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我的文革十年
作者簡介：許成剛，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終身教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全歐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級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國際發(fā)展中心及哈佛大學國際發(fā)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從師于諾貝爾獎經濟學家馬斯金。為十多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學術期刊的編委或學術顧問。在十多個主要國際經濟學及法學期刊發(fā)表過論文。曾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lián)合國發(fā)展署、英國財政部、歐洲開發(fā)銀行等做過顧問。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許成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是今年夏天母親在中關村的家里找出來的，還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書和一九七五年上訪的文稿。剛巧最近北島提到要編撰關于七十年代的專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隊的戰(zhàn)友張瑩傳來她的相關回憶，好像驟然間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記憶，盡管那十年似乎從來沒真的遠離我。
我們習慣把歷史以十年計，這種斷代法常有不盡人意之處，可當我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七十年代，的確整齊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關押審訊批斗以及監(jiān)督勞動管治。在監(jiān)督勞改的過程中，我自學了高中及(中國和美國)大學本科的數學、物理、電子工程及英語，并搞了不少技術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成為該校唯一沒有本科學歷的研究生。那十年，我從階下囚到所謂“科舉及第”，對歷史無足輕重，而對我自己卻是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災難，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計劃中的一本書的最初四個章節(jié)，長達六十六頁，有引言有腳注有文獻索引，工整地復寫在當年的小格稿紙上，書名為《試論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我忘了當年到底復寫了多少份，給多少人寄過，總之，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證之一。黑龍江建設兵團二師九團黨委一九七四年為我的“案件”所下的結論，主要是組織遍布全國九個省市自治區(qū)和軍隊的“反革命集團”，因此定為“反革命集團案”。
說到這份書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開始時，我在清華附中讀初中二年級。文革前，我最大的興趣是工程，清華附中有很好的無線電業(yè)余小組和實驗室，我的課余時間大都花在無線電上。那時我已開始自學無線電電子學和相關的數學，沉醉于技術設計和發(fā)明。我出身不好，父親許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見諸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后被迫離職到農村當農民；母親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及降職處分。不過，我在政治上還算活躍，文革前我是清華附中少先隊的大隊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即使遭到殘酷整肅，他們仍持有非常正統(tǒng)的觀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個堅信共產主義的好學生。
而文革讓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為學校里每日的話題。文革最初反對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一九六六年五月，清華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紅衛(wèi)兵”。當毛澤東離京到外地視察，團中央奉黨中央之命派工作組進駐學校。工作組層層打招呼說，“紅衛(wèi)兵”是非法組織，如同當年的右派學生。隨后毛澤東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紅衛(wèi)兵”。
一時“紅衛(wèi)兵”成了文革主力軍，矛頭指向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學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學生干部，自然成了打擊對象。這有如晴天霹靂——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對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勢變化是以天計的。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成為全國政治的中心。毛澤東表態(tài)支持紅衛(wèi)兵后不久，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組在兩個月前親自定的案。此舉意義重大，文革的矛頭轉而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組織蜂擁而起，成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親眼所見周總理和江青對造反派的支持，認定他們代表毛主席，于是參加了造反派。
緊接著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清華大學出現(xiàn)直指劉少奇的大字報，隨后是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意味著共和國主席成了革命的對象。讓我困惑的是，我父親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謠說黨中央分裂了，說以劉少奇為首的老干部反對毛主席和百家爭鳴。一九六五年我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讀過一九五七年的相關報刊文章及評論。莫非我父親十年前就說對了？*
劉少奇的“罪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和鄧小平都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概念，我試圖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快在清華大學展開大辯論。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甚么？打擊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后毛澤東一再發(fā)出各種指示，總體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簡單的路線斗爭，而是階級斗爭。隨著毛的一系列指示，“階級”矛盾越來越激化，打擊面也越來越廣。
