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文章首頁 >> 理論探討 >> 鄉(xiāng)村建設 >> 互惠到交換：理解農(nóng)村人情變遷的視角
余 練[①]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要]在人類學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釋人情的經(jīng)典范式。但是近年來，農(nóng)村的人情性質發(fā)生了蛻變，以資源轉化型、財富聚斂型和拉關系型人情為特征的交換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逐漸加劇。探究人情變遷的機制可以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人情的變遷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宗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正在被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為基礎的原子化社會所取代，人情的性質隨之變化。
[關鍵詞]人情；互惠性；交換性；社會結構；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32X(2014)01-
一、問題的提出
人情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最普通的現(xiàn)象，受到海內(nèi)外學者的一致關注，學科上屬于人類學和社會學范疇。人類學對人情的關注點是“禮物”性質，比如莫斯提出“禮物之靈”，關注禮物精神方面的不可讓渡性[1]。不同于莫斯，馬林諾夫斯基基于對美拉尼西亞的長期田野調查，用“互惠原則”來解釋禮物的交換現(xiàn)象，認為：一切權利和義務都“被置入互惠性服務的均衡鏈中”，并由此得出結論，互惠或者“饋贈——接受原則”是美拉尼西亞社會秩序的基礎[2]7。以后，人類學家薩林斯在禮物互惠原則的解釋框架下，繼續(xù)提出了禮物互惠的3種類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3]�；セ莞拍畈粌H對“禮物”的研究具有重要影響，事實上，互惠概念已經(jīng)被廣泛地應用于對社會模式的概括，以至于它已經(jīng)變成一個不得不提及的關鍵詞。
中國學者主要從社會學角度展開對人情的研究。學者們更愿意把人情與“面子”、“關系”和“禮”等概念聯(lián)系起來，實質上也包括了互惠原則，只是中國學者不是側重于人情（禮物）動機層面，而是側重于社會行為、社會心理和社會關系角度對人情進行剖析[4-5]。研究中國人情，首先放棄互惠概念的是楊美慧，楊美慧對城市中的禮物交換進行研究后，提出了“禮物經(jīng)濟”，認為禮物經(jīng)濟與關系網(wǎng)絡構成了一種和國家權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權力[6]。也就是說，楊美慧的研究注意到了人情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一面。近年來，農(nóng)村人情的突變現(xiàn)象頗為引人關注，也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7] 20-27 [8] 106-112，更有學者以區(qū)域差異來分析研究我國轉型期人情的社會基礎[9-10]。
以上對于人情（禮物）的研究頗為深刻，同時敏銳地觀察到近年來農(nóng)村人情的異化或者變遷，但是主要還是概念和理論上的研究，是一種靜態(tài)視角，也很少涉及農(nóng)村人情變遷的實質，缺乏社會變遷角度的思考。因此，通過實地訪談，探究當下人情性質的變遷及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二、調查背景和方法
本次調查地點為東北丹東市賽馬鎮(zhèn)雙村。賽馬鎮(zhèn)雙村位于賽馬鎮(zhèn)西南部，距鎮(zhèn)政府12公里，地域總面積35.6平方公里，由原雙林村、朱家村、獐毛村三村合并而成，下轄13個村民組，總戶數(shù)633戶，總人口2294人，農(nóng)業(yè)人口2196人，非農(nóng)業(yè)人口98人。黨員60人，勞動力1300人，耕地面積4867畝，林地面積6900畝。雙村主要以農(nóng)業(yè)為主，但是近年來，雙村所在的賽馬鎮(zhèn)大量開發(fā)煤炭、礦石等礦產(chǎn)資源，帶來了地方經(jīng)濟的繁榮，也包括雙村在內(nèi)的很多行政村，生長除了不少的煤老板和礦老板，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村莊的貧富分化[②]。
