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日本封建時代的家制度充滿了不平等，且與儒家家族倫理格格不入。近代社會中以家長制、家督繼承制、男尊女卑為核心的家制度從傳統(tǒng)變成法制化的現實，反映出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社會改革的滯后性。經過戰(zhàn)后民主改革，家庭真正實現獨立，但家庭關系的弱化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在日本家族制度史上，家與家庭，一字之差，其變革卻跨越三個時代，歷經千年。封建時代獨具特色的家制度旨在保證家業(yè)的完整與延續(xù)，卻充滿了不平等；近代以后家制度不僅未被擯棄，反而被法制化，并成為全體國民家族生活的準則；直到日本戰(zhàn)敗，經歷民主改革，家庭才得以徹底解放�；仡櫲毡炯彝リP系的演變過程，有助于了解日本家庭關系乃至日本社會的特色，并認識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社會改革的滯后性。
封建時代：非儒化的“家”制度
由于中國文化的影響，封建時代的日本在家族制度方面與中國呈現出一些共同的表象，但如果進行深入考察，就會發(fā)現在這些共同的表象背后，中日兩國在家庭形態(tài)、家的秩序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封建時代的日本并沒有家庭這一詞匯和概念，只有“家”制度。日語中的“家”讀作“Ie”，其古義是以竈（灶）為中心而生活的一個家庭。①家制度在日本有一個演變過程，至遲在10至11世紀之間，首先形成于貴族社會。到戰(zhàn)國時代至德川幕府時期，成為在武家社會通行的家族制度。“家”是在家長統(tǒng)帥之下，以特定的家業(yè)為中心社會集團，具有如下特征：
家是以家業(yè)為中心共同體。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家業(yè)不是房屋土地、金銀財寶之類物質上的東西，而主要是人們賴以謀生的職業(yè)與技能。雖然家業(yè)與家產有關聯，但兩者的意義并不完全一致，家業(yè)里面包含家產，家產卻不是家業(yè)的全部。對于武士來說，家業(yè)一般是指武藝。擁有武藝的武士被納入封建關系，與特定的主人結成主從關系，盡“奉公”義務，才能獲得“御恩”—最初是領地與官職，后來變成賴以生存的俸祿，因而“奉公”就是武士的家業(yè)。對于商人來說，家業(yè)不僅包括祖先傳下來的財產，還包括積累這筆財產的買賣及經驗，甚至包括代表這些東西的商號。農民的家業(yè)是代代從事農業(yè)的技能和作為其基礎的土地。進而可以說，家業(yè)的斷絕并非是指自然意義的斷子絕孫，而意味著一定社會關系的消亡。說到底，家并不等同于男女結合、生兒育女的具體家庭，家庭不過是家的存在形式而已。所以，家除了組成家的人員之外，還包括房屋、家產、維持家業(yè)的生產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正因為家有如此重要的內涵，日本人才使用與英語中的“Family”或“Home”并不相同的“Ie”這一概念，“家”這一漢字表達不過是假借字而已。
重祭祀輕血緣。祖先崇拜是日本人家族生活的重要內容。以自己家的佛壇和神龕為中心舉行的家庭祭祀是日本人經常和最主要的祭祀活動。通過朝夕禮拜來培養(yǎng)家族成員的敬祖之心，使日本人的祖先崇拜意識可謂深入骨髓。而日本人并沒有中國的“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傳統(tǒng)觀念，參與祭祀的家的成員可以是非血緣關系者。因為日本的家是以家業(yè)為核心的經營體，故血緣關系并不是構成家的唯一紐帶，由配偶關系和血緣關系結成的家僅僅是家業(yè)的載體而已。與中國的家在血緣傳承方面的封閉性相比，日本的家相對開放。最突出的表現是家業(yè)繼承人的選擇，可以不受血緣關系的限制，以有能力的外人取代無能不才的親生兒子，在有女無兒家庭，可以招婿上門，在其改成妻家的姓氏后，以婿養(yǎng)子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繼承家業(yè)。傳統(tǒng)家庭中養(yǎng)子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僅舉一例：江戶時代第一大藩金澤藩的藩士由養(yǎng)子繼承家業(yè)的高達半數。