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提出，是借用黃仁宇的“大歷史”概念，試圖放寬歷史的視野，對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過程 中的各個歷史階段作貫通的理解�！堕_放時代》近年來的議題設置，試圖圍繞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探尋中國社會主義不同階段間的演變脈絡，勾連不同階段間 的內在聯(lián)系，著力在社會而非政治層面、技術而非道德層面將中國社會主義歷史中的階段、事件、人物情景化、脈絡化而非抽象化、符號化。
【關鍵詞】社會主義“大歷史” 自由主義 新左派 《開放時代》 議題
一
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過去150年內經(jīng)過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影 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他主張“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自 創(chuàng)了“大歷史”（macro-history）概念，并聲稱“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①
與黃仁宇教授長時段的“大歷史”觀相映成趣的是清華大學汪暉教授的“短20世紀”的說法，即打上中國革命烙印的20世紀形成的價值系統(tǒng)過早地終 結于20世紀80至90年代。他說，“‘80年代’是以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的形式展開的革命世紀的尾聲，它的靈感源泉主要來自它所批判的時代……而‘90年 代’卻是以革命世紀的終結為前提展開的新的戲劇，經(jīng)濟、政治、文化以至軍事的含義在這個時代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他看來，“‘90年代’不是‘短20 世紀’的尾聲，而更像是‘漫長的19世紀’的延伸”。②
我認同黃仁宇教授的上述觀點，不過，如果在汪暉教授所謂的中國“短20世紀”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提出“社會主義‘大歷史’”的概念，卻并不容易為人接受，其障礙不在于分析這段歷史的“技術”，而在于“意識形態(tài)”和“道德”。
所謂“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提出，是借用黃仁宇的“大歷史”概念，試圖放寬歷史的視野，對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過程中的各個歷史階段作貫通的理 解。與慣行的將中共執(zhí)政史劃分為涇渭分明的乃至相互否定的不同歷史階段相比，作此種貫通理解的努力，其“政治不正確”及“道德”風險顯然大為增加。不過， 此種努力當有助于增進對當代中國的理解。
在社會主義中國談論“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存在“政治不正確”及“道德”風險，這是一件極為吊詭的非同尋常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國于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發(fā)生了“大躍進”時期餓死人及“文化大革命”時期打死人的嚴重事件。這兩個歷史時期，猶如兩座冰山，橫亙于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長 河中。不過，這也給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提供了一種難得的歷史契機——“改革開放”被譽為“撥亂反正”的新的歷史時期，非常規(guī)的權力更替因此擁有合法 性。
在帝制中國，權力合法性的來源是“君權神授”或者“君權天命”；而一黨體制之下，權力非常規(guī)更替后合法性的獲得往往訴諸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 重新評價，不太恰當?shù)卣f，也許可稱之為“君權史釋”。所以，在1978年12月中共召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標志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于1981年6月的十 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也曾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該決議中，對 “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徹底的否定，毛澤東也受到了明確的批評。
在1978年之后“改革開放”的春風浩蕩中，“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最為重要的關鍵詞及中共執(zhí)政過程的分水嶺，中共在1949年至1978年的 這30年歷史，終于被懸擱起來，“文革”10年更成為不可公開討論（包括學術討論）的話題。從“大歷史”的視角看，意在解決歷史認識問題的《關于建國以來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貫通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一個“死結”。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及“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之類的口號、理論，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決 定。這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努力，同時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開始，因為“改革開放”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反對改革開放”成為了一項新 的政治罪名。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不僅在學術思想界內部，而且在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普遍存在“改革共識”。在“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下，在 “新啟蒙”的號角聲中，學術思想界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抗拒黨內少數(shù)“老左派”。80年代中期在學術思想界中興起的“文化熱”，不過是“文化”包裝下的對被 視為“封建專制”化身的“老左派”的間接抨擊�？梢哉f，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有思潮而無思潮間真正交鋒的年代。