本次調查成員6人，分別來自北京工業(yè)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和上海社科院，其中1名為北京工業(yè)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其余均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調查時間為2012年7月6— 27日，為期20天。本次調查采用了質性研究方法，先對全村進行了前期性村莊模式調研，之后，針對不同問題作了專題性后期調研。調研基本為個別訪談，訪談對象從鎮(zhèn)干部到村干部、村中“能人”“精英”到一般村民均有涉及，累計訪談人數(shù)30人，其中少數(shù)干部進行了多次訪談。
三、農(nóng)村人情的變遷
變遷，可謂農(nóng)村人情的一個關鍵詞。傳統(tǒng)社會的人情不僅在經(jīng)濟上互惠，在非經(jīng)濟方面也有其互助和合作。然而，近年來，隨著資源轉化型人情的加劇、財富聚斂型人情的突出和拉關系型人情的抬頭，人情的性質逐漸地由互惠走向了交換，同時交換的內(nèi)容也是多層面的。
（一）傳統(tǒng)社會的互惠人情
互惠是馬林諾夫斯基在拉美尼亞田野調查之后提出的解釋地方經(jīng)濟體系中禮物流動性質的一個概念。隨后，薩林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等概念�；セ莺宛佡洺蔀榱巳祟悓W中討論禮物的核心詞匯之一。互惠的核心是“贈予”，拆分為兩個詞就是“給予—虧欠”。在中國的人情范疇中，有兩個詞與人情密切相關，一是“人情債”，二是“人情味”。細解這兩個詞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都體現(xiàn)了“贈予”和“給予—虧欠”內(nèi)涵，也就是說，無論是人情債和人情味都與互惠原則有關。如果說，人情債主要講的是一種經(jīng)濟上的互惠，那么人情味主要體現(xiàn)的是一種互助與合作的互惠。以下，我們就從兩個層面來看傳統(tǒng)社會中人情的這種互惠機制。
1．經(jīng)濟互惠。傳統(tǒng)上的人情遵從經(jīng)濟上的互惠。人情，原初的目的有幫助和輔助之意，特別是生命儀式上的幫扶。在長時期內(nèi)，農(nóng)村地區(qū)并沒有足夠多的資源舉辦生命儀式中的人情。改革開放之前，農(nóng)民的生活條件相對貧乏，甚至在自身衣食不足的情況下，很難渡過生命中的重大儀式性人情，趕禮是對主家的一種救助，也是一種幫扶。通過這種感情式的經(jīng)濟救助，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循環(huán)，這也是資源的一種再分配和優(yōu)化，在適當?shù)臅r候，送禮者也會得到相應回饋。可以說，經(jīng)濟互惠在傳統(tǒng)人情上的體現(xiàn)是直接的。
2．非經(jīng)濟互惠，即互助與合作的互惠。傳統(tǒng)上的人情也是非經(jīng)濟的互惠，表現(xiàn)為人情儀式上的及時互助和合作與非儀式性的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和合作�；ブ秃献魇莻鹘y(tǒng)熟人社會的一種作為重要的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機制之一，比如，在儀式性人情中，相鄰對主家的幫助—洗碗、端飯打雜等事務就是一種非經(jīng)濟的互助和合作，所以有人說農(nóng)村的辦人情的費用不高，其成本就是由熟人社會中的互助和合作替代。儀式性人情中的互助和合作對農(nóng)村社會有一種良性的后果，那就是加強了社會團結，再生產(chǎn)了社會秩序，這反過來也就帶來了非儀式性的日常生活的互助和合作的開展。
傳統(tǒng)的人情是一種互惠原則之下的人情，“給予—虧欠”，“贈予”是人情的內(nèi)核，既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上的互惠，更表現(xiàn)為非經(jīng)濟的儀式性人情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和合作。時過境遷，近年來人情禮金的不斷攀升、財富聚斂的人情和關系禮的突顯詔示了人情的性質正在發(fā)生蛻變。
