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國慶�；蚣o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值得記住的重要時刻或許是1916年，那年中國派遣了第一批勞工，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國勇敢地對外宣戰(zhàn)了。但也許，慶祝應該專屬于1919年5月4日，因為這一天真正地回應了那些歐洲盟國在凡爾賽悍然做出的決定，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性的改變。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一百周年的日子逐漸臨近，今年剛開始，英國就被淹沒在由形形色色的相關(guān)圖書、電視節(jié)目、雜志文章匯成的汪洋大海里了�？峙逻@樣的狂轟濫炸還會持續(xù)四年，直到一戰(zhàn)結(jié)束一百周年為止。在英國如是這般的紀念過剩中，最令我感到沮喪的一點是：所有的這些紀念幾乎是徹底歐洲中心主義的。我想去問問那些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和文章的作者，憑什么這場戰(zhàn)爭被稱作“世界”大戰(zhàn)？而他們又為什么那么癡迷于英德之間的關(guān)系，以至于對其他的戰(zhàn)爭相關(guān)國統(tǒng)統(tǒng)視而不見？
自從我開始為“企鵝中國叢書”寫《禁止野餐：一戰(zhàn)期間亂象中國的外交》（Picnics Prohibited: Diplomacy in a chaotic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后，我的上述批評就已經(jīng)明確。我這本小書，屬于關(guān)于中國在一戰(zhàn)中地位和經(jīng)歷的“企鵝特刊”系列中的一本。該系列到目前為止已經(jīng)包括了：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青島圍城：一戰(zhàn)遠東唯一戰(zhàn)役》（The Siege of Tsingtao: the only batt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o be fought in East Asia）、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的《中國勞工派遣隊：被遺忘的一戰(zhàn)中國勞工》（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forgotten Chinese labour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保羅·弗蘭徹（Paul French）的《背叛在巴黎：〈凡爾賽和約〉如何將中國導向漫長的革命》（Betrayal in Paris: 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 revolution）、羅伯特·畢克斯（Robert Bickers）的《為了上海深陷泥潭，還是在外灘挫敗德國皇帝，1914-1915》（Getting Stuck in for Shanghai or Putting the kibosh on the Kaiser from the Bund, 1914-15）。我十分榮幸能夠受邀成為該系列作者隊伍中的一員。
當我最初在構(gòu)思寫作計劃時，就被告知不要去過多涉及青島陷落或中國勞工派遣隊，因為已有其他書單獨討論這些主題了，于是，我便回想起自己十幾年前寫過一本關(guān)于中國通商口岸的書《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1843-1943年中國通商口岸的生活》（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那時我便著迷于戰(zhàn)時在華的英德居民之間的互動。我記得當時參觀了英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一些英國居民寫的匿名信，指控天津一家帽子店的比利時女經(jīng)理在為德國人工作，還找到了些對有類似傾向的挪威傳教士的檢舉。所以，我就決定試著在眼下這本書里，寫一些外國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國一戰(zhàn)經(jīng)歷吧。