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后發(fā)國家實行的國家主導型的現(xiàn)代化模式之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對西方大學模式的全面模仿，近世中國也是如此。但是，此種做法往往導致市場與權力對大學的宰制，使人文精神喪失實踐載體。本文認為，現(xiàn)有的大學體系無論進行何種改革，都會被各種利益所裹挾，寸步難行。當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遠，可以發(fā)現(xiàn)理想主義的教育實踐正在世界范圍內復活，如松下政經塾的有益探索。在中國，“書院傳統(tǒng)”作為民間教育最重要的歷史資源，值得深入挖掘，其傳承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或許可以在今天開出新意。
中國大學的當下困局
在歐洲，現(xiàn)代大學的起源與市民社會的興起密切相關。市民社會經歷了從經濟上的商業(yè)社會向政治上的公民社會的轉變，是理性化原則不斷擴展的產物。市場經濟要建立在一種理性的生活方式之上，同時又在不斷推進著生活方式的理性化。以經貿活動為例，貫穿著所謂“數(shù)目字管理”（黃仁宇語），就是要用理性計算抵御風險，借助各種技術手段來考察交易對象，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力求將不確定因素控制到最小。借用新制度主義的說法，為了減少交易成本，當很多交易對象不甚熟悉時，不得不建立一種身份認證機制。在根本上，市場經濟是一種基于相互信任之上的契約關系。于是，各種社團組織開始充當起中介作用，借以提供信任資質。加入某一社團即意味著具備某些品質，或認同某些標準，這些社團就成為一種中間團體或中間力量，現(xiàn)代大學逐漸脫穎而出，成為中間力量的組織核心。一言以蔽之，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源生于市民社會的內部，現(xiàn)代大學得以成型。這是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在知識生產、人才培養(yǎng)、社會服務等方面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尤以德國、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建立為盛。由于大學作用日益顯著，規(guī)模不斷擴大，各種社會力量紛紛進入其中，使得大學呈現(xiàn)出復雜的面相：一方面，依靠與市場聯(lián)合，大學不斷加強供給能力，逐步擠占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空間；依靠與政府結盟，大學生產著政治精英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憑借對反市場力量的包容，大學顯示出獨立自主的姿態(tài)，以避免受到激進性力量的攻擊；憑借對政治異見的容忍，大學充當起自由思想的保護者，發(fā)揮著左右逢源的優(yōu)勢。
在非西方社會，建立現(xiàn)代大學往往是各國決心走向現(xiàn)代化道路時邁出的關鍵一步。大學往往擔負著培養(yǎng)新型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重任。正是因為這一目標異常明確，非西方社會的大學更具國家主導的性質，更依賴官僚體制的支持，也更直接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通過近百年的發(fā)展，現(xiàn)代大學這個外來事物，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的社會機體之中，如同軸心一般影響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毫不夸張地說，大學的每一次改革發(fā)展都與國家目標的調整休戚相關，無論是50年代院系調整旨在與中國工業(yè)化進程相配合，還是70年代末恢復高考與改革開放步調一致。而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霸權。國家主導的市場原則幾乎將整個社會納入自身支配之下，大學也未能幸免。
從1999年開始推行的大學擴招，與教育產業(yè)化的政策設計密切相關。很多人曾經天真地以為，為了糾正大學的官僚化傾向，必須引入市場化原則，加強競爭，優(yōu)勝劣汰——不僅在招生、專業(yè)設置、學生就業(yè)方面按市場競爭的模式運行，在教師的聘用、考核上，也得按市場模式改革。結果卻是，大學的官僚化趨勢與市場原則不僅相安無事，甚至聯(lián)手共進，將中國的大學變?yōu)橐粋�獨特的政治經濟載體。它所奉行的邏輯，既非單純的學術科研規(guī)律，也非高等教育通則，而是被官僚化修正過的“價值規(guī)律”。它的真正客戶，既不是廣大學生和家長，也不是各種用人單位，而是可以為其提供資金和資源的各級政府和利益集團。它甚至可以忽略社會就業(yè)對專業(yè)人才的需求和期待，按照自身的邏輯制造需求。比方說，近些年，大量理工院校多、快、省地建立起各種“投資小、見效快”的文科專業(yè)，不僅可以擴大招生規(guī)模，還可以爭奪政府補貼。
