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讀書》，2014年第4期
在中國過去的年代，“士紳 ”通常是指那些有教養(yǎng)的人，他們經過科舉制的篩選，有層序地分布在城市和鄉(xiāng)村，由于士紳在鄉(xiāng)間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鬧事的首選標靶。士紳又是 “官”與“民”溝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尷尬，雖可以兩邊說話，卻又須擔載風險，搞得好兩邊皆大歡喜，搞不好兩頭都要得罪。當他站在 “民”的立場也許會為百姓說上幾句好話，如果只從 “官”的角度設想，可能就會充當皇權意旨插入民間的管道，仗勢官府欺壓良民墮落成惡人也在所不惜。詭異的是，有時民間造反和鎮(zhèn)壓叛逆統(tǒng)統(tǒng)都由士紳挑頭，如太平軍的造反首領洪秀全是個秀才，湘軍之父曾國藩是休閑在家的翰林，雖然兩人地位懸殊，但到了鄉(xiāng)里一層卻都是領銜處理事務的能人。無論造反還是剿逆，雙方比拼不只靠軍事能力，還要看各自苦心標榜出的行動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動百姓的心，讓他們死心跟隨。
曾國藩搞團練圍堵太平軍，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行動，湘軍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撐的。“道德感 ”靠兩個來源激發(fā)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鄉(xiāng)觀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選樸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國藩就憑借這兩條道德律令支撐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這兩條律令比起太平軍斬盡 “清妖 ”，奔向 “天國 ”的偽基督教烏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卻保證能夠持久。畫餅充饑偽造一個天國幻象有點像吞符念咒，藥效發(fā)揮是有一定時間限制的，時間耗久了一定露餡。裴宜理曾記載紅槍會會員吞吃符咒猶如打上一針興奮劑，因為符咒用朱砂寫在黃裱紙條上，這些紙條內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種傳統(tǒng)的神經鎮(zhèn)靜劑，硝石有興奮劑的功效，兩藥混合服用很容易產生刀槍不入的幻覺，一旦打起仗就會玩命不怕死向前沖殺，妄想著見誰滅誰，瘋癲起來可持續(xù)兩個小時左右，足以應付一場小規(guī)模的戰(zhàn)斗。與此相反，曾國藩的動員手法從不靠裝神弄鬼，他反復強調，血緣、親情、家族等鄉(xiāng)土鏈條的凝聚膠固，是擊敗任何對手的至尊法寶。這想法貌似老套，喚醒的卻是沉淀百年的歷史記憶，晚清一些讀書人特別強調 “鄉(xiāng)土 ”意識的重要性，就是在湘軍掃蕩太平軍之后才慢慢感悟出來的，民初文人動不動就愛把 “地方自治 ”掛在嘴邊，和曾國藩當年對鄉(xiāng)土家族記憶的呼喚鍛造多少有著某種關聯(lián)。
所以，曾國藩和洪秀全互斗起來都是殺人如麻，比賽著看誰比誰殘忍，其實骨子里不過是在兜售一種迷幻心靈的藥方，最后比拼的還是誰的精神力量支撐的藥力更持久。藥性的灌輸渠道又全靠哪個首領真能敬宗收族壟斷一方，說到底還是士紳在背后用實力說話。羅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個世紀的暴力根源，就發(fā)現(xiàn)越是到了近代時刻，無論是圩寨里的匪幫，還是自組的團練，最后都要取決于誰能更高效地掠奪和控制生存資源，因此各派都紛紛依托強大的宗族勢力。至于族眾是 “匪”是“民”，常因身份轉換過快，是真是假無從辨析。清朝初年曾嚴禁士紳與異端的秘密會社來往，終究擋不住他們與匪類的合流，鄉(xiāng)間民眾 “自保 ”與“叛逆 ”的邊界就這樣變得模糊難辨。
士紳：鄉(xiāng)村暴力的減震器
士紳在鄉(xiāng)村能夠托大是因為他既是暴力萌動的滋生點又是暴力蔓延的減震器，從長遠觀察，他對暴力的減震效果當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紳真正對民間發(fā)生影響應該是在宋代以后。人們多有一個誤解，以為自漢武帝以來帝王就對儒家言聽計從，這分明是被 “獨尊儒術 ”的虛偽許諾給蒙騙了。都說儒家滿口仁義道德，卻不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道德 ”到底是個什么玩意兒誰也說不清楚，也沒人恪守儒家書呆子般的教條。否則就無法解釋漢代以后為什么會緊跟著出現(xiàn)魏晉的肉欲橫流和隋唐的胡漢雜糅。在這里，從裸奔嗑藥到胡服騎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舉動都屬正常。那時多教混雜，儒家講群體仁義，佛家就講自體隱秘清修，還有道家吃喝玩樂的人生觀在等著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競爭，誰也說服不了誰，儒家提供的人生價值期許反而還略顯單薄，沒什么吸引力。這也就難怪宋代以前的帝王從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說辭真當回事。唐代的韓愈寫了篇《道統(tǒng)說》，硬說儒家的線索從孟子以后就斷掉了，到他這里才算接上，這是在罵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沒用，盡管罵得痛快，韓愈這套講法還是沒人理會，到頭來只能是自說自話，孤獨得自己都覺沮喪，“道統(tǒng) ”之爭反而間接透露出儒家數(shù)千年都沒怎么風光過的窘態(tài)。
