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當前，中國信訪總量與治理成本雙雙高企，不斷觸痛著國家與社會的敏感神經(jīng)，并危及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國家治理所面臨的“訪”務困境同信訪的政治變遷密切相關：1978年后，國家逐步弱化信訪的政治動員功能，并確立了基于“維穩(wěn)”原則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訪由社會治理的手段演化為被治理的對象，從而陷入利益收買與行政壓制的尷尬兩端。在社會轉型與政治生態(tài)充滿彈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帶來信訪的政治“掏空”效應，而泛政治化、民粹主義等思潮可能乘虛而入，演化成為訪民的心理支持系統(tǒng)，從而實現(xiàn)反向的政治動員并帶來巨大社會風險。應當在回歸信訪制度的經(jīng)典設計、恢復和創(chuàng)新群眾觀念的基礎上，重建信訪的政治屬性，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依法規(guī)訓信訪行為，從而回到信訪對社會的治理這一本義上來。
【關鍵詞】信訪政治 重建 民粹主義 社會動員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mount of public appeal to higher authority and the cost of dealing with it remain high， touching the ner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and undermining smooth social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public appeal and petition is the result of its changing political role. After 1978， the state has gradually curtailed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unction of public appeal and， for the sake of enforcing social stability， has actually turned it from the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the object of governance. Hence the dual practice of buying off on the one hand and high-handed suppression on the oth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political flexibility， “depoliticization” has voide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public appeal and petition， and thus left room for the upsurge of populism which lends psychological support to the petitioners and start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 reverse way that brings about tremendous social unres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ealing system should be put back in the classic role it is devised to play.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to restoring and renewing people’s idea， rebuilding the political property of public appeal， perfecting the governing system of the state， regulating appealing activities by law， and putting appealing system back in the hand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public appeal to higher authority，rebuilding，populism， social mobilization
一、信訪治理的雙重困境
信訪制度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種基礎性執(zhí)政資源，亦是黨的群眾路線原則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體現(xiàn)和展開，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fā)揮了獨特的社會作用。自20世紀90年代逐步形成的信訪高峰，經(jīng)過中央與地方十幾年來的強力整治，盡管信訪量不斷攀升的勢頭得以遏制，但信訪困局卻并未得到根本緩解，迫使人們追問這套制度體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可持續(xù)性。對信訪制度之存廢、臧否論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其對持續(xù)不降的信訪洪峰的應對能力，即既有的制度框架和運作機制對信訪的接納和治理能力，這涉及對信訪總量與治理成本的定義與理解。確定目前全國信訪的總量有一定的難度，導致訪量被高估與低估這兩種情形的因素是并存的。①但一般認為，每年黨政口（不含人大及法院、檢察院、紀委等系統(tǒng)）的數(shù)字在1000萬以上。信訪治理的成本則更加模糊：由于信訪構成的多樣化，來信與來訪、個體訪與集體訪、網(wǎng)絡信訪與線下信訪、初信初訪與重信重訪、正常訪與“非正常”訪、逐級訪與越級訪等在消耗信訪資源方面迥然有異，難以判斷總體的治理難度，更無法匡算經(jīng)費投入；各地各部門為接訪、截訪乃至劫訪，為化解所謂的“釘子案”、“骨頭案”等耗用了大部分治理資源，但很難找到有效支撐的數(shù)據(jù)。因而，信訪總量及治理成本這二者似乎都難以解釋目前的信訪狀況。