90年代則不同。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世界范圍的“冷戰(zhàn)”結束，“歷史終結”論及新自由主義興起。鄧小平“南巡”，嚴厲要求加快改革。 中國的改革沿市場化方向高歌猛進，國有企業(yè)工人大量下崗，國有資產(chǎn)流失嚴重，社會不公正突顯。在此背景下，中國學術思想界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熱” 中形成的新啟蒙陣營，分化出嚴重對立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雙方就何謂“現(xiàn)代性”、社會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的成因及解決途徑，展開激烈辯論。這場辯論表面上是 聚焦于如何看待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市場經(jīng)濟的評價，但事實上與意識形態(tài)關系密切，具體說就是市場經(jīng)濟——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在社會主義中國改革中進一步推 行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交鋒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內得以短兵相接，不妨稱之為“內冷戰(zhàn)”的開始。
雖然鄧小平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倡導“不爭論”——擱置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紛爭，但經(jīng)此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zhàn)，姓“社”姓“資”問 題又重新浮出水面。只是在這場論戰(zhàn)中，自由主義占了上風，社會主義作為制度選擇沒有進入中國知識思想界的主流話語。所以，不僅僅是官方對改革開放前30年 歷史的封存，而且因為社會主義在90年代意識形態(tài)競爭中的落敗，使得對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探討難上加難。
中國內部意識形態(tài)的競爭本來就是因應于國內形勢的，時過境遷，進入21世紀，20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激烈辯論漸漸平息，其原因與國內外局勢變化有關。
2000年，中國加入WTO，依托于大量優(yōu)質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jīng)濟，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低端鏈條上獲得了長足發(fā)展，此被國外媒體譽為 “中國崛起”。2003年，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中國和平崛起”，并為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在公開場合正式援用。2008年，美國 爆發(fā)金融危機，并引起其它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體的連鎖反應。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刺激了中國新左派言論的再度活躍，如從《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到《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討論，“中國模式”論的浮現(xiàn)，“通三統(tǒng)”（鄧小平的傳統(tǒng)、毛澤東的傳統(tǒng)和儒家文化的傳統(tǒng)）的提出，新左派推崇的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 以及作為制度選擇的社會主義又回到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爭論場域。加上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斷裂、貧富懸殊、上向流動阻滯、資本壟斷、利益固化的格局形 成，以公平為主要訴求的新左派立場，得到中國底層社會的認同，新左派得以扭轉其在90年代的敗勢。
于此情形下，自由主義學者與90年代相比，傾向于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他們著力打開被官方封存的改革開放前30年歷史，聚焦于這一時期的諸多 重大歷史事件及領袖人物，有意讓新左派為改革開放前30年歷史背書。如“大躍進”究竟餓死多少人，自由主義學者的最高估計是4500萬，新左派的最低估計 是110萬。由于數(shù)字懸殊，雙方無法理性地開展討論。此外，自由主義學者還著力于盤點中共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至于對中共領袖人物毛澤東 的評價，則更是褒貶分明言辭激烈，如新左派代表之一的劉小楓所言：“毛澤東是我們學界尤其思想界面臨的一大歷史難題”，“如今知識人對這位國父的評價極為 分裂，要么恨得不行，要么愛得不行。”③基于對中共改革開放前30年歷史以及毛澤東的否定，大體上自2011年開始，在持自由主義立場者之間掀起一股“民 國熱”，褒揚1949年之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執(zhí)政，他們也因此被稱為“民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博客、微博等新媒體在中國年輕一代中的廣泛運用，90年代限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知識分子之間在社會制度、政治理念、意識形態(tài) 立場上的爭論，演化為越過知識界之外的各階層共同參與的包括對現(xiàn)實焦點問題及重大歷史階段、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評價的立場對峙，并且越來越情緒化。知識思 想界內部的立場分歧，大有擴大為社會分裂之勢，如新左派代表之一的甘陽所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充滿著爭論，這些爭論有時候甚至影響到個人生活。已經(jīng) 有十幾年友誼基礎的好朋友，突然之間朋友們的看法不太一樣了，分歧很嚴重了以后，朋友都很難做下去，很傷感情。這就是因為一些比較大的爭論，特別是涉及到 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④