我受到了朱莉婭·博伊德（Julia Boyd）《與龍共舞：消逝的北京外國租界》（A Dance with the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2012）一書（該書寫的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生活）參考資料的極大鼓舞，進而知道，我除了要閱讀諸如意大利外交官丹尼爾·華蕾（Daniele Vare）的《含笑的外交官》（Laughing Diplomat，1938）和喬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前《泰晤士報》記者，隨后成為袁世凱的外國顧問）的日記這樣的回憶錄之外，還需花大量時間在國家檔案館，研究當時來自北京的外交報告。
我并不知道該期待去找到什么，但去年10月和12月之間，我還是多次拜訪了國家檔案館，而每一次竟都是忿忿地離開。我獲悉了日本在中國干的那些可惡勾當，以及英國外交官消極懶散的態(tài)度，這些皆令我心驚膽戰(zhàn)。毫無疑問，這些英國外交官之所以會如此，是礙于1902年的《英日同盟條約》，以及如下事實：日本已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zhàn)，是協(xié)約國的一員。每當我想到中國，或者讀到外國外交官對于這個新生共和國看法的時候，驚詫同樣會再度襲來。如果輕輕翻開歷史，你會看到：1912年，在持續(xù)了兩千年的帝制之后，中國宣告自己為共和國，而僅僅兩年之后，1914年的秋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開始之際，日本便迫不及待向青島長驅(qū)直入，伺機奪取了德國的在華“財產(chǎn)”�？雌饋頉]有誰會去關(guān)心中國土地上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也沒有誰會去關(guān)心中國同時還有建立一個共和政體各種制度的需求，因為歐洲霸權(quán)其時正霸占著這個國家的大片土地，而國內(nèi)的不同派系卻在爭權(quán)奪利。我對這個年輕的共和國感到無比的同情，盡管袁世凱權(quán)力的獲取是成問題的。不過，即使在袁世凱死去之后，在他的皇帝夢徹底破滅之后，復辟帝制的陰魂仍舊縈繞在共和主義者周圍，因為隨著中央控制能力的逐漸崩潰，軍閥時代的大幕拉開了。
盡管有上述種種問題，這個年輕的中華民國依然三次嘗試加入?yún)f(xié)約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俄國），以抵抗德國和奧匈帝國：第一次嘗試被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在1914年夏天（青島被侵略前）駁回，第二次嘗試則被日本駁回，第三次嘗試，終于在1917年8月獲得了成功。
但對我而言，日本對待中國的行為才是最為粗暴的，而英國對前者的縱容純粹令人震驚。仿佛，1902年的《英日同盟條約》（以及后來的修約）乃是源于兩個世襲君主小國間的某種誤認似的同感，當然，這件事也因為一眾歐洲對手的緣故而變得復雜起來。當時，日本的年輕貴族和中國的年輕人都來到英國的海軍學院學習，但在我搜尋國家檔案館文件的過程中，卻發(fā)現(xiàn)十九世紀晚期日本（貴族）學生的記錄被完好地保存著，而那些中國學生的記錄則被銷毀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翻譯家嚴復和未來的海軍將領薩鎮(zhèn)冰。這，無疑強化了我的如是感覺：中國正式地被人輕視。無疑，日本在一戰(zhàn)期間的突進行為是其持續(xù)頻繁挑釁的一部分。青島拿到手了，日本還要得更多。正如喬治·莫理循所指出的，只要能將日本的盟友拉到它的一邊，“事變”就可以被挑起，而“事變”也確實被挑了起來：滿洲的大部分都被置于日本的有效“保護”之下，并且，1915年聲名狼藉的《二十一條》呼之欲出——如卡爾·克勞（Carl Crow）所言，此正意在使中國淪為日本的“奴隸”。朱爾典，英國駐華公使，用板球術(shù)語寫道，日本沒有“打直球”，他還以非凡的（依然與板球相關(guān)的）委婉語指出：“對我而言，這整場游戲，似乎都不配被明確地界定為同盟者間的游戲。”
