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賢理事會的組織特征及其治理機制
——基于清遠市農村鄉(xiāng)賢理事會的考察
孫敏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摘 要：基于廣東清遠市九龍鎮(zhèn)鄉(xiāng)賢理事會治村實踐的考察發(fā)現(xiàn)：在傳統(tǒng)宗族文化濃厚的若干自然村落，其鄉(xiāng)賢 理事會作為一種非正式的社會組織，通過“長老(村長)+房頭”的組織架構、“私對私”的集體行動邏輯以及民主 治理機制，有效地激活了“有主體”的村民自治，從而為完善基層治理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路徑。
關 鍵 詞：鄉(xiāng)賢理事會；村民自治；組織架構；行動邏輯；實質民主
自1988年頒布《村委會組織法》以來，村民自治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實現(xiàn)形式。從村民自治的概念出發(fā)，村民自治包含著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四個要素，“四個民主”構成村民自治的完整意涵。[]但從村民自治的實踐來看，“四個民主”的實現(xiàn)依托于村莊的基層組織和村民的政治參與。在全國絕大部分農村，由于基層組織的治理資源與治理手段在后稅費時代不斷被正規(guī)化、被正式化，尤其是以村民小組（自然村落）為治理單元的村民自治呈現(xiàn)出無組織性和無主體性兩大現(xiàn)實困境，如何在最小的治理單元建構內生性基層社會組織從而激活村民自治便具有政策研究的意義。
當前學術界對作為治理主體的社會民間組織的探討具有一定研究。從研究的對象來看，主要涉及民間理事會、老年人協(xié)會等NGO組織，其中在農村場域中，民間理事會最為普遍。民間理事會大致可以分為常規(guī)性理事會和臨時性理事會，是理事會的具體事務而定。李杰等人從學理層面探討村民理事會的功能及運作模式，認為理事會在村莊建設中能夠實現(xiàn)公平公正、群眾智慧、扶貧濟困等功能，其運作模式存在“議會”模式、“協(xié)會”模式、“公益”模式、“董事會”模式四種。[]這種學理層面的討論有利于對微觀經(jīng)驗的理解。鄭東衛(wèi)通過梳理“雙軌政治”的歷史變遷，認為組建“村建理事會”可能成為當下恢復鄉(xiāng)村“雙軌政治”、完善村民自治的重要契機。[]
在此基礎上，逐步出現(xiàn)以具體實踐經(jīng)驗為支撐的較為細致探討民間理事會研究成果，其中廣東云浮和清遠的民間理事會作為一種典型代表被學術界所關注。徐勇等從村民自治的角度充分肯定民間理事會在發(fā)掘鄉(xiāng)土社會內部的積極因素“重達自治”的能力，但也指出民間理事會在與基層黨組織、村委會等原生體制性組織之間張力。[]任中平等通過比較分析揭陽和清遠的自治經(jīng)驗，指出村民理事會存在村民參與積極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問題。[]張露露等詳細分析鄉(xiāng)賢理事會在實際運作中的背景、經(jīng)驗、意義等，認為鄉(xiāng)賢理事會作為農村治理組織的重要補充，開創(chuàng)協(xié)同治理的新格局，提升了農村治理能力。[]
民間理事會作為一種組織，其成員以鄉(xiāng)賢為主，從文化視角解讀鄉(xiāng)賢治村的合理性在學術界也有一定探討。張藝認為鄉(xiāng)賢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通過分析鄉(xiāng)賢文化的內涵與傳承，認為運用傳統(tǒng)文化資源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有利于農村社會秩序的再造。[]李建興認為鄉(xiāng)賢治理的回歸是在數(shù)千年的“鄉(xiāng)土中國”中重拾文化基因，有利于解決“治理主體缺位”治理困境。[]
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以學理分析為主，由于缺乏過程-機制的深度剖析，難以揭示鄉(xiāng)賢理事會在基層治理中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對其治理功能發(fā)揮的“微機制”分析不足。本文以廣東省若干自然村落的鄉(xiāng)賢理事會為分析對象，通過“麻雀式解剖”從理事會的組織架構、權威來源和運行方式三個方面展現(xiàn)賢理事會治村的內部機制：理事會雙重架構實現(xiàn)雙面政治；理事會草根權威的獲得實現(xiàn)“私對私”的治理；理事會“議會”式運作方式踐行實質民主，三者共同激活了有主體性的村民自治。
廣東省位于中國南嶺地區(qū)，南嶺在地理上同時兼具“天地所以隔外內”與“為百粵數(shù)千里咽喉”的雙重角色，南嶺山地往往成為選擇“不被統(tǒng)治”的人群逃離國家的藏身之地，他們在國家體系下創(chuàng)造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的。[]其“逃離國家”的傳統(tǒng)使當?shù)刈匀淮迓湓诂F(xiàn)代性國家不斷滲透的情況下能夠較為完整地保留宗族形態(tài)。宗族之形主要體現(xiàn)在物質遺產之上，如祠堂、族譜、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態(tài)等方面；宗族之神則主要體現(xiàn)在非物質性文化遺產方面，如春分拜山、清明祭祖、神公節(jié)等儀式性的社會活動中。傳統(tǒng)的空間格局和文化環(huán)境，為當?shù)卮迩f治理提供了較為特殊的社會條件：首先是宗族之下保留了以內部血緣差異為基礎的房支結構，房支之間的派性程度決定了村莊治理的難度和復雜性；其次傳統(tǒng)宗族文化在當?shù)卮迕裰谐掷m(xù)發(fā)揮作用，文化意義上的宗族受傳統(tǒng)宗法文化的浸潤，對于血緣群體具有一種自覺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村民對村莊的認同較為強烈，落葉歸根、百年之后進祠堂是當?shù)卮迕衿毡榈纳烙^念。第三，當?shù)氐娘L水觀念對村民的行動具有較大影響力，比如村民普遍認為村落圍墻之外的地方風水不好，不能隨意建房子。