中國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導引出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并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讓“政治”淡出社會，反而使意識形態(tài)卷土重來，“左”、“右”立場 之間愈益緊張；而改革開放之初對之前30年歷史的“去歷史化”處理，也并沒有把這段歷史真正封存起來，“去歷史化的歷史”反而因為歷史“暗箱”的設置，誘 導了歷史評價的主觀情緒不斷發(fā)酵反彈。不僅改革的共識已經(jīng)破裂，而且有關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共識也更加嚴重地破裂，以致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不得不以中國 最高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罕有的措辭鄭重聲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 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 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⑤
《開放時代》作為一本以“以學術關懷社會”為口號、以“增進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自許的學術期刊，在其重大議題的設置上自然關切中國學術思想界及中國社會的走勢�！堕_放時代》的議題設置主要體現(xiàn)于年度“開放時代論壇”及每期的“專題”上。
有鑒于從90年代以來因為改革共識的分裂導致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分裂，到今日因為歷史共識的分裂導致中國社會的分裂，《開放時代》力圖在議題設置 上尋找一個合適的切入點，以助益于上述分裂的彌合。這個切入點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藉此希望清晰中國社會主義不同階段間的演變脈絡，勾連不同 階段間的內在聯(lián)系，力圖在社會而非政治層面、技術而非道德層面將中國社會主義歷史中的階段、事件、人物情景化、脈絡化而非抽象化、符號化。
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就既是在野黨，也是一定區(qū)域的執(zhí)政黨，其在“蘇區(qū)”和“抗日根據(jù)地”的社會動員和治 理經(jīng)驗，與1949年之后的執(zhí)政路數(shù)一脈相承。所以，所謂“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起始，需要上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此，《開放時代》從 2010年第3期至2013年第4期，一共推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七個系列專題，刊文24篇，內容涵括中共在蘇區(qū)、抗日根據(jù)地及改革開放之前不同 階段的社會動員和治理經(jīng)驗。而之所以冠以“社會史視野”，就是為了拋開意識形態(tài)或者道德的障礙，從社會的、技術的角度，接觸中國革命的社會底蘊，展示歷史 的豐富性，避免因為立場問題而將革命史抽象化，也避免因為將革命史抽象化而使具體的歷史成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跑馬場”。
雖然“文革”仍然被視為學術研究的禁區(qū)，但如何理解“文革”對建構“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來說，的確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坎。誠如當代中國著名 作家韓少功所言：“‘文革’長久處于不可理喻的狀態(tài)，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 革命——‘文革’就是從那里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后續(xù)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后來各種 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⑥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革”研究的政治敏感度，《開放時代》選擇了單篇刊發(fā)而非“專題”集結的策略，自2005年 起，陸續(xù)發(fā)表了有關“文革”研究的多篇文章。主要有劉東的《黑天的故事——“文革”時代的地下手抄本》⑦，韓少功的《“文革”為何結束？》⑧，佟新、沈旭 的《文革研究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意義——一種國家與社會的視角》⑨。
著眼于中國學術思想界對“文革”后期的“70年代”的陌生，對改革開放前30年評價的尖銳分歧以及對改革開放前后30年的割裂，《開放時代》于 2012年11月在安徽涇縣查濟村舉辦了第十屆開放時代論壇，本屆論壇以“70年代中國”為主題，旨在探討中國在70年代的轉型，辨明改革開放前后的政 治、經(jīng)濟及社會聯(lián)系的豐富性及復雜性，淡化過于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緩沖“左”、“右”的詰抗，拓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尺度。論壇內容以超長篇幅的 “專題”形式刊于2013年第1期《開放時代》，將多維視角下的“文革”及“70年代中國”帶回中國學術思想界，引起“左”、“右”雙方學者的廣泛關注和 后續(xù)討論。