②所以，有日本學者說“除了天皇家族之外，幾乎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有與異姓混血的歷史”，“即使再出色的家族，也不可能把血緣關系上溯到數代以前，因為家系和血系是很難一致的”。③也就是說，不論哪一家，如果沒有養(yǎng)子繼承的話，都無法持續(xù)長久。這里引出了“家系”和“血系”的概念，是日本獨有的，“家系”指“家業(yè)延續(xù)的系統(tǒng)”，是社會性的；“血系”則是指“家族血統(tǒng)的系統(tǒng)”，是血緣性的。一個家族家系的延續(xù)往往與數個家族血系有關，故考察任何日本人的家都是既要考察其家系，也要考察其血系。
重縱向延續(xù)輕橫向關系。在日本的家中，同胞兄弟之間存在明顯的上下尊卑、甚至主從之別。這是因為，為了實現家業(yè)的長久延續(xù)，實行家督繼承制，即在數個子女當中，只能由一個人繼承家長權、家業(yè)與家產的大部或全部，還要繼承牌位、墓地等等。雖說家督的本意是指長子，④但日本的“家督”卻不惟長子，有可能是次子，也有可能是養(yǎng)子、婿養(yǎng)子。在這種制度下，通過犧牲兄弟姐妹的利益，建立起一種單一的、縱式延續(xù)的家族序列。在此序列中，親子關系重于夫婦關系和兄弟姐妹關系，家業(yè)繼承人與非繼承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家業(yè)繼承人之外的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入了另冊，日本的家不像中國的家那樣具有凝聚力和親和力，原因即在于此。
在家督繼承制度之下，家不論從精神上，還是從形態(tài)上，都是指純粹的從祖先到子孫的一脈的縱式延續(xù)，而不包含相同輩分中的橫向關系。從家族社會學的角度來講，這樣的家族被稱作“直系家族”或“縱式家族”。為了昭示家的縱式傳承，通常使用與中國人的“輩分排行制”截然不同的命名方式：祖孫襲用同一個字，我們姑且將其稱作“祖孫連名制”。例如，戰(zhàn)前有名的財閥三井家族，在從17世紀創(chuàng)業(yè)起至戰(zhàn)后被解散為止的三個世紀中，十一代家長的名字分別為：高利—高平—高房—高美—高清—高佑—高就—高福—高朗—高棟—高公。從這一世系中除了看出縱向延續(xù)性外，根本無法了解其中的輩分關系。
重集團輕個人。日本的家是以家業(yè)為中心、以家產為基礎、以直系的縱式延續(xù)為原則的家族共同體，是具有法人性質的集團。因此，家的每個成員都被置于家的利益約束之下。如家長制被稱作“家的父權家長制”，⑤即擁有極大權力的一家之長，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祖先的手代”，⑥只不過是家業(yè)的一時的管理者，所以他也要自覺維護家的利益。在制約家長的措施中最實際、最有效的就是實施家長的“隱居”制度。所謂隱居是指在家長因病及身體老衰或品行不端，不堪家長之任時，將其承擔的公、私職務讓給身體健壯及有能力的繼承人，使本來在死后發(fā)生的繼承行為在生前發(fā)生，簡言之就是家長生前讓位，即家內“退休”。伴隨隱居，家長過去曾經擁有的所有權利隨之喪失。隱居制是對家長“終身制”的否定，使家長制成為“任期制”，能夠促進老朽者退而新銳者進，使家長權的新陳代謝處于一種良性循環(huán)之中。
作為家的一員，是附屬于家的存在。比如，青年男女結婚，不是“某某先生”與“某某小姐”結婚，而是“某某家”與“某某家”結婚。墓碑上刻的名字，不是“某某人之墓”，而是“某某家之墓”或“某某家先祖累代之墓”，這些傳統(tǒng)一直保留到今天。最甚者是不能繼承家業(yè)的人連家名（姓氏）也無權使用。例如，在日本茶道的三個“千”家（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都有不成文規(guī)定，即不管有幾個兒子，只能由一個兒子繼承“千”姓，其他人則要改姓。因此，在日本同族而不同姓，血緣相同而姓氏不同的現象毫不奇怪。
家庭關系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的作用、影響和約束最直接，也最具體。封建時代日本的家既是一個血緣親屬集團，更是從事特定家業(yè)的機能集團，其規(guī)范、原則都與儒家倫理格格不入。
近代社會：走向瓦解的家制度被法制化
明治維新后的一系列改革，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家制度受到強烈沖擊。
