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家媒體報道了部分農(nóng)村豪華紅白喜事的現(xiàn)象，引起了網(wǎng)友們的廣泛熱議。報道中某東南沿海村莊“花上百萬隊伍長2公里”的土豪葬禮讓眾多網(wǎng)友瞠目結舌，而不少地方靈棚前跳脫衣舞的事件也屢見不鮮。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種豪華卻低俗的葬禮？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為此，光明網(wǎng)就這一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譚同學副教授。以下是文字實錄。
“薄養(yǎng)厚葬”既是“倫理危機”的折射，更是社會結構紊亂的體現(xiàn)
對于這種豪華卻低俗的葬禮，在我們的農(nóng)村調研與媒體報道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我相信很多群眾也不是第一次聽到，更不會是最后一次遇見，以后肯定還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很多專家很早以前就建議要用“厚養(yǎng)”代替“厚葬”，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效果好像并不明顯。為什么“厚養(yǎng)薄葬”受冷遇，而“厚葬薄養(yǎng)”卻大行其道呢？
其實傳統(tǒng)倫理體系里的孝道也強調力所能及的“厚葬”，但是首先強調的是“厚養(yǎng)”。兩者相結合，也都是為了維持“禮治”的社會秩序。那種不贍養(yǎng)，甚至虐待老人的“薄養(yǎng)”行為，跟傳統(tǒng)倫理體系里的孝道是完全相反的。我們經(jīng)常會聽到一些老人講，活著的時候對他們怎么樣才是最重要的，死了以后再大操大辦地顯擺有啥用？人都不在了！這是一種很典型的傳統(tǒng)倫理體系口語化的表達方式。它強調的首先是力所能及的、盡可能的厚養(yǎng)。至于能不能厚葬，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只能選其一的話，肯定是厚養(yǎng)！
在傳統(tǒng)倫理體系里，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做不到“厚養(yǎng)”，甚至出現(xiàn)一些不盡贍養(yǎng)義務或者虐待老人的情況，是要受到譴責甚至懲罰的。因為它有穩(wěn)固的社會結構基礎，一旦出現(xiàn)極端違背倫理的不孝道行為，社會結構會出現(xiàn)反應。例如，從縱向社會結構來說，它會受到來自與宗族乃至國家的懲罰；從橫向社會結構來說，包括鄰里在內的同村人會對他造成輿論壓力，他們在傳統(tǒng)的村落里構成了一種輿論共同體。這種輿論壓力是不能忽視的，尤其對于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而言，社會流動非常緩慢。就像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說的那樣，一個人可能一輩子都生活在一個地方，“生于斯，死于斯”，不能不在乎別人的輿論評價和壓力。何況，這種輿論壓力背后有組織性的力量作為支撐。當一個人完全不理會這種壓力，做得太過分的話，像宗族之類的社會組織會對其做出懲罰。
而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社會結構正在發(fā)生著深刻的轉型，家戶與家戶之間的關系更加松散化，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在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家庭之外的輿論壓力對一個村民的行為能夠造成的影響已經(jīng)并還在繼續(xù)減弱。尤其是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劇，一個人可能出生在這里，成長在這里，卻主要生活在外面，如在大城市打工。他人對自我評價不好也沒關系，反正自己的生活不那么依賴同村的他人。我和一些師友以前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調查發(fā)現(xiàn)，對于一些年輕夫婦不孝順的行為，雖然同村的人也會有看法，但是這些看法并不能對他們造成實質性的壓力。從組織層面來看，一方面社區(qū)內部也不再有像宗族之類的組織性力量支撐，另一方面，黨支部、村委會這樣的現(xiàn)代社會組織，又一般對與政府有關的事情關注比較多，而對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管的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面對“薄養(yǎng)厚葬”這類原本有些邏輯顛倒的事情，村莊作為輿論共同體解體，而縱向的組織結構也不會產(chǎn)生實質性的影響。換句話說，“厚養(yǎng)薄葬”在當代中國鄉(xiāng)村“執(zhí)行難”，折射的是人們常說的“倫理危機”，而后者又根源于社會結構在轉型中出現(xiàn)的紊亂。
