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農地為什么要“集體所有”？
胡 靖
近日讀了幾篇周其仁、盛洪、秦暉與華生的辯論的報道。幾位“大家”狠批華生，繞來繞去，尋章摘句，最后才明白無非就是讓“農地入市”。不僅農村建設用地，而且宅基地、林地都可以不受“用途管制”地“入市”交易。不如此，幾位“大家”堅決不滿意。甚至要“發(fā)怒”。其實，這就是他們三十多年一貫的“農地私有化”的翻版。沒有什么新意。
只不過，這次的辯論，幾位“大家”總算提到了《憲法》第十條對農地性質的“集體所有”的規(guī)定。即：“農村和城市郊區(qū)的土地，除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提都不提。偷偷摸摸，悄悄的干。似乎“溫水煮青蛙”就可以搞定農地私有化。弄得來“改革”名不正言不順。這次看來《憲法》這道坎是邁不過去了�！稇椃ā返母揪袷前l(fā)展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它是一切法規(guī)的母法，不是廢紙一張。為此，幾位“大家”不得不硬起頭皮強攻。盛洪先生干脆說“剝奪農民土地產權是對農民最深的歧視”。直接將矛頭對準《憲法》。這句話的含義把中國歷史給顛覆了。按照盛洪的觀點，中國前三十年的土地集體化都不僅錯，而且有罪。這可是一個嚴重的歷史問題。中國的客人哈弗大學的傅高義最近也在清華大學演講說，“土改”是毛澤東的兩大錯誤之一。有一唱一和的意思。但沒有“土改”，何來“統(tǒng)一中國”？顛三倒四，不像傅高義這位大學者一貫的做法？還是媒體在故意歪曲？
扣帽子容易、歪曲容易，但講道理難、做調查難。讓老百姓接受你的觀點更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更是難上難。請問，為什么中國的農地現(xiàn)在是“集體所有”呢？薩特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集體經濟至少存在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今天，也沒有改掉《憲法》第十條。它的“合理性”在何處呢？不對百姓講清楚這個道理，一股勁地要“農地私有化”，一定要將“集體所有”全部埋葬，恐怕沒人敢真正相信。
第一、集體化，才是農民的利益所在。農地的“集體所有”，首先有豐富的歷史內涵。中國幾千年，農地都是“私有”。都可以隨便入市交易，且沒有“用途管制”，完全達到了今天幾位“大家”們的條件。但給中國帶來的是什么前景呢？是地主與農民的尖銳的對立。連孫中山先生都呼吁要“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1949年建國以前，中國連火柴都不能制造。帝國主義在中國如無人之境。甚至中國的國家的“球籍”都成問題。這還不足以說明農地私有化對中國發(fā)展的禁錮嗎？
請看毛澤東怎么闡述其邏輯：
由于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shù)，因此大多數(shù)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shù)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lián)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
也就是說，毛澤東非常深刻地看到了農地“私有化”和農戶分戶“單干”給中國帶來的停滯、落后。不僅阻礙了農村的發(fā)展和中國的現(xiàn)代化。而且根本不可能保護農民的利益。相反，會導致地主、資本家對農地的肆意掠奪和對農民的“剝削”。所以才力排眾議，要避免新政權“施小惠”，要在農村搞社會主義。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闖出一條道路。其邏輯是，歷史既然證明了農地私有化的災難性，所以要重新開辟全新的農民利益的保護與實現(xiàn)路徑。這就是毛澤東探索的“集體化”。集體化是農民利益的實現(xiàn)形式。而非地主、資本家利益的實現(xiàn)形式。也非城市居民利益的直接實現(xiàn)形式。“集體化”，一般是自然村、或生產隊的數(shù)十戶農民的農地共同所有（絕非股份制）。而非全體農民所有。這些自然村、或生產隊的農民通過“集體化”來實現(xiàn)自己的土地的整體性利益和避免貧富懸殊。同時阻擋資本、地主對農地的覬覦和掠奪。毛澤東篳路藍縷、良苦用心才開辟了這條道路。當然，也經歷了重重困難、挫折。但沒想到，今天的幾位當代“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為中國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開出的處方居然就是將農地制度倒退回100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農地私有化模式。就差不多說要恢復“帝制”了。這不是歷史的倒退，是什么呢？