在今天中國學術思想界，改革開放前30年與改革開放后30年的歷史關系緊張異常，不僅自由主義學者習慣于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且新左派也 傾向于褒揚前30年而貶低后30年。“左”、“右”的對立，使前后30年成為兩個互不關聯(lián)的時期，“社會主義‘大歷史’”可謂被攔腰截斷。為了打通這前后 30年的聯(lián)系，《開放時代》謹慎地提出“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的概念，并于2006年11月在廣州舉辦了第三屆開放時代論壇，此屆論壇的主題就是“作為學術視 角的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堕_放時代》對該主題作了如下說明：“自共產(chǎn)主義運動興起尤其是1949年之后開啟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對我國社會制度，而且對人 們觀念及行為的重新建構，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后，作為社會改造工程的社會主義實踐暫告結束，但30年間形成的制度及觀念的遺產(chǎn)并不隨之消隱， 毋寧說它正生成為一種新的傳統(tǒng)即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流淌于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之中。略顯遺憾的是，復蘇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學術，對此新傳統(tǒng)尚欠缺足 夠意識，并沒有自覺地將之作為觀察、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視角之一。以‘作為學術視角的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作為本屆開放時代論壇的主題，意味著我們并不希 望在此場合開展‘左’或‘右’的立場之爭，也不表明我們要對‘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作出價值判斷。我們只是希望本屆論壇所開展的這一話題，對推進中國研究稍有 助益。”此屆論壇的討論內容也以“專題”形式刊于2007年第1期《開放時代》，并在2007年第2期、第3期，再度以“專題”形式推出“作為學術視角的 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之二、之三，展開后續(xù)討論。
順此思路，《開放時代》又在2007年10月，聯(lián)手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在上海舉辦第四屆開放時代論壇。當時，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 年還有兩年時間，可以提前借“60周年”這一特殊的符號（中國人稱為“甲子”），將前后30年作為一個歷史整體加以討論。所以，第四屆開放時代論壇的主題 設定為“共和國六十年：回顧與展望”�！堕_放時代》對該主題的說明是：“歲月匆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甲子之慶，而共和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也年屆而立。 時光如水，如何冷靜而貫通地理解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乃是我國知識界必須面對的共同課題。”第四屆開放時代論壇擬“對共和國六十年以來在憲政、政 體、法律、政策、工農業(yè)經(jīng)濟、社會結構、社會運動乃至文化、學術等各方面的復雜經(jīng)歷加以回顧、檢討”。此屆論壇的討論內容也以“專題”形式刊于2008年 第1期《開放時代》，并在2008年第2期、第5期，陸續(xù)以“專題”形式推出“共和國六十年”之二、之三。
如果說上述“共和國六十年”專題側重于從政治制度、經(jīng)濟成就等外顯層面勾連前后30年的聯(lián)系，那么，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可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挖掘 中國六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現(xiàn)代性，使前后30年獲得某些內在聯(lián)系。“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有必要研究社會主義的實踐經(jīng)歷，避免對社 會主義過于簡單化和臉譜化的敘述。我們認為，超越這種臉譜化的話語，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現(xiàn)代性，使社會主義的經(jīng)驗和元素有益于思考當代中國的發(fā) 展道路，是達成改革共識的努力之一。”這是2010年夏季《開放時代》在廣州組織的“重寫社會主義”小型座談會的邀請函中的一段話。此次座談會邀請了部分 研究世界及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學者，學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fā)，探討社會主義實踐的現(xiàn)代性問題。座談會的內容以“社會主義實踐的現(xiàn)代性”為題，以“專 題”形式刊于2012年第11期《開放時代》。
《開放時代》不過是中國學術思想交鋒的一個平臺，其所能發(fā)揮的社會作用當然是有限的，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大歷史’”的有關議題設置及開展的效 果期待，也可能是一廂情愿的。所以，盡管《開放時代》近年來就此作了上述種種努力，但不見得就可以促進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左”、“右”雙方對“中國社會主 義‘大歷史’”達成更多的共識。如近年來“左”、“右”雙方在前30年的某些重大歷史事件（如“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評估上的越來越嚴重的沖突就是 明證。《開放時代》為此計劃在今年適當時候，以“統(tǒng)計與政治”為題，在北京召集“左”、“右”雙方的學者，就如何理性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數(shù)據(jù)的獲得與估 計，舉行一次小規(guī)模的座談會。
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還在搖擺中，中國學術思想界“左”、“右”雙方的沖突亦未見消減之勢，《開放時代》的議題將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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