武士階級的覆滅從根本上動搖了家制度的基礎。家制度本來盛行于武家社會，后對平民社會產生影響。明治政權建立后不到十年時間，武士的特權就被剝奪殆盡，成為居皇族、華族之后的“士族”，僅在戶籍登錄上保留了一些榮耀。
西方家庭觀念對日本產生了影響。明治維新后，在知識分子的推動下，日本出現了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西方社會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家庭觀傳入日本。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批判家制度，主張“家的根本在夫妻，先有夫妻而后有親子”。1875年2月6日，政府官員森有禮帶頭踐行婚姻自主，在福澤諭吉見證下與士族女兒廣瀨常簽訂結婚協(xié)議，這樁“契約婚姻”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近代工業(yè)的發(fā)展帶來家庭結構的變化。明治維新后，隨著身份制度的廢除，人們有了選擇職業(yè)的自由和受教育的機會，公共交通事業(yè)的發(fā)展也為人口流動提供了條件，求職、求學帶來都市人口的增加。隨著產業(yè)的發(fā)展和城市的擴大，依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的家庭比例逐年增加，在1888年只有11.2％，1909年增至33.5％，至1920年已達45.3％。⑦在社會變動面前，舊的家制度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家族成員離開祖先的墓地和過去賴以生存的家到外地就職、求學；親子別居；次子、三子成家另過；以一對夫婦為核心的小家庭（日語稱核家庭）的數量逐漸增多。根據1920年日本首次進行的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小家庭在親屬家庭中已占59.1％。⑧這種小家庭從經濟上擺脫了家的束縛，家長權與舊制度日已落后于時代發(fā)展潮流。
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越來越多的家庭成員和小家庭與戶主或父母分居異處，人們開始使用具有“Family”或“Household”意義的“家族”（日語中的家族及家庭）這個概念。⑨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在家庭關系中，“主人”與“主婦”的稱呼開始流行，即把妻子作為與丈夫對等的存在，被置于“家政的擔當者”的地位，不僅反映出女性地位的提高，也凸顯了小家庭的成長。同時，《家庭叢談》（1876年）、《家庭雜志》（1892年）、《日本之家庭》（1895年）等家庭雜志先后創(chuàng)刊，各類報紙也紛紛開辟家庭專欄，批判舊的家族制度與陳舊的家觀念，贊揚充滿夫妻恩愛的家庭。這些變化表明，舊的家制度已經落后于現實，不適應新社會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家走向瓦解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明治維新是在西方殖民主義壓力下，由一群不滿幕藩統(tǒng)治的下級武士與朝廷公卿中的改革派聯合發(fā)動的，他們在建立新政權后，根本不想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人們常說的明治維新改革的不徹底性，莫過于通過民法的制定，把封建時代家制度作為近代國民家族生活的準則。
制定戶籍是曾經是律令時代模仿唐制實施的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的措施之一，但僅在8世紀實施得比較正規(guī)。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和私有制莊園的興起，從11世紀起，日本就進入了“闕戶籍時代”，日本歷史上也因此從未有過準確的家庭與人口記錄。明治維新后，為了建立近代軍隊和得到穩(wěn)定的財政收入，擁有完備而翔實的戶籍是非常必要的。1872年（農歷壬申年），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制定全國統(tǒng)一（北海道及琉球除外）的“壬申戶籍”。戶籍的記載以戶為單位，以血緣關系者為基本成員，也包括非血緣關系成員。戶籍的編制根據居住地原則，官私無別。“壬申戶籍”的制定對近代家制度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是近代社會家被均質化—將全體國民都納入家制度之下的起點，其實質是“身份登錄的制度”。⑩