信訪總量與治理難度的雙雙高企，不斷觸痛著國家與社會的敏感神經(jīng)，并危及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一般來說，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國家控制能力下降、黨和政府執(zhí)政方式變遷、公民權利意識萌動等因素會助長社會矛盾與問題的釋放，但同時國家卻面臨著治理手段的急劇萎縮特別是“專斷權力”不斷喪失的困境。②對此，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fā)的洞見，并將研究的視野從單純的社會治理溯及國家建構，從對制度建設的迷戀上升到對崇尚法治的某種反思。這些研究分析了信訪量上升的結構性因素和背景，甚至開展了許多田野和個案調(diào)查，豐富了我們對信訪現(xiàn)象的認知。但是，已有研究鮮有從社會思潮、社會情緒等角度入手進行研判和分析。在一個急速變遷的社會里，社會思潮與社會情緒往往成為社會穩(wěn)定性的征候，包含了諸多重要信息，是我們研判形勢的重要參照；而恰恰在信訪治理困境的背后，卻有著泛政治化尤其是民粹主義等社會思潮的隱秘背影。盡管社會變遷、利益調(diào)整、法律文化等因素對當前的信訪狀況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從信訪政治變遷入手，分析信訪治理與信訪政治的關聯(lián)，或許能使我們對這些問題產(chǎn)生更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認識。
二、信訪政治“掏空”的多米諾效應
盡管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直訴或上控制度，現(xiàn)代西方國家也不乏類似的申訴、陳情設置，但僅就其承載的獨特政治功能來說，信訪制度確實是當代中國獨有的：它不但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權威情結，也具備了現(xiàn)代民主意識的萌芽；不但是克服官僚制度弊病的手段，更是民眾政治參與的通道。“中央通過發(fā)揮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主導性作用，通過不斷發(fā)動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和大規(guī)模的社會政治動員，輔之以媒體大張旗鼓的積極引導和鼓動，有效地配置了動員性信訪資源，造成了民眾通過信訪積極參與的情勢。”③由于信訪所具有的政治屬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治變遷和社會轉型必定在其身上投下了深深的印痕，信訪從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自發(fā)的民粹化就是這一變遷的縮影。理解信訪政治可能是理解國家治理及其困境的一個樞紐。
（一）國家主導下信訪的政治動員
信訪制度在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資源體系中占據(jù)重要的位置。它一方面在對官僚體制和王朝歷史興衰更替反思的基礎上進行了有意的設計，以跳出黃炎培向毛澤東提醒的“王朝周期律”；另一方面又回應民眾的需求，形成了一個類似政治機會的結構，以滿足民眾政治參與乃至利益表達的要求，藉此中國共產(chǎn)黨形成了“黨—政—民”的社會治理結構，成功完成了對社會的整合。“可以說，信訪制度在執(zhí)政黨與群眾的互動中產(chǎn)生，也是執(zhí)政黨的現(xiàn)代價值取向和政治理念與民眾的傳統(tǒng)政治心理相耦合而出現(xiàn)的制度化產(chǎn)物。而制度的發(fā)展，即民眾的參與和制度的機構化、專業(yè)化則是與執(zhí)政黨的鼓勵和推動密切相關。歷史傳統(tǒng)的邏輯與現(xiàn)代國家的邏輯就在信訪制度上體現(xiàn)出一種奇異的交匯效果，這正是其長久延續(xù)的生命力所在。”④這種國家主導下的動員型信訪體制與新中國成立后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態(tài)。“社會動員取向認為，信訪活動是群眾政治參與熱情和公共服務精神的表現(xiàn)，信訪活動越活躍，表明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越密切，群眾對黨和政府越信任、越擁護、越愛戴，對國家事業(yè)越關心、越支持、越投入。因此，信訪量上升是好事。”“社會動員取向期望民眾在信訪活動中將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又由于公共利益被認為是由國家來代表并體現(xiàn)在國家的工作部署中，因此，民眾的信訪活動又被要求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在特定時期的工作部署。”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對民眾信訪活動將是歡迎的、鼓勵的，基本姿態(tài)將是主動的、求取性的，民眾則處于被動響應的地位”。⑤如20世紀60年代初一則關于信訪的報道：“最近一個時期來，各單位處理人民來信來訪的工作有了新的發(fā)展。不僅來信來訪的數(shù)量增加了，而且內(nèi)容也更豐富了。在這些來信來訪中，有的是對黨的方針政策表示衷心的擁護，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各種建議，有的是批評和揭發(fā)某些單位或某些干部在執(zhí)行黨的方針政策中的問題，有的是訴說自己的困難和要求。這許多人民來信來訪不僅反映了與黨的當前中心工作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的重要的政策性問題和正在萌芽的問題，還反映了廣大群眾的思想動向和他們的切身利益問題。它們對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經(jīng)常了解群眾呼聲和基層情況，發(fā)現(xiàn)和糾正某些單位執(zhí)行政策中的缺點，改進各項工作，打擊壞人壞事，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會議認為，大量的人民來信來訪，正說明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高度熱愛和信任，體現(xiàn)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lián)系。”“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不僅數(shù)量繼續(xù)有所增加，而且內(nèi)容更加豐富。大量的人民來信來訪，說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思想提高了，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責任感加強了。”⑥甚至有單位規(guī)定，“凡來信不具名或無通訊地址而無法函復者，如有必要經(jīng)負責同志同意后，可登報邀來信人面談”。⑦
在一個剛性的總體性社會里，盡管伴隨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和內(nèi)亂，由于動員型信訪與國家的政治結構高度契合，并建立了有效的政治互信和持續(xù)的社會合作，因此，從根本上講信訪是可控的。同時由于高層掌握了社會動員的策略與技巧，動員型信訪有效發(fā)揮了政治治理功能，“作為一元化社會結構中執(zhí)政黨借以平衡政府和民眾兩者關系的有效機制，信訪制度形成了與政治運動相配合的運動式治理機制，從而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實現(xiàn)了運動式的平衡”。⑧
（二）信訪制度的去政治化