比拼豪華葬禮的根源在于社會分層的“硬指標”越來越單一
當遇見這種豪華葬禮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解釋說這是一種面子競爭，主要是為了活著的人的面子。但我們可以追問的是，為什么面子競爭要通過這種排場很大的葬禮與口味很重的脫衣舞、黃段子？同樣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競爭面子為何要通過比較擁有金錢的多少，而不是比較對老年人更多的關懷呢？
面子競爭從本質上來說屬于社會分層。社會分層一定是有標準的，并且通常情況下這個標準應該是多樣化的。在傳統(tǒng)農(nóng)村社會，財富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層標準，比較有錢的人就處在一個比較高的層級里面；但是，文化教育和道德品行這樣的標準也很重要，像那些家里很窮的讀書人和被公認為在當?shù)剞k事公道、口碑很好、熱心宗族事務的人，威望也都比較高；甚至“福氣”也是一個社會分層標準，那些生兒子比較多的人會被看作比別人更有“福氣”。
這種多元的社會分層標準在后來，尤其是“文革”期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沖擊。在這個“革命”年代，政治出身成為社會分層的主導標準，其他標準雖然不能說沒有了，但相對于政治出身來講都顯得意義不大。在1980年代，傳統(tǒng)多元化的分層標準短暫復蘇，像萬元戶、村干部、宗族元老等都會有一定的威望。但是， 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層標準越來越趨于單一化，財富作為分層標準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以葬禮為例，除了辦豪華葬禮體現(xiàn)一個人比較有錢以外，好像也沒有別的途徑能夠顯示他在社會上混得不錯。也就是說，社會分層需要一個標志，標志一個人的身份，而在葬禮上花錢就是一個讓大家都知道他在社會分層當中位置的一個活動。尤其是在人口流動這樣的背景下，平時大家生活、工作在不同的地方，對彼此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與評價又不夠，一個村民能拿得出來的，別人能看得見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硬指標”，就只有看有沒有錢。土豪式的葬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生死問題”事關信仰，“信仰危機”讓顯擺財富的心態(tài)畸形化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一方面人們競相追逐財富，把它作為彰顯自己地位的標志；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卻越來越空虛，無法安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生命需要信仰支撐！過去的信仰體系，從大傳統(tǒng)的角度來說，主要以儒家文化為主。在鄉(xiāng)村社會生活中，實際是以儒釋道三者混合在一起為主，另外加上一些民間信仰。對于人生意義問題，人類學家許烺光在《祖蔭下》曾經(jīng)分析道，人們把自己擺在祖先與子孫的鏈條上，以延續(xù)祖蔭作為自己人生意義最主要的目標，以是否達到這個目標來判定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義。但是，這種賦予人生以意義的方式后來逐漸被認為是封建迷信。從北伐戰(zhàn)爭開始，現(xiàn)代人就要打碎這些東西，“文革”時期達到高潮。不過，還是有一些類似于信仰的東西來代替它，比如說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具體到一個農(nóng)民來說，可能就是偉人崇拜。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興起與人口流動的加劇，人們接觸到的城市文化越來越多。即便是那些留守在農(nóng)村人，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就帶來了信仰上的轉型。和倫理問題一樣，舊的信仰體系已經(jīng)崩塌，而新的合適的信仰體系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這樣就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信仰問題，或者就是人們常說的“信仰危機”。