目前，中國在校大學生已接近3000萬，每年畢業(yè)生接近600萬。這600萬畢業(yè)生來自上千個不同的專業(yè)，但最后，有7%左右進入政府部門，20%左右從事銷售，與所學的專業(yè)基本無關。以法學專業(yè)為例，一直屬于熱門專業(yè)。很多家長和學生認為，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國家對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將十分巨大�，F(xiàn)實卻是，法學專業(yè)連年被評為最難就業(yè)的專業(yè)。根據(jù)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12年大學生就業(yè)報告》，法學專業(yè)的就業(yè)率為85%，排名倒數(shù)第一。去除掉繼續(xù)讀研的30%左右的學生，實際就業(yè)的法學專業(yè)學生在55%左右。而在這之中，又有15%左右的學生是轉行做了銷售。與法學專業(yè)境遇相似的，還有計算機、生物工程、動畫設計等熱門專業(yè)�，F(xiàn)在，大學內部學科劃分愈發(fā)細致。表面上看，這種情形既與社會分工細化的趨勢相適應，又與就業(yè)市場的變化相一致。實際上，學科專業(yè)化并未能使學生獲得應有的專業(yè)化能力。從學生、家長和用人單位多方反饋的信息都在顯示，大學生們不僅缺乏足夠的專業(yè)訓練，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養(yǎng)。學科專業(yè)化造成了知識積累的細碎分割，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科學常識，理科生缺乏基本的歷史素養(yǎng)。
市場原則與權力邏輯對大學的控制，還體現(xiàn)在市場與權力聯(lián)手塑造大學生的“三觀”。它們?yōu)槟贻p人規(guī)劃人生的道路，用不斷升級、精致入微的成功學來引誘人；它們提供各種標準與價值來引導人，使人沉湎于功利；它們安排紛繁多樣的工作來考驗人，使人無力反抗。市場與權力對人的異化，正在決定著青年學子的身心。學生之間的些許摩擦，就能演變成暴力沖突，以至于現(xiàn)在人們流行的是相互調侃，感謝同屋室友的不殺之恩。人與人之間，也演變?yōu)橐粓錾娓偁幱螒蛑械臄秤殃P系，剩下的只是利益，而無關乎友愛、尊重和責任。誠如
總體而言，市場與權力對中國大學的宰制，造成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知識的自我矮化。古典時代，人們追求關于人生和宇宙的“整全性知識”，這是一種試圖探求真理或“道問學”的世界觀�，F(xiàn)如今，在復雜的分工體系下知識成為一些信息片段，業(yè)已放棄了對德性完善和人格培養(yǎng)的期許。知識人也喪失了自信和勇氣，成為市場社會中一個普通的謀生者。其次，是行動的效果主義。改造社會的理想被當做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被摒棄，長遠的人生籌劃被視為超過人的理性能力而被否定。市場原則使人們相信立竿見影的行動才符合成本分析的邏輯，權力取向又使人們熱衷于最能見效的短期行為。最后，是知識與行動之間的嚴重割裂。市場原則支配下的知識體系，細碎殘缺、急近功利，無法為青年人提供行動的指南。權力邏輯又使人們質疑書本上的大道理，轉而求助于各種生活經驗中的潛規(guī)則。知識與行動變成兩張皮，既無法幫助大學生們應對現(xiàn)實生活的空虛乏味，又不能抵御不期而至的困難和痛苦。
必須承認，中國大學教育一直處于一種尷尬境遇。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其中充滿問題，必須改革。但另一方面，無論進行何種改革，都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為各種利益所裹挾，寸步難行。平心而論，對于每一個進入大學的青年學子而言，不僅期待學到一種賴以謀生的手藝，更希望能借助大學的力量培育出自我的健全人格，探索出可以安身立命的倫理道德。顯然，現(xiàn)在的大學教育很難滿足這個要求。
來自民間的教育復興運動：以日本松下政經塾為例