日本在結束長期閉關鎖國，實行維新改革后，通過建立近代戶籍制度，實現了對國民基本情況的總體把握，使富國強兵政策有了基本的人口依據，但從“壬申戶籍”到“明治三十一年式戶籍”（后來還有大正四年式戶籍），盡管登錄樣式發(fā)生了變化，但均以家制度貫穿始終，表現出維護家制度和家長制的意圖。在戰(zhàn)前的舊戶籍用語中，“戶主”、“隱居”、“家督繼承”、“私生子”、“庶子”、“廢家”、“絕家”等反映家制度的詞匯大量存在。在許多家庭成員離開戶籍所在地進入產業(yè)工人的行列，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日益增多的情況下，以家為中心進行登記的戶籍與現實相悖，且限制了個人的自由。這種現象直到戰(zhàn)后民主改革后才徹底改變。
明治維新以后，以歐洲諸國法律為藍本編纂近代法律，建立健全近代法制，是“文明開化”的重要內容，也事關收回外國人的治外法權，提高國際地位。但是有關家族制度的民法的編撰過程一波三折，從1870年就開始起草工作，其間幾經推倒重來。1890年，以法國民法為藍本的民法草案正式公布，并確定1893年1月1日開始施行。而這部遲來的民法卻因為其中有關家族制度的規(guī)定稍有革新性質，被指責為無視日本“固有的醇風美俗”，破壞了家制度，有的法學家甚至提出措辭嚴厲的“民法出則忠孝亡”的口號，堅決反對民法的實施。其結局是對此部民法草案不予實施，參照德國民法重新起草民法，拖拉到1898年7月才開始正式實施。這一事實說明對封建時代的家制度不要說廢除，即便是有所觸動也是很難的�！睹髦蚊穹ā分杏嘘P家族的定義是：“戶主的親屬且在其家者及其配偶，謂家族（第732條）”，包括六等親內的血親及配偶、三等親內的姻親（第725條），可見民法框架下的戶并不是一夫一妻小家庭，而是若干小家庭組成的大家庭，從而反映出明治家族法的基本前提是維護以戶主為中心的家制度，家制度下特有的家督繼承制、隱居制等都被法制化，近代家族之內繼續(xù)演繹著各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如下：
首先是家長與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平等。家長制是家制度的突出特征之一，盡管《明治民法》用“戶主權”取代了“家長權”這一字眼，以突顯其法律的近代性，但戶主權就是實際上的家長權。它包括指定家族成員的居住地點；家族成員不得違反戶主之意而自己決定其住所；若不服指定，戶主可免除對該成員的扶養(yǎng)義務，直至使其離籍（第749條）。在當時許多人離開父母和家鄉(xiāng)，進入工商業(yè)各部門，造成大家族制度的解體的情況下，這樣的規(guī)定無疑是逆潮流之舉。戶主權還包括家族成員的婚姻和有關實行收養(yǎng)等事宜，都要經戶主允許（第750條）；有關繼承、分家事宜也要經戶主同意（第743條）等。家族成員幾乎沒有獨立的人格與權利。
其次是同胞兄弟之間的不平等�！睹髦蚊穹ā芬�(guī)定家督繼承人繼承前戶主擁有的全部權利義務，家譜、祭具、墳墓的所有權是家督繼承的特權（第986、987條），繼承人的選擇遵循男子本位、嫡子本位、長子本位原則。雖然規(guī)定同等順位的繼承人在繼承財產時繼承的份額相等，體現了平等精神，但同時規(guī)定被繼承人財產的二分之一為法定家督繼承人的“遺留分”（在法律上必須為一定的繼承人保留的遺產），財產均分并不能真正實現。非繼承人仍是家中多余的人，人格上受到歧視。
最后是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睹髦蚊穹ā分袑⒓易宥x為“戶主的親屬且在其家者及其配偶”，將配偶列在家族成員的最后，體現了近代法律對女性的定位。根據《明治民法》第746條“戶主及家族稱戶主家之氏”和第788條“妻因婚姻而入夫家”的規(guī)定，女性結婚后就自動放棄了娘家的姓氏而改稱夫家的姓氏，喪失了獨立人格；對丈夫的遺產，妻子是次于直系親屬的第二位的繼承人，實際上繼承丈夫遺產的希望極其渺茫；作為母親，只能在“父不明時、死亡時、離家時或不能行使親權時”才能行使親權（第877條），對子女毫無管轄、約束能力；單方面要求女性的貞操，法律規(guī)定可以認領私生子，區(qū)別在于丈夫認領的私生子稱庶子，妻子認領的稱私生子，庶子在家督繼承的順序中居私生子之前（第970條）。不僅表現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也在事實上承認了婚外的性關系。