儒家不受待見，是因為帝王總是相信單單依靠暴力統(tǒng)治就足夠了，儒家那套滿嘴虛無縹緲的道德說教雖然優(yōu)雅動聽卻不那么實用，沒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時代就未見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嚴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斷升級，倒一時顯得立竿見影效率奇高，卻因過猶不及，終于釀成官逼民反的慘劇。暴力用到極致，小民沒有退路，才輪到儒家這個扮紅臉的角色粉墨登臺救救場面。陳勝在大澤鄉(xiāng)暴雨中說，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還是反了吧。如果權衡下來，造反的成本不見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選擇造反的概率就會相應增大。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暴力實施力度的大小應該與空間的伸縮有關，“空間 ”拓展得越快越遠，管理成本的投入就會相應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據的地盤過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試想，如果給每個村莊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轄，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顧人力透支強行貫徹，最后只有崩盤了事。漢初用黃老之學休養(yǎng)生息就是考慮到了秦朝治理成本過高，只不過清心寡欲無所作為只能算是一種過渡舉措。漢武帝表面尊崇儒術，也是覺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過別以為武帝表態(tài)就意味著儒學突然風靡天下，好像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漢宮內倒是設有 “博士 ”之位，據傳有學生終日苦讀暴死燭下，好像治專門之學活活累死書生猶如旌表勞模，實在是書呆子傻氣亂冒，只可權當笑話談資，與治國安邦的大計毫不相干�？梢姳藭r儒學實屬門庭冷落的技藝，完全找不到如何與老百姓親近的路子，漢唐盛世大致還是靠兵威立國，治理秩序中混搭著各種互不相干的怪異思想，遠不是后人想象的 “儒教國家 ”那般思無邪的純凈整肅。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調，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節(jié)約統(tǒng)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從此趾高氣揚，開始大顯身手。
有一個現(xiàn)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盡管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土地開墾范圍不斷擴大，特別是清代實現(xiàn)疆域 “大一統(tǒng) ”后，人口一下子躍增至三億。官僚人數(shù)卻增幅甚緩，基本維持在前代的水平，這說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羈絆著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這股力量就是民間宗族的崛起，他們承擔著扶濟族眾、化解糾紛和教化子弟的責任，使得小民不至于為官吏所欺，遇事動輒層層上訴，投告無門。他們把原歸官吏處理的部分職責攬納過去，大大節(jié)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緩了官方嚴刑峻法對鄉(xiāng)村的滲透范圍和程度。