在《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擴張的同時，社會自我保護運動也在興起，這是現(xiàn)代社會兩條相互糾纏的線索。為了抵御市場原則對大學的宰制，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學者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man，1801~1890）倡導恢復“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國內亦有譯為“博雅教育”）的傳統(tǒng)。紐曼將大學的使命定義為培養(yǎng)良好的社會公民，以及由此帶來社會繁榮。他反對狹隘功利的專業(yè)教育，提倡學生在充滿著對普遍性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向往中完成自我教育。這無疑是發(fā)生在教育領域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場原則對大學體系的強勁支配。但是，在后發(fā)國家，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往往容易和較為激烈的復古主義或民族主義相結合，沖擊體制。政府因此一般傾向于與資本力量聯(lián)盟，對社會自我保護運動進行壓制，于是又進一步導致社會分裂和公民身份的認同危機。后發(fā)國家往往從救亡圖存的危局出發(fā)，開啟由精英主導的趕超現(xiàn)代化。模仿西式制度模式、引入西式價值觀念，被視為提高民族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傳統(tǒng)文化則被當做現(xiàn)代化的障礙而予以切割舍棄。作為文明傳承和精英再生產的教育系統(tǒng)更是要全盤推倒重來，在國家主導下建立西式的大學體系。此種趕超的現(xiàn)代化模式，實現(xiàn)了權力邏輯和市場原則的全面合作，壓制了社會領域的自主發(fā)展空間，更削弱了社會機體的自我修正能力。由于缺乏社會多元力量的制衡，后發(fā)國家經常無法建立如西方一般的公共話語空間，無法形成自由生長的市民社會，無法造就各方意見能夠平等辯論進而形塑主流價值共識的輿論環(huán)境。最終，往往導致價值倫理層面的混亂和失敗，造成社會上各個群體的普遍不滿。被視為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優(yōu)等生”的日本，在文明層面上，恰恰存在著嚴重的“人格分裂癥”和“身份焦慮癥”。
從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到竹內好的“近代超克論”，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在文明層次上的內在焦慮非但沒有減輕，還在不斷加強。戰(zhàn)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發(fā)展的成功無法掩蓋日本在文明體認上的困惑。傳統(tǒng)的身份繼承式社會結構與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實現(xiàn)了結合，日本出現(xiàn)了和平安定情況下的精神空虛。各種“宅文化”、“精致享樂主義”盛行，理想主義喪失了生存的土壤。年輕人逃離政治，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迷失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喪失了現(xiàn)實的行動能力，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xiàn)就是政治家的缺失。各種政黨、各類政客缺乏長遠的政治規(guī)劃，在短視的選舉競爭中相互傾軋。長此以往，日本必然面臨災難性的結局。日本該走向何處？這是真正關心日本前途命運的社會精英所擔憂的問題。松下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松下
松下幸之助長期思考日本現(xiàn)代化歷程中遭遇的失敗與挫折。對于二戰(zhàn)戰(zhàn)敗教訓，他進行了深刻總結，認為其中既有戰(zhàn)爭能力的原因，更在于日本政治結構安排存在嚴重問題。他認為，戰(zhàn)后日本雖然經過30年發(fā)展，在經濟、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是，日本未來的命運取決于政治，而日本的政治長期徘徊不前，日本的文明轉型面臨深刻困境。一個逃離政治、鄙夷政治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問題的根本還是要講政治，要將政治落實為對民族歷史命運的深刻理解和不懈改造。對此，政治家要對國家長遠發(fā)展有戰(zhàn)略規(guī)劃，要有解決問題的長遠辦法，必須建立一種正確明朗的理念，產生強健成熟的政治。而要講政治，就需要人才。松下認為，戰(zhàn)后日本的大學教育已經被市場原則和權力邏輯所支配，無法為充滿理想主義、具有堅定信念的青年提供應有的助力，反而在擯斥和消磨年輕人的意志，根本上喪失了培養(yǎng)人才的重要功能。1979年，松下幸之助出資創(chuàng)辦“松下政經塾”，希望為有為青年提供研修場所，促使他們探求人生之理、天地之理與日本傳統(tǒng)精神，探求國家發(fā)展理念與道路，培養(yǎng)理想信念和社會責任，形成廣闊的國際視野，鍛煉強有力的決策能力。
