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理應包含近代百年中國思想家的思想；我們應該悅納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但絕不等于普遍優(yōu)先學習“國學”。
對于當前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大陸的中國人來說，到底該如何對待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定會是一個長期需要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并非一個新問題，至少從鴉片戰(zhàn)期起它就一直存在，縈繞在中華民族文化精英們的腦海;這個問題同樣并非中國問題，它是整個東方都面臨的問題，比如俄國和印度。
這個問題在超過150年的時間中一直是中國思想史中爭鋒的中心。作為一個擁有長期歷史且自我剛覺長期良好的民族，有一天我們發(fā)現我們必須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做出根本性的改變，而這種改變甚至是身不由己的，那種掙扎的痛苦可想而知。從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式的或魏特夫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的、不容易進化的死循環(huán)中痛苦地走出，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和共同努力，更需要本民族精英對自身傳統(tǒng)有一個顛覆式的“再造”，也就是胡適說的“再造文明”，這種“再造”中，中西文化孰為“體”孰為“用”自然會是爭論的焦點，這也是胡適挨罵的原因所在，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并不喜歡改變，也意識不到改變的必要性。
到了今天，我們這塊廣袤的土地上依舊要面臨這個問題，也注定要迎來這個問題—我們到底該如何對待我們的傳統(tǒng)。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進步源于人類迎來了眾神的黃昏，曾經渺小的個體不得不依靠理性來決定自己的生活，來自由地做出選擇但又“不自由”地必須接受這種選擇帶來的一切后果，因為人類其實從來無法選擇不接受這些結果，只不過之前是神給他們所做出的選擇，而他們把它稱之為注定的命運。無論這是否意味著黑格爾或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是人類發(fā)展的大勢所趨幾無爭議。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最終轉型，其本質在于每個中國人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同時學會承擔這種選擇的結果，這些在中國傳統(tǒng)中無法尋找。我們的祖先長期少數人代替多數人做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是多數人的智力無法得到發(fā)揮并且始終保持著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奴役。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奴役在人類史上都曾是常態(tài)，我們不必為此感到悲觀，但刻不容緩的是在當前和盡可能短的以后，每個中國人能有自我選擇的權利和自由，這才是本質，無論你用什么詞匯來稱呼它，但我們的祖先實在少有或不曾有過這方面的經驗和智慧。
因此，對于當前及以后的中國人來說，知曉這些本質并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實現此理想最為重要。而要做到這一些，西方文明史/中國近代史/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史或哲學史等對于中國學者們來說都需通曉，從而可能為中國人編纂這些方面的通識教程。這些內容中如果按照重要性排序，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家或諸子百家)遠絕非首選，尤其是對于那些對中西方文化都接近于一無所知的人來說，白板的大腦上涂上權利和責任觀念遠好于儒家或其他什么家的思想，因為這些思想從不曾也無法帶來中國人的變化和中國人間交互方式的變化。
有一點毫無疑問，那就是由于種種原因，在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本上被斬斷了。或者這么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發(fā)生了整體性變化，這種變化的本質是權利曾經無限制被壓縮和剝奪。也可以這么說，中國舊傳統(tǒng)中的集權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它依舊帶著舊制度的方方面面的特征。經過這三十多年野蠻市場經濟的咆哮發(fā)展，很多中國人發(fā)現社會存在問題，而且精神上無枝可依，中國人基因里就有的“集體無意識”會帶領人們走向傳統(tǒng)文化，這極為自然，也是必然。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喜歡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自然的事，這來自于血液，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單單這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喜歡或恢復不可能會帶著中國實現轉型，或者說傳統(tǒng)文化不可能成為中國轉型的主要推動力，相反，它更可能成為阻力，甚至最大的阻力。
