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孝通漫長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或多或少地影響過他，她們分別是：楊絳、王同惠、孟吟。
孟吟是費孝通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哥哥費振東給他介紹的。自1939年兩人結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兩人一起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流光。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這段時期就是費孝通從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開放的漫長時光。在那個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離婚的年代，孟吟對費孝通不離不棄，他們兩人的愛情故事，平淡如水，穆旦《贊美》詩中那句“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是愛情”，略可形容。
孟吟之外，楊絳與王同惠是費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們兩人身上，費孝通感受到了愛情的苦澀與命運的殘酷，而愛情的滑鐵盧則又反過來促使費孝通致力于他的學術事業(yè)，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正所謂“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楊絳是費孝通的初戀，兩人相識于蘇州振華女中。在振華女中時，費孝通似乎就愛上了楊絳，后來，兩人又都求學于東吳大學。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里寫道：東吳許多男生追求楊先生，費孝通對他們說：“我跟楊季康是老同學了，早就跟她認識，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
費孝通讓愛慕楊絳的男生走他的門路，其背后的小算盤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楊絳而已，愛情永遠具有排他性�？上�，對于費孝通的愛慕，楊絳似乎一直無動于衷，誠可謂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了。
1932年，楊絳去清華大學讀書，為防其他男生追求楊絳，費孝通讓他的好友孫令銜宣傳“楊絳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結果，當錢鐘書與楊絳第二次見面時，錢鐘書的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在楊絳面前，錢鐘書針對別人傳言他已訂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對此，楊絳跟錢鐘書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彼此鐘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熱戀。
陷入熱戀的楊絳還專門給費孝通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結果，費孝通很快找楊絳理論，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一來他們已經(jīng)認識多年，二來當時成績優(yōu)秀的費孝通必然不服氣，他很快知道了那個夠格做楊絳的男友的人叫錢鐘書。
兩個男人愛上了同一個女生，暗中較勁是免不了的，可惜，費孝通遭遇的，是清華第一才子錢鐘書。不過，這似乎更刺激了費孝通的進取心，他更加努力學習，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樹立自己的地位，來向楊絳證明自己的能力。費孝通的這種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檢討中有所體現(xiàn)。據(jù)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中記錄：陳岱孫、費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師范報告”，楊絳沒聽。袁震告訴她，費孝通檢討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費孝通苦戀楊絳的失敗，不僅沒有使他沉淪，反倒使他奮起的行為，讓人想起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的觀點：當一個人因為某種缺陷而失敗后，伴隨失敗的還有一種挫折感與自卑感，一方面，這種挫折感與自卑感可能會擊潰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這種自卑感也會反過來促使人去發(fā)憤圖強，進而證明自己的能力，這也就是心理創(chuàng)傷之后的補償作用。
費孝通與楊絳的故事，也讓人想起歌德在他的名劇《浮士德》里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
1933年，楊絳與錢鐘書訂婚，這意味著費孝通初戀的幻滅。一年后，費孝通跟王同惠相戀。跟費孝通一樣，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兩人在學業(yè)上有相同的愛好，也正是在相互學習與彼此幫助中，愛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1935年7月，錢鐘書與楊絳結婚。一個月之后，費孝通與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結婚，證婚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出席他們婚禮的還有費孝通的導師吳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也是司徒雷登證婚，當時的新娘與新郎恰恰就是吳文藻與冰心�？吹阶约旱牡靡獾茏淤M孝通與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結婚，吳文藻高興壞了，在婚禮上發(fā)表了賀詞。
結婚幾天之后，費孝通與王同惠這對新人前往廣西瑤山做社會調查。調查期間，費孝通不幸陷入瑤山獵人為逮捕野獸而制造的陷阱之中。為了營救費孝通，王同惠連夜下山尋求救援，不慎墜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說，兩人結婚僅僅過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費孝通最終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卻永遠離開了他。這種心理創(chuàng)傷對費孝通的打擊也是不言而喻的。傷愈之后的費孝通，編寫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一書。此書編后記中，他寫道：