自1979年至2012年，松下政經塾招收培養(yǎng)了32期共248名塾生。他們走向日本政界、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從中產生了國會議員38人、地方議員30人，市長9人，知事1人。其中，著名的塾生有：民主黨黨員、前首相野田佳彥，民主黨黨員、前外交事務大臣前原誠司，民主黨黨員、前日本內閣總務大臣原口一博，自民黨前副總干事長、前眾議院運營委員長、外交省副大臣逢澤一郎，等等。從這些塾生在日本政壇的分布來看，松下政經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日本政壇派閥政治的傳統(tǒng)，在政界做到了立體性、全面化、可持續(xù)的覆蓋。熟悉日本政治的人都明白，在日本想成為議員、從事政治必須有“三ban”，即錢包、看板和地盤：充足的資金支持、一定的社會地位、穩(wěn)固的選票來源。過去，這些基礎性條件往往來自家族傳承或是派閥領袖的支持，由此，日本政壇的人身依附性較強。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金權政治、世襲政治盛行，政治改革阻力重重，政客集團表現(xiàn)出普遍的政治無能。松下政經塾的出現(xiàn)為真正有才華的平民子弟進入政壇提供了支持。經過30余年的發(fā)展，逐步營造出去金權、去世襲的政界新格局，也為奉行多黨制的日本政治奠定了精英團結、政治統(tǒng)一的穩(wěn)固基礎。我們不禁要問，松下政經塾何以有如此成就？
首先，從政經塾的辦學理念來看，有三個宗旨：忠心愛國愛民、探求以新人類觀為基礎的政治經營之理念、貢獻人類之繁榮幸福與世界和平。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對學員的三個訓誡：以真誠之心匯集眾智、以自修自得探究事物之本、追求日新月異的發(fā)展之道。由此可見，政經塾的教育主張充滿了理想主義訴求，而教育的核心在于學員的自我教育、內在修行與相互協(xié)作。
其次，從學員的招募和培養(yǎng)機制上看，政經塾也與大學體系相迥異。對于申請者，松下政經塾既不看重專業(yè)背景與學歷，也不看重家庭背景與經濟條件，主要看是否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具有治國安邦之理想；二是身心堅毅之氣魄；三是解決問題之能力。凡是符合上述三點，年齡在22~25歲之間的有志青年均可提交申請。學員的招募分為三個步驟：書面階段——通過書面申請與論文提交來了解申請者概況與志向；面試階段——通過面談、冬令營選拔、董事會成員面試以及小論文來對學員進行深入了解；自主討論階段——通過讓學員參與研討會集體討論來考察其是否能夠自學研究。每期報名的學員有150~200人左右，最后招募者為4~6人，要進行4年的學習。政經塾不收取學員任何學費，相反，還將向每個一年級塾生提供每月20萬日元，二、三年級塾生每月25萬日元的安家生活費。修滿兩年后，可以領取國外進修獎金150萬日元。以此而言，政經塾雖然由資本家提供資金支持，卻絕非以市場為導向，不要求學員直接為出資方謀取利益，也不期待能在短期內獲得回報。
最后，政經塾秉持的五個教育模式也別具特色。一是自修自得：以自學自修為中心，鼓勵個人研究；二是切磋琢磨：鼓勵塾生間相互討論、學習；三是現(xiàn)地現(xiàn)場：以實踐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四是德智體三位一體：德性、智識與體魄的全面發(fā)展；五是萬差億別：尊重塾生個性差異，依循天分充分發(fā)展。政經塾中不設固定老師，學員必須從本人興趣出發(fā)制定個人修習計劃，合理分配修習時間。個人修習計劃不僅包含政治、經濟、外交等知識培養(yǎng)，也包括對修身養(yǎng)性等倫理技藝的習練。同時，學員還必須親自參與實地工作，磨練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教育模式注重學員的自我教育，注重培養(yǎng)學員知行合一的能力，可以看做是對東亞儒家教育傳統(tǒng)的恢復，是對由國家主導的大學教育中灌輸式、改造式模式的糾正。
可以發(fā)現(xiàn)，松下政經塾是一種社會力量自主辦學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社會的恢復和轉化。面對市場原則造成的人心散亂，面對權力邏輯對大學的滲透，有識之士開始探索利用社會力量來培養(yǎng)戰(zhàn)略型人才。事實證明，對資本主義的直接拒斥、對政府主導的激烈反抗往往會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淖，甚至在反面加強資本和政府的力量，無助于真正解決問題。相反，對市場原則的克服，對權力邏輯的抵制，來自于從社會有機體內部孕育出替代性的解決方案。這就需要向傳統(tǒng)尋求靈感，實現(xiàn)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社會的新生。從松下政經塾的事例可以看出，雖然資本是以追逐利潤為目的，但掌握資本的人如有遠見卓識，則大可超脫資本邏輯的束縛，為社會的生長發(fā)育提供養(yǎng)料。
