇時間的增加意義重大。
如果說，農業(yè)科技的普及和機械化的應用增加了農民的閑暇時間的話，那么，在農村不種地的農民的閑暇時間可以說是獲得了空前的巨大增加。“閑”已經(jīng)成為了農村不種地農民面臨的一個新的歷史問題。通常意義上，我們把土地被依法征收后，農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少于0.3畝地的農民成為失地農民。事實上，我認為失地農民還應該包括因長期土地流轉失去土地的農民。
L村位于鄂中地區(qū)，2008年，L村開始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土地流轉，全村土地面積4000余畝，被流轉土地面積有3000多畝，占整村土地面積的近90%。隨著時間的推進，剩下的土地會在最近一兩年內“被流轉”。本村不僅流轉的規(guī)模大，同時流轉的時間特別長，直到二輪延包結束。于是，在村農民一下從農業(yè)生產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僅是“有閑”，而且是“非常閑”，一年365天，全天24個小時，除了吃飯睡覺，其他的時間幾乎都是閑，土地長期流轉后，所謂年年閑，天天閑。
以前一年的空閑時間比較少，只有11月底，12月和次年的2月份比較閑。從3月份開始就開始春耕，四五月份就要育秧下種，五月種植中稻，到9月份期間就是為糧食作物鋤草、打藥、施肥等等。9月份稻子成熟了，開始收割水稻，這屬于農忙季節(jié)。在種植水稻期間還可能種植玉米，所以從3月到10月之間是農作物的生長和收割時期，農閑較少。11月以后開始閑下來，但是有的農戶還要種植小麥。12月不是特別忙，1月份和2月份是過年的時候，這期間辦理年貨，走親串戶也不是經(jīng)常出來玩�，F(xiàn)在土地沒有了，除了吃飯睡覺和必要的一些事以外，都是玩！[3]
以上是一位老農對失去土地之后，閑暇時間的概括。失地，對于普通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是徹底的，它是農民閑暇的一個分水嶺。失地之前，農民的閑暇具有季節(jié)性特征，農民的閑暇圍繞著生產而展開。以年來看，閑暇具有明顯的季節(jié)性特征，即3到11月為生產季節(jié)，農民的閑暇較少，閑暇的時間集中在11月，12月和次年的2月。以天來看，農民的閑暇具有很強的時間性，即農忙季節(jié)時，白天生產，晚上閑暇。失地之后，農民的閑暇沒有時間的界限，以年來看，月月閑暇，天天閑暇；以天來看，白天閑暇，晚上也閑暇。也就是說，失地農民的閑暇不再具有時間的限制，屬于真正意義上，徹徹底底的“有閑階級”。
不同于城市居民，只能在每天工作之余享受一定的閑暇時間；也不同于傳統(tǒng)的農民，為了溫飽而不停的勞作，閑暇屬于一種“奢侈品”。失地之后的農民，不再為生產勞作而擔憂，不再為沒有閑暇而苦惱，相反，突如其來的大量閑暇時間讓他們無所適從，難以消受。失地農民，有閑，而且是相當?shù)拈e。
三、老人：失地農民閑暇的主體
閑暇，不僅涉及到閑暇時間，還涉及到閑暇的主體。傳統(tǒng)農村，中青年是農村社會的主體，他們是農業(yè)生產的主要勞動力。但是隨著市場的進入，中青年勞動力大量的流出農村走向了城市，農村成為了婦女，老人和兒童居住的地方，也因此，農村現(xiàn)在被稱為 “389961”部隊留守之地。一方面打工經(jīng)濟的興起，使多余的勞動力進入到了市場；另一方面，農民的機械化和農業(yè)科技的發(fā)展，使老人農業(yè)和婦女農業(yè)成為了可能。也就是說，當村莊的主體成為了婦女和老人以后，農村的閑暇變成了婦女和老人。但是失去土地之后，農村閑暇的主體可能進一步發(fā)生變化。
（一）失地與老人閑暇
以L村為例，土地被整村流轉后，農民成為了失地農民，多余的勞動力被完全排斥出村莊，也就是說作為村莊主體的婦女也大量流出村，進入了市場。因為勞動力留在農村不再能產生生產價值，無論是婦女，老人還是中青年只要能夠轉化為市場勞動力就會想盡辦法脫離村莊。結果，留守在村莊的基本全是老人。
表一：丘灣在村農民統(tǒng)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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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結構 |
家庭編號 |
人口總數(shù) |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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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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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數(shù)（人） |