這里可能要就一個問題達成共識，那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到底包括那些內容?可以是單指儒家傳統(tǒng)，因為自秦以后兩千年時間這種思想大部分時間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也可以指包含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因為那是無數中國文化人夢想中的黃金時代造就的思想盛宴，也成為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百寶箱，里面似乎蘊藏著能夠解決當前所有中國問題的答案。這兩種看法都各有道理，就對當前中國的意義來說，也無本質的差別。爭論可能在于如何看待中國近一個半世紀的思想，也就是東西文化碰撞后的思想，這里且不說關于中國是否有內生型的思想變化，單單從嚴復/馮桂芬/郭嵩燾到胡適/傅斯年等的思想延續(xù)，是否也應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話，我們是否也應做大力挖掘，畢竟他們離我們更近，而不是孔孟，而且他們在臺灣這塊對中國傳統(tǒng)進行改良的試驗田里成績有目共睹，臺灣的現代化給我們啟示的本質可能就在于此。因此，我們現在提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否不應該想當然的就是儒家或新儒家，而應包含晚清至民國期間豐富的思想歷史，這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思想的接軌，這里面包含著太多中國知識精英的嘔心瀝血，它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應該遠遠大于孔孟之道。
明晰了這些，我們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思路就自然清晰了起來。
首先，傳統(tǒng)文化中理應包括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成果，這些內容的本質其實也是百年中國對“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如何對待西方文化”進行探索的結果，現在把它歸為中國傳統(tǒng)中，不只是理論上應該，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不做重復性勞動(其實我們從新重新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未必比得上彼時的祖先們，無論是從自身對中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還是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歷史使命感，現在可能都遜于百年前)也是對近代祖先的尊重。
其次，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輕視傳統(tǒng)文化，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傳統(tǒng)具有進化論的特點，我們本身就生活在傳統(tǒng)之中。按照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我們也生活在幾千年來集體無意識的冰山之上�？傊�，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擺脫掉傳統(tǒng)。
再次，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或“諸子百家”，也就是現在所謂“國學”的內容，無需神化也不可能神化，無需低估也不可能低估，作為一段歷史或者思想史來看較為合適，這是傳統(tǒng)中國四千年的精髓，或者說是四千年所有中國祖先們的精氣神的凝結，只不過這里面也包含了太多的戾氣和朽腐之氣，缺少了自由/平等/正義等現代性因子。其實，近代的思想家早已經做過這個工作，這也是近代百年知識精英主要做的工作，從嚴復/郭嵩燾/馮桂芬到胡適/傅斯年/魯迅等，早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實質是，用“理性”和“自由”重新挖掘、重新梳理、重新取舍之后，“再造文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需要一個基本的前提，也是對待各種文化的普遍意義上的方法。通俗地講，這種方法就是所謂的“批判地繼承”，但仔細想這五個字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和細化，也就是說，我們要繼續(xù)思考什么才是“批判地繼承”。
“批判”和“繼承”這兩個關鍵詞從理論上講就已經非常復雜。“批判”需要理性精神，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直缺乏的，批判是思想的斗爭，需要一整套斗爭各方都認同的標準，簡單來說，至少應有兩個方法，其一，事實證偽某理論;其二，發(fā)現某理論邏輯鏈條中的錯誤，這需要我們不只要有批判的習慣，更要具有邏輯思考及批判的能力，這兩點對于目前的大部分中國人可能都是缺失的。“繼承”則同樣復雜，什么才是“繼承”呢?思想的繼承不同于物質財富的繼承，它的著力點是人的大腦和心靈，是對經過“批判”之后對尚經得起批判的理論的相信，是對符合自身靈魂所需滋養(yǎng)的尋求和接受。
如果從生活或生活方式來來理解，會更容易一些，這要感謝整個人類的進步，由于全球的一體化，東西方現在可以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互相模仿和學習，我們可以體會天性中的自由得到釋放后的感覺。在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那些理論或思想或認知能夠讓我們更加幸福更加富裕，這些理論或思想就自然的容易被我們接受，反之亦然。也就是說，這些理論或思想要經得起我們生活的“檢驗”，它們本應服務于我們的生活。
總而言之，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理應包含近代百年中國思想家的思想;我們應該悅納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但絕不等于普遍優(yōu)先學習“國學”;“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前提是具備“批判”的能力，或者說“理性思考”的能力;人們的生活是檢驗所有思想或理論的最終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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