總結松下政經塾的辦學實踐，有三大特點。其一，是社會力量與戰(zhàn)略型人才培養(yǎng)的結合。國家的長遠發(fā)展亟須戰(zhàn)略型人才，但是，在市場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學教育往往表現(xiàn)出短視特點，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日本長期以來實行的國家主導型現(xiàn)代化模式，雖然在短期內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卻造成日本政、商、學三界之間的復雜扭結，導致社會缺乏活力，精英與民眾之間缺乏聯(lián)絡，政界和思想界都難以應對文明層面的深刻困境。既然無法從國家體系內部獲得突破，就只好“求諸于野”，從社會中找尋新的可能性。其二，是依托有遠見卓識的單一投資方和主辦者�，F(xiàn)代社會，精英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政界，而呈現(xiàn)分散化趨向，尤其會向商界集中。真正的精英，不在于積聚財富的能力和手段，而在于對財富的運用是否有利于社會，有利于民眾。在獲取了巨額財富之后，很多有見識的企業(yè)家并沒有滿足于編織利益網絡、維護自身地位，相反，他們開始塑造出自身的責任倫理，思考國家民族的歷史命運�，F(xiàn)代社會，選舉民主的推廣往往使得政客們?yōu)闋帄Z選票而盲目許愿，縱容民粹思潮，造成“在其位者不謀其事”的惡劣局面。那些“不在其位”的社會精英，或許反倒能夠為擔負民族命運出一分力。其三，是教育理念具有知行合一的鮮明特點。在日本，知行不一的人格分裂癥已經存續(xù)了上百年，特別是在文化領域，最集中的體現(xiàn)就是在對待東西方文明的關系上，尤其是對中華文化的鄙棄態(tài)度。多年以來，日本的有識之士始終在尋找治愈日本文化中精神分裂的良藥，試圖實現(xiàn)日本與東亞的真正和解，以及日本性與世界性的真正融合。松下政經塾式的知行合一教育模式，無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從松下政經塾的例子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士人傳統(tǒng)的影子。對中國而言，由于自身的文明主體性更強，與西方文明的內在沖突更為激烈，所面臨的現(xiàn)代文明轉型的任務也更為艱巨。我們又應該從自身悠久的傳統(tǒng)中發(fā)掘什么樣的資源來應對這一歷史性難題呢？
回歸書院傳統(tǒng) 重建知行關系
百年風云，中國經歷了漫長的現(xiàn)代轉型。向西方學習，從改造器物、改造制度，再到改造人心。學習西方，最為徹底的是在教育領域，尤其是大學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卻面臨“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的困境。沒有學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卻將官僚化和市場化的糟糕做法學了過來。今天，當我們擺脫了救亡的壓力，將目光投向“民族復興”這一歷史使命時，我們是否可以更為自信平和地面對自身傳統(tǒng)，從傳統(tǒng)中找尋資源、找尋靈感？“書院傳統(tǒng)”這一民間教育的歷史資源也許值得深入挖掘。
中國歷史上的書院，出現(xiàn)于唐朝，興盛于宋代，時值“唐宋之變”：在政治上，新興的科舉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導舉薦選官，為平民參與政治打開了新的窗口；在經濟上，商品經濟和城市生活高度發(fā)展，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力量不可小覷；在文化上，知識由貴族壟斷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興旺發(fā)達。這是一個貴族秩序不斷瓦解、平民社會逐漸興起的大轉型時代。
在貴族主導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經典和文化的傳承主要依托兩種途徑：其一，是官學。由國家舉辦，以之積聚人才并掌控官方意識形態(tài)。自漢以來，儒學與官方的合作就成為一種常態(tài)。其二，是家學。世家大族以之傳承學術，維系文化精英地位。自漢以來，世家大族就以家學淵源自傲。初唐時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與帝王之家聯(lián)姻的故事，可見世家大族的文化優(yōu)越感。官學和家學主導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傾向明顯，大體只向國家官員和貴族子弟開放。