3 |
3 |
2 |
5 |
1 |
6 |
5 |
1 |
26 |
2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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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人） |
2 |
2 |
2 |
2 |
1 |
2 |
2 |
1 |
14 |
53.84 |
|
小孩（人） |
1 |
1 |
0 |
3 |
0 |
3 |
2 |
0 |
9 |
34.62 |
|
中青年（人） |
0 |
0 |
0 |
0 |
0 |
1 |
1 |
0 |
3 |
1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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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 |
總人口為111人，總戶數(shù)為34戶 |
|||||||||
L村有五個灣子，其中丘灣是一個。丘灣總人口111人，共計34戶，戶均人口3人。目前在村人口26人，占總人口比例的23.42%，其中34戶中僅有8戶家庭留村，占總戶數(shù)的23.53%。即是說，長期的土地流轉發(fā)生之后，在村農民只占總人口數(shù)的23.42%，與在村戶數(shù)的23.53%基本持平。從年齡結構來看，老人在村比例最多，占了53.84%，其次，是在村小孩人數(shù)，比例達到了34.62%。中青年人在村人數(shù)為3人，其中有1位中年男子，但是，不常年在村，也即使說暫時在村。另外有2位婦女，一位是剛剛生育了小孩，呆在家中；只有另一位婦女在家照顧小孩。也就是說，在村中青年3人中，有兩人暫住在村，即將外出，扣除這個比例，中青年在村比例不到在村總人口的10%。農民講，“在農村，基本見不到一個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的男子更是‘稀有’，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殘。”
表二：丘灣在村老人年齡結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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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段 |
50-60 |
61-70 |
71-80 |
81-90 |
To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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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量 |
2 |
6 |
4 |
2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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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14.29 |
42.86 |
28.57 |
14.29 |
100 |
表一清楚的顯示了，老人成為了村莊人口結構的主體，達到了一半以上，如果不算在家小孩，留守在村90%以上都是老人，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下在村老人的年齡結構。還是以丘灣在村老人為例，表二結果顯示，50多歲年齡段老人的比例為14.29%，60多歲年齡段老人所占比例為42.86%，70多歲老人所占比例為28.57%，80多歲老人所占比例為14.29%。也就是在村老人呈現(xiàn)拋物線結構，60多歲老人居多，70多歲其次，往兩端50多歲和80多歲的比例較少。丘灣在村人口結構和在村老人年齡結構代表了L村在土地流轉后整村留守在村的年齡結構，是整村留守人口結構的一個縮影。老人成為了村莊的主體，那么村莊的閑暇也就是老人的閑暇。
四、去鄉(xiāng)土性：失地農民閑暇特點