總之，《明治民法》中有關家族制度的法律徒具近代的外表，直到戰(zhàn)敗，日本人的家庭關系一直處在家長制、家督繼承制、男尊女卑的制度約束之中。
戰(zhàn)后至今：家庭從解放到弱化
確立以民主、平等為基礎的家族法，否定家對個人的控制，樹立與此相適應的家族道德，這本應是明治維新的任務之一。然而它卻被人為地大大延誤，并導致近代日本步入歧途，直到戰(zhàn)敗后在外力的強制下，這場社會改革的任務才痛苦而又艱難地完成。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隨之，在美國占領當局的直接干預下，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舊的家族制度亦得到清算。1946年11月，公布了《日本國憲法》，就家庭、婚姻等問題在第24條中專門規(guī)定：婚姻基于男女雙方之合意即得成立，且須以夫妻享有同等權利為基礎，以相互協(xié)力而維持之；配偶的選擇、財產權、繼承、居住之選定、離婚以及其他有關婚姻及家庭之事項，法律應以個人之尊嚴及兩性平等為依據而判定之。根據新憲法的精神，新民法（1948年1月1日開始實施）就有關家族制度的內容（親屬編和繼承編）進行了重大修改：首先，廢除家制度，戶主的權力、家督繼承、隱居及有關家制度的內容亦隨之被全部取消。其次，改革婚姻制度，保護成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權利；姓氏由雙方協(xié)議確定；夫妻互負同居的義務。再次，改革繼承制度，繼承僅因死亡而發(fā)生，僅涉及財產繼承，而不再有家長權利、義務、地位的繼承，并由子女平等繼承遺產。最后，保障女性權益，配偶者有不貞行為時，即可提起離婚訴訟，不因其為夫或妻而不同；
離婚時當事人的一方有權向另一方要求分割財產；被繼承人的配偶有權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母親成為親權人。戰(zhàn)后家族制度的改革，使自幕府時代以來充滿不平等的家制度歸于瓦解，家庭關系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小家庭獲得了真正的獨立。根據1947年12月頒布的戶籍法，于1948年開始制定“昭和23年式戶籍”，以基于婚姻關系的一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為單位進行登錄，實行一本戶籍一對夫婦原則，子女一旦結婚，必須另立戶籍。這樣，以法律促進了大家庭的解體，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也稱核心家庭，包括一對夫妻家庭、一對夫婦與未婚子女家庭、單親與未婚子女家庭）擁有了單獨的戶籍，從家制度下的大家族脫離出來。此后，隨著大家族的分裂，人口向大城市的遷移、結婚等原因，小家庭在親屬家庭中的比例逐年提高，1955年為62％，1960年為63.4％，1975年為74.1％，1990年為77.6％，2000年為81.1%，2010年達到84.6%。
其次是家庭規(guī)�？s小。戰(zhàn)后家庭徹底告別了封建時代的大家族，1950年平均每個日本家庭的人口為5.02人，到1975年，已下降到3.48人，到1990年，進一步減少為3.01人，2010年，降至2.46人。導致規(guī)�？s小的原因，除了小家庭確立和人口流動的促進作用外，還由于年輕人獨立性增強，既達成年就脫離家庭獨身生活的日益增多。此外，出生率下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從50年代開始，日本的出生率急速下降，每個家庭孩子的平均人數越來越少，1950年為3.60人，1960年3.20人，1970年為2.71人，1977年已降到1.89人。由于一般家庭至多只生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故人們將此現象稱作“長男長女時代”。