讓我們回到中國最終宣戰(zhàn)的1917年8月，想到這里，坐在駛離英國皇家植物園（國家檔案館如今的所在地）的列車上的我，又一次感到了絕望和痛苦。我認為宣戰(zhàn)是一個勇敢的舉動，一個著眼于未來的舉動。通過加入沖突，通過為盟友的事業(yè)提供部隊和艦船，中國希望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簽署和平條約時有一席之地，而確實，這無論如何也是中國應得的，鑒于中國勞工派遣隊做出的如此巨大的貢獻。也正是在此刻，我意識到自己絕不可能成為一名外交官（有時被稱為“為了你的祖國在外行騙之人”），因為：雖然中國的宣戰(zhàn)在1917年8月被接受，但其付出后的結(jié)果注定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1917年2月已經(jīng)同日本簽署了一份條約，許諾日本可以繼續(xù)持有其全部的在華占領區(qū)。這讓我感到極為震驚，中國的領土完整、中國的權(quán)利，就這樣在秘密條約中被出賣了。沒多久，日本就同法國和意大利簽署了相類似的條約。我想，只要一聯(lián)系中國，就很難為勞合·喬治的行為辯護。但是，同樣清楚的是，他那時要不顧一切地從日本獲得船只，因為不列顛的島嶼正在德意志潛艇的夾擊下苦不堪言——基本進口食品供應量已然嚴重不足，岌岌可危。
雖然我不能原諒勞合·喬治對中國的背叛，但我的家庭當時正忍受著食物短缺的煎熬。我的外祖母，當時已育有一個孩子，并且還懷著身孕，他們的食物卻是嚴格定量供應的，因此任何帶來基本物資的額外船只都是人們所樂見的。我還可以補充的是：她的丈夫，我的外祖父，那時是一名身處德國的戰(zhàn)俘。一個有趣的對照是，在我外祖父的來信（現(xiàn)被收藏于帝國戰(zhàn)爭博物館）中，對德國監(jiān)獄的食物做出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描寫。他曾作為飛行員，服役于初級空軍，一次他將飛機降落在了他以為是法國、但其實是德國的地方，所以他們統(tǒng)統(tǒng)成了俘虜。在做俘虜?shù)娜兆永铮刻焖麄兌寄艹陨希喝椎脑绮�、上午的點心、大份的午餐、下午茶和晚餐。但是，盡管有這一切，盡管比自己家鄉(xiāng)的一小家子人都要吃得多得多，他還是寫道：“我們依舊設法保持昂揚的精神。”在源源不斷的一戰(zhàn)書籍中，約翰·劉易斯-斯坦普爾（John Lewis-Stempel）的《鐵絲網(wǎng)之下的戰(zhàn)爭》（The War Behind the Wire，2014）描繪了德國人對戰(zhàn)俘的虐待，但是，我外祖父那時似乎還過得挺不錯的。
正如保羅·弗蘭徹所述，勞合·喬治的背叛意味著，來到凡爾賽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對于達成他們收回山東的目的，毫無希望。凡爾賽是迷人的——也許在負面的意義上——因為它把十九世紀的談判帶到了二十世紀（雖然并不見得代表了進步）。此前，總是一群將軍聚在一起研究討論和平條約，但在凡爾賽，則是一幫政治家在設法（相當不成功地）解決終結(jié)一場大戰(zhàn)的事宜。我找到的唯一令我欣慰的資料來自陳友仁（1876-1944，一位代表南方國民黨政府的與會者）的家庭傳記。顯然，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人（他們在1917年退出了戰(zhàn)爭）匆匆訪問了巴黎，散發(fā)他們1917年在沙俄政府外交部找到的條約副本，是他們向陳友仁提供了勞合·喬治同日本人所簽密約的副本（也是他們向阿拉伯的勞倫斯提供了“解決”中東問題的《賽克斯-皮科協(xié)定》的細節(jié)）。在這段飽經(jīng)磨難的經(jīng)歷中，這是為數(shù)不多的令我感到愉悅的時刻。
我希望，中國的讀者同樣會對我的國家檔案館之行感興趣，鑒于他們的過去，以及他們?yōu)槭澜鐨v史所做出的貢獻——不論這樣的貢獻在當時是被如何對待的。如果要在中國慶祝或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值得記住的重要時刻或許是1916年，那年中國派遣了第一批勞工，這些強壯的山東農(nóng)民，給包括法國總理在內(nèi)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國勇敢地對外宣戰(zhàn)了。但也許，慶祝應該專屬于1919年5月4日，因為這一天真正地回應了那些歐洲盟國在凡爾賽悍然做出的決定，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性的改變�！�
丁雄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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