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性質，在清華大學的激烈辯論中有一種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階級斗爭，是因為產生了新的階級——官僚特權階級，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特權階級。關于文化革命，對我影響最大的觀點是，在過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產生的官僚特權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構成基本的階級矛盾。文革就要發(fā)動人民大眾同官僚特權階級進行斗爭。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辯論對我思想的發(fā)展起了巨大影響。
一九六七年，文革進入奪權階段，造反派開始在各地奪權，而保守派盡力反抗。軍隊也卷入了。全國很多地方發(fā)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謂“二月逆流”，就是幾位元帥領頭公開批評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動。與此前后，北京的“老紅衛(wèi)兵”組成“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lián)動”)，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保劉鄧和老干部。
群眾沖突的升級，讓我對文革更感到困惑。為了試圖理解這一切，我刻意與外界拉開距離，把自己關在家里，大量閱讀毛未發(fā)表過的文章和馬列原著。毛澤東的許多觀點讓我震驚，例如，我們不要迷信馬克思，馬克思無非是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沒關系，我們搭個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個人迷信登峰造極的瘋狂歲月，毛關于“不要迷信”的說法讓我茅塞頓開，我的理解是對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對毛本人。毛澤東與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談話，他屢次提到耶穌、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說：“人們叫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偉大，他自己最希望是“偉大的導師”，其他都不重要。這讓我隱約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領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論具有宗教般的影響力。而這和他所說的“不要迷信”有沖突。
我開始閱讀以前較少涉獵的社會科學書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熱的地步。首先自以為找到打開理解現(xiàn)實的鑰匙，那是普列漢諾夫的兩本書《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歷史唯物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特別是毛澤東在歷史上的作用。我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識到毛作為偉大個人在歷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歷史進程自身的規(guī)律。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進程的規(guī)律是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會起反作用，但歸根結底，歷史發(fā)展的進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偉大個人只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懷疑毛澤東思想，只是認定個人迷信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些自由的思考讓我欣喜萬分。但關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別是關于文革的性質。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國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隨清華附中一撥同學，還有幾個哈軍工大學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屬我年齡最小，我主要是想與年長的同學討論我心中的疑問。剛到江西省蓮花縣。就發(fā)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們安置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園里。由于我們是從北京來，在當地很轟動，保守派生怕北京來客會產生滾雪球效應，立即調動了數千武裝民兵，把我們團團包圍。而造反派要我們撤離，以免被對方置于死地。我們狼狽不堪，半夜里翻墻逃走，晝伏夜行，從江西翻山越嶺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與當地人接觸，連食物都沒有。
這一戲劇性的經歷，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不同社會階層與社會集團的自身利益是殘酷奪權的動力。毛澤東說，文革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毛還說：文化革命永遠不會停，每隔七、八年就要進行一次，一直到共產主義為止。我看到的殘酷現(xiàn)實，對照毛的話，讓我感到文革絕不僅僅是毛與劉鄧的權力之爭。這么多人冒死而戰(zhàn)，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號稱保衛(wèi)毛主席，事實上是保衛(wèi)自己的利益。從全國范圍的奪權運動和武斗(實際是內戰(zhàn))中，我認識到文化革命的基礎是因社會矛盾激化而產生的革命。
另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過去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而共產主義是無階級的社會。那為甚么在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卻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呢？階級斗爭怎么可能導致消滅階級？我讀遍了毛澤東著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轉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按恩格斯的理論，階級是從一定的經濟關系中產生的。既然毛說文化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是廣大人民大眾對新生官僚特權階級的斗爭，那么從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階級一定是從社會主義已建立的特定的經濟關系中產生的。