伴隨著異族入侵、佛教傳入和經濟發(fā)展，貴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會經歷著復雜的轉型，古代中國面臨著“東西之辨”：如何包容異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學挑戰(zhàn)、如何回應平民訴求，這是當時不得不回答的時代之問。顯然，官學和家學并不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官學旨在守成，謹遵祖宗之法，維系正統(tǒng)文化、正統(tǒng)觀念，缺乏改革動力；家學往往囿于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體的宏觀視野，難以思考時代難題。這意味著，官方的儒學和私人的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儒學原生期所具有的“為萬世開太平，為往圣繼絕學”的理想主義品格，也喪失了儒家躬行踐履的實踐主義能力，反被現(xiàn)實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讀書人，不得不向民間汲取力量，向古典時代求取靈感。書院，這一來自民間的新興教育形式便應運而生。
經歷了唐末五代的“禮崩樂壞”之后，宋代儒學以“回向三代”為旗幟，力圖重拾道統(tǒng)、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識分子提出兩個方案，一為“得君行道”，一為“覺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張，道學與政事密不可分，士人應“以道學輔人主”，實現(xiàn)儒士與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相范仲淹，有提出“民胞物與”的大儒張載。宋初，要實現(xiàn)“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進入官僚體系，拔除武士集團篡權割據(jù)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學與書院充分合作，出現(xiàn)“官私聯(lián)營”的辦學模式。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蘇州、湖州兩地辦學，力圖改變五代以來崇尚辭賦的學風，重啟重經義、尚時務的風氣。他探索出一套“蘇湖教法”，即實行“分齋教學”，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分
時至清末，西方文明大舉入侵，中央集權式微，中華文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亡天下”的空前危機，甚于周秦之變，亦甚于唐宋之變。面對民族國家體制強大的汲取能力與現(xiàn)代官僚體系驚人的動員能力，中國舊有的政治秩序顯得脆弱無力、風雨飄搖。1905年，實行了千余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學堂大規(guī)模建立起來，書院制度受到重大打擊。有識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對教育領域的全面西化有過激烈批評。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zhàn)，儒家士人傳統(tǒng)并非毫無招架之力。書院雖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護，卻依然在民間找到了自己的傳承者，例如唐文治創(chuàng)建無錫國學專修館（1920~1950），章太炎創(chuàng)辦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1936），馬一浮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1939~1947），錢穆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1949~1964），等等。從晚清到民國，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學人力圖重新激發(fā)書院精神，將開民智、修民德、興民力三者并舉。以梁漱溟為代表的學人，親自參與社會實踐，力圖從重建鄉(xiāng)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倫理，激活民意，鞏固社會。然而，時不予勢，國際與國內聯(lián)動的革命大氣候已經不允許這種“小火慢燉”的良藥得以施行，書院傳統(tǒng)逐漸受到忽視。