最后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以男子優(yōu)先、父子關系為本位的家轉變?yōu)橐阅信降葹榍疤�、以夫婦關系為本位的家庭以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提高。她們有了結婚、離婚的自由，有了財產繼承權，就業(yè)比例也逐年提高，改變了過去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形象。雖然傳統(tǒng)的“男工作，女家庭”的社會分工并未徹底改變，但是男人應該參與家務勞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家庭中，都是由主婦“拉著錢口袋繩子”，掌管家計，安排家庭的生活。
毫無疑問，戰(zhàn)后日本的家庭已從傳統(tǒng)家族轉變?yōu)楝F代家庭，這不僅是戰(zhàn)后民主改革的成果，也是戰(zhàn)后日本經濟發(fā)展帶來的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人們越來越追求個人享樂及獨立，同時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職場工作壓力大等原因，家庭關系弱化的傾向也凸顯出來。
不婚、不育的家庭增多。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單身貴族”生活，據統(tǒng)計，男性的終身不婚率從1975年的2.12%增至2000年的12.57％（女性為4.32%和5.82%）。在日本廣播協(xié)會（NHK）每五年實施一次的輿論調查中，認為“人生中應該結婚”的，從1993年的45%降到2008年的35%，而認為“沒必要結婚”的從51%增加到60%，其中在25～29歲年齡段的女性中竟高達90%，單身家庭的比例從1960年的4.7%，增加到2010的31%。還有不少人甘當“丁克”族，結婚卻不生孩子，2008年，已婚但沒有孩子的家庭已經占所有家庭比例的22.4%。不婚、不育不僅挑戰(zhàn)了家庭倫理，也帶來少子化和人口下降的嚴重后果。
離婚率提高。戰(zhàn)后以來，日本一直保持比較低的離婚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離婚率明顯上升，從1999年開始，連續(xù)十年年離婚總數超過25萬件，其中2002年接近29萬件，創(chuàng)造了2.3‰這一自1898年《明治民法》頒布以來離婚率最高紀錄。人們驚呼，每三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離婚的時代已經到來。值得注意的是，在離婚熱中，婚齡在20年以上的中老年夫婦離婚成為僅次于10年以下婚齡的最大離婚群體。中老年離婚的特征一是多由女性提出，二是多伴隨男性退休而發(fā)生。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對日本社會產生了較大震動與影響。尤其是中老年離婚后帶來貧困、流浪者和自殺人數增加等社會問題，更引起社會對傳統(tǒng)婚姻、家庭觀念的思考。
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優(yōu)勢喪失。在傳統(tǒng)的家制度下，盡管存在著各種不平等，但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完全匹配，在贍養(yǎng)老人問題上責權分明，即家產與家業(yè)的繼承者必須負擔被繼承者的老后生活，其他沒有繼承權的子女則沒有贍養(yǎng)義務，他們無論表現得如何都不會受到社會的指責。戰(zhàn)后，法律規(guī)定家庭子女都有平等的財產繼承權，但實際上平均繼承并未完全實現，而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優(yōu)先分給長子，在父母年邁的時候，這個繼承人自然而然地就應該贍養(yǎng)父母，實際上，撫養(yǎng)和照料父母的責任都落在長子身上。由于與老人同居，照料其生活并不輕松，所以當今許多女性不愿嫁給長子，使長子、尤其是農村家庭的長子處于結婚難的境地。另一方面，長子以外的人往往既不負贍養(yǎng)義務，卻又主張繼承財產的權利，最后只得訴諸法律，本來就不親密的兄弟姐妹關系就更加淡漠了。
結語