正是由于高度的政治化，當“文革”結束、政治時代終結、總體性社會松動時，動員型信訪的政治色彩也迅速隱退。應星從制度的角度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信訪分為三種類型：大眾動員型信訪、撥亂反正型信訪和安定團結型信訪。⑨這其中，撥亂反正型信訪仍然帶有動員型信訪的特征，作為一種過渡型的信訪伴隨了國家政治的變遷和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表征了大眾動員型信訪的終結。葉笑云認為，“革命邏輯的泛化導致制度功能的紊亂，最后通過信訪制度平反冤假錯案，實現(xiàn)撥亂反正和秩序恢復，執(zhí)政黨通過制度進行了自我糾錯，合法性基礎得以修復，政治體系得以恢復平衡”。⑩由于在過去年代里信訪權利救濟、沖突化解等功能的萎縮，撥亂反正型信訪實質(zhì)上是這些功能的一次恢復、反彈甚至井噴，并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逐步向民眾利益訴求的管道演化。
信訪的去政治化過程伴隨了國家治理方式的變遷。受“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法治政府”等的規(guī)制，政府職能的履行要顧及合法性、正當性等原則，導致政治動員和號召能力下降。與此同時，單位制的解體、個人權利的彰顯、法律話語的不斷深入，共同促使信訪的動力機制由國家轉向了個人（見圖1），動員型信訪向自主型信訪轉變。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再鼓勵而是防范民眾的信訪尤其是來訪，信訪不但不能承載政治動員的功能，而且反而成為被治理的對象。“改革前，在社會動員取向主導下，國家傾向于把一切社會問題都視為政治問題并用政治手段去解決，固然是極端的，但當前在沖突化解取向主導下，國家似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即把一切社會問題都視為經(jīng)濟問題并用經(jīng)濟手段去解決。”11于是，政治說教成為了要被唾棄的東西，民眾更加注重物質(zhì)利益，地方政府自恃擁有雄厚的財力而恣意實踐“用人民幣解決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理念，并越來越多地運用市場化、技術化的原則來應對信訪問題。信訪的去政治化使這一獨特的社會治理方式失去了方向并出現(xiàn)了真空，底層民眾自發(fā)的政治化、民粹化則是其后果之一。
（三）信訪的反向政治動員
信訪的去政治化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并引發(fā)了始料不及的后果。在國家主導的背景下，信訪政治化主要表現(xiàn)為信訪制度受制于國家的政治安排，以政治化、運動化等非常規(guī)的運作為特點，成為貫徹國家政治任務的得力工具。動員型信訪的核心理念是增強政治認同，補強政治合法性，更多地體現(xiàn)了國家以政治說教為手段，通過信訪對社會治理的價值導向。去政治化意味著國家不再“運動”信訪，信訪的主導權由國家下沉至社會。所謂自主型信訪，顧名思義，就是信訪事項主要由信訪人啟動的模式，在目前公民政治參與程度低的情況下，自主型信訪以沖突化解與權利救濟為主，而且逐步演化為一個利益維護與擴張的平臺。在這種情況下，伴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信訪洪峰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形成。與前兩次信訪洪峰主要由政治運動所導致的情況不同，此次信訪洪峰是社會矛盾、社會風險凸現(xiàn)的現(xiàn)實產(chǎn)物，同時也包含了由于社會控制的松動而冒出的一些歷史問題。前兩次的信訪洪峰，盡管在表面看來給社會造成了某種無序，但由于政治動員機制的存在，其總體上是可控的，即便在“文革”階段也是如此。而在自主型信訪階段，國家與社會轉入常態(tài)化的運行，主要運用技術性和物質(zhì)性的手段治理社會矛盾，信訪機構不但日益科層化，而且必須顧及法治、人權等原則，傳統(tǒng)治理手段萎縮，治理難度加大。在這一前提下，特別是隨著“維穩(wěn)”原則的強化，信訪運行完成了一個重大轉向，國家對信訪由提倡變成防范，并由國家治理社會的手段演化為被治理的對象。信訪由動員型到自主型的轉變，再由治理手段到治理對象的轉變，在信訪制度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這標志著信訪制度的紅利耗盡并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為應對進京訪高潮，中央確立了壓力式的信訪體制，維穩(wěn)成為了信訪治理的最高原則，并進一步制度化，屬地化管理的模式確立，而地方政府只能如法炮制，將壓力層層下傳，致使基層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和街道更多地動用收買或壓制的手段治理信訪，地方性治理資源嚴重透支（見表1）。
與信訪運行的去政治化態(tài)勢相反，信訪制度設計本身依然沿襲了傳統(tǒng)的框架結構，即“信訪制度是秉承群眾路線而來的一種國家制度，而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一直是新中國政權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論基石”。“群眾路線又是比國家目前秉持的沖突化解理念更上位的、更有政治約束力的意識形態(tài)路線。”12不僅如此，面對執(zhí)政困難與危機及政治合法性流失的危險，中央始終強調(diào)“執(zhí)政為民”、“以人為本”等理念，并提高了信訪工作的政治定位：“信訪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132013年1月，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在全國信訪局長電視電話會議上說：“各地各有關部門要深刻理解信訪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本質(zhì)屬性和職能定位，真正把來訪群眾當家人，把群眾來信當家書，把群眾反映的問題當家事，把群眾工作當家業(yè)來做，千方百計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14然而，群眾路線作為中共執(zhí)政的基礎性資源，內(nèi)在地包含了執(zhí)政黨的無限倫理，這很難完全體現(xiàn)到政府的科層運作系統(tǒng)中，畢竟后者還受法治原則、程序正義等內(nèi)容的制約。于是，盡管中央可以不斷地釋放以人為本的信號，卻無法再度啟動政治動員，這就為民眾的反向政治動員留下了操作空間：基于群眾路線的精神，訪民利用信訪通道進行政治參與是天然合理的，也是《信訪條例》所予以保障的，畢竟，（基于群眾路線的）政治原則是高于（基于行政程序的）法治原則的，信訪救濟渠道的經(jīng)濟性、便利性、權威性反而在司法制度之上。對于“越軌”的信訪行為，如果其政治正確，就常常無法進行治理，迫使地方政府只能用無原則的維穩(wěn)原則來規(guī)制民眾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來源于下面，自發(fā)的政治動員來源于底層。民粹主義起碼在社會心態(tài)、社會情緒等方面具備了生長的土壤，而開放扁平的互聯(lián)網(wǎng)則成為了意見自由市場，助推了民粹主義的蔓延。這就為隨時到來的政治危機備下了柴火。
三、民粹逆襲對信訪的政治支援