分明是在為資本家代言，為“地主”代言，偏有所謂的“人文經濟學會”還幫腔敲邊鼓說其在“為九億農民仗義執(zhí)言，為農地農宅入市恢弘正名”。
第二、農地集體化，并非是秦暉所言“被集體”。按照秦暉的理論，農民的“集體化”，只有達到他設定的條件才是合理的。即：第一土地是私有的。第二農民自由契約。有“退出自由”。這有點為新制度經濟學堅決背書的意思。把制度經濟學當成《圣經》了。但是，這種“集體化”，在歷史上幾乎從來就沒有出現(xiàn)過。農村中的宗族、家族制度，算一種“自發(fā)秩序”吧。但也有嚴格的“家規(guī)”。不是想“退出”就可以“退出”的。既然這種秦式“集體化”沒有出現(xiàn)，也不可能出現(xiàn)，就是幻影。它就不應該成為判斷“集體化”的標準。歷史上數(shù)千年，正是這種不能合作的困境，為農業(yè)的發(fā)展設置了高強壁壘。以致千百年來農民只能分戶單干，無法通過有效的農業(yè)分工與合作以提高效率。斯密所謂的市場奇跡就不可能在中國農村出現(xiàn)。中國農村就只能是停滯不前。甚至就只能是不斷凋敝下去。因此，代表生產力發(fā)展方向的“集體化”，就只能在新的語境下展開和討論。就必須尋找新的道路。這就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化”。毛式“集體化”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它不是幻影。而是實打實的一種集體經濟制度�？梢园艳r民組織起來，在農村內部完成初步的分工與協(xié)作。因此，它暗合斯密的分工理論。也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大方向和農民的總體利益。是把“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改造農村水土條件，實現(xiàn)農業(yè)穩(wěn)產、高產的幾乎唯一的路徑。但它的創(chuàng)新成分里的確含有備受秦暉等攻訐的“強制”性。因為若沒有“強制”就不可能有現(xiàn)實的“集體化”。“強制”的主要內容就包括了禁止“退出”。試想，如果農民可以自由退出其土地。村莊農業(yè)的整體性必然隨時受到威脅和破壞。集體也隨時可能面臨瓦解。那還要“集體化”干什么呢？歷史一下就會被打回“小農”經濟的原型。中國的農業(yè)發(fā)展將毫無希望。禁止“退出”，使得集體經濟徹底消除掉了過去數(shù)千年農戶之間的產權壁壘。這正是毛式“集體化”偉大的創(chuàng)新之處。農戶之間巨大的談判、博弈成本瞬間消失。農村整體性，一下就可以過度到更具體的分工、協(xié)作的操作層面。“集體化”的效率優(yōu)勢立即呈現(xiàn)出來。如果斯密先生九泉有知，也一定會贊嘆不已。三十多年的“集體化”，中國基本實現(xiàn)了水利化。農村大大小小數(shù)十萬公里的灌溉渠道，八萬多個水庫、堰塘。這就是“集體化”的歷史性成果。能夠否定嗎？筆者在全國各地農村做田野調查，隨處可見“集體化”時期建設的水利設施還在發(fā)揮灌溉作用。甚至一些城市的飲用水，還是靠“集體化”修建起來的�？偛荒芤贿吺褂�，一邊不顧事實地謾罵攻訐吧？當然，“集體化”也存在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是正常的問題，假以時日磨合是可以解決的。
可惜，改革并非是要完善農村的“集體經濟”。而是要把“集體化”一鍋端。明明是蠻干，非要說是“勇氣”。個別“大家”甚至把“集體化”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等同起來。仇恨與理性的錯亂，真是無語。