費老在《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中，提出中國的基層社會是鄉(xiāng)土性的。“鄉(xiāng)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為在鄉(xiāng)下，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在鄉(xiāng)下，“土”是農民的命根，“在數(shù)量上占著最高的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11](p6-7)。也就是說，傳統(tǒng)社會，農民以土為生。那么由此也可以說農民的閑暇是圍繞著“土”展開的，閑暇具有鄉(xiāng)土性。以我看來，鄉(xiāng)土性既然是以土為根本的，那么閑暇的鄉(xiāng)土性就可以通過以下的幾個方面表現(xiàn)，閑暇具有季節(jié)性特征，勞動與生產緊密結合，閑暇主體具有較強的同質性。也因此，閑暇內容具有的農業(yè)生產性、公共社區(qū)性和內容的豐富性。但是在無土地耕種之后，農民的閑暇顯然發(fā)生了變化，那就是閑暇主體的層級化突出，閑暇的內容開始去生產性和去社區(qū)性，同時閑暇的內容開始乏味無聊。
（1）閑暇主體的層級化。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農民的異質性并不突出，農民在一起勞作，一起休閑，農民的閑暇具有共同性。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閑暇主體的層級性逐漸開始顯現(xiàn)，失去土地之后，農村閑暇變成了老人閑暇。都是老人，但是閑暇主體的層級性突出。閑暇的層級性表現(xiàn)為兩種圈層，第一是公共閑暇，公共閑暇分為打麻將的圈子和閑聊圈子；第二是個體閑暇，這部分以看電視和閑呆在家為主。
公共閑暇中打麻將圈子和閑聊圈子有所不同，打麻將以消費娛樂渡過閑暇；閑聊是以交流消遣閑暇。在打麻將的圈子中，由于經(jīng)濟條件的不同，也分為不同的麻將圈兒。“婆兒們舍不得錢，只打幾毛錢的紙牌，一個下午也就是10元左右的輸贏，也就是打著玩；爺們打得大點，一盤三五塊，也有婆們兒參與，但是不多。”也就是家庭條件和對金錢態(tài)度的不同，麻將的賭局分隔了農民群體。然而，對于不樂意打麻將的老人也大有人在，“打麻將真是沒什么意思，會打麻將，但是不喜歡打；打的時候還喜歡和人抬杠。不過吧，這些打牌的人臉皮厚，吵了之后一會又好了，皮厚，不計較”。也就是說，在一部分人“被逼”之后成為打麻將的群體之外，還有一部分不愿意接受這樣的生活方式，于是形成了另外一個閑聊的圈子。最后，對于無法參與到麻將圈子和閑聊圈子老人而言，他們是落單的農民，要么是無經(jīng)濟條件，要么是無興趣愛好，他們只能呆在家里看電視或者閑呆在家無所事事。停止生產勞動后，老人過多的閑暇時間使得閑暇的分層明顯。
（2）閑暇內容的去生產性。農民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無法耕種土地之后，不僅是收入來源發(fā)生了變化，閑暇的內容也發(fā)生了差異。從閑暇活動的內容看，主要有打麻將、閑聊和看電視。無論是打麻將還是看電視都屬于休閑閑暇，不可能具有生產性。以閑聊方式進行的閑暇活動為閑暇活動也不再具有生產性。“A：你們聊不聊現(xiàn)在的生產呢？B：現(xiàn)在都不種田了，聊生產干什么呢！不種地了，這些東西就和自己沒啥關系了，不愛聊！”
聚集在“閑話”公共空間的農民主要閑話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注國家大事，討論最近新聞中出臺的新政策，尤其是關于農村的政策措施；第二，關注村里最近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發(fā)展，諸如，怎么修路，哪個村又在進行土地流轉之類，不過這些事情大多是道聽途說。第三，生活中的閑雜事。比如，鎮(zhèn)上也出了什么事，哪里的菜便宜或者哪個地方有唱戲一起過去愁熱鬧。其中，第一點關注國家大事被“閑聊”的老同志們認為是最為經(jīng)常“閑聊”的內容之一。村里出現(xiàn)的修路等公共事件不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情，因此不可能時常談及；而生活中買菜，逛街的事情也不可能成為老頭子們天天論及的話題。老同志們天天聊的“國家大事”，大多是從新聞報道中截取的只言片語，而由于其知識的有限，并不能作深入和廣泛的討論�？偠灾�，以閑聊為主要內容的閑暇方式極少涉及村莊的生產事宜。
（3）閑暇內容的去社區(qū)性。所謂社區(qū)性，是指農民閑暇的內容不再以村莊本身的公共事件為主，閑聊的內容不再具有村莊的公共性。首先，以打麻將的閑暇方式為例，參與的主體關注的是以娛樂進行的“輸贏”，“閑話”圍繞著打麻將展開；連圍觀打牌群體的閑聊的話題也主要圍繞著麻將展開。因此，麻將的閑暇方式不具有社區(qū)性。其次，以看電視的閑暇活動，也不以村莊社區(qū)的事件為表述對象，閑暇與村莊無關；閑聊，也是脫離社區(qū)性的。閑聊的內容不再是“張家長李家短”，不再是哪家婆媳矛盾，父子糾紛。閑聊的內容是“國家大事”，是鎮(zhèn)上的菜價，是別的那個村又在搞建設。