（二）互惠到交換：人情性質的蛻變
近10年來，農(nóng)村人情的變化突出表現(xiàn)在，人情周期縮短、人情規(guī)模擴大、人情對象隨性、人情金額惡性膨脹、人情名目越來越龐雜繁多、人情儀式消弭殆盡[11]。筆者在調查時，“人情”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雖然還談不上怨聲載道，但從一些言語中，能感知到當?shù)氐娜饲橐呀?jīng)變味。他們埋怨道“辦得越多，虧得越多，但是人情這張網(wǎng)啊，你還不能沖破”。正如有關人士人指出的，“人情成了農(nóng)民的沉重負擔”“人情費用使一部分農(nóng)民債臺高筑”“人情猛如虎” [12]。由此可見，人情作為一種互惠、互助和維系人際關系的原初意義正在發(fā)生著蛻變，人情衍生出來的其他負面效應正在侵蝕著人情的正向意義。總體而言人情的蛻變可以歸結為以下幾種：
1.資源轉化型人情
學者閻云翔指出，禮物的流動存在著“單向饋贈”，這種饋贈存在于村民與干部、干部與上級間，還有比較隱蔽和少見的等級化隨禮[2]153。所謂的單向饋贈，又被稱為“否定性互惠”，指一方收到禮物但不履行回償義務的情形[2]150。閻云翔筆下的“單向饋贈”和“否定性互惠”實際上都是饋贈者為了謀求“權力和聲望的增加”[2]155，即社會分層中的下層向中層或者上層進行“禮物”（人情）的輸送，饋贈者以獲取相應的權力和聲望為目的。近年來，這種“單向饋贈”，不僅成為一種“否定性互惠”，而且具有了明顯的資源轉化色彩，即饋贈者借助辦人情向權力掌握者輸送大量的禮金，將經(jīng)濟資源轉換為潛在的社會資源，同時掌握權力者把權力資源轉化為經(jīng)濟資源。
案例1：孔某，雙村五組村民，鄉(xiāng)鎮(zhèn)炸藥臨時管理員，由于當?shù)氐拿旱V較多，而挖煤利潤大，炸藥需求量大，他成為了一些人巴結的對象。2010年，孔某家在村里蓋房子，房子蓋好后辦酒席，收到的禮金高達36萬元，而蓋房子的成本僅20萬不到。禮金中，5 000元以上的就有20份（多為煤老板）。事隔兩年，2012年1月，孔某又添了一個女兒，收取的禮金高達46萬元。
案例2：S鎮(zhèn)計生辦主任畢某，其母親過世，辦人情收取的禮金高達60多萬元。村民表示，“別看他官不大，上戶口的事還是得靠人家”。
在村里，村干部是收取禮金的大戶。而且“這些禮金都是不用還的”，很明顯，這是一種“單向饋贈”。實際上，這樣的“饋贈”不僅僅是一種人情，而更多地具有了強烈的交易性和工具性特征。孔某和畢某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崗位，掌握某種資源的分配權力，“饋贈”就帶有了明顯的交易色彩，其本質是一種資源的轉化和交易。資源轉化型人情，是資源從低等級向高等級的單向流動。目前農(nóng)村里這種赤裸裸的資源交換型人情正在愈演愈烈。農(nóng)民們對此表示：“現(xiàn)在隨禮最多的不一定是最親的，真朋友不在趕禮多少”。
2.財富聚斂型人情
傳統(tǒng)社會里，人情是一種長期互惠行為，“平禮”是人情“給予”和“虧欠”的一種長期平衡關系。但是，由于人情金額上升、周期縮短，以及家庭掌握的社會資源、家庭規(guī)模的大小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導致了人情在一定時期內(nèi)具有了不平衡性。正如賀雪峰教授所言，很大一部分人情費用于了辦酒席和消費，所以，總體而言，人情的惡性膨脹對社會是不利的[7]23-24。這種人情不僅影響大，而且具有傳染性。
“如果一家人3年不辦人情，就急得嗷嗷叫”，這是人們對人情巨大支出后的一種強烈反應。結果是，大家巧立名目創(chuàng)新儀式辦人情，以收取“回禮”填補透支，財富聚斂性質的人情隨之增多。傳統(tǒng)的辦人情儀式包括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居屋拆舊遷新等。此外上學當兵、生日祝壽也成為了辦人情的由頭，這直接導致人情頻次快速增加。在雙村，每年7月到9月是人情的高峰期，此時考大學辦酒席蔚然成分，鎮(zhèn)里幾乎每天都因為家里有人考上大學辦人情；金秋10月是結婚的高峰，趕人情的密度較高，只有年底辦人情較少。
案例3：張家兒子考大學，頭一年考完后辦了一次人情，結果沒有考上，第二年，復讀再考，又辦了一次人情。