宗族在民間如何產生是個復雜的話題，宋代以前只有 “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謂 “門閥世族 ”的勢力很大，老百姓并無自組宗族的權限，因為宗族要聚居成勢，必須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譜牒，以達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貴族才有資格祭祀祖先，修廟設儀，與普通百姓沒什么關系。直到朱熹作《家禮》，刻意簡化禮儀程序，放松了民間祭祖資格的限制，允許百姓公開祭祀，民間宗族才有機會擴大繁衍人口，一旦擴張開來，就可自定家法規(guī)則，宗族首領多由經過科舉考試選拔的地方士紳擔任，他們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機構處理的事務收歸民間自主解決，這在皇帝看來是何樂不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氣彌漫，重文輕武之風特盛，卻仍不失為一個清平動人的美好年代。民間宗族在鄉(xiāng)村擴張延伸減小了官家出面辦事的概率，承擔起了暴力減壓閥的作用。盡管后人常常批評宗族戕伐人性，軟刀子殺人，如私設公堂、偽道德泛濫（割股療親、寡婦殉節(jié)等等），卻無人否認，繞開面目猙獰貪得無厭的吏胥，鄉(xiāng)民也可獲得律法秩序的關照，這場面給皇朝統(tǒng)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偽善）的面具。當然，上峰辦事也不是對宗族鄉(xiāng)民聽之任之，放手讓他們亂搞，保甲制的設計就是柔性管轄的一種補充，人群被限制在一個個規(guī)劃妥當?shù)目臻g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動相互牽制。保甲制在歷史上到底是否有效至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鄉(xiāng)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軟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辦法為例，雍正設保甲時其實心理一直挺糾結，從道理上講，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紳，卻又害怕他們坐擁保甲實位，尾大不掉，對抗王權。所以他總在琢磨著如何將士紳納入編戶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讓他們當上領導，卸去稱霸一方的隱患�？傻筋^來，這一石二鳥之計仍遭落空，保甲系統(tǒng)的控制還是紛紛落入士紳手中，削弱了衙門吏胥的支配權。由此得到的回報是，公共安全體系慢慢平穩(wěn)嫁接到了地方財富和血緣脈絡之中，和鄉(xiāng)土防御機構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對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顯。
“士紳”身份糜爛的后果
“宗族 ”、“士紳 ”在和平與動亂年代會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個單純的讀書人，也可能是個宗族族長或團練領袖，或許還是書院山長和私塾教師，如逢亂世，士紳中也不乏搖身一變，拉起一路桿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況下，士紳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由科舉制隨機調劑的，普通的讀書人一旦中舉，就會被分配到不同層級，各安其位地成為中央和地方聯(lián)系的中介。大清新政廢了科舉，“士紳 ”就沒了這中層協(xié)調人員的獨特身份，一概轉化成新式學堂里的理工男或軍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毀催生出了各式各樣的軍閥幫派大概與眾多青年流入軍校有關。學堂區(qū)別于科舉教育，里面缺乏系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訓課程，理工政法軍事學堂的終極目標只負責訓練專門的行政人員，帝制崩解后，皇帝作為聯(lián)系政治社會文化的象征符號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們不用再裝模作樣地效忠傳統(tǒng)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約束，活絡異常，極易變成首鼠兩端的偽君子，或者干脆淪為靠武力到處趁火打劫的現(xiàn)代強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開了。
士紳身份的變質糜爛深深影響了地方治理技術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編訂雖然屬于對鄉(xiāng)村強制實施控制的準暴力手段，卻還是被迫糅進了不少道德的考慮，比如定期宣講鄉(xiāng)規(guī)民約，至少讓百姓覺得不只是對身心的強制束縛，還有人情脈脈的慰撫。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紳動用自身影響力橫向牽動的結果。后來蔣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復十戶設甲長，十甲設保長的舊建制，卻完全用于征兵征稅，最終服從于剿殺 “共匪 ”的功利目標，基本沒什么道德教化的考量在內。那些殘留下來的富裕士紳對此職位毫無興趣，地痞流氓一看機會來了紛紛搶班奪權，加速了基層權力品質的潰爛。羅威廉說湖北麻城的保長大多是文盲，連簡單的賬簿統(tǒng)計知識都沒有，恐怕這個現(xiàn)象遍及全國，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職改由惡人庸人充任，自然會蛻化成單純壓榨民間的暴力工具。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識到地方機構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經發(fā)起 “新生活運動 ”力加挽救，只是此運動范圍多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標在農村根本無法兌現(xiàn)。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個叫余晉芳的士紳只能通過編修縣志，在書面上懷舊式地記述鄉(xiāng)賢中那些禮義廉恥和忠孝節(jié)烈的史跡，擺擺響應新生活運動的樣子。