當然，在當前的農(nóng)村社會當中，儒釋道混合的信仰體系還存在，但它有的時候已經(jīng)不是作為終極意義上的信仰，而是被一部分農(nóng)民當作工具性的手段存在。當然，這種情況在城市中表現(xiàn)得更是有過而不及。如在機場等一些公共場合，人們經(jīng)常可以聽見很多人在談儒家，但是他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儒家文化，不一定是想通過“見賢思齊”來提高自己的修為，可能只是在想怎么將儒家文化變成他賺錢的工具。出于一樣的道理，在農(nóng)村的葬禮上，人們既可以看到現(xiàn)代的黃段子、脫衣舞，還可以看到傳統(tǒng)的和尚念經(jīng)、道士做法。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之所以能夠拼湊到一塊，乃是因為它們都是死者家屬顯擺財富的一種工具。生與死的問題總是相連的，喪禮處理的雖然是死亡問題，但從本質上來說處理的是人生問題。喪禮中出現(xiàn)令人啼笑皆非的現(xiàn)象，不能不說與信仰體系的紊亂有密切關系。土豪式的喪禮從直接來說是人們畸形化顯擺財富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從根源上來說則根本就是人們常說的“信仰危機”的一部分。
當前“厚養(yǎng)薄葬”執(zhí)行難與國家基層組織常規(guī)治理能力不足也有一定關系
面對以上提及的這些問題，國家需要采取一些行動來治理。以喪葬問題為例，一方面它倡導厚養(yǎng)薄葬，一方面會對一些特別離譜的現(xiàn)象進行干預。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面對諸如脫衣舞這些特別離譜的低俗現(xiàn)象，為什么基層政府管不過來？另一個就是國家倡導的“厚養(yǎng)”為什么執(zhí)行不下去。這就需要從國家的基層治理體系里找問題。
治理體系有常規(guī)治理能力與動員治理能力兩種區(qū)別。前者對應的是基礎性權力，后者對應的是橫暴性權力。動員式治理能力只針對某一件具體的事情，可以一下動員很多資源來處理，而且是一定能夠很快辦好；而常規(guī)性治理能力則是針對我們日常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這個反映的是根本性的治理能力。比如說水資源、空氣質量、養(yǎng)老問題的管理，等等。我國養(yǎng)老問題的尷尬表明，我們基層治理體系的常規(guī)治理能力還是比較弱的，矛盾出現(xiàn)以后，“民不告，官不究”。除非是老年人自己在法院提起訴訟，通常情況下基層組織是沒有能力就年輕夫婦如何對待老人問題進行管理的。葬禮問題也是如此，除非是特別離譜，變成上級領導指派的一項特定的任務，否則的話，基層組織一般也不會去作太多的關注。“厚養(yǎng)薄葬”與諸多其他亟待做的日常工作工作一樣，只要不變成硬性的考核指標，基層組織就不會花太大力氣去倡導。對于這個局面，當然不是從道德意義上指責基層組織的工作人員辦事不認真就能解決的。因為，基層組織要做的工作很多，若是治理能力充足，事情當然好辦，樣樣都認真辦。但在常規(guī)治理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對各類工作進行輕重緩急排序自是必然的邏輯。如果撇開前面提及的社會結構、道德體系和信仰轉型問題，單就治理體系來說，“厚養(yǎng)薄葬”執(zhí)行難不能不說與國家基層組織常規(guī)治理能力不足也有一定關系。
對策：豪華喪葬的治理需要促進農(nóng)村社會的轉型
所以，豪華卻低俗的喪葬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折射的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倫理道德、縱向社會分層標準、橫向社會結合緊密程度、信仰體系與國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問題。但它也為我們要怎樣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提供了一種反思。
首先，從社會內部來講，鄉(xiāng)村社會的重建一定要關注公共生活。家庭核心化之后，社會公共生活基本上就消失了，這樣很難形成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而這種公共生活對于健全的社會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要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分層機制，不能唯財富論，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得財富現(xiàn)象更是應該受到必要的節(jié)制。一個群體向上流動，獲取財富，要符合倫理上的正當性；位于上層的精英群體要傳遞“正能量”，這樣國家倡導什么，普通群眾才會跟隨什么，整個社會的風氣才會發(fā)生改變。
最后，國家要加強常規(guī)治理能力建設，多關注公民日常生活。一方面要主動出擊，對極端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要堅決治理；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健康、健全的價值追求，關注公民精神生活。
相關文章相關評論發(fā)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