依托當?shù)靥厥獾纳鐣䲢l件，村莊借助國家新農村建設的東風，在最近3-5年內以村民自治為載體，通過深度動員和深度整合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村莊建設：
表1：不同村莊基礎設施投入情況（2005-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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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 |
基建內容 |
自籌資金 |
集體資產* |
政府投入** |
建設總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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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屋 |
街巷、籃球場、排污、文化室、通村公路 |
25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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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萬 |
105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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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屋 |
廣場、觀景亭、公園、綠化、排污、巷道、太公像、村口亭 |
近100萬 |
不詳 |
31萬 |
13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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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屋 |
廣場、進村公路綠化、球場、石階路、鵝卵石、停車位、碼頭 |
30萬 |
26萬 |
4萬 |
60多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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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屋 |
廁所、游泳池、籃球場、環(huán)村公路、文化室、進村公路 |
83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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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萬 |
25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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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屋 |
水泥路、下水道、街巷硬化、街燈 |
2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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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8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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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村 |
籃球場、門口坪（包括將建祠堂的一筆錢） |
100多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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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 |
100多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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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屋 |
廣場、籃球場、村前公園、池塘底硬化、農田水渠疏通、文化室 |
20多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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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7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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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村 |
籃球場、通村路 |
6萬 |
6萬 |
2萬 |
14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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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屋 |
排污、巷道、水管等，以及其他旅游開發(fā)項目 |
80萬 |
40萬 |
0萬 |
300萬**** |
注：*集體資產包括資金整合的資金
**政府投入形式包括三類：扶貧、一事一議、以獎代補
***負債20多萬
****施工方帶資建設，預計負債160萬
補充說明：第一，關于自籌資金一欄，該資金分為兩部分即民均攤下的強制性籌款和村民自愿捐贈的捐款，以G屋為例，自籌資金中每人籌款1000元大約有20萬、村民自愿捐款約10萬。第二，該表主要涉及的是資金投入，并沒有包含理事會組織的無償籌工，事實上村落的每一項建設都有大量的籌工，據(jù)了解，按市場勞動力價值每個工每天80元計算，G屋籌工1000個近8萬元，L屋籌工至少5000個價值40萬。這些也屬于投入，但并未量化為貨幣。此表為雷望紅所做，筆者與她同時參與本次村莊調研，故在此借用，表示感謝。
由表1可知，當?shù)氐拇迩f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和勞動力來源均以村民為主，作為村莊建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鄉(xiāng)賢理事會是如何實現(xiàn)村民的深度動員和村內資源的深度調配的？本文以駐村調研為基礎，通過對若干自然村落理事會成員的深度訪談，形成較為詳細的鄉(xiāng)賢治村系統(tǒng)認識，在此基礎上展現(xiàn)鄉(xiāng)賢理事會治村的實踐邏輯。
所謂“鄉(xiāng)賢”是指在村莊熟人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具有公心、威信和能力的村莊精英人物。他們對村莊未來有著強烈的期待，對村莊事務飽有持續(xù)的熱情，成為村莊中的公共人物。隨著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分化，當代的鄉(xiāng)賢主要是指宗族長老、經(jīng)濟能人、老黨員、退休公職人員等等，由這些精英人物組成的理事會成為村莊建設一股重要的組織力量，理事會通過對村落原有的社會資源的利用，包括對內生的社會-政治結構、文化-心理結構改造，成為村民自治的重要組織者和帶頭人。
（一）雙重組織結構的建構：“長老（村長）+房頭”模式
1.理事會的組織架構
廣東省若干自然村落的理事會主要設有理事長、副會長、理事員，不同的角色在村莊治理中發(fā)揮不同的作用。為方便分析，將所調研村落理事會成員的基本情況進行表格化處理，表一為調研村落理事會成員年齡、職位、家庭情況等方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
表2 廣東省若干自然村理事會成員基本情況（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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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情況 |
成員（年齡） |
角色 |
家庭情況 |
備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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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屋（56戶，320人，5房支） |
1（38） |
理事長 |
2兒2女，村里建房，墟鎮(zhèn)買地建房 |
經(jīng)營果園、花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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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
副會長 |
兒子外出務工，老人在家?guī)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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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
房分代表 |
兒子外出務工，老人在家?guī)O |
3在家種1畝茄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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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屋（38戶，195人，房分不詳） |
1（62） |
長老 |
片區(qū)老支書，在家?guī)O |
蔬菜種植大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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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
村長 |
做廢品收購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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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
副村長 |