村民說，“現(xiàn)在的人，只要小孩參加了高考都辦人情，管他是二百分三百分”（即不管成績?nèi)绾谓砸獞c祝）�？忌洗髮W辦人情本是無可非議之事，但是不等結果出來就大辦人情，實屬荒唐。這種情況還不是最極端的，有村民反映：“現(xiàn)在憤恨的是，有的人遇到啥事都辦禮，就連生個豬仔都有辦的”。陳柏峰在湖北江漢平原的調查就有，某農(nóng)戶建兩層樓的房子，建好第一層時請客辦一次酒席，建好第二層，又請客辦酒席。最極端的是“殺人請客”，即犯案者家屬為了籌錢“疏通關系”舉辦酒席。另外，村里還存在假收養(yǎng)、假結婚、假買房辦酒席現(xiàn)象[8]110。這些“假”的背后，實際上都是巧立名目聚斂錢財之目的。據(jù)調查，雙村村民平均每年的人情支出在1萬左右，如果3年不辦事，那么就是三五萬元的凈支出，為了不虧本，不得不巧立名目辦酒回收禮金。
聚斂財富型人情近年來逐漸增多，這是人情支出不斷增多的一種惡性循環(huán)。人情在本質上是一種互相救濟和幫助的行為，它是在人們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之間通過長期的交往而建立起的一種互惠行為。隨著人情禮金的增加，周期的縮短，越來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負，互惠互助的人情變成了巧立名目，聚斂財富的人情。
3.拉關系型人情
一般情況下，人情主要是為了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且在經(jīng)濟上進行互助。在客觀上，個體通過人情的展演可以“消極”地獲得一定社會聲望和維持一定的社會網(wǎng)絡。但是這種消極的、客觀上的后果，卻成為了一些人刻意相互追捧的主動積極行為，這就是拉關系型人情。
在雙村，乃至整個S鎮(zhèn)，拉關系人情主要集中于村干部群體中。據(jù)村民講，在雙村，一般農(nóng)戶的人情支出在2000～6000元不等，但是村干部的人情都在上萬元和數(shù)萬元不等。
案例4：董書記（曾任書記，2009年落選），62歲，1995年開始在村里擔任村干部，他的人情開支每年都是數(shù)萬元。與一般農(nóng)戶不同，董書記的人情交往不僅來自于自然村，還包括整個行政村，甚至涉及鎮(zhèn)上的老板、鄉(xiāng)鎮(zhèn)干部等。
據(jù)村民講，村干部的人情支出較大，有的甚至還是村民的10倍，像董書記這樣的算是少的，有的甚至達到了數(shù)十萬元。為什么村干部作為村莊中的能人，甚至是富人，他們還要極力擴大人情圈，抬高隨禮金呢？這與村干部群體特有的“動機”和“意圖”密切相關。村干部，作為村里的“精英”，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但該“威望”卻依賴于一般村民，尤其村莊選舉中。2003年，S村開始全面推開村民自治，村干部由村民選舉產(chǎn)生。就拿案例4中的董書記來講，他1995年被鄉(xiāng)鎮(zhèn)指派為村書記，是“內(nèi)部指定”，但村民自治后，書記的位置開始受到挑戰(zhàn)，并在2006年的競選中落馬。最近5年，村干部的競選越演越烈，賄選甚至通過走人情拉選票的事情比比皆是。正是由于這樣的情況，董書記在2009年的競選中，做足工作，通過各種人情的方式拉選票，但卻沒有順利上位，董書記認為，個中緣由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人情選票拉得不夠。我們調查組入村時，董書記正在準備2012選舉時再次通過人情選票上位。集結群眾資源“送人情”“拉關系”是村干部人情擴大的主要目的。
人情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潤滑劑，是社會維系的重要手段，它一直以來都是人們主觀上示好，客觀上建構友好社會關系的方式。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客觀上的“后果”卻成為了一些人主動追求的積極行為。人情就在這種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態(tài)度變化中發(fā)生了性質上的轉變。村干部的轉變與他們所需要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是密切不可分的。對于村干部來說，通過人情建立好良好的私人關系，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選舉，另一方面有利于工作的順利展開。
（三）交換：人情性質的蛻變
