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是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專家，要對社會主義問題發(fā)表意見，這是否可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天文學和經濟學之間似乎不存在方法上的根本不同，兩個領域的科學家為了盡可能弄清楚一定范圍內現(xiàn)象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都設法發(fā)現(xiàn)相應的一般規(guī)律。但實際上，方法上的不同的確存在。經濟領域中一般規(guī)律的發(fā)現(xiàn)是困難的，觀察到的經濟現(xiàn)象常常受難以單獨估計的許多因素的影響。此外，眾所周知，自人類歷史的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經濟的積累也一直極大地受到非經濟原因的影響和制約。例如，歷史上的多數大國，靠征服別國而存在，征服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是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自己掠奪了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權。從自己的階層中委派教士，教士們控制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變成一種永久的制度。他們還創(chuàng)造了一套價值體系。從此，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就不知不覺地遵循著這種社會行為規(guī)范。
但是，就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歷史傳統(tǒng)只是具有“昨天”。無論何地，我們還沒有真正克服了索爾斯坦·凡勃倫（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主要著作有《有閑階級論》、《企業(yè)論》、《工程師與價格體系》－－譯者注）所稱作的人類發(fā)展的“掠奪階段”。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全部屬于這個階段，以至我們從中推導出來的規(guī)律也不能用于其他階段。因為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克服和超越人類發(fā)展的掠奪階段，所以經濟學的目前狀況就不能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社會主義還有一個社會倫理的目的。然而，科學不能創(chuàng)造目的，更不能把它們灌輸給人�？茖W最多能夠提供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本身是由具有崇高倫理觀念的人構想出來的。只要這些目的不是胎死腹中而是有生機和活力的，那么它們將被許多人所接受并推向前進，這些人就會有意無意地決定著社會的逐步進化。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應該注意：在涉及有關人類的難題時，不要過高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也不應該設想，專家是唯一有權對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發(fā)表意見的人。一段時間以來，無數意見認為，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種危機，它的穩(wěn)定性正遭到嚴重的損害。其特征是：個人對他們所屬的大大小小的集體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為了說清我的意思，讓我在這里講一段我個人的經歷。前不久，我同一位聰明且友善的人討論未來戰(zhàn)爭的威脅。我的意見是，它將嚴重地危及人類的生存。我強調說，只有一個超國家的組織才能提供遠離危險的保護。我的客人若無其事，冷淡地對我說：“你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地反對人類毀滅呢？”
我敢說，在短暫的一個世紀以前，沒有人如此輕率地說出此類話。正是這類話說明了，他求得內心平衡的努力是徒勞的，他已或多或少失去了取得成功的希望。這表達了如今許多人正在痛苦地忍受著孤獨和隔絕。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人類還有沒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容易的，但是有把握地回答這樣的問題是困難的。不過，我一定要盡我最大的努力。雖然我非常明白，我們的想法和努力常常是抵觸和模糊的，不能用簡易的公式表達出來。
人是一個單個的存在，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的存在。作為單個的存在，人設法維護他自己和他的親人的生存，滿足他個人的愿望，發(fā)展他個人的天賦才能。作為社會的存在，人想要得到他的同類－－人們的承認和愛戴，分享他們的快樂，慰籍他們的痛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些經常沖突的各種努力說明了一個人所能達到的內在平衡程度和所能貢獻于社會利益的程度。這兩種努力的相對強度主要是由遺傳決定的。但人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人格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環(huán)境造成的，處于一定的環(huán)境，人在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自身；人格個性也是由人所生長的社會結構造成的，由社會的傳統(tǒng)和對社會行為的特殊方式的社會評價造成的。“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對人的個體來說，是指他與其同輩和所有前輩的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全部總和。一個人能夠自己思想、感覺、奮斗和工作，而他的身體、智力和感情是如此依賴于社會，以至不可能在社會框架之外想到他和理解他。正是“社會”供給人以食、宿、工具、語言、思考方式和大量的思想內容，他的生活才由于過去和現(xiàn)在億萬人的勞動及其成就而成為可能，這億萬人就隱藏在小小的“社會”這個字眼的后面。
所以，個人對社會的依賴很明顯是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就像螞蟻和蜜蜂。然而，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活進程、連同細微末節(jié)都由不變的遺傳本能所確定。而社會類型和人類的內在聯(lián)系卻是很不固定地變化著。在受命于生物必然律的人類中，記憶力、聯(lián)系組合的能力和口頭交流的能力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發(fā)展。這樣的發(fā)展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系統(tǒng)中，體現(xiàn)在文學、科學和工程的成就中，體現(xiàn)在藝術品中。這還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人如何能夠影響人自己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的思想和欲望如何能夠起作用。