當時另一個刺激我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基于對造反派和所謂老紅衛(wèi)兵或所謂“聯(lián)動”兩派斗爭的觀察。當時聯(lián)動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揚言“天下是我們的父母用鮮血打下來的，因此我們就是最終的統(tǒng)治者，是坐天下的”。這些言論，在我看來都相當準確性地落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當時我認為這些言論生動的告訴了人們，中國社會存在不同的階級，借用法國革命時期的語言來說，他們是貴族，而中國的社會的多數人屬于第三等級。當年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我讀過許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羅克的“出身論”。但我感到所有的討論都遠不夠深刻。因此當時真正對我有系統(tǒng)影響的是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
當時，我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及自己的觀察都告訴我，文化革命是階級斗爭，是階級之間關系激化所致。如今我雖然已經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再以階級解釋一切，更不再追隨毛，但我至今仍然認為文革背后的社會力量在于民眾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簡單地解釋成毛的陰謀——通過群眾運動整掉劉少奇。
持續(xù)的閱讀和觀察，讓我覺得文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特殊時期，是尚未認識的仍在演進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時我自以為已經捕捉到對文革及當時社會的理解線索，這讓我尤其興奮。當時毛澤東反復說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會再來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決甚么問題？如果階級與階級之間永遠在爭斗，那甚么時候能夠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也讀到了湖南楊曦光(以后改名楊小凱，英年早逝；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們成為朋友)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并讀到江青點名他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歡他提問題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問題。
一連串的問題讓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中國社會發(fā)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強烈地感覺到自己不了解農村。我從來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們能夠告訴你的事情也都發(fā)生在城市，可是對農村發(fā)生了甚么卻知之甚少。當時我認為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農村。為了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就必需了解農村的社會階級，不到農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國。一九六七年深秋，我產生了到農村去的念頭。
有了這種想法后，我就開始在清華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幾個同學，當時來往最多的高年級同學車宏生、常放、劉滿強和劉剛等，后來還有戴建中、仲維光、宋海泉等，討論我們幾個人一起到農村去。結果談了一陣子，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想法，但沒有一個人真能下決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覺得“到農村去”的想法已經無法抑制，所以決定自己去。剛好當年的初冬，黑龍江國營農場到北京來招工，我就報名了。當時清華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報了名，而這些同學我都不熟悉。清華附中有三個學生組織，第一個是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即老紅衛(wèi)兵；而造反派分兩支：一支是井崗山；一支是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井崗山紅衛(wèi)兵相對較激進些，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則較溫和一些。報名參加支邊的人，主要是井崗山紅衛(wèi)兵的成員，其次是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的成員，也就是說，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一行人大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號離開北京。
當時無論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還沒有關于學生下鄉(xiāng)的政策，全都是學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熱血為了他們多數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為了支援邊疆，有的是去進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當時還沒有，是我們下鄉(xiāng)一年之后才有的。我們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龍江，一個專列，到黑龍江鶴崗后又分別由卡車送到各個不同的農場。我們第一批分到綏濱農場的學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綏濱農場的場部，集體學習了幾天。我們之中，大約一半是高中同學，一半是初中同學，初中同學里大多是初三的同學，沒有初一學生，而我是初二年級的，也就是說，從清華附中來的學生里屬我年齡最低。在這集體學習的幾天里，我同幾個清華附中的高中同學住在同一個招待所的房間里，認識了高中同學劉先立、莊平、張邦寧，比較談得來。初中同學王貞平和章士偉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們也和我分配到同一個村子——十五生產隊，是往來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隊以后，把我們知青統(tǒng)統(tǒng)集中起來，住在知青的大房間里，每間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鋪。當時我覺得這完全違背了我自己的愿望，我來農村的目的絕對不是要和一群中學生住在一起，而是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尋找甚么地方能有機會和普通農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處。后來我就發(fā)現(xiàn)了馬號，那里有農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把行李抱了過去，我印象里是劉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馬號。這決定了我以后在農村將近十年里大部分時間的工作是放牛，喂養(yǎng)牛馬，趕車。這就是我脫離知青主流的開端。