夫妻兩在家種3畝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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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詳） |
財經(jīng) |
不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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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
普通成員 |
鄉(xiāng)鎮(zhèn)退休干部，在家?guī)O |
退休金3500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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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屋（34戶，203人，房分不詳） |
1（65） |
長老 |
原來的老村長，墟鎮(zhèn)買房 |
泥瓦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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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
村長 |
1女1兒，都在讀書，在村建房 |
泥瓦匠；裝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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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詳） |
財經(jīng) |
不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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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
普通成員 |
1兒2女，都在讀書，在村建房 |
泥瓦匠；裝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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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屋（90戶，530人，2大房） |
1（55） |
長老 |
賦閑在家，墟鎮(zhèn)買房 |
果園大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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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
村長 |
2個兒子結婚，1個未婚，在村建房 |
在家經(jīng)營果業(y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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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
財經(jīng) |
1個兒子未婚，在村建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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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
普通成員 |
經(jīng)濟條件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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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屋（108戶，600多人，2大房7伙人） |
1（59） |
長老（村長） |
村委民兵隊長，在家?guī)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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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
財經(jīng) |
原片區(qū)主任，在家?guī)O |
種1畝水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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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
副村長 |
3個兒子未婚，負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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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
房頭代表 |
不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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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屋（70戶，400多人，6房） |