人在出生時，通過遺傳獲得生物學素質包括人類種群特征的自然沖動，我們肯定它是不變的。此外，人在一生中，還通過交往和許多其他方式的影響獲得了一種文化素質。文化素質隨著時間而變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F(xiàn)代人類學告訴我們，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調查，根據流行的文化方式和主要的社會組織類型的不同，人類的社會行為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正是在這一點上，那些努力改善人的命運的人們就能升起他的希望：人類不是由于生物學素質而注定要相互殘殺的，不是注定無法擺脫殘暴和自我傷害的命運的。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盡可能滿足人類的生活，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態(tài)度應該如何變化？那么，我們要經常意識到，我們無力改變某些條件，正像上面提到的，人的生物性實際上是不易改變的。另外，近幾個世紀以來，技術和人口統(tǒng)計學的發(fā)展所能創(chuàng)造的條件也已到此為止了。對擁擠的人口及其維持生存的必需品來說，勞動的精細分工和高水平的生產設備是絕對必要的�；仡欉^去，似乎是田園式的，個人或小群體完全能夠自給自足，但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稍稍夸張一點說，人類在現(xiàn)在就構成了一個生產消費的星球社區(qū)。
現(xiàn)在，我已經可以簡要地說明，什么構成了我們時代危機的實質，它涉及到個人對社會關系。如今，個人比以往更意識到他對社會的依賴性。但是，他不把這種依賴性當作一份堅實的資產、一條有機的紐帶和一種保護的力量，而是當作對他的天賦權利和經濟生活的威脅。另外，他的社會地位導致了利己傾向不斷加強，而天生較軟弱的社會傾向則進一步衰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他的社會地位如何，都在忍受著社會衰敗過程的煎熬。他們不自覺地做了利己主義的俘虜，他們感到不安全、孤獨，生活中失去了天真、樸實、單純和快樂。所以，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到短暫而充滿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況－－就像今天存在著的那樣，是問題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我們面對著龐大的工商集團，其成員之間不斷掠奪勞動的成果，這種掠奪不是訴諸武力，而是使人們忠誠地服從合法建立起來的規(guī)則。在這方面，重要的問題是認識生產資料，也就是說，生產消費品和作為資本的物品所需要的整個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并且絕大部分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使問題更簡單明了，我把不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那些人稱為“工人”，盡管這不十分符合這個詞的習慣用法。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處在購買工人勞動力的地位。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新的產品，產品變成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一過程的要害是，工人生產什么和工人得到什么之間的相互關系，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在勞動合同是自由的情況下，工人所得并不取決于他所生產的產品的真正價值，而是取決于他的最低社會所需，以及資本家對勞動的需求同就業(yè)競爭中的工人數量的關系。工人的報酬不是由他所生產的產品價值決定的，在理論上懂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于技術的發(fā)展和勞動不斷加快的分工刺激著較大規(guī)模的生產單位的形成，犧牲了較小的生產單位。這樣發(fā)展的結果就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巨大的權力根本不可能受到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的有效控制。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由政黨挑選，政黨的大量經費由私人資本家提供，其他方面也受私人資本家的影響。這樣，資本家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分離開來。結果，人民的代表不能充分保護沒有特權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還有，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報紙、電臺和教育等等重要信息來源的載體。一個公民想要得出客觀結論和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是極端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資本私人占有制經濟中，普遍遵循的主要原則是：首先，生產資料（資本）被私人占有，占有者們按他們認為最適當的辦法來處置它們。其次，勞動合同是自由的。當然，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應該注意到，工人經過長期艱苦的政治斗爭，某些行業(yè)的工人已經稍稍改進了“自由勞動合同”的形式。但從整體來看，目前的經濟同“純粹”資本主義沒有太大的差別。生產是為了利潤，不是為了使用。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即那些能夠工作和想要工作的人總是有就業(yè)的機會。一支“失業(yè)大軍”幾乎總是存在著。工人經常擔心失業(yè)。因為失業(yè)和低收入的工人提供不了一個獲利的市場，因此后果是消費品的生產受到限制和社會承受著巨大的艱難困苦。技術的進步常常導致更多的失業(yè)者，而不是在整體上減輕勞動負擔。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和與此相聯(lián)系的利潤刺激，應該對資本積累和使用的不穩(wěn)定性負責，它造成了日趨嚴重的衰退。無限制的競爭造成了勞動的大量浪費；也造成了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摧殘，這一點我已提到過了。
我認為，摧殘人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罪惡。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深受其害。它以夸張的姿態(tài)教學生去競爭，訓練他們崇尚物欲的成功，而這些都當作為學生的未來生涯作準備。
我相信，只有一種辦法可以消滅這種邪惡的災禍，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建立以社會為目標的教育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歸社會自身所有，并有計劃地利用。計劃經濟調節(jié)生產來適應社會需要，保障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生活。個人所受的教育，加上激勵他的天賦才能，都會設法發(fā)展他對同類－－人們的責任感，從而取代當今社會對權力和功利的贊揚。
然而必須記住，僅有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完全可能滋生出對個人的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還需要解決若干及其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于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員具有無限權力和傲慢自負？個人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確保民主力量制約行政權力？
黃昭義譯自《每月評論》，1949年5月，紐約；譯文原載《中流》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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