不同于以往，閑聊的主題除了生產，還有家庭的繁雜瑣事�，F(xiàn)在不僅不聊村莊生產，也不聊家庭關系。“現(xiàn)在兒子，媳婦都出去了，有啥好聊的，也不會吵架，也不會說關系多好”。失地之后，多余的勞動力完全被排斥于村莊，村莊剩下的大多是老人群體。婆媳矛盾可以說是農村家庭矛盾的主要矛盾之一，失地之前，不少的年輕媳婦在家照顧孩子，中年婦女在家種植口糧田。失去土地之后，年輕人向外尋求“再就業(yè)”，于是婆媳矛盾，包括父子關系由于時空的分離，矛盾沒有了，但是，親情也疏遠了，情感也淡漠了。村莊成了沒有圍墻的“養(yǎng)老院”和“托兒所”。閑話的內容不再具有社區(qū)性和公共性。
（4）閑暇內容的無聊性。從閑暇的內容來講，失地農民的閑暇主要是打麻將、閑聊、看電視和閑呆在家，無論是哪一種的閑暇方式都難以使農民獲得精神意義的充實，“被閑暇”的無聊感襲擊著每個人。首先，打麻將，不是農民本身的興趣愛好，也并不是以賭為目的，純屬混日子。農民講，“下午打麻將，上午準備打麻將，晚上回味打麻將”，不少老人的生活圍繞著麻將展開。“不打麻將干么事呢，又沒有種田了，有啥好的，現(xiàn)在只差去討飯了。不打麻將，不可能天天伏在家門口，傻坐著吧！”以表一提到的丘灣為例，老年人的主要活動就是打麻將。平均每天有兩桌，也就是8個人。本灣除了小孩以外，中青年和老年人一共就17人。按照戶均人口計算，也就是每家都有人在打麻將，另外一個人就可能是在照顧小孩。農民講，一個人在家怎么坐得住��？打麻將是失地之后，農民的無奈選擇。
其次，對于以閑聊為主要內容的閑暇方式也顯得無聊和空洞，除了聊一些媒體上播報的新聞，就是道聽途說的軼事，完全脫離生產性和社區(qū)性。L村有一個閑聊的圈子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但是，他們閑聊的話題缺乏新鮮的事務，老人自己也覺得無趣。筆者參與了老人的一次閑聊活動，閑聊時間結束的時候，一位老人對另一位老人講：“你明天去不去？”，這位老人說“去！”筆者饒有興趣的問到，“你們明天干什么去呢？”老人說“他明天到鎮(zhèn)上去拿藥，我陪他去！”從這一個小事可以窺見，作為閑聊的老人們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當做了大事，重要的事來對待。因為，沒事可做，所以就得找事。
再次，落單的農民以看電視和閑呆在家來消耗閑暇，無聊的同時也在消解著他們的人生意義。“我們這些老不死的，活著干嘛呢，七老八十的，兒子媳婦不在家，年輕的自己顧小的都顧不上，哪里還管得上我們？�。‖F(xiàn)在是閑了，閑著天天都坐在門口，一天望到黑，對著天，依著門口，就等死唄！聊天？？有啥好聊的，媳婦兒子出去了，家里沒有人，沒有矛盾，沒啥好聊的，不種地了，也不搞生產，幾個老婆子呆在一起時，也就是坐在一起，沒啥意思。哎，不知道圖個啥！”以上的一段話，強烈的表現(xiàn)出了一種悲觀無望的情緒，人生的無意義、無目標導致的精神匱乏和空虛。農民閑暇的生活讓人擔憂。
五、失地農民閑暇性質轉變的經(jīng)濟社會基礎
失地農民閑暇性質的轉變表現(xiàn)為閑暇的去鄉(xiāng)土性，具體為閑暇主體的層級化，閑暇內容的去生產性、去社區(qū)性和閑暇內容的無聊性，閑暇性質的轉變不是一個憑空出現(xiàn)的結果，它深深地扎根于經(jīng)濟社會的變革中。
（1）從消遣經(jīng)濟到消費經(jīng)濟的轉變
消遣經(jīng)濟，是一種人為享受的、“寧愿少得，不愿多勞”的經(jīng)濟形態(tài)。費老在云南祿村調查時，提出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形態(tài)是一種消遣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它以“最少痛苦來換取最大快感”作為個人經(jīng)濟打算的基本原則。費老說“人生的快感是以痛苦來換取的，這在矛盾上發(fā)生了經(jīng)濟。經(jīng)濟就是如何以最少痛苦來換取最大快感的打算。每個人都這樣打算、這樣考慮，相互間合作來達到這目的而發(fā)生經(jīng)濟行為。行為所循之方式固定化而成經(jīng)濟制度，造成一個社會秩序”[12](p108)。有就是說，傳統(tǒng)農村的經(jīng)濟形態(tài)是一種為了消費而生產的自足經(jīng)濟。“今生只要從事于生產、再生產，消費不成了目的。有上帝保證，天國里有永久的，最上的無窮樂土，一個只有消費，沒有生產的經(jīng)濟” [12](p109)。為消費，不為生產；寧愿少得，不愿多得是消遣經(jīng)濟的重要特征。
消費經(jīng)濟，是一種為生產、為利潤而生產的經(jīng)濟活動。費老把這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看做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在消遣與消費的區(qū)別上，費老有以下的一段文字“消遣與消費的不同在這里：消費是以消耗物質來獲取快感的過程，消遣則不必消耗物質，所消耗的不過是一些空閑的時間” [12](p113)。也就是說為消費而生產的自足經(jīng)濟，蛻變成了為生產而消費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與消遣經(jīng)濟相比，消費經(jīng)濟把生產本身當做了目的，把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切斷，把目的當做了手段。