第三、在任何國家，農村與城市都存在不同的功能。農地意義，遠遠不是“財產權”一種經濟意義，還有更重要的“多功能性”。即生態(tài)意義、環(huán)境意義、歷史意義、生物多樣性意義、糧食安全意義。這些特殊的“功能”具有較強的公共性、穩(wěn)定性特征。它們不僅僅屬于農村，而且還屬于更大的區(qū)域，屬于整個國家。是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包括現(xiàn)代化國家、城市的最為重要的生態(tài)與環(huán)境基礎。這種公共性決定了農地不能按照一般的市場規(guī)則來自由交易。所以農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完全是兩個不能混淆的概念。需要區(qū)別對待。哪來周其仁講的“同地同權”呢？農地，能夠與城市建設用地等而視之嗎？“同地同權”，必然是以市場價格為標準，混淆城市、農村兩種土地性質的區(qū)別，任由資本泛濫，把農村搞得不倫不類、“洪水滔天”，整體性被徹底破壞掉。而農村整體性被破壞掉的后果，就是一場更大區(qū)域的災難。甚至是環(huán)境災難、生態(tài)災難。最后國家和城市也會跟著倒霉。所以放眼世界，即使是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農地與城市建設用地也是采用不同的處置辦法。農地交易也只能是在“農地農用”的范圍內。而且本著農地整體性的意義，交易將有嚴格的限制。
目前，很多村莊正是由于定位不清，導致了村莊整體性被破壞。比如在村莊內部發(fā)展工業(yè)。集體經濟被強制解散以后，村民有了一定的資本，就可以在村里占地建廠。由于帶動了當?shù)氐?font face="Calibri">GDP，各級政府也積極支持。但村莊內廠房的無序建設，產生了很多負“外部性”。比如工業(yè)污水的排放，就在很多村莊直接污染了水源。導致村民飲水困難。甚至還引發(fā)了為數(shù)不少的“癌癥村”。尤其是在經濟較為發(fā)達的沿海地區(qū)，河流普遍發(fā)黑發(fā)臭、魚蝦絕跡。也就是說，這些村莊工業(yè)的發(fā)展，與村莊農業(yè)生態(tài)保護、農業(yè)的發(fā)展，和村民的基本生計，都是完全是對立的。村民在村莊內建廠多掙的收入，可能連醫(yī)藥費都不夠。這就完全違背了村莊建設用地的本意。村莊建設用地，是為村莊的整體性服務的。即首先是為農業(yè)服務的、為農村生態(tài)環(huán)境服務的、為在村村民生活服務的。在這個前提下，村集體經過有效的村民會議程序，可以允許建設一些加工工業(yè)以增加農民收入。背離了這一原則談農村建設用地，無原則地允許農村建設用地上市交易。最后的結果就是村莊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完全被破壞。所有村莊最終就會成為一個個亂七八糟的“建設用地”。
當然，對于城郊農村，和邊遠的純農村地區(qū)，由于發(fā)展的方向、功能存在較大的區(qū)別。在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需要區(qū)別處置。需要制定不同的農地政策。
宅基地也是這個道理。農村宅基地，首先是為農業(yè)服務的。農民因為在農村生活和勞動，所以需要有宅基地。但是如果沒有在農村生活和勞動，就不能有宅基地。宅基地是為在鄉(xiāng)務農、居住的村民服務的。不是為潛在的城市居民——即農民工服務的。這是“集體所有”的要旨所在。農民工是城市的產業(yè)工人或候補的城市居民。為農民工服務，應該是城鎮(zhèn)的社會責任，而非農村的責任。因此，一些口口聲聲“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就是實實在在地推卸城市的責任。這些經濟學家，為什么不集中討論城市對農民工的就業(yè)歧視、社保歧視呢？為什么不集中討論各級財政預算對農村的歧視呢？農民工若有權交易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必然就是對在鄉(xiāng)務農的真正農民的利益的侵犯。農地的蛋糕利益反正就那么大一塊。候補的城市居民分走一塊，留守的真正的農民就只能越來越少。目前農村土地流轉其實就是這樣。真正務農的農民，若擴大規(guī)模，就必須向“地主”繳納600~1000元不等的租金。也就是說農業(yè)收入的1/3左右要用于交租。這不是損害農民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所以，農村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不能自由上市交易。按照《憲法》，農地本來就不是個體農民所有的，是真正的農民的“集體所有”，憑什么要慫恿農民，尤其是農民工賣掉土地、違反國家《憲法》？