國民黨在鄉(xiāng)間恢復士紳秩序的失敗，標志著科舉崩潰后遺癥的持續(xù)發(fā)酵。從清中葉起，經過太平軍、捻黨、紅巾軍、紅槍會、各式軍閥、國共黨爭等各派勢力的反復裹脅沖擊，“士紳 ”最終淪為人見人欺的弱勢群體。毛澤東當年就浪漫地宣告：“農民在鄉(xiāng)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美夢。”接著即有如下挖宗族墻腳的名言：正因為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 ”，所以 “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列舉出農民運動要舉辦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這與他年輕時想法很不一樣。毛澤東念書時十分崇拜曾國藩，說過 “獨服曾文正 ”這樣的話，曾氏作為湖南鄉(xiāng)賢紳士，幾乎靠一人之力阻擊太平軍北上，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清江山。同為湖南人的毛澤東成為 “曾粉 ”再正常不過。可多年以后，毛澤東在農村嚴厲打擊的對象正是 “曾國藩 ”這樣的士紳大戶。在毛澤東的眼中，曾國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殺民眾的 “曾剃頭 ”，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面對太平“邪教 ”，曾國藩堅守儒教立場的英雄形象瞬間泯滅消失。
“五四”青年的轉向與啟蒙思想的崩解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到底在哪些方面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農民戰(zhàn)爭，是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有一點不為人注意的事實是，原來蕭條貧窮、讓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農村被涂抹上了一層動人的玫瑰色調，而在西化現(xiàn)代化思想的長期熏陶下，那時的讀書人早已慢慢習慣把鄉(xiāng)村看作與現(xiàn)代城市無法相提并論的骯臟場所，必須徹底加以改造。
把農村生活詩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資云集的場所是相當困難的，必須有一個機智的設計，方能達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紳這類鄉(xiāng)村里的關鍵人物妖魔化是顛覆習慣思維的關鍵步驟，“五四 ”憤青們一直嚷嚷著要掀翻孔家店，同時必須打倒孔夫子在鄉(xiāng)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脈的士紳土豪，把個人從家庭的束縛中徹底解救出來。這場被稱之為 “新啟蒙運動 ”的發(fā)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學堂寵兒就是海歸牛人，這批 “后科舉時代 ”的新生牛犢，個個覺得舍我其誰，一路打打殺殺下來，哪里把科舉出身的年邁耆老放在眼里，“五四 ”期間不斷展開的 “家庭 ”與“職業(yè) ”選擇勢不兩立的討論，都與這幫 “五四 ”青年欺師滅祖霸氣外露的狂放風格不無關系。從表面上看，他們的攻擊目標與鄉(xiāng)村共產主義運動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主張是相互呼應的，這就是為什么激進青年很容易轉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并非有人驅趕而是出于自愿，正說明鄉(xiāng)村的左翼運動擁有城市激進青年做基礎。