一般認為，民粹主義（Populism）源自俄國19世紀下半葉知識分子和農(nóng)民平均地權的要求并幾乎在北美同時興起。民粹主義思想家認為，“人民生活本身總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據(jù)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賦，以及根據(jù)外部的自然地理條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發(fā)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則”。他們相信，在人民的生活中保存著真正的生活秘密，“在人民中潛藏著真理”，“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即“以人民為精粹”。15民粹主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語匯，要給出一個清晰的定義比較困難。俞可平認為造成民粹主義概念尷尬的原因主要是民粹主義的內(nèi)容豐富，它既是一種政治思潮，又是一種社會運動，還是一種政治策略。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它的極端平民化傾向，即極端強調(diào)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它反對精英主義，忽視或者極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民粹主義主張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而從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政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為民粹主義政治運動的本質(zhì)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群眾性的社會政治運動都帶有民粹主義的性質(zhì)。”“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動員平民大眾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這種政治動員的方式，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常常墮變成政治領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對人民大眾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鼓動，因此之故，民粹主義在不少人的眼中幾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蠱惑鼓動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16
社會貧窮、兩極分化、貪腐嚴重等是民粹主義的滋生土壤和現(xiàn)實基礎，因而民粹主義往往發(fā)生于那些正處于經(jīng)濟轉型或政治轉型的國家或地區(qū)，主張民眾的認可是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反對代議制和精英治理，追求一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民主，對于民主形式的強調(diào)更甚于民主內(nèi)容本身。17祝東力認為，民粹主義“就是體制邊緣的大規(guī)模群眾為自身利益，尋求跨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彼此結合，而形成的特定社會情緒、思潮和運動”。他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粹主義既是一個激辯的社會話題，也是一種蔓延的社會情緒，每逢突發(fā)事件，民粹主義情緒常以灼人的溫度而引人矚目，并向社會思潮、進而向社會運動的方向延伸。18而縱觀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事實上我們已處于這個階段。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由于社會不公的加劇、社會矛盾的頻發(fā)，加之網(wǎng)絡的呼應和放大效應，社會思潮也極易走向極端，醞釀出社會整體無法承受的民粹主義浪潮。一般說來，民粹主義源于社會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緊張關系，“先有社會結構的‘民粹化’，然后才會有社會情緒、思潮、運動層面的民粹主義”。19這在當下中國有著非常復雜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在《人民論壇》雜志社評選出的“2012年度最值得關注的中外重大思潮”中，民粹主義占第8位，得票率為38％。20同年由該雜志社問卷調(diào)查中心完成的《中國公眾的民粹化傾向調(diào)查報告（2012）》顯示，49.5％的受訪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屬于民粹特征顯著群體，18.2％的人屬于有一定民粹化傾向群體。21同時發(fā)現(xiàn)，在“熟練工／保安”和“外企、私營企業(yè)管理者／個體工商戶”這兩個群體中，民粹特征顯著者較多，分別占相應群體的70.0％和44.8％。如果采用“民粹情感溫度計”來評估（評分從0°到100°），中國公眾的民粹情感溫度為54.77度，說明大量民眾可能在某些外在因素刺激下具備民粹化特征。22事實上，在中國許多的理論論爭和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民粹主義的影子。由于現(xiàn)實中逼仄的政治參與空間，乃至嚴厲的平面媒體管制，這使得迅速崛起的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民粹主義的集散地，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平臺的自媒體給予了每一位普通民眾以公平表達的機會。網(wǎng)絡的平等性、匿名性以及信息傳遞的快捷性使其具備了民粹思潮所需要的“人民性”生長土壤，在網(wǎng)絡中“約架”、“搏出位”、“人肉搜索”司空見慣，“圍觀”、“拍磚”、“爆料”、謾罵也稀松平常，藉由“破窗效應”、“蝴蝶效應”，一些真?zhèn)坞y辨的信息，會無限擴展和惡性循環(huán)，引發(fā)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蔓延至線下的現(xiàn)實生活中。