我去東北，心里裝了一大堆關于制度的問題，更準備要面對非常艱苦的環(huán)境。然而，北大荒給了我極為震動的印象，非常驚人的平靜，和處于驚天動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樣。我曾去過房山的農村，見到過極度貧窮的農民。北大荒卻是機械化的耕作，場部實際上是小城鎮(zhèn)，人們的住房比較整齊，生活上相對舒適。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異常美麗。我感覺出乎意料的好，令人驚異的自然景觀和久違了的正常的生活狀態(tài)。
打破那里平靜生活的是我們這批知青的到來。我們來之前，當地也開批斗會，只是那個批斗會比起城市的激烈斗爭來，都是有一嗒無一嗒的，不那么激烈，也沒有很尖銳的沖突。多數農民并不真的在意誰曾經是地主、富農，誰是現(xiàn)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帶到那里。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標榜革命，有些人也許從暴力和虐待中獲取快感。開批斗會時，有些人會不分青紅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負，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尋找我要找的答案，對周圍的人和事關心甚少。由于那個村莊相對平靜，我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閱讀。我一直以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從歷史唯物論來的，而歷史唯物論屬于哲學。因此我要通過研究哲學來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國社會。當我閱讀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后，我才意識到，要了解社會和分析社會，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經濟學，因為階級是從經濟基礎中產生的，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階級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之間的斗爭。認識到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興奮，覺得是在發(fā)現(xiàn)真理之路上的第一個突破。因為這是在沒有任何人指導甚至沒有人交流的情況下，完全靠自己通過閱讀悟出來的道理。同時也因為這想法同當時中央文革的宣傳，同毛的多數說法或背道而馳或毫無關聯(lián)。我自負地以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沒有弄懂這些基本問題。當時，我給還在清華附中沒有下鄉(xiāng)的同學寫了很多信，跟他們交流這些看法，告訴他們自己在農村鉆研這些問題的重要進展，希望更多的同學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節(jié)，在剛到農村沒多久的時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學交流了我的這些感想，鼓動大家都下鄉(xiāng)。雖然沒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動下鄉(xiāng)，但是我的想法對一些同學產生了影響。我的信和“論文”在一些同學中流傳。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爭還相當激烈。我的清華附中井崗山紅衛(wèi)兵同學，絕大多數是高中的同學，都對文化革命向何處去特別感興趣�？墒嵌鄶低瑢W更關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說了甚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么，甚么人反對中央文革，等等。而當時我的心得，認為所有這些權利斗爭都是一時的。若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根源和階級斗爭的問題，在權力斗爭中的得勢只是過眼煙云。最重要的是要認識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要了解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新階級的來源是甚么，要解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無論誰上臺，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階級的產生，階級斗爭仍然繼續(xù)進行，永遠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
我當時最主要讀的是《資本論》。我把《資本論》當成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在學習。即我學習的是《資本論》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應用從《資本論》中學到的工具去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問題，分析中國社會的現(xiàn)在和將來，去解決要解決的問題。我當時信仰共產主義，因此認為這些問題是全人類面對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我所探索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未能見到的問題；是毛澤東見到但未能解決的問題。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防修。當時我思考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修正主義的制度是甚么？為甚么在社會主179義制度下會產生修正主義制度？蘇聯(lián)、中國產生新階級的修正主義制度根源是甚么？如果我們連為甚么會產生修正主義都不懂，我們又怎么能去反修？我們怎么能去防修？那時毛澤東在討論有關培養(yǎng)共產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的問題。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以后，我認為這里面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修正主義是一種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過培養(yǎng)接班人的辦法來解決的。修正主義制度是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的問題是，是甚么因素導致了社會主義制度會變異？會退化變質成修正主義？只有認識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義的產生。