總結中國書院傳統(tǒng)，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特點。首先，其精神實質是知行合一。書院中的文化精英，不會僅僅停留于問學，更傾向于對天下興亡進行深入思考。既有對政治現(xiàn)實的批判，又是實現(xiàn)理想的建構性力量，從而不斷推動社會改革更新。其次，其運行方式在于知行相長。書院與社會、國家之間存在著連續(xù)不斷的互動，書院即是溝通社會與國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動文化與社會政治變革的朱熹、王陽明、顧憲成等人，一方面是書院中人，一方面也對現(xiàn)實政治有著深刻領會。如果說形成并傳播于書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么朝野中受到書院影響并積極行動的官員群體就是“起而行”。這兩個群體互相推動，但又各自獨立。最后，其實踐載體系于社會民間。書院實為鄉(xiāng)里空間（溝口雄三語）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真正的知識創(chuàng)新、可靠的倫理維系往往來自民間，但需要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加以去蕪取菁。明代心學興盛，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民間思想、下層力量自我意識的覺醒。如果這種趨勢可以與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相輔相成，不失為政治發(fā)展的一種可能性。
今天，經過百年努力，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而強大的現(xiàn)代國家體系，擺脫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階層對立、貧富分化、共識失落、倫理潰敗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問題。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既包括國家主導性力量過強帶來的社會發(fā)展滯后，也包括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現(xiàn)代性危機。在西方社會，二戰(zhàn)結束以來，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倫特、沃格林、哈貝馬斯等等，開始反思知識與行動之間的二元對立造成的現(xiàn)代性惡果。他們不斷地向古代希臘羅馬傳統(tǒng)、基督教傳統(tǒng)和啟蒙傳統(tǒng)尋求靈感，力圖重建公共空間，打通知識和行動。在中國，由于外源性社會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間的斷裂更加明顯。外來的“先進知識”與本土的“生活實踐”之間難以溝通，甚至激烈沖突，導致普遍的精神分裂，體現(xiàn)在中國大學教育中，就是西學與中土之間嚴重斷裂，在人文社科領域尤為明顯。這種斷裂不僅會產生思想混亂，還會導致集體認知的乖謬和公共決策的失誤。由此而言，中國當前的問題可謂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難以單一模式應對解決，而需要調動各種思想資源，實現(xiàn)文化整合。不僅要吸收西方現(xiàn)代文明傳統(tǒng)，還要激活馬克思主義。現(xiàn)在很多學人開始重拾古代傳統(tǒng)，力圖恢復經典儒家思想，這更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思想傾向。然而，“學院派”的儒學研究曲高和寡，難以在社會層面引起共鳴；坊間的儒學通俗讀本又常常淪為“成功學”、“心靈雞湯”式的表面文章，與儒學的精神內核大相徑庭。在這種情況下，重申儒學的真精神，強調通過類似書院的組織平臺重建文化精英的社會網絡，或許是激活傳統(tǒng)力量的一個好辦法。
在社會已有一定發(fā)展的條件下，回歸書院傳統(tǒng)、重建知行關系，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目前的大學體系，為官僚化和市場化原則所轄制，如同喪失活力的“官學”，難以改革，步履維艱。如能將視野打開，面向社會、面向民間、面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則善莫大焉。這要求各方有識之士具備戰(zhàn)略眼光，能夠洞察國家、社會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問題和機遇，并將之與傳統(tǒng)智慧相結合。大勢如斯，社會在生長，希望在民間。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文化縱橫》雜志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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