由于信訪制度設計的起點是群眾路線，并且也承載了政治動員的功能，這使其與民粹思潮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后者極易成為信訪的支持系統(tǒng)。正如同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涂料，其本身沒有核心的理念卻容易附會太多內(nèi)容一樣，訪民群體的訴求也非常多元，他們也迫切需要用理論的武器來武裝自己。由于網(wǎng)絡以及通信的扁平化，民粹思潮可以輕易地在訪民中傳布，而訪民也可很便利地放大自己的“冤情”、觀點乃至情緒并與他人分享。這起碼從兩方面極大地改變了信訪的生態(tài)：一是從形式上看，信訪具有了不斷擴展的特征。23由于信訪知識的可及性增強，訪民的權利意識高漲，上訪渠道也更加暢通、便利，訪民上訪不再像以前那樣純粹，而是具有了新的特點，不但上訪的頻次、層級、事項、要求等不斷增多，上訪也更具組織性、策略性和政治性，纏訪、鬧訪、上訪釘子戶、上訪專業(yè)戶等屢見不鮮，謀利、表演、要挾、泄憤等上訪類型不斷出現(xiàn)。一些信訪老戶在上訪過程中會不斷積累信訪事項，“打包”、“捎帶”和“捆綁”與最初上訪無關的內(nèi)容，一個問題解決了會提出下一個問題，這就增大了化解難度。還有一些擴展系由信訪本身而引起，如因?qū)υL民采取穩(wěn)控措施（拘留、勞教、進“黑監(jiān)獄”、關“學習班”等）而引起的信訪以及因?qū)φ蛩痉ú块T的處理不滿，轉而把矛頭對準了政府或司法部門的信訪。一些上訪人不但會將受到過處理，甚至會將生活中幾乎所有的意外、不幸與煩惱都歸因于政府部門，把上訪持續(xù)期間的直接、間接支出都計為索賠內(nèi)容，形成不斷擴展的利滾利式的復式訴求。訪民將抽象的“人民至上”演繹成對自身利益的索求，使得利益謀取成為強勢話語，讓信奉“用人民幣解決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地方政府實難承受，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只得動用低保等民生資源來安撫，這實質(zhì)上是民生向民粹的讓步。二是從內(nèi)容上看，信訪具備了反向動員的屬性。由于訪民這一群體是民粹主義的最佳載體、受眾，信訪行為具有了越來越濃的政治化色彩，民粹主義反專家、反官員、反權威甚至反知識、反知識分子的“反智”色彩在一些訪民身上表現(xiàn)得更為充分。對于某一事件罔顧是非曲直的符號化反應，對強勢群體不分青紅皂白的否定性評價，體現(xiàn)出危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與激進的暴力訴求，這與國家對信訪的去政治化形成鮮明對比。一些訪民長年累月上訪后，對最初的上訪緣由逐步淡化，甚至拋到一邊，轉而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將自身的問題賦予了廣泛的政治色彩，從“政治高度”上解釋自己的信訪事項，越來越具有泛政治化的傾向。社會中的一些偶發(fā)事件也常常被賦予了廣泛的政治色彩，一些民眾對任何具有新聞效應的事件都會竭盡全力地尋找政治原因，而政治原因一定要追到政治體制這一根本上，以政治的邏輯和框架、民粹的情緒和心態(tài)來解釋社會現(xiàn)象。民粹主義與訪民的互動，極大地改變了信訪格局，其負面效應的不斷釋放潛伏著巨大的危機。
四、重建信訪政治回應民粹主義風險
在我國的政治敘事中，發(fā)端于戰(zhàn)爭年代、完善于革命和建設年代，卻在改革年代面臨諸多挑戰(zhàn)的信訪制度承載了中國共產(chǎn)黨增加政治認同、促進社會團結的理想設計，是貫徹群眾路線、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乃至防范官僚主義的基本方略，成為中共基礎性的執(zhí)政資源，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占有獨特地位。當前，國家治理處于一個承啟階段。一方面，中共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按照科層制打造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機器，積累了執(zhí)政的強大物質(zhì)和技術基礎；另一方面，執(zhí)政環(huán)境日益復雜，在西式話語強勢、傳統(tǒng)話語興起的同時，政治話語卻日益逼仄，執(zhí)政資源面臨流失危險。信訪制度面臨的挑戰(zhàn)，特別是其遭遇的民粹化風險，迫使我們從國家治理的高度重新審視信訪的政治功能與價值�；貧w信訪制度的經(jīng)典設計，重建信訪的政治屬性，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更是應對民粹主義風險的根本舉措。
（一）信訪政治屬性的重建
信訪的政治屬性確定了其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國共產(chǎn)黨建政伊始，信訪制度是對抗和防范官僚主義的強大武器，同時也是民情上達的綠色通道。在中國民主政治相對滯后、公民政治參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信訪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成為踐行政治參與功能的重要載體。信訪制度的這種設計并非權宜之計，在國家機器逐步健全之后，它仍然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978年以來，國家拋棄運動式、動員式的非常規(guī)社會治理手段固然是一個歷史進步，但面對由于社會急劇變遷導致的社會斷裂和結構分化，卻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致使社會成員在自主性增強的同時凝聚力卻急劇下降——其外在表現(xiàn)就是道德的滑坡、糾紛的頻現(xiàn)、個人欲望的過度釋放乃至社會情緒的暴戾、政治共識的難以達成，尤其是民粹主義思潮的泛濫等。
民粹主義是一種自發(fā)的來自底層的政治。在當前，民粹主義主要表現(xiàn)為各式各樣的社會情緒及不斷涌現(xiàn)的泄憤事件。但在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中，真正由利益沖突、官民矛盾等而引發(fā)的沖突倒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這類“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即社會沖突的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是借機表達了一種草根式的怨恨和情緒。24泄憤事件背后并不見得有黑社會或“敵對勢力”的插手，相反，參與者往往秉持樸素的“公平”、“正義”觀念。民粹主義之來源的“下面”，即底層，可能與我們通常的看法并不完全吻合，“改革開放以來廣受關注的問題是貧富分化，也就是階層的分化，但由于中間階層薄弱，以及本屬中層的群體傾向于更低階層的自我認同，從而使得中國的社會階層表現(xiàn)出異常龐大的底層。而共同的底層認同使得網(wǎng)絡或民間總是出現(xiàn)一邊倒的聲音或一邊倒的行為。這種底層認同也導致群體心理和行為的極端化”。25目前國家治理日益法治化、理性化甚至技術化、項目化，亦不斷從西方和古代社會汲取資源，但仍不足以應對當前一些嚴峻的社會問題。信訪制度在運行中形成了包括政治參與、沖突化解、權利救濟、社會救助等在內(nèi)的功能系列，但它們的重要性卻大相徑庭。政治功能（從國家角度講就是政治動員，從民眾角度講就是政治參與）是信訪制度的靈魂和核心價值所在，一旦抽離了信訪的政治功能，則信訪制度就成為一些行政職能的簡單組合——由于這些功能一直存在于各政府職能部門中，信訪部門只是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解決此類問題的鏡像或快捷操作菜單——因為訪民所反映的問題都有對應的責任機構，問題解決與否不以信訪的受理為條件。但信訪的政治功能或曰其政治動員與參與的方式卻是信訪制度所獨有的，有無政治功能的涵蓋，對于其他功能具有不同的意義。在關于信訪制度改革的論爭中，一些取消信訪或?qū)⑵涔δ懿鸱值慕ㄗh，實際上就是建立在無視或者放棄信訪政治功能的基礎上，沒有認識到信訪政治功能的獨特價值，而僅僅將信訪機構視作一個合署辦公的場所。在經(jīng)歷了充分的歷史沉淀后，信訪制度愈益展示出其政治價值。信訪政治屬性的重建，并不是要回復（事實上也做不到）到計劃社會政治掛帥的狀態(tài)，而是要在現(xiàn)有的政治生態(tài)下，發(fā)揮信訪制度特有的政治整合、凝聚共識的功能。