1（45） |
村長 |
1兒結婚，1兒未婚，在家?guī)O |
做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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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
副村長 |
在家?guī)O |
開面包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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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
房分代表 |
都有一定家庭負擔 |
開面包車，代購 |
依據(jù)表2，理事會的組織架構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無負擔的老年人成為理事會的領導核心，在村莊內外事務上具有最高發(fā)言權，從對村莊的影響力來看，他往往是村莊內的一流精英人物，他們成為幕后掌控村莊大局的長老式人物。掌控大局者必然要能夠全身心地投入村莊事務，村莊的長遠發(fā)展與建設只有在綜合思考和長期規(guī)劃才得以實現(xiàn)，因而成為長老式的精英人物必須是“閑人”。這里所謂的“閑人”是指從家庭事務和家庭負擔中解脫出來的“有閑心、有閑時、有閑錢”的“三閑老人”。與中部、華北地區(qū)的老人相比，當?shù)乩先巳松蝿詹恢�，基本上�?0歲左右就能從家庭負擔中脫離出來，進入“兒子養(yǎng)老”階段，這為“三閑老人”的出現(xiàn)奠定了社會基礎。
在當?shù)剞r村，由于存在“強倫理，弱支持”的較為傳統(tǒng)的代際關系，父代能夠較早地從家庭主要責任中退出，進而成為村莊中無負擔的老人。首先，父代對子代的責任主要為撫養(yǎng)成人，“至于兒子結婚、建房、買房等等事情，都是兒子自己的事情，老人有能力就幫，沒有能力就靠兒子自己，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任務”，這種父代向子代的有限資源輸入的撫育觀念在當?shù)?5歲以上老人的世界觀里是普遍現(xiàn)象。其次，子代對父代的贍養(yǎng)責任受到傳統(tǒng)倫理的強規(guī)范，兒子結婚生小孩后，家庭的重擔就開始由父代轉向子代，低齡老人進入“帶孫養(yǎng)老”階段。這種“對上強倫理，對下弱責任”的代際關系，為村莊不斷地再生出一批以羅長老、黃亞代為代表的長老式精英人物。
第二，有負擔的中年人往往承擔村長、理事長的角色，他們在村莊的大事方面通常會與長老保持一致，成為村莊對外的名義上代表。他們作為新時代的中年人，辦事能力較強，對新事物、新形勢、新方向更為敏感，從而在村莊具體事務中能夠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成為村莊中的二流精英人物。長老與村長（理事長）之間的關系通過以下兩個案例來展現(xiàn)：
案例1：L屋的長老到目前為止組織了三次村長選舉，更換了2任村長。2001年由村民推選的村長因村莊奶牛廠的土地租金問題遭到村民的猜忌：“協(xié)議生效后的第一年就有1-2戶村民跑到村長家門口去罵他，說他自私、不顧村里兄弟的利益、貪污等等，村長覺得委屈，也覺得很沒有面子，就不在管事。”2006年初再次組織了村民開大會重新推選村長，但因村民在長老和村長之間挑撥關系，村長有什么事情都不再找長老商量：“沒有長老的出謀劃策和配合，村長他什么事情都辦不成，他自己當著也覺得無味，便主動提出不干了�！�2009年，羅長老吸取了2006選舉的教訓，不在讓村民自己隨意“海選”，他直接提出三個候選人，讓村民選擇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舉手表決。
案例2：G屋村的村長，37歲（2009年）就被村民選為村長，他準備在明年退出村長職位，找另外一個村民來擔任，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現(xiàn)在兩個孩子陸續(xù)長大，馬上就要讀高中、讀大學，兒子還要結婚，全家4口人的日常開支，全靠我一個人，我得出去掙錢……而且誰都不想比別人落后，人家一個個都到清遠買房，或者買車，我要是什么都沒有用，肯定也是有壓力，現(xiàn)在村里比我富裕的人就很多……”
案例1顯示，從角色的更替速率來看，長老以極低的速率更替，幾乎是終身制，而當村長長則七八年，短則三五年，其變動受村長個人的能力、意愿、民意等多方面要素的影響。案例2說明，由于村長主要是35-45歲之間的中年人，他們正處于“上有老（低齡老人），下有�。ㄎ闯赡耆耍钡募彝ヘ摀钪氐娜松A段，在操心村莊公共事務的同時必須兼顧家庭的發(fā)展。因而，這些中年人往往選擇階段性地當村長，家庭負擔和經(jīng)濟分化成為當下村長更替較快的重要原因。
第三，從理事會成員的總人數(shù)來看，其人數(shù)基本上與自然村落的房支數(shù)量保持一致，如表一中的Z屋、H屋、T屋。之所以做這樣的安排，與當?shù)卮迓涞纳鐣Y構密切相關。在村莊歷史形成過程中，房頭內部互動更為頻繁，感情更為親密。在涉及到全族的集體活動時，因為房頭內部有緊密的關系網(wǎng)絡，于是集體性民俗活動的組織、聯(lián)絡、收款、運輸?shù)热蝿站吐鋵嵔o各個房頭輪換承擔，以便提高辦事的效率。[]理事會基本上會保證村落內每個房支都有其代表，他們一般都是每個房支中說得上話、有威信的人物：
案例3：H屋是單姓村，現(xiàn)在分為2個大房，大房之下分為4個小房支，二房下分為3個小房支，他們自稱7伙人。以前村里只有1個村長，幾乎辦不成事情。華某擔任村長（長老）后，為搞好村莊建設，將7伙人中的帶頭人組織成理事會，有什么事情由7個人一起商議：“我管全部，具體的事情都讓他們去負責自己的房分，每個房分有個帶頭人，做起事情來就會方便很多，會快一點�！�
可見，在普遍存在房分勢力的村莊內，如若只有1個村長則難以實現(xiàn)對整個自然村落的整合，因為1個村長只能代表1個房支，由村長1人提出而沒經(jīng)過其他房頭代表商議的事情，其他房分的村民就會懷疑村長的決定，尤其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他們會更加不信任，從而難以實現(xiàn)集體行動。理事會吸納房支代表，允許他們在理事會中發(fā)表自己建議、代表村民發(fā)聲、共同參與決策，從而獲得不同房支村民對理事會的信任，實現(xiàn)對房分勢力的整合。因此，吸納房分中有威望的人參入理事會，是對村莊內生的社會結構改造和利用，從而提升理事會的整合能力。
2. 雙重結構實現(xiàn)“雙面”政治
就理事會的整體架構而言，其雙重結構表現(xiàn)為兩方面：其一為“無負擔的長老”與“有負擔的村長”相配合的結構，其二為“宗族總代表的長老（或村長）”與“房支分代表的房頭”相結合的結構。該雙重結構在面對村莊內外具體事務時可以隨時“變臉”，從而實現(xiàn)理事會的自主性。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長老憑借自身能力和威望對房頭之間的矛盾和村民之間的矛盾的進行及時、有效調節(jié)，長老的“隨時在場”和“及時出場”成為村莊社會關系的不斷修復的關鍵人物和力量，村民之間的基本信任和團結得以維護，從而降低由村莊內部矛盾擴大化而引起的不可逆的分裂概率，這為村民自治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第二，長老憑借“非體制性”的自由身份在國家與村莊之間構建了一個緩沖地帶，他可以根據(jù)村莊自身的需求與發(fā)展來選擇是“支持國家”還是“逃離國家”。具體而言，當政府有符合村莊需求的資源和政策時，長老和村長便會向上積極表達、爭取和利用；而當政府的相關政策可能與村莊發(fā)展無關，或者在村內無法實現(xiàn)，或者有損村莊長遠利益時，長老便會躲在“幕后”平衡政府期待與村莊實際之間的張力，而作為名義上的村莊總代表村長，在沒有長老的配合下便只能消極應付。長老的“雙面政治”主要表現(xiàn)為村莊與國家“時而緊密、時而離散”的復雜的互動關系，正是在這種復雜的互動關系中，減少自上而下的“單軌政治”可能帶來的“瞎折騰”或“空折騰”，從而保證村民自治的主動權和靈活性。
（二）草根權威的產生與“私對私”的機制
草根權威是相對于行政權威而言。農村社會一般并存著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政權威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宗族權威，并隨著國家法律、政策的變化而消長。[]當下的基層組織（村兩委、黨支部）由于受到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的強控制，其權威來自于正式制度和行政背景，盡管他們也是由村民選舉的，但在具體實踐中村民選舉操作化、形式化消解了自下而上的權威。而宗族權威在現(xiàn)代性的滲透中難以維系。當?shù)乩硎聲蓡T的權威既非“行政權威”也非“宗族權威”，而是基于個人能力而產生的“草根權威”，不同理事會成員的權威因產生方式、個人能力而存在較大的差異。
1. 理事會成員的產生方式
根據(jù)前文可知，理事會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掌控全局的一流精英充當長老角色；二是負責具體操作的二流精英充村長；三是平衡房分的三流精英充當房支的代表，三種身份的產生方式存的較大的差異：
第一，長老的產生并沒有固定的方式，他主要是基于個人的綜合能力而產生的“卡里斯瑪”型人物，在村莊中他一般是集經(jīng)濟精英、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為一體的綜合型精英。首先，長老在村莊中經(jīng)濟地位彰顯個體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個人的能力，雄厚的經(jīng)濟基礎是其能夠全身心投入村莊事務的物質基礎，因而，長老作為經(jīng)濟精英是第一位的。其次，村莊長老的權威在全族范圍內等半徑的發(fā)揮影響力，而這種“等半徑權威”意味著長老他能超越他所在的房分，而成為整個宗族的代言人，這是他作為宗族文化精英實質表現(xiàn)。最后，在村莊利益再分配過程中，長老必須要有足夠的魄力“帶頭吃虧”，真正做到“大公無私”，而當村集體或者村民與外村發(fā)生沖突時，長老必須敢于挑頭以極其強硬的姿態(tài)和手段維護本村的正當利益，充當“狠人”。這種“對內大公無私、對外強硬耍狠”的雙重角色是俘獲村民信任的重要政治手段，從而在熟人社會中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能，使其成為政治精英。以L屋長老為例，該村在宅基地整合過程中，長老主動放棄自己的3間老宅基地用于平衡村莊中宅基地不足的家庭，由此獲得一種政治正確的話語權，給“喧囂”的利益受損者以輿論壓力，最終促使宅基地整合順利完成。
第二，村長的產生在當?shù)赜幸欢ǖ臍v史傳統(tǒng)，即通過召開村民大會推選產生。村民在選擇一村之長首先考慮的是他是否真正關心村莊事務，即是否有持續(xù)的熱心和秉直的公心，正如村民所說：“一個對村莊事務毫不關心的人，就算選他當村長，他也只會關心自己家里的事情，而不顧村民的期待�！逼浯危强紤]其辦事能力，尤其是在村民中的組織能力。那么，在村莊內部，普通村民憑借什么來甄別一個有為青年是否有公心，是否有組織能力？
案例4：G屋村的村長，他平時很關心集體的事情，父輩們在祠堂商量事情的時候，他會在旁邊認真地聽著，“聽多了，對村里情況了解更多、更深”。20歲的時候，他就把村里的同齡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捐錢買燈買線，“當時我自己一個出工，把村子里巷道的路線給搞起來”。后來，又組織自己的同齡人聚集在一起捐錢買獅子、買鼓，過年過節(jié)年輕人舞舞獅子，熱鬧熱鬧。按他自己說法：“我當時那么年輕（37歲）就被村民選為村長，都是因為村民看到我平時做的這么多事情�！�
從案例中可以看到，村民主要憑借中青人的在公共事務、公益事業(yè)中的態(tài)度和行動來判斷其公心與能力。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村落中，村里哪些青年人對村莊事務有特別關心，又肯自己出力為村民做些或小或大的公益事情，村民都能從具體的行動感知，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否成功則在檢驗其組織能力、號召能力、辦事能力。因而，在一個熟人社會中，普通村民可以依托常規(guī)性的公共事務和偶然性的公益事情來直觀挑選“既有公心，又有能力”中青年來擔任村長。其中，當?shù)卮迩f常規(guī)性的公共事務包括春分拜山、清明祭祖、神公節(jié)等這些宗族性的活動，還有每年召開村民大會、紅白喜事等，這些都是甄別和檢驗青年人的重要舞臺。
第三，房支代表是基于宗族內部血緣結構而產生的三流精英人物。他們主要是代表本房分在理事會中發(fā)揮需求表達、事務監(jiān)督和宣傳疏通的作用。他們并不需要經(jīng)過全村村民的同意，只需要本房分的村民同意即可。因而，這些精英基本上是經(jīng)長老或村長篩選之后納入理事會的，“在每個房分里找個有一定能力又比較有頭腦的、在房分里能說得上話的帶頭人，就可以請他加入理事會�！�
2. 草根權威的獲得：“私對私”的調平與服從
理事會成員中三種角色長老、村長和房支代表由于產生方式的差異性帶來權威來源和影響范圍的細微差別，但其權威性質卻具有相對的一致性。第一，就權威來源而言，村長是經(jīng)全村“村民推選”產生的，其權威源自于社會的原始民主。與《村委會組織法》所規(guī)定的在行政村一級有“村民選舉”村干部相比，他們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靈活性，村民自主的決定是“一年一選、三年一選還是十年不選”，其關鍵是“任人唯賢”，賢則長任，不賢不任。而長老和房頭代表并非經(jīng)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村民大會的推選，其中長老基于個人獨特的魅力俘獲全村村民的認同，房頭代表則是村莊房支結構的產物，他們雖未經(jīng)推選，但依舊是具有民間合法性的權威。第二，就權威的影響范圍來看，長老憑借在全村范圍內的“等半徑權威”成為村莊整體利益的代表者，其權威影響力是全方位、全局性的。村長是經(jīng)全村村民推選產生的，其權威影響力從名義上講是全方位，但在實踐中由于村長個人能力、社會資歷、經(jīng)濟條件、家庭負擔與長老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具體事務中，村長往往扮演長老的辦事員，因而，他的權威影響力是被長老所籠罩的。房頭僅僅代表本房支的利益，其權威是只能在局部發(fā)揮作用。
但不管是村民推選的村長、還是“未經(jīng)推選的”長老和房支代表，他們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的權威具有一致性�？傮w而言，他們的權威是以在市場競爭中所獲得的社會地位、個人能力、個能財產所帶來的“個體化的影響力”為基礎，與村莊本土社會結構（房頭結構）和社會文化（宗族認同）相結合的綜合性產物，是個人能力與村莊鄉(xiāng)土資源相配合的“草根權威”，而均非來自國家制度的授權的“官方權威”。長老憑借全方位、全局性的權威而獲得“大私”民間身份，房頭則成為相對于全族“大私”的“小私”代表。在一個有著強烈宗族認同的村落中，“大私”平衡“小私”，“小私”平衡村民個體化的“自私”。這種“私對私”集體行動邏輯在村莊利益再分配能夠發(fā)揮特殊作用：
案例5：H屋在宅基地整合過程中，一位60歲村民簽了協(xié)議表示同意，隨后村里用推土機來推他家的老房子時，該村民臨時反悔阻撓施工。當時村長就帶了4個年青人把老漢捆綁在樹上，直到施工完畢后才放了老漢。當時的他的兒子也做過父親的工作，但是做不通，村長便采取強制措施。事后，該村民跑到村長家里罵了幾天，后來慢慢想開了，事情也就過去了，他和當時動手的村民關系并沒有出現(xiàn)什么異常。
可見，理事會作為“村民內部暴力”的實施者，他們的合法性來自于超越“自私”和“小私”的“大私”身份。正如一位長老所言：“盡管有個別村民經(jīng)常跟我吵，但該用的用，該推的推。我做的事情是公家的事，都是經(jīng)過大多數(shù)人同意的，我背后有那么多人支持我，尤其是村里的年輕人，我誰都不怕�！�如果個體化“自私”在村莊公共事務中成為“熬眾”的釘子戶或叛逆者，“大私”和“小私”則可以動用“村規(guī)民約”中的各種資源來治理。特別是從私人那里集資收款時，將公事轉化為房頭內部收款人與付款人之間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
（三）“議會”模式：現(xiàn)代民主資源的利用
“長老（村長）+房頭”的組織架構為理事會在應對內外事務方面提供了較為靈活的自主空間，其解決的是“誰代表誰”的問題，而草根權威帶來的“私對私”行動邏輯為達成集體行動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資源，其回應的是“代表如何產生”的問題，那么，作為村莊代表的理事會運作方式則是回應“代表如何行使權力”的問題。據(jù)調查，當?shù)卮迓溧l(xiāng)賢理事會的運作方式基本上遵循一整套實質民主的邏輯，即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
第一，民主決策主要體現(xiàn)在與村民利益相關的方案形成階段。自然村落任何一項重大的決議出臺基本上經(jīng)過兩道程序，首先是經(jīng)理事會成員商討形成提議，然后由理事會組織村民大會集體表決。理事會商討的提議能否被普通村民接受，其關鍵是該提議能否解決與村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以及方案實施的成本是否為村民所能承擔。因此，如果是涉及全村村民的重大方案，理事會成員往往會在某個時間段內密集開會，商討方案的方方面面。初步方案由理事會成員提出來后，便由理事會召集全村村民開村民大會或家長會。