綜上所述，家，在日本并不是一個溫馨的字眼。家制度綿延存在千年以上時間，直到戰(zhàn)后改革才被廢除，家庭從此獲得了真正的獨立。從家到家庭的變革過程，艱辛而又漫長，體現了日本社會保守與固守傳統(tǒng)的特點。此外，戰(zhàn)后日本近70年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發(fā)達的福利制度和安居樂業(yè)的社會環(huán)境，讓人們減少了對家庭的依賴和養(yǎng)老的后顧之憂，西方文化與生活方式對傳統(tǒng)的家庭關系造成強烈沖擊，社會已進入“上不必養(yǎng)老，下不想養(yǎng)小”的狀態(tài)。而一個國家中既不想承擔家庭責任，也不愿承擔人類再生產社會責任的人多了，談何可持續(xù)發(fā)展？想來嚴重人口下降的現實已讓日本人感到了深刻的家庭危機與社會危機。【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 教授】
【注釋】
①竹田旦：《「家」をめぐる民俗研究?》，弘文堂，1970年，第3頁。
②服藤弘司：《相続法の特質：幕藩體制國家の法と権力 5》，創(chuàng)文社，1982年，第342頁。
③太田亮：《家系系図の合理的研究法》，立命舘大學出版部，1930年，第5頁。
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家有長子曰家督”。
⑤ 川島武宜：《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家族制度》，巖波書店，1957年，第32頁。
⑥伴篙蹊：《主従心得草》，吉田豊編：《商家の家訓》，徳間書店，1976年，第331頁，“手代”即商家的管家。
⑦大橋隆憲：《日本の階級構成》，巖波新書，1971年，第26～27頁。
⑧根據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tǒng)計資料集（2013年）》所附圖表計算，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3.asp?chap=7&title1=%87Z%81D%90%A2%81%40%91%D1。
⑨1872年美國傳教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在出版辭書《和英語林集成》第二版時，把“household”譯成“家內、家族”，在1886年出版該書第三版時，把“family”譯成“家內之人”、“家族”等，広井多鶴子：《家族概念の形成—家族とFamily》，《実踐女子大學人間社會學部紀要》，第7集，2011年。
⑩福島正夫：《福島正夫著作集》第二卷《家族》，勁草書房，1996年，第15頁。
湯沢雍彥編：《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第5卷•家族制度》，ドメス出版、1976年，240頁，以下關于《明治民法》的內容均引自此書。
NHK廣播輿論調查所：《圖說•戰(zhàn)后輿論史》，日本廣播出版協(xié)會，1982年，第42頁。
女性雇傭者占全體雇傭者的比例：1985年為35.4%，2005年為41.5%，2010年為42.9%。平成22年，《働く女性の実情》，http://www.mhlw.go.jp/stf/houdou/2r9852000001c7u6-att/2r9852000001c7vn.pdf。
根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輿論調查，認為“男人應該做家務的”，1973年為53%，1988年為72%，1998年為84%，2003年為86%，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日本人の意識変化の35年の軌跡—第8回「日本人の意識?2008」調査から》，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030.html。
平成17年版《國民生活白書』「子育て世代の意識と生活》，http://www.cao.go.jp/seikatsu/whitepaper/h17/01_honpen/html/hm01010003.html。
厚生勞動�。骸镀匠桑玻澳辍裆罨A調査の概況》，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08/1-1.html。
伊藤陽一等：《男女共同參畫統(tǒng)計データブック 2009―日本の女性と男性》，行政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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