我完全沒有預想到這一本《花籃社會組織》的�？菚谖野肼槟镜男那橹芯幊傻�。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們兩人一同埋葬在瑤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屢次把我從死中拖出來，一直到現(xiàn)在，正似一個自己打不醒的噩夢！雖則現(xiàn)在離我們分手的日子已經(jīng)多過了我們那一段短促的結婚生活，但是一閉眼，一切可怕的事，還好像就在目前，我還是沒有力量來追述這事的經(jīng)過。原我的朋友們原諒我，讓這一幕悲劇在人間沉沒了罷。（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8月）
愛妻王同惠的死，使費孝通無比悲痛。生離死別之后，很多人都會一蹶不振，但也有人會化悲痛為力量，繼續(xù)死者未競的事業(yè)，費孝通與王同惠共同的事業(yè)，就是將西方的社會學人類學本土化。
如果說，此前費孝通的奮發(fā)努力是向楊絳證明自己。那么，此后費孝通的奮發(fā)的動力，則很大程度源于妻子王同惠了。
在吳文藻的安排下，費孝通前往英國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學習。經(jīng)過幾年努力，費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jīng)濟》，在書的首頁上，他寫道：請允許我以此書來紀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們考察瑤山時，她為人類學獻出了生命。她的莊嚴犧牲使我別無選擇地永遠跟隨著她�！督褰�(jīng)濟》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費孝通年僅28歲。不滿三十歲的費孝通就寫出了社會學的經(jīng)典著作。這一奇跡，除了歸功于吳文藻、史祿國、馬林諾夫斯基等名師的指導之外，似乎也有楊絳、王同惠的一份功勞吧。
拿到博士學位的費孝通，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時刻毅然選擇了回國，任教于云南大學。在此期間，費孝通與孟吟結了婚，跟潘光旦、羅隆基等人來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zhàn)期間，費孝通的筆溢出專業(yè)領域，走向公共領域。針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費孝通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志上寫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憲政的文章。
此時的費孝通，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適對社會的影響力。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寫道：
在寫給美國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費孝通）提到“我們大學界新老兩代人的矛盾”時，表示“不信任中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要和某些老資格的對手競爭，后來表示通過“揚我所長，擊其所短”而打敗了某“老家伙”。
費孝通筆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適。因為胡適最推崇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對此，1950年代費孝通在檢討時還曾說：
我喪失民族立場，先后應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聯(lián)絡處的邀請出國訪問，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己任。在外國話中國，在中國講外國，內心想和胡適之爭一日之長。訪英回來，英國有一世界主義組織要我參加，其中有愛因斯坦、加侖比，還有胡適，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以與世界名流并列為榮，毫無政治立場。（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
如果費孝通處于一個開放的社會中，以他的文筆和能力，經(jīng)過努力，未必不會超越胡適。但很快，費孝通迎來了1949年的新時代。在新時代里，如果知識分子還要追求社會影響力，就應該積極響應新時代的要求。從1950年代費孝通的表現(xiàn)來看，反右之前的費孝通是非�；钴S的�；蛟S也正是他過于活躍，導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劇命運。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躍，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與楊絳、王同惠也未必沒有關系。此后的費孝通，渡過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費孝通苦戀楊絳這件事，錢鐘書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家訪美，費孝通與錢鐘書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系處得不錯”。據(jù)《聽楊絳談往事》：
錢先生出國前新買的一雙皮鞋，剛下飛機就鞋跟脫落了。費老對外聯(lián)系多，手頭有外幣，馬上借錢給他修好。錢先生每天為楊先生記下詳細的日記，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費老主動送他郵票讓他寄信。錢先生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趙辛湄和方鴻漸說的話跟楊先生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
在錢鐘書與費孝通之間，這同一個“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楊絳了。1998年，錢鐘書逝世之后，費孝通似乎依舊沒有忘記他的初戀、據(jù)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
錢先生去世后，費老曾去拜訪楊先生。楊先生送他下樓時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 "知難而上"了。”這就等于謝絕了他的訪問。
愛情，有時候往往因為得不到，而更加顯現(xiàn)出永恒的光輝。但得不到的愛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個人加倍奮斗，費孝通后來的名山事業(y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的愛情缺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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