在人類學研究中，除了用互惠概念理解禮物的性質外，還有一種觀點是把禮物與商品對等。薩林斯有一個有趣的觀點，認為在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的分類中，禮物交換和商品交換其實是一個續(xù)譜中的兩個終端，最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親屬關系距離，近親關系導致一般性互惠；隨著親屬關系的疏遠，互惠類型也會成比例地向消極（互惠）一端發(fā)展。閻云翔對此解釋，“人們傾向于在親屬間交換禮物而在非親屬間交換商品”，這一觀點頗有新意。后來有研究者進而把禮物經(jīng)濟與商品經(jīng)濟對立，形成了一個禮物的分析框架[2]12。無論是用親屬關系的遠近來衡量互惠的性質，還是把禮物和商品進行對比，其實都是對禮物的性質進行類分，并沒有對禮物性質得出總體的判斷，另外用商品類比于禮物也遭到了諸多批評，重點是提到了禮物的“不可讓渡性”。筆者認同傳統(tǒng)社會中禮物的“贈予”和“給予—虧欠”的邏輯，但是近年來農(nóng)村人情的變遷雖沒有演化為純粹商品邏輯，但卻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交換性質[③]，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權力與資源的交換。人情中權力與資源的交換，主要來源于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不對等，這種人情不存在“平”，因為是“求著辦事”，關系禮就是人情中權力資源和經(jīng)濟資源的交換。案例1的孔某，由于是鄉(xiāng)鎮(zhèn)炸藥臨時管理員，蓋房收禮高達35萬元，其中多數(shù)是煤老板，完全屬于社會權力不對等造成的交換性關系禮。社會地位低者通過“禮物”交換“稀缺”資源，進而達成目的。這種赤裸裸的關系禮，使得人情的性質發(fā)生了改變。
其次是經(jīng)濟資源的相互交換。幫扶本是人情的原初目的之一，經(jīng)濟上的互惠是人情的一項重要功能，但是近年來，人情經(jīng)濟上的互惠漸漸改變，財富聚斂和經(jīng)濟壓力造成的交換性質日益明顯。人情中經(jīng)濟資源的交換加重了人情中的主體——“理性人”色彩，道德成分和“人情味”的東西在減少，純粹的經(jīng)濟目的發(fā)揮了作用。這是由于不斷攀升的人情禮金造成的，以至于“如果3年不辦人情，就急得嗷嗷叫”。在經(jīng)濟資源的交換中，人情出現(xiàn)了一種反彈，舉辦人情的事由越來越離奇，如考學、母豬下崽、修房等，不斷翻新的儀式，完全以聚斂財富為目的，不堪重負的人情逼著長期“虧欠”者也想辦法舉辦人情，形成惡性循環(huán)。傳統(tǒng)時代，由于農(nóng)民經(jīng)濟資源的貧乏，人情在經(jīng)濟上的互惠對人們渡過某些重要的生命儀式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如今農(nóng)村社會，純粹以收錢為目的的人情越來越多，并不一定是因為家境貧乏。人情的“人情味”基本消失殆盡。
再次是社會資源的交換。社會資源的交換可以從人情構建“社會資本”的角度去理解。案例3中的村干部，每年人情開支有數(shù)萬元甚至上10萬元，是一般村民的10倍。村干部，在“被動”人情與“主動”人情中，實現(xiàn)了籠絡社會關系和集結社會資源的目的。如煤老板等富人，通過大筆的人情支出，去建構自己的人脈，從而謀取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威信，并與一般的村民區(qū)別開來。人情的多少并不一定嚴格按照親屬關系的遠近來確定，很多大額的人情可能都是有合作關系的“朋友”給出的。朋友關系在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分量原來越重。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中“自己人”與“外來人”的區(qū)分，在對人情禮金表現(xiàn)上的解釋變得越來越乏力。
四、農(nóng)村人情蛻變的實質分析
人情本應該是互惠、互利的，但是，為什么“人情”正朝著違背人心的方向發(fā)展，每個人都陷入到這個怪圈，只有極少數(shù)人在人情中獲得利益？無論是資源轉化型的人情，還是財富聚斂型人情，或拉關系謀聲望的人情，都使得人情發(fā)生了名實分離。要理解人情這種周期鏈條逐步縮短和人情圈泛化、名實分離的變遷，必須看到社會結構的變遷，即當今農(nóng)村熟人社會的半熟人化。
1、熟人社會結構中的人情機制