但是，表面的一致無法遮掩毛澤東與 “五四 ”青年之間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雙方在清除鄉(xiāng)村傳統(tǒng)家族勢力的觀點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鄉(xiāng)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終難以相互妥協(xié)，這幾乎成了毛澤東發(fā)動整風的最重要理由。令人驚訝的是，在五四運動發(fā)生二十年后，毛澤東做出了一個重新評價，他認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儲存了干部隊伍，還說五四運動是青年尋找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點，表面上這更像是個標準官樣的黨史說辭。一個背后的真相卻是，毛澤東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對 “五四 ”啟蒙的定義。“五四 ”的大多數(shù)青年都認為農村是現(xiàn)代化城市的改造對象，這一點毫不奇怪，自古以來，城市和鄉(xiāng)村似乎永遠處于對峙的兩極，最早的城鎮(zhèn)一般是行政中樞、糧庫儲備和文化中心所在地，與之對立，廣大的鄉(xiāng)村神秘、危險，充滿不確定不安全的氣氛。每當鄉(xiāng)村出現(xiàn)叛亂，城鎮(zhèn)為了自保往往都會采取堅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殘忍地燒毀城市周圍的房屋，把大批糧食運往城內儲藏，以防留給城外的敵人。
共產黨當年主要在鄉(xiāng)村活動，但最終還是和歷史上一般的農民造反團伙區(qū)分了開來，其秘訣何在？我認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產黨自覺地把 “城市 ”和“鄉(xiāng)村 ”的關系重新進行了設定。賀照田說過，黃仁宇認為國民黨改造了上層，共產黨改造了底層，這種說法給人感覺國共兩黨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說好了一黨管上層改革，另一黨管下層改革，這種二元對立的切割思維太有問題，我很同意。國共兩黨思想差異的關鍵在于對 “士紳 ”存留的態(tài)度，國民黨想通過新老士紳的合作重建社會秩序，共產黨則力求徹底消滅士紳，無論新舊，以便從底層翻轉上來，實現(xiàn)鄉(xiāng)村的再造。共產黨理解的造反絕非限于一般農民對城市精英的仇視，否則與普通農民暴動進城一窩蜂地打砸搶沒什么差別，共產黨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視角整合進了鄉(xiāng)村革命的進程之中，形成了 “城市 ”、“鄉(xiāng)村 ”關系的全新解釋。
鄉(xiāng)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從毛澤東的這段話開始的，他語重心長地教導從國統(tǒng)區(qū)跑來的青年：“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qū)，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 ……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 ……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革命根據地 ”無疑已變成了廣大鄉(xiāng)村蓬勃復興的隱喻，毛澤東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已經扭轉了 “五四 ”在城市青年頭腦里原先具有的涵義，給青年的價值和奮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實現(xiàn)理想的唯一正確方向是與工農大眾相結合，話外之音就是專指城市青年應該與農民聯(lián)合摧毀盤踞農村的士紳階層（封建主義），當時常被揮舞的另一個民族主義式的抗日旗號卻更像是個外表的裝飾。
通過整風運動，“五四 ”青年身上的小資意識與農民階級的樸質觀念被擺放在同一個平臺上加以評鑒，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兩者的位置悄悄發(fā)生了倒轉。“五四 ”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擺脫家族束縛，毛澤東深刻地把青年們的反傳統(tǒng)狂想引向了士紳階層這個具體目標，“士紳 ”在根據地話語系統(tǒng)里被徹底矮化為 “地主劣紳 ”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爭的對象更加具體鮮明和生動，當年 “五四 ”知識青年有些虛化模糊的奮斗理想與農民斗 “地主 ”的利益訴求通過這個渠道完全結合了起來。經過如此操作，“五四 ”反傳統(tǒng)的啟蒙觀只是在打倒 “士紳 ”這一點上被吸收進了整風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優(yōu)越感卻被當作垃圾堅決地摒棄掉了。“五四 ”青年對鄉(xiāng)村的鄙視心理蕩然無存，農村中對士紳階層施加的各種暴力，由于打著摧毀封建主義的招牌，統(tǒng)統(tǒng)獲得了極高的合法性。此時，由城市知識青年寫出的謳歌農村暴力鎮(zhèn)壓士紳的作品層出不窮，也證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傳播開來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思維已經失靈，曾經作為鄉(xiāng)村主體支柱的士紳階層同時也隨之宣告徹底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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