信訪的政治重建，與信訪機構的科層化建設并不矛盾，但卻不能以科層制的標準來規(guī)制和要求信訪本身，將其視作一種純粹工具意義上的治理手段。更要防止建設疊床架屋式的機構的傾向。信訪的政治重建，同樣也不排除信訪自身的法制化進程。法制化與信訪的政治屬性并不矛盾，它們分別體現(xiàn)了信訪在理念與手段方面的政治與法治原則。與西方發(fā)達國家成熟完善的民主政治建設模式不同，中國政治參與的制度安排并不專屬于某個或某幾個（如人大、政協(xié)等）板塊，由信訪制度分擔某些參政議題的討論，會在客觀上抑制、吸納和化解社會風險甚至一些抗議風潮，也只有通過對民粹思潮對社會反動員的反動員，才能從根本上化解民粹主義的政治風險。
（二）信訪政治的“底層設計”
改革開放前，在大一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下，國家通過“單位”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類型的組織實現(xiàn)了對所有的資源、利益和發(fā)展機會的壟斷，社會個體被整合進了這種超級“共同體”中，從而維持了社會的剛性秩序。1978年后，國家力量從基層撤出，單位制處于解體或功能轉換的狀態(tài)，社會活力得以大規(guī)模釋放，但這并沒有合乎邏輯地導致我們所期望的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獨立人格的出現(xiàn)，相反，個人權利、欲望卻過度釋放，原子化的狀態(tài)加劇。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政治話語式微，另一方面法治話語興起，這導致社會管理與社會整合的日益軟化。在實體層面上，“單位”這樣的載體愈益萎縮；在實踐層面上，對人的約束與控制從基于價值（政治）到基于關系再到基于行為，“法無禁止即自由”深入人心，衡量與評價人的標準也趨于中性化，對人進行道德評判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落后、頹廢、消極、勢利、惡搞、審丑等被當作多元化的組成部分。在網(wǎng)絡上更是如此，人民是天然正確的，說不得、碰不得，更批評不得。由于利益問題被當作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嚴重虛化，信訪通道常常放大了訪民的一些近乎民粹化的主張。而基層以“維穩(wěn)”、“不出事”作為治理的總標準，花錢擺平或?qū)嵤〾褐瞥蔀橹卫淼某Ｒ?guī)手段，實際上反而激發(fā)了一些信訪人的民粹情緒。在“頂層設計”的話語時髦甚至泛濫的情況下，其實我們反而缺少了“底層設計”。
其實，信訪制度內(nèi)含的“人民建議征集”設計就是一種日�；慕ㄔO性的動員方式，只是在操作中流于形式，成了擺設。湯嘯天認為，如果人民群眾批評建議的權利在實際上被虛置了，其對物質(zhì)利益、精神利益的追求并不會減弱，一定會通過求決、求訴甚至非理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純粹代議制的局限性、滯后性日益凸顯�，F(xiàn)在許多在網(wǎng)上發(fā)酵、蔓延、引起轟動的問題是難以通過代議制民主在第一時間解決的，參與式民主的優(yōu)勢恰恰在于直接、快捷。26做大“人民建議征集”，除了能釋放參政空間，更重要的是給民眾情緒以舒緩，進而把沸沸揚揚的民意有意向制度化參與的方向引導。而檢舉、舉報則是另一項極其重要的動員方式，在民眾反腐呼聲高漲的情況下，適度動員反腐的力量，既可形成遏制腐敗的鼎盛氣場，又可以成為民粹情緒的減壓閥以削減政治風險。
信訪政治的“底層設計”最主要的是恢復和創(chuàng)新群眾觀念。在毛澤東的群眾觀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現(xiàn)了領袖、精英與群眾的良性互動。一方面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群眾又是被教育的對象。如果僅僅從群眾的感性出發(fā)，不進行正確引導，許多情緒化的東西就會干擾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黨同群眾又存在著先進與落后、整體與局部、長遠與暫時的對立。黨同人民群眾這種既統(tǒng)一又對立的關系，決定了黨的群眾工作也由兩個既統(tǒng)一又對立的方面構成。”“首先，基于處于中間和落后狀態(tài)的群眾總是占大多數(shù)的現(xiàn)實，群眾工作必須照顧這些處于中間和落后狀態(tài)的群眾，否則黨就會受到孤立。在強調(diào)這個方面時，群眾工作具有明顯的調(diào)和性，即使群眾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國家也必須傾聽和回應。但另一方面，群眾路線也要求，黨作為人民群眾的先鋒隊，不能單純‘遷就群眾中錯誤的意見’，而應抓住時機，‘對群眾實行正確的有遠見的領導’，否則也是脫離群眾。在強調(diào)這個方面時，群眾工作具有明顯的斗爭性。因為所謂領導，就是動員群眾中的先進部分，去啟發(fā)和爭取處于中間和落后狀態(tài)的部分。”“前者強調(diào)照顧大多數(shù)，后者強調(diào)改造大多數(shù)。”27“盡管毛澤東高度重視農(nóng)民的作用，熱情贊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但是，他從來沒有像民粹派那樣，把農(nóng)民看作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者而崇拜他們的自發(fā)性。”28由于中央不斷強化“以人為本”的發(fā)展理念，持續(xù)加強和改善民生，民眾的個人權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時，也存在著過度釋放的傾向，而信訪作為一個寬松的平臺，常常為一些不良信訪人不當利用。同時中央向地方傳導了越來越重的維穩(wěn)責任，而地方政府在傳統(tǒng)治理手段不斷萎縮的情況下還要顧及法治的原則與要求，致使對訪民息事寧人、一味遷就的情況屢見不鮮。一些纏訪、鬧訪的釘子戶趁機不斷添加不同的信訪要求，甚至漫天要價、欲壑難填。對這些人運用道德、法律等手段進行規(guī)制很難奏效，而如果運用一些政治手段，如公開辯論、聽證等，則可能發(fā)揮政治話語的作用，對這些無理行為以某種程度的抑制。
（三）“組織起來”的邏輯