但農房中的非土地的財產部分，包括一些動產和不動產，是農民自己的私產。這部分財產的自由處置，毫無問題。而農地、宅基地只能在“集體所有”的框架下，本著村莊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由村集體進行承包權、經營權、使用權的調整。由此，各地政府應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對農民工的“小產權房”進行必要的補償或贖買。這才是真正的保護農民和農民工的辦法。同時，為了保護農地，保護區(qū)域的農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各地都需要進行整體性的“規(guī)劃”和“用途管制”。主要就是“農地農用。”“農地農用”，不是對農民利益的限制。而是不能讓城市工商資本，隨意進入農村，去侵犯農民的利益，破壞村莊的整體性和城市的農業(yè)生態(tài)基礎。否則，城市里的資本家、有錢人，就可以在農村購買宅基地，建設別墅。甚至搞一個個的私人莊園。目前，城市的很多富豪、土豪，“流動性”嚴重過剩，正等著這一天呢。私人莊園的遍地開花，必然是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那時的農村社會生態(tài)，就不美了。沒有選擇的失地農民，就只有家奴一條路。
理論梳理有些枯燥，舉一個異曲同工的寓言來說明這種災難性前景。
一群羊被關在柵欄內，有吃有喝，但不能到外面的森林里去。羊圈的主人說了，出去，就得被狼、老虎吃掉。此時，經濟學家不干了。經濟學家甲說了，圈養(yǎng)侵犯了羊的權利。改革，就要把羊放出去，讓其自由；經濟學家乙說了，同是動物，應該同權。老虎可以到森林散步，羊應該有這樣的權利；經濟學家丙干脆說了，剝奪羊在森林里散步，是對羊的最大歧視。羊有遷徙自由。
羊圈的主人和羊，頂不住三大經濟學家的漂亮說辭，就把羊圈拆掉了。這群羊終于可以自由地跑到森林去漫步。于是，一場屠殺就在森林里爆發(fā)了。羊被吃得干干凈凈。經濟學家啃著羊腿解釋說，羊的自由終于得到了保障。改革圓滿成功。
弱勢的農民其實就是羊，毛澤東用“集體所有”的羊圈把他們保護起來。讓農民有自主性，讓農地有整體性，禁止地主、資本家對他們的進攻。但今天政府和經濟學家要摧毀羊圈了。資本家在旁躍躍欲試、垂涎欲滴。
第四、農地制度是中國最重要的制度。是國家基石。動之，改革之，必須慎之又慎。因此，從方法論看，中國的農村改革，不能僅僅會背制度經濟學的教科書。而且更重要的是先要做好農村調查。要了解中國農村。毛澤東1930年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從研究問題的方法論看，這句話錯了嗎？如果沒有錯，就請政府和學者遵守。如果錯了，幾位制度經濟學家請拿出邏輯和證據(jù)。拿不出來，就要老老實實承認方法論的錯誤。別忘了，新制度經濟學家的泰斗美國的科斯先生的“交易成本”理論，正是來自于大量的觀察與調查。
遺憾的是幾位“大家”引經據(jù)典、古今中外、頤指氣使，就是不談他們對中國農業(yè)、農村、農民、農地的調查過程、調查成果。因為他們基本就不做真正、深入的田野調查，也不寫像樣的調查報告。所以，他們基本不了解中國農村、農業(yè)和農民。就好比來了一個哈弗大學的著名醫(yī)學教授，給人看病，既不“望聞問切”，連照片都不看、化驗單都不看，就開處方，誰敢相信？當然，哈弗大學的教授，不會做這種蠢事。
調查，讓人又想到毛澤東。毛澤東堪稱農村調查的典范。筆者認為，至少上個世紀，最好的調查報告就是這位公認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做的。他老人家在江西做的“尋烏調查”，七萬余字的報告，數(shù)據(jù)、案例之豐富、準確、全面，配之以精煉的文字、鮮明的層次，讓讀者嘆為觀止。這篇重要的調查文獻，將以舊中國的“社會切片”流芳千古。近代、現(xiàn)代，有誰敢說比毛澤東更了解中國農村？連社會學、人類學的泰斗費孝通先生、梁漱溟先生都不敢拍這個胸口。遑論今天的幾乎不做社會調查的主流“大家”？所以，面對建國前三十年的“集體化”，面對毛澤東為中國留下的這一歷史遺產，我們還是多一些冷靜、理性、客觀為好。多一些自知之明、多一些尊敬為好。這種態(tài)度才可能為農村改革尋求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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