當時我寫了好多東西，跟很多同學講，自己覺得很興奮，認為自己的思路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一個重要的探索的起點。所以我就把相關的認識和在綏濱農場第十五生產隊的一些談得來的知青討論。當時來往比較多的同學有王貞平、章士偉、常慧如、張瑩，在張邦寧、劉先立這些高中同學沒有離開十五隊之前，我也經常試圖同他們探討。當時即使高中同學也都只是十幾歲的孩子，在那個年代，基本上所有學生都沒有受過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教育。所以包括當時清華附中的同學在內，很少有人明白我說的寫的是甚么。所有這些都讓我當時感到精神上很孤獨。但遠為更嚴重的是，在那個無知及極端的個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見解當成異端邪說。把我的一些言論逐漸傳開演變成別的一些內容了。有人以為我有甚么政治野心。當時，在十五隊的知青中有人對我表示了異議。一些知青，對我持很尖銳的批判意見。他們認為我違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們引用林彪的說法來批判我。說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離開毛主席著作去讀馬列著作意味著我有政治問題等等。我當時對林彪的這些說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為我后來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這些知青辯論的過程當中，我為自己的探討辯護，提出了一些說法。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說過，由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為了要登到這個頂峰，為了理解毛澤東思想，我們就需要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甚么，否則你就沒辦法知道為甚么毛澤東思想是頂峰。而且馬克思已經說過的話，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復了，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發(fā)展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沒有說過，我們并不懂，所以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更要害的是我對“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置疑，我談到毛澤東思想自身也還是要發(fā)展的，而毛澤東思想的發(fā)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們的努力等等。其實我要表達的見解無非就是有許多問題毛自己也沒有解決，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學習來解決一些問題。這些言論逐漸在知青之間傳開了，有些人認為我非常反動。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經點燃，我卻根本沒有覺察，我沉醉在發(fā)現(xiàn)問題的興奮里，以為討論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徑。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時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當時在北京還沒有下鄉(xiāng)的同學進行了一些交流，當時毛發(fā)表了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我的同學們在準備下鄉(xiāng)，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農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學一起到了太谷縣，訪問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們在不同的村子里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別深的是，去過一個山村，已記不得村名了。當時在這個村子里我們的同學有車洪生和鄭光昭(后來筆名為鄭義)。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山村，和我們黑龍江國營農場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里就太貧窮落后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于是很陡峭的山坡地，連用牲口作動力的都比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訪問了當時駐扎保定的在三十八軍當兵的清華附中同學王湘林。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訪真正的兵營。在兵營里，我們討論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對文革的探討。
一九六九年發(fā)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和蘇聯(lián)在黑龍江邊界上發(fā)生了珍寶島戰(zhàn)爭。我們綏濱農場就在松花江和黑龍江之間的那個岔里邊(從地圖上看“叉”很形象，我們農場的北部是黑龍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蘇邊界開始發(fā)生糾紛的時候，我們農場情勢很緊張。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的國營農場改編成為軍管，稱為建設兵團。整編為建設兵團以后有大批知青進入，我所在綏濱農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省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第九團”，我們原第十五生產隊整編成第二十四連。通訊地址則變成：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設字(兵團共分六個師，分別以“建設鋼鐵長城”這六個字命名，二師為設字)九團二十四連。中蘇邊界珍寶島軍事沖突，甚至更嚴重的戰(zhàn)爭都在醞釀中。
邊界沖突之前，前線調動部隊大多是從黑龍江江面上走的。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江面基本被蘇聯(lián)所控制，邊防軍的供給都要靠陸地運輸，可是整個黑龍江沿江內地多是沼澤地，運輸落后極其困難。因此把黑龍江兵團的相當一部分力量調去修戰(zhàn)備公路。我當時就被調去修戰(zhàn)備公路。修戰(zhàn)備公路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也是一個很長見識的機會。為了最短的時間內在沼澤地上修起一條戰(zhàn)備公路，以便軍隊的炮車、坦克、給養(yǎng)能從這條路上過去，采用了很極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澤地里鋪，然后再在鋪倒的木材上堆積大量的石塊，就這樣硬是用人工的辦法在沼澤地里堆出一條路來。石塊都是從沿線山上采來的。在山上用炸藥打眼放炮。在修這條公路時，除了卡車沒有任何的機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錘子把石塊打碎，然后再用鐵鍬把石塊裝上卡車，由卡車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鐵鍬卸車，人工取土，再由卡車把土運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艱苦。當時修公路的主體都是知青，十幾歲二十剛出頭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沒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臨時帳篷。