在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基本社會形態(tài)是“熟人社會”，它是一個按照差序格局組織起來的“自己人”的認同圈。“自己人”的建構有兩種基本的形式，一為血緣，其次為地緣。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費孝通先生認為，“血緣是穩(wěn)定的力量。在穩(wěn)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 [13]。在傳統(tǒng)社會，人們主要依靠血緣建立社會關系，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因此，村落社會的結構不是以個體為單位組成，而是以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宗族、房支為基本單位的社會結構。每一個個體生活在家庭中，家庭又嵌入到宗族的房支結構，眾多的房支構成了一個宗族，個人很難超越宗族之上。在以宗族為認同單位的社會結構中，人情的范圍、規(guī)模、大小具有很強的剛性。人情首先是在一定的血緣內(nèi)按照差序格局的形態(tài)有了“多少”的限制，其次，人情圈的規(guī)模也是一定的。血緣構成社會連接的天然紐帶。一個人從出生起就被限制在宗族的親屬結構和關系網(wǎng)絡中，他的“自己人”認同單位是先賦的，而非建構性的。鑒于此，人情只是對這種先天的血緣關系進行確認和固定，它主要是對血緣關系和一定的地緣關系起著潤滑的作用。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人們對人情的“給予—虧欠”有著長遠的預期，人情不是一次性的，有的只是長期互動往來。每個人都離不開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和看法，經(jīng)濟上的互惠是一種幫助和救濟，非經(jīng)濟上的互惠同時強化了人們在文化上的認同。離開了這個剛性的，以宗族血緣為關系的人情圈，人們在社會上特有的身份地位就會收到挑戰(zhàn)，也因此，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和互惠性的人情之間有一種相互強化作用，并建構起了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鄉(xiāng)土社會。
2、社會結構轉型：半熟人社會中的人情變遷
社會結構在一定時期內(nèi)具有很強的穩(wěn)定性，但在當今社會流動性愈加明顯的農(nóng)村，社會的原子化與“半熟人化”日益明顯[14]，在社會學中，這被冠之以社會的“結構轉型”。傳統(tǒng)社會中，以宗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正在被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為基礎的“半熟人社會”所取代，人情的性質也隨之改變。
伴隨著社會流動的加劇，以血緣為主的“自己人”認同單位開始受到挑戰(zhàn)。“理性”農(nóng)民越來越重視自己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的建構。“半熟人社會”或原子化的農(nóng)村，血緣關系圈變得越來越狹小，宗族、房支等大家庭被核心家庭取代，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開始日益受到重視。血緣具有先賦性，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具有建構性，后者完全可以通過人情的方式，將“外人”內(nèi)部化為“自己人”。雖然通過人情建立起來的“自己人”沒有依靠血緣關系建立的“自己人”穩(wěn)固，但是它確是原子化社會中社會關系互動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僅如此，越是原子化速度快的農(nóng)村社會，其人情對社會關系的建構作用就越加明顯。在雙村，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除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他從來不和其他人有人情上的往來，此人被大家評價為“廁所里的石頭，又臭又硬”。雖然當?shù)胤簽E的人情被人們所詬病，但是，人們普遍認為“人情是一張網(wǎng)，沒有人能沖破這張網(wǎng)，否則就會一事無成”。不趕禮的老人正是因此被人詬病為“廁所里的石頭，又臭又硬”。