消遣經(jīng)濟是傳統(tǒng)中國農村社會的經(jīng)濟形態(tài)，消費經(jīng)濟被費老認為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在當下轉型的中國，雖然非費老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形態(tài)，但是，明顯地，傳統(tǒng)社會已經(jīng)遠去，消遣型的經(jīng)濟正在向消費型經(jīng)濟轉型。農村社會的變化主要在于，第一，市場的深入，使生產與交換即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已經(jīng)發(fā)生了較大程度的變化。農民與農業(yè)生產之間的關系也發(fā)生了變化，半工半農的兼業(yè)家庭大大增加。第二，農村生產方式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對土地制度的改變，也即是農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料的改變。這就涉及到大量的失地農民，涉及到土地與農民之間的改變，涉及到整個生產方式和收入方式的整體變遷。傳統(tǒng)為消費而生產的消遣經(jīng)濟逐漸走向了為生產或利潤而生產消費經(jīng)濟。
（二）勞動與閑暇關系的轉變
在某種程度上，勞動與閑暇是一種排斥關系，勞動的時間多了，閑暇的時間就少了；相反，勞動的時間少了，閑暇的時間就多了。于是有人提出，在早期的工業(yè)革命時代，只有從事非體力活動的階級才有閑暇，“有閑階級”的概念與農民無關�？梢哉f，這是一種靜止的閑暇時間觀，它把閑暇時間與勞動時間絕對的對立起來，而且劃分出了絕對的時間界限。但是，事實上，勞動與閑暇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尤其是在傳統(tǒng)中國的農村經(jīng)濟形態(tài)中。
傳統(tǒng)中國農村是一種消遣經(jīng)濟，在這個時期，農民的閑暇與勞動是不能完全分割的，農民的閑暇屬于一種消遣閑暇。生產和勞動沒有截然的對立，而且勞動是為了的享受，不是純粹為了積累，帶有閑暇的目的。“寧愿少得，不愿多勞”是一種基本的態(tài)度。“那輩脫離了農田勞動的人，在我們看來，在農作中省下來的勞力，并沒有在別的生產事業(yè)中加以利用，很可說是浪費在煙塌上，賭桌邊、街頭巷尾的閑談中、城里的茶館里。”[12](p108)也就是說，農民不會僅僅為了積累而不斷的生產，他們寧愿少得也不寧愿不停的勞動。這個時候閑暇建立在土地之上，土地產出的目的，僅僅是養(yǎng)活自身，即自給。費老還提到，祿村一帶的農民不想在消費上充實人生，而是在消遣中了此生。說到底，消遣經(jīng)濟下的生產與閑暇是一種不可分割之體，農民的閑暇孕育農業(yè)生產中，生產中有著閑暇時間。
目前，中國的農村正經(jīng)歷著現(xiàn)代化的轉型，也就是走向了一個消費經(jīng)濟的時代。消費經(jīng)濟時代，農民的閑暇以消耗物資來獲取快感，此時生產與勞動之間完全分離。這種閑暇方式中，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有著明確的區(qū)分，費老提到在西洋社會中，一個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謂休息日也不得閑，把娛樂當做正經(jīng)事做。這種方式的閑暇“好像不花錢得不到快感似的” [12](p113)。生產是為了消費，不是為了享樂，是消遣閑暇與消費閑暇的重要區(qū)別。這種現(xiàn)代的生產方式使勞動和閑暇時間界限明了，它適合與工業(yè)文明，適合與城鎮(zhèn)社會，這種閑暇方式存在的前提是以職業(yè)人為前提的。
（三）轉型中失地農民的閑暇
失地農民作為一個城市化、工業(yè)化進程中產生的群體，他們的生存問題引人關注，同樣他們的閑暇活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失地農民也是農民的一類，失地之前，從根本上講，農民的閑暇還是一種消遣型的閑暇。由于農業(yè)生產的特殊性，即農業(yè)生產具有季節(jié)性，農民的閑暇與生產勞動密切相關。此時的閑暇具有強烈的鄉(xiāng)土性特點，包括閑暇的主體具有加強的同質性。由于都是以生產勞動為最主要活動，匱乏的經(jīng)濟條件使農民的分化較小，農民的閑暇具有較大相似性，不存在閑暇主體的層級化。在閑暇的內容上，有關農業(yè)生產是農民樂此不疲的話題；同時閑聊內容總是以村莊為依托，以社區(qū)為依托，談論著張家長李家短的事兒。聊天，對于農民來講是一種享受，絕不會覺得乏味與空洞。“寧愿少得，不愿多勞”，是享樂主義的典型心態(tài)。這個時候的閑暇與土地緊密的結合起來，土地決定了勞動的生產方式，進而影響了農民的閑暇時間和閑暇方式。