因為那個地方極其荒涼，有時會有狗熊出沒，當地人叫熊瞎子，在我們住的帳篷周圍有一段時間經常有熊瞎子光顧。它們經常是晚上跑到食堂來吃東西，白天就走了。記得有一天早上開工時，一只母熊帶著兩個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們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嚇得大家都不敢出來。最后，有人打了電話叫來武裝連民兵帶著沖鋒槍把它們打死了，這就是當時的情景。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戰(zhàn)備公路。從剛剛修好的公路上，會看到有從前線帶下來的蘇聯(lián)俘虜，也有從后方去前線的炮車、戰(zhàn)車、彈藥和糧食。看得出來當時的情況非常緊張，上來的車和下來的車給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時不時地會有軍官來做鼓動，來報告前線的戰(zhàn)事等等。大家都以為自己是在為反修防修保衛(wèi)祖國做貢獻，覺得很光榮，周圍充斥著很強的理想主義情懷。為了趕戰(zhàn)備任務，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以上。有相當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緒極其高昂。我當時在愛國主義方面思想簡單得和任何一個知青一樣，甚至有過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詩作曲歌唱我們“兵團戰(zhàn)士”的“革命”豪情。
其實在去修戰(zhàn)備公路之前，批評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澤東思想”、組織“黑格爾小組”等等的流言蜚語都已經開始了。那時的批判都不是來自官方的，而是來自知青。實際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肅的起源，就是知青發(fā)起的攻擊和中傷。盡管來自知青的攻擊不會導致我正式成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擊對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經開始感覺到很大的壓力。我知道雖然還沒有正式開始整肅我，但是當時的上級已經很關注我潛在的“政治問題”。所以當我到達修戰(zhàn)備公路的駐地時，我感覺到九團似乎已經負責向修戰(zhàn)備公路的領導有交代。在修戰(zhàn)備公路期間，對我的行動已經開始有所監(jiān)督。
從一九六七年底到農村直至六九這兩整年時間里，除了必須的體力勞動以外，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讀《資本論》上。有趣的是，當初下鄉(xiāng)的初衷是了解農村的社會。而事實上，到了鄉(xiāng)下后，我遠離了政治運動的旋渦，既遠離了北京的文革，也沒有加入到當地的政治斗爭。我把農村當成我的書房，安安靜靜地認認真真地去思考。閱讀《資本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在不斷地做筆記。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間，我寫了多篇論文，與此同時就產生了一個寫書的計劃。當時想寫一本相當龐大的書，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問題，分析社會主義制度和文化革命。當時深受馬克思著作的影響，不僅探索的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連寫作計劃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學習馬克思的。
我當時感到自己面對的理論問題之龐大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決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討論這些問題。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來的知青外，還大量的通過書信和清華附中原來的同學探討。那時我每天都在寫信、記筆記，總是在讀、在寫。后來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幾乎我所有在農村寫的東西都被沒收了，也就遺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書信。前面提到過，結束這部分書稿的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歲的生日，也是我到達黑龍江剛過兩年多一點。我已經不記得是有意還是巧合，我在那個七十年代新年到來的前夕完成了那本書的前四章。那時的輕狂少年不知道，一場劫難已經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為我生命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雖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長和轉折都并不始于這一年，而是更早。自從父親在我六歲的時候被打成右派，離開北京，我從此成為出身有問題的孩子。從此我因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視。但是，從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獨立地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在全國的文革進入“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現(xiàn)行反革命、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黨整團的工作組進入二十四連。他們的目標鎖定在所謂的我組織的“反革命集團”問題上。實際上，無論是我個人還是和我來往的知青，沒有一個人是黨員。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經有大量流言蜚語認為我反毛澤東思想，極端反動等等。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語及報告送到上級，所以工作組下來時，我的問題就已經列為重點了。在整團的時候，和我來往較多的知青共青團員張瑩和�；廴缍寂龅搅藝乐氐膯栴}。工作組試圖從她們那里找到“突破口”，證明我的反革命活動及反革命言行。緊隨整黨整團之后，所謂“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我被作為現(xiàn)行反革命成為重要打擊對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團黨委派來的工作組領導下，全連對我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批判和斗爭，從連部到宿舍，從修理廠到場院，從食堂到學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和極盡侮辱之詞的人身攻擊等等，批判我的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言行和其他所謂反革命行為。對我的大批判還總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親連在一起，以編造的罪名咒罵我父親，用以說明我的反動思想始于反動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開的唾棄咒罵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連隊里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兵團是軍隊的組織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號。