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這種風險與其說是來源于外部，不如說是來源于系統(tǒng)自身。社會風險不同于自然風險，它具有兩面性，既可能成為促成改革的契機，也可能危及社會的運行。一個良好的社會系統(tǒng)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包容性，并裝備社會情緒的減壓、發(fā)泄、釋放裝置，及時清除社會運行中的風險和無組織力量，以消除社會運行隱患。如果社會系統(tǒng)包容性差，沒有彈性，就可能導致各種風險的累加、放大和共振。民粹情緒就是一種社會風險，它形同星星之火，既可成燎原之勢，給社會造成毀滅性的重創(chuàng)，亦可轉化成供熱、動力系統(tǒng)，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建設性力量。改革開放前，國家具備完善的層級動員系統(tǒng)，“通過‘共意’形成了集體行動框架，形塑了民眾的認知、情感和意識”，“使社會動員既能夠由上層推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基層的響應和貫徹”，民眾成為動員的客體，信訪制度和“四大”（“大鳴、大放、大批判、大字報”）實際上分別從體制內(nèi)外起到了這種作用。29“但在市場經(jīng)濟時代，個體被賦予行動者的主體性地位，雖然國家依然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但個體權利意識高度張揚，具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利和自主空間，而相應的社會責任感與社會能動性并沒有自然生成”，民眾中缺乏一種內(nèi)化的集體意識和社區(qū)意識。30
信訪政治屬性的重建應當以社區(qū)發(fā)育作為重要路徑，通過社區(qū)輿論環(huán)境的建立、公共空間的形成提供將大眾重新組織起來的載體。單位制解體后，中國社會的創(chuàng)造活力被極大地釋放出來，農(nóng)村的基層自治和城市的新型社區(qū)組織開始發(fā)育，它往往成為國家和市場提供服務不足的情況下，基層調(diào)動地方性資源來解決就業(yè)、便民服務等一系列問題的一種機制和體制。但社區(qū)更應該是一種精神的結構，在社會轉型導致社會、經(jīng)濟、政治等秩序重新安排的情況下，精神共同體的建設比居住共同體的建設更為重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將前者稱之為“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認為“社區(qū)”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jīng)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zhèn)和更大范圍的地方區(qū)域的社會關系復蘇的可行辦法。在他看來，“社區(qū)建設乃是培育‘積極的公民社會’的一種方法，立足于社區(qū)以及社區(qū)中的各種民間組織，重建公民社會，把消極的市民改造為積極的公民、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對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是十分關鍵的”。31把基層組織起來的過程，也是社會發(fā)育成長的過程，這可以促進社會團結，強化社會認同，防范社會冷漠，化解社會怨恨，從而消除社會民粹化、原子化的土壤。尤其在當前的政治生態(tài)中，由于民粹主義強調(diào)平民的價值和理想，并把民眾的愿望、需求、情緒等當作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其與民生主義、民本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并共同影響著“以人為本”執(zhí)政理念的實現(xiàn)，操作得當，民粹主義就不失為一種健康的力量。
五、小結與反思
當前我國信訪治理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般來說，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國家控制能力下降、黨和政府執(zhí)政方式變遷、公民權利意識萌動等因素會助長社會矛盾與問題的釋放，并使國家面臨治理手段特別是專斷權力急劇萎縮并不斷喪失的危險。在一個急速變遷的社會里，社會思潮與社會情緒往往成為社會穩(wěn)定性的征候，恰恰在信訪治理困境的背后有著民粹主義等社會思潮的隱秘背影。由于信訪制度設計的起點是群體路線，并且也承載了政治動員的功能，這使其與民粹的思潮具有天然的親和，在社會轉型與政治生態(tài)充滿彈性的背景下，民粹主義極易演化成為一些政治偏執(zhí)型訪民的心理支持系統(tǒng)，從而實現(xiàn)反向的政治動員并帶來巨大社會風險。
這種風險與幾十年來信訪功能的變遷有密切的關聯(lián)。信訪制度建立在對官僚體制和王朝歷史興衰更替反思的基礎上，與國家的政治結構高度契合，體現(xiàn)了國家政權建設的需要；同時又回應民眾的需求，以滿足民眾政治參與乃至利益表達的要求，藉此中國共產(chǎn)黨形成了“黨—政—民”的社會治理結構。1978年后，由于單位制解體、國家治理方式變遷、個人權利彰顯、法律話語不斷深入，這促使動員型信訪向自主型信訪轉變，信訪的動力機制由國家轉向了個人，導致一種信訪政治“騰空”的多米諾效應。國家不再鼓勵而是防范民眾的信訪，信訪不但不能承載政治動員的功能，反而從國家治理社會的手段演化為被治理的對象。信訪從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民粹化的入侵就是這一變遷的縮影。
信訪制度面臨的挑戰(zhàn)，特別是其遭遇的民粹化風險，迫使我們從國家治理的高度重新審視信訪的政治功能與價值�；貧w信訪制度的經(jīng)典設計，重建信訪的政治屬性，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更是應對民粹主義風險的根本舉措。這與信訪機構的科層化建設并不矛盾，不能以科層制的標準來規(guī)制和要求信訪本身，將其視作一種純粹工具意義上的治理手段。讓信訪制度分擔某些參政議題的討論，也會在客觀上抑制、吸納和化解政治風險，并形成對民粹思潮對社會反向動員的反制，從根本上化解民粹主義可能帶來的危機。信訪制度內(nèi)含的“人民建議征集”設計就是一種日常化的建設性的動員方式，應當擴大、釋放其功能，為政治建設凝聚“正能量”；而檢舉、舉報則是另一項極其重要的動員方式，在民眾反腐呼聲高漲的情況下，適度動員反腐的力量，既可形成遏制腐敗的強大氣場，又可以成為民粹情緒的減壓閥，削減政治風險。
信訪政治的“底層設計”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和創(chuàng)新群眾觀念，其實質(zhì)就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就提出用“團結—批評—團結”公式作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原則，確立了正確處理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國利益、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去政治化導致人民內(nèi)部矛盾政治性喪失，使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解決喪失了原則，導致大量的人民內(nèi)部矛盾無法得到解決。為此，要重新找回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政治性而不是進一步背離，對人民內(nèi)部矛盾學說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換，發(fā)掘人民內(nèi)部矛盾學說的當代意義，并帶回公共治理分析的中心。這需要重拾批評、辯論、規(guī)訓、教育的武器。