失去土地之后的農民閑暇，陷入了一種困局，即走入了一個“去鄉(xiāng)土性”的過程，閑暇的主體層級化，閑暇內容的去生產性、脫離社區(qū)性和內容的無聊性。從消遣經(jīng)濟走向消費經(jīng)濟的過程中，農民既失去了消遣式的閑暇，也未走上消費型的閑暇，閑暇正在去鄉(xiāng)土性。前文提到，消費型閑暇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消費經(jīng)濟基礎之上的，它的特點有：第一，為消費而生產而非為享樂而生產；第二，閑暇時間與勞動時間的絕對對立。也就是說，生產與閑暇是一個分離的過程。消費型閑暇具備的前提基礎包括了一下幾點，一大量的閑暇時間；二以消費為目的獲取閑暇的享樂，這需要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三一定的知識文化儲備，具備消費健康閑暇方式的能力；四國家提供農村文化公共品的供給。要獲得消費型的閑暇必須具備以上的四個條件。對于失地農民來講，只具備了大量閑暇時間，他們沒有足夠的經(jīng)濟基礎，從文化知識來講，失地之后的老人閑暇，文化素質較低，難以有發(fā)展型的閑暇方式。從文化的公共品供給角度來看，國家對這一塊的投入非常薄弱，農村文化活動形式顯得單調而乏味。
正是由于農村以土地為依托的經(jīng)濟形態(tài)的轉變，農村消遣型閑暇已經(jīng)改變，勞動與閑暇方式也在同時發(fā)生了變化。農民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生活方式改變之后，農民的閑暇時間和方式，內容隨之而變，失地農民的閑暇既不同于消遣經(jīng)濟下的閑暇，但是也還未邁入消費經(jīng)濟主導的閑暇方式，于是“去鄉(xiāng)土性”成為了失地農民閑暇的主要特點。
六、總結及建議
失地農民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已經(jīng)不再特殊，隨著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的繼續(xù)推進，失地農民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受人關注的群體。對于失地農民來講，不僅是生存問題，更廣泛地還應包括他們的精神文化問題。閑暇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農民的閑暇反映了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情況。本文通過對L村的失地考察，發(fā)現(xiàn)失地農民的閑暇具有去鄉(xiāng)土性的特點。從閑暇時間上來講，失地農民的閑暇不再具有季節(jié)性，年年是閑暇，天天是閑暇，有閑不再成為城市有閑階級的專利。從閑暇主體上看，失地農民的閑暇純粹變成了老人閑暇，并且具有了層級化的特點。農民失去土地之后，伴隨農村傳統(tǒng)經(jīng)濟支撐的閑暇經(jīng)濟逐漸轉向了消費經(jīng)濟的轉型，農民的閑暇內容面臨著去生產性，去社區(qū)性的特點，同時，閑暇內容單調乏味的去鄉(xiāng)土性特點。走出傳統(tǒng)消遣閑暇的“藩籬”，又未走入現(xiàn)代消費型閑暇中的失地農民的閑暇面臨著重建。
失地農民閑暇的重建，主要涉及到文化的供給問題，以土地為本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下的閑暇方式已經(jīng)改變，那么失地農民的閑暇建設就離不開體制的支持。從建設的角度來看，失地農民的閑暇需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需要對農村文化公共品進行硬件投資，成立專門的專項基金。農村文化的發(fā)展離不開經(jīng)濟的投入，硬件的投資更是基礎。第二，重在加強農村文化部門的組織建設。如果沒有組織的建設，農民文化活動的開展將遇到巨大阻力和瓶頸。第三，需要政府進行相關的引導和號召。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號召，正確的引導能極大的活躍農民的閑暇生活。第三，發(fā)育農民的文化自組織。農民是農村文化生活，閑暇活動的主體，農民閑暇時間的利用最終還得依賴農民自身。文化自組織能夠可持續(xù)的推動農民閑暇活動的開展�？傊�，失地農民的閑暇具有去鄉(xiāng)土性的特征，重建失地農民的閑暇生活是政府面臨的迫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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