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號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全連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連的修理廠。二十四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連隊，這個連隊有自己的拖拉機修理廠，是個相當大的廠房，可以同時修理很多臺拖拉機。由于七月份正是農忙時節(jié)，拖拉機都下地作業(yè)去了，廠房基本上是空的，廠里的大修理廠房可以容納全連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連的職工都集中到修理廠，門窗全都關閉，突然間宣布對我進行隔離審查。在宣布的同時，就把我關押起來了。這實際上是沒有審判的拘捕。這一切來的極其突然。集會中一些領導及知青極盡手段煽動對我的仇恨情緒。從出身到個人，從思想到行動，從政治到道德，無不卑鄙齷齪。一些“義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體當眾宣示了他們的深刻政治覺悟和強烈階級仇恨。
那天宣布隔離審查之后，我被捆綁到二十四連的酒坊。酒坊在夏天農忙時不作業(yè)，是空的，我被帶到酒坊的一間很小的休息室里，從此這間小休息室就變成關押我的獄室。那個房間非常小，屋頂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來，只能坐著或躺下，有一條很窄的只能容納一人的小炕，別的甚么都沒有。被關押后，基本的生活狀態(tài)就是白天被嚴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斗，在監(jiān)督情況下進行勞動改造，晚上進行審訊。我到甚么地方，總有兩個人看守。我在任何一個地方干活，不允許其他人和我接觸。我睡覺的時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時間睡覺，其余所有時間不是勞改就是審訊和斗爭會。斗爭會一天可多達四次。
不知為何原因，我的這個“反革命”案件成了當時建設兵團的重大案件。一度廣為流傳的關于“黑格爾小組”的流言，在那個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顯兇相。在我被關押后，師團級領導多次親自光顧，加強批斗力度，指導整肅方案。我的所有論文、信件、照片、書籍都被沒收。我自制的無線電收音機也被送到師部鑒定是否特務設備。除書籍外，所有其他被沒收的東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斗爭會或批斗會被用來作為打擊和施壓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認莫須有的反革命集團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當時斗爭會上最常打擊的對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囂張氣焰”。動不動就被人指稱為“不老實”，而任何不老實都可以是被斗爭的理由。斗爭會同時也是打擊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壓的辦法。在斗爭會上，一些同我有過交往的知青被迫當眾“揭發(fā)”我的“罪證”，或交代和我的罪惡關系。每當他們的交代“避重就輕”時，斗爭的矛頭立即對準他們。對我來說，斗爭會主要是一種體罰方式。除極度精疲力竭外，在斗爭會上也常有一些人或義憤填膺或幸災樂禍地上來拳打腳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會拳打腳踢或找藉口來體罰侮辱。但是，這些體罰以及斗爭對我精神上的沖擊并不是最大的。
當時對我摧殘最大的來自于審訊，以及審訊所采用的手段。在一開始審訊時，我以為他們的目標是要整我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當審訊進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識到他們是要把我打成一個反革命集團案的首領。他們莫須有地把我從事理論探討的活動編織成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甚至把我的十九歲年齡都當成審訊內容，要我交代偽造年齡、偽造歷史的罪行。他們說我寫的論文是二十七歲有大學畢業(yè)文憑的人都寫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偽造年齡。審訊中使用剝奪睡眠輪番打擊，威脅利誘等惡劣手段，脅迫我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極其惡劣的審訊迫害曾經使我感到自己會終身受盡侮辱而沒有活下去的價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時候，我的心理狀態(tài)曾極度悲觀，甚至一度產生過自殺的念頭。記得在那期間，一天夜里審訊后被押回我的獄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緊急叫上級增派一名看守，并把獄室內所有金屬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該看守帶著顯然的恐懼情緒對我實施虐待，我猜測他是誤把我的悲觀絕望當成仇恨情緒。這樣在嚴格監(jiān)禁的狀態(tài)下生活，一直持續(xù)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發(fā)生。
我被關押的時間，正值全國大搞整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狂潮，各地整肅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殘酷折磨下，自盡身亡的事時有發(fā)生。母親在她所在的學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擊了整肅的殘忍，擔心我會發(fā)生意外。深知我已喪失所有自由(在被隔離監(jiān)禁的這段時間里，所有通信來往都要通過專案組的審查)，她大量寄信寄書給我，用隱晦的語言用各種曲折的方式鼓勵我堅持下去。那段時間和我唯一的通信來往就是我母親。母親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從那種極度悲觀的狀態(tài)下挺過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探索的愿望。用整肅的暴力強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絕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轉移到別的甚么問題上去，轉移到探索工程技術，去發(fā)明點甚么，解決些重要的生產技術上的問題，我還是能找到生命的價值。從此，鉆研數學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給母親寫信，要求她給我寄一些工程技術方面的書。幸運的是，當時的工作組并沒有禁止我讀這些工程上的資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從政治經濟學轉移到了工程。
記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監(jiān)督勞動的人是年輕獸醫(yī)龐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對我說：“你真是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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