一方面，要堅持以人為本，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在具體工作中也要防止不顧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超越階段、能力和限度，一味唯大眾馬首是瞻，偏執(zhí)地強調(diào)對大眾情緒和意愿的極端服從，迎合、遷就甚至討好百姓需求的民粹傾向。同時，由于單位制的解體，信訪政治屬性的重建應當以社區(qū)發(fā)育作為重要路徑，通過社區(qū)輿論環(huán)境的建立、公共空間的形成提供將大眾重新組織起來的載體。要將各種社會組織的力量導入到社區(qū)建設中，充分發(fā)揮其以“第三方”的身份凝聚共識、舒緩情緒、化解矛盾，特別是情緒管理、心理干預的作用，以輔助基層政治整合功能。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信訪制度重回調(diào)整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這一樞紐位置，即回歸信訪制度初始設計的初衷和本位，回到信訪對社會的治理這一本義是目前防范民粹情緒及其政治風險，實現(xiàn)社會平穩(wěn)和良性運行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本文系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BSH03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一方面，一些訪民可能會增加上訪的頻次、部門乃至來電來函的數(shù)量，而網(wǎng)絡的普及、復印的便利乃至各部門信訪信息不能互聯(lián)共享等都增加了信訪的賬面數(shù)據(jù)；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考核機制迫使各地信訪部門不得不極力壓低信訪總量，如減少或不予登記、運作銷號、變更統(tǒng)計數(shù)字、刻意終結信訪程序等。
②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曾將國家權力區(qū)分為專斷權力和基礎權力。專斷權力是一種針對市民社會的國家個別權力，它由國家精英運作，且無需跟市民社會協(xié)商即可行使�；A權力屬于集體性權力，它滲透進入市民社會，體現(xiàn)了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的制度能力，用以協(xié)調(diào)社會生活。參見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二卷）》，陳海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李秋學：《新中國建立后中共信訪權利觀的生成：情景、語境與困境》，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4期。
④葉笑云：《平衡視閾下的當代中國信訪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⑤馮仕政：《國家政權建設與新中國信訪制度的形成與演變》，載《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4期。
⑥《更加認真地處理人民來信來訪》，上海市檔案館藏，B163-2-1203；《把處理人民來信來訪工作再提高一步》，上海市檔案館藏，B163-2-1203。
⑦《中國搬運工會上海市委員會處理群眾來信、接待群眾工作暫行規(guī)定》，上海市檔案館藏，C41-1-150。
⑧同注④。
⑨應星：《信訪救濟：一種特殊的行政救濟》，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⑩同注④。
11同注⑤。
12同上。
13王學軍：《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百題解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馬凱出席信訪局長電視電話會議：把來訪群眾當家人》，中國機構編制網(wǎng)，http://www.scopsr.gov.cn/zxdd/201301/t20130111_200317.html，2014年2月10日訪問。
15夏銀平：《俄國民粹主義的人民主體論再分析》，載《現(xiàn)代哲學》2009年第3期。
16俞可平：《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載《戰(zhàn)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
17郭中軍：《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18祝東力：《社會不公是民粹主義的溫床》，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12期。
19同上。
20《2012中外十大思潮：民族主義位列首位》，新浪網(wǎng)，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1-25/112026121996.shtml，2014年2月10日訪問。
21該調(diào)查用于測量一個人是否具有民粹化特征的指標為： 1. 愛國主義情緒高低；2. 對政府的不滿程度；3. 對外部國際環(huán)境中威脅的感知；4. 日常生活觀念的浪漫化程度；5. 排斥他者的程度；6. 懷舊情緒的高低；7. 社會信任程度；8. 非理性程度；9. 思想保守程度；10. 政治參與興趣程度高低；11. 對自由的態(tài)度；12. 是否認為外國政治制度對中國有借鑒意義；13. 對理論在解決社會問題中作用的信心；14. 相信陰謀理論的程度。其中，1—8為核心特征，9—14為非核心特征。
22吳江等：《中國公眾的民粹化傾向調(diào)查報告（2012）》，載《人民論壇》2012年第11期（下）。
23劉正強：《擴展型信訪：對中國信訪僵局的一個基礎性解釋》，未刊稿。
24鐘玉明、郭奔勝：《社會矛盾新警號》，載《瞭望新聞周刊》2006年第42期。
25王俊秀：《關注社會情緒 促進社會認同》，載《新華文摘》2013年第10期。
26湯嘯天：《把征集人民建議的好事辦實》，載《上海人大月刊》2012年第5期。
27同注⑤。
28尹勵君：《毛澤東思想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qū)別》，載《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學報》1993年第S1期。
29范斌、趙欣：《結構、組織與話語：社區(qū)動員的三維整合與社會建設》，載《2012年中國社會學年會政治社會學分論壇論文集》。
30同上。
31徐珂：《意義的疊加和浮現(xiàn)——對社區(qū)和社區(qū)發(fā)展理念的梳理》，載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復旦社會學論壇（第二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頁。
劉正強：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Liu Zhengqi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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