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形式、輕實質(zhì)。[23] 政體思維隱含著一個未加言明的假設：政權(quán)的形式?jīng)Q定政權(quán)的實質(zhì)。各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證明，這個假設根本不成立。正因為這個假設不成立，在討論現(xiàn)實政治時，我們看到習慣政體思維的人不得不在所謂政體前面加上各式各樣的形容詞。
比如，抽象討論民主政體時，一些人也許認為這個概念很清楚：它指的是以競爭性選舉為特征的政治制度。然而，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有競爭性選舉的政治制度很多，它們在實質(zhì)上千差萬別。面對復雜的現(xiàn)實，為了區(qū)分實質(zhì)不盡相同的“民主”政體，人們發(fā)明這樣一些帶形容詞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選舉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威權(quán)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新世襲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軍人主導的民主)、proto-democracy(原生民主)、pseudo-democracy(偽民主)、virtual democracy(虛擬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非自由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受控民主)、limited democracy(有限民主)、oligarchic democracy(寡頭民主)、elitist democracy(精英民主)、elitist-pluralist democracy(精英多元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低質(zhì)民主)、semi-democracy(半民主)。除此之外，也許我們還可以加上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去掉這些形容詞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因為這些被叫作“民主”的政治體制存在本質(zhì)上的差別。但加上這些形容詞本身就說明，僅看政權(quán)形式是多么片面。
同樣，談到威權(quán)主義政體，少了前綴的形容詞也難以深入。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些帶形容詞的威權(quán)政體：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官僚威權(quán)體制)、closed authoritarianism(封閉威權(quán)體制)、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霸權(quán)威權(quán)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競爭性威權(quán)體制)、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民粹威權(quán)體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選舉威權(quán)體制)、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霸權(quán)選舉威權(quán)體制)、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持久威權(quán)體制)、inclusionary authoritarianism(包容性威權(quán)體制)、open authoritarianism(開放式威權(quán)體制)、semi-authoritarianism(半威權(quán)體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比這兩組帶形容詞的政體，不少人可能會十分困惑：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與authoritarian democracy哪一個更民主?Semi-democracy與semi-authoritarianism有什么區(qū)別?僅看政治體制的某一形式特征到底有什么意義?
第三，因為只關注一兩個指標、只關注形式，政體思維很容易忽略政治體制其它方方面面的變化，導致用靜止的眼光看變化的現(xiàn)實。例如，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過去30年，中國只有經(jīng)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實際上，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清楚，中國政治在過去30年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或變革。為什么一些人對此視而不見呢?因為他們是用政體思維看中國。在他們看來，只要中國沒有出現(xiàn)兩黨或多黨競爭的局面(所謂“民主政體”的標志性特征)，其它任何變化都不算政治變革。這是典型的一葉障目。
與國內(nèi)某些學者一樣，大部分研究中國政治的西方學者也難以擺脫政體思維的羈絆，在他們的研究中，貼在中國腦門上常見的標簽是totalitarianism(極權(quán)主義政體)、Leninist party state(列寧式政黨國家)、authoritarianism(威權(quán)主義政體)，其中“威權(quán)主義政體”最為時髦。然而，世界上可以被叫作“威權(quán)主義”的政體太多了，中國的所謂“威權(quán)主義”顯然與其它那些“威權(quán)主義”大相徑庭。即使只看中國，這個時期的所謂“威權(quán)主義”又與其它時期的所謂“威權(quán)主義”差別巨大。由于一個簡單的“威權(quán)主義”標簽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于是，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我們就看到了一大推帶形容詞前綴的“威權(quán)主義”，其中最有影響力、并至今被不少國內(nèi)外學者引用的概念是由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與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提出的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碎片式威權(quán)主義)。[24] 除此之外，還有soft authoritarianism (Pei Minxin)、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 (Liz Perry)、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 (Jean-Pierre Cabestan)、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ndrew Nathan)、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David Shambaugh)、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Edward Friedman)、legitimate authoritarianism (Gunter Schubert)、responsible government under authoritarian condition (Linda Li)、authoritarian yet participatory (A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等等，不一而足。 奧森伯格已于2001年病故，辭世前他發(fā)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承認，“任何一個只言片語都無法抓住中國政治體制的特征”;各種流行的標簽，包括他自己前幾年提出的“碎片式威權(quán)主義”都難以把握中國復雜的政治現(xiàn)實，因為它們都是“靜態(tài)”的概念。[25]
在一篇分析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模式變化的文章中，我曾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中國政治的邏輯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西方泊來的‘威權(quán)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分析框架則完全無力把握中國政治中這些深刻的變化。在過去幾十年里，這個標簽象狗皮膏藥一樣往往被隨處亂貼，從晚清時代開始，一直到民初時代、軍閥時代、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無一幸免。中國政治在此期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貼在中國政治上的標簽卻一成不變。如此荒唐的概念與其說是學術分析工具，不如說是意識形態(tài)的詛咒�，F(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徹底擺脫這類夢囈的時候了”。[26]
政道思維
與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國歷代的先哲考慮最多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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