原子化社會的人情不屬于宗族性的剛性人情，其規(guī)模、大小、名目等不再受制于血緣關系建構起來的“自己人”認同圈，具有較大的彈性，可以跨血緣、地緣。牌友、酒友、生意關系往來者等被納入其中，人情的大小、多少根據(jù)自己的喜好、憎惡和需要來定，于是出現(xiàn)了“送禮最多的，不一定是關系最好的，通常是狗肉朋友”。同時，人情的名目也開始混雜起來，一切都沒有了“規(guī)矩”和“章法”。依靠血緣關系構建起來的熟人社會日益被分解為以核心家庭為本的“半熟人社會”或原子化社會，社會關系的建構更加依賴人情這種手段。不再依托于血緣關系的剛性人情，缺少了輿論和約定俗成的限制，在市場化和理性化加劇的今天，失去“監(jiān)督”，變成以“交換”為目的，資源轉化、財富聚斂和拉關系謀聲望型人情。
五、余 論
行文至此，本文討論了近年來人情變遷的3個方面，這3個方面突出的是人情性質的變遷。互惠性質人情被交換性的人情所取代，這既包括了經(jīng)濟資源的交換，也包括權力和社會資源的交換。那么，這到底是一種理性行為還是非理性的呢？有學者指出，目前的人情消費之風，是“農(nóng)民的行為并非沒有理性，它涉及道德考慮、工具性和情感因素，體現(xiàn)了一種追求行為綜合效益最大化的‘社會理性’”[15]。在某種程度上，筆者同意以上的看法，與其把人情的變化看作一種“異化”，不如把人情的“變化”放在社會變化的過程中來理解。這里的社會變化特指社會結構的變遷，即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以差序格局組織起來的“熟人社會”，逐漸地被地緣、業(yè)緣和趣緣關系為紐帶，通過人情建構起來的“半熟人社會”或原子化社會所取代。因此，與其把人情的變化看作一種異化，不如把人情的變化看做一種中立和客觀的現(xiàn)象。
剛性的人情被缺乏公共規(guī)則的、個體性的、彈性人情所取代，這是一種社會發(fā)展的必然。從互惠人情到交換人情，縱然有不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很難說不是農(nóng)民理性的選擇。人情，在當下農(nóng)村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但是它在日益原子化的農(nóng)村社會不可或缺。既然如此，那么，如何避免人情的負面效應，發(fā)揮人情的正面效應才是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梢钥隙ǖ氖�，如果這種人情的變化帶來的負面效應足夠多，超過了正效應，那人情維系的機制就會自動的瓦解。比如，在一定的外部環(huán)境改變的情況下，部分農(nóng)民退出人情，人情圈改變，人情規(guī)則出現(xiàn)崩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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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資助項目（12CKS01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資助項目（11YJC710064）
[收稿日期]2013―04―24；[修訂日期]2013－09－26
[作者簡介] 余練（1986— ），女，重慶人，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nóng)村社會學與鄉(xiāng)村治理研究。
[②]雙村擁有大量的鈉長石、風化巖以及鐵等礦產(chǎn)資源，其中鈉長石儲量可達5800萬噸，花崗巖儲量更為豐富，目前這些礦產(chǎn)資源正在被開發(fā)。
[③]對“交換”性質人情的理解，筆者認為應該保留一種謹慎的態(tài)度。“交換性”人情不是說“禮物”完全等同于“商品”，“交換”是相對于“互惠”而言。在本質上，禮物不同于商品，具有不可讓渡性。正是禮物的“不可讓渡性”，在近年來人情互動中，不少人利用其不同于商品的“不可讓渡性”而進行了工具性的利用。人情原初的“互惠”性質漸漸弱化，逐漸讓位于“交換性”的人情。交換性人情是一種趨勢和發(fā)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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