在開會現(xiàn)場，首先由村長把理事會的相關方案向村民介紹，然后由村民圍繞該方案自由發(fā)言，發(fā)言中既有各種牢騷，也有或贊同或反對的意見，理事會會將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合理的反對意見收集起來，形成對方案的補充。村中的重大事情一般一年做1-2件，村民大會上午開會討論，下午開會表決，經(jīng)90%以上的村民同意后，便形成正式的決議。隨后，理事會成員會將協(xié)議與每戶家長簽字，這個事情一般就由房頭去負責。為了保證最大限度的參與度，當?shù)氐淖匀淮迓淦毡閷⒋迕翊髸ㄔ谶^年前后3-5天內。以G屋為例，他們村規(guī)定每年大年初三在祠堂召開全體村民大會，“這樣定好了固定的時間，村民就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把初三這一天空出來，專門用來參加村民大會。由于村民大會一般都是村莊極其重要的事情的討論，村民一般都會參加。”
第二，民主管理主要體現(xiàn)在方案的具體執(zhí)行階段。經(jīng)村民簽字同意后的方案便具有了村內合法性，理事會便根據(jù)方案具體執(zhí)行。在執(zhí)行過程中，在沒有外部性資源支持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是便是對村莊內部資源的整合，具體表現(xiàn)為村民的籌工與籌資，能否高效地籌集實施方案所需要的資金、勞動力和空間（土地）成為方案能否落地的關鍵。據(jù)調查，當?shù)卮迩f建設走在前列的L屋、H屋、G屋，人均籌款分別為5000元、2000元、4000元，在戶均人口5-7人的情況下，整個家庭的籌款數(shù)在1萬-3.5萬。如此巨額籌款對于村莊內部經(jīng)濟條件較差的農戶來說是一筆巨大的支出，但是正如某村長說所，“對本村99%的人來說，你哪怕借錢都要把村里商定好的籌款交上來，不管是籌錢還是分錢，做公共事務的就必須一視同仁，因為家里稍微有點困難，就免他免你，這樣全免了，村里的事情就辦不了了�！痹诨I工方面同樣如此，預算方案需要籌工多少，就按照戶數(shù)依次排工，外出務工回不來的，就以錢代工，按照每個工80元/天，上繳給理事會，由理事會請人來做。因此，在方案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合理整合資源，公平公正地籌工籌資，實現(xiàn)民主管理。
第三，民主監(jiān)督主要體現(xiàn)村民對方案的預算和結算的監(jiān)督。由于大部分村民平時都外出務工，他們對方案實施的具體細節(jié)無法全方面的監(jiān)督，事實上，村民憑借對理事會的信任也不需要如此細致的監(jiān)督，因為理事會成員是村莊純粹的當家人，以最低的成本做最好的工程是當家人對項目工程的基本態(tài)度。所以，當?shù)卮迕裰饕菍Ψ桨割A算、方案結算兩個環(huán)節(jié)進行監(jiān)督。一般情況，按照村民的說法，“修一條多長的路，大概花多少錢，需要多少個工，村民心里多少都有數(shù)，理事會的籌工籌款是否合理便一目了然�！表椖客瓿珊螅硎聲呢斀�(jīng)會及時將項目的各項開支公布在祠堂，算是給村民一個明白賬。
可見，理事會在村莊具體項目的落實過程中遵循著實質民主的邏輯。首先，具體方案是經(jīng)理事會提議、村民大會討論而形成的具有廣泛民意的民主決策；其次，方案執(zhí)行過程中“村民遵守協(xié)議”，按協(xié)議籌工籌資；理事會則“公正執(zhí)行”，運用自身的合法性和內生的村規(guī)民約具體落實；最后，方案的驗收階段，通過理事會通賬目公開的方式接受村民的財務監(jiān)督�？傮w而言，理事會以“平時做事，集中議事”為主要存在方式，在處理與村民利益密切相關的村莊重大事務時，通過集體討論、公推公選、群策群里等方式處理集體事務、化解矛盾糾紛、確立集體決策，[]由此形成“議會”模式，實現(xiàn)對現(xiàn)代基層民主資源的充分利用。
村民自治作為國家推行基層民主、實現(xiàn)“鄉(xiāng)政村治”的重要手段，在實踐過程遇到了各種問題，其集中表現(xiàn)為由于缺乏村民參與，村民自治趨于“空殼化”，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自治單元的困境。從制度文本上看，1998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將村民自治設置在行政村一級，但由于行政村規(guī)模過大，難以擺脫行政化等問題，造成自治困難。[]由集體時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流傳下來的生產小隊在改革開放后轉變?yōu)榇迕裥〗M，在全國大部分地區(qū)仍與以地緣和血緣為紐帶的自然村相吻合，其擁有作為更小自治單元的社會基礎，但沒有制度合法性，自治單元的模糊性帶來的“無社會”的自治。
二是自治組織的困境。國家在后稅費時代不斷弱化基層組織，而農村基層組織的權威和整合能力強弱直接關系到基層組織在村莊和村民中的動員力和凝聚力。[]因而，不論是在行政村還是在自然村，基層組織的弱化和虛無化帶來“無組織”的自治。
三是自治需求的困境。由于自然村（村民小組）治理主體的缺位，村民對外不能有效表達自身的需求，因而難以形成與外部性資源對接；對內難以實現(xiàn)內部利益和資源的整合，因而難以采取集體行動。因村民需求表達不足或者需求表達錯位而呈現(xiàn)出“無主體”的自治。
廣東省鄉(xiāng)賢理事會治村邏輯在以上三個方面提供了經(jīng)驗和啟示，理事會作為民間社會組織，成為村莊基層治理中非正式的治理主體，它與本地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相結合，形成自身獨特的組織架構、權威和運作方式，三者合力以自然村落為單元的鄉(xiāng)賢理事會在以下四個方面發(fā)揮了作用：第一，理事會的民間特質實現(xiàn)了村民需求的有效表達；第二，理事會的“大私”身份實現(xiàn)了利益的深度整合；第三，理事會的“議會”模式實現(xiàn)了資源的高效利用；第四，理事會的“雙重”結構實現(xiàn)了村民的深度動員。其關鍵是鄉(xiāng)賢理事會作為新型的民間治理主體，通過合理轉化傳統(tǒng)社會資源、有效利用現(xiàn)代民主資源，從而實現(xiàn)了“村民深度動員、村民需求有效表達、村內資源深度整合”，由此呈現(xiàn)出一幅“村民有組織、村治有主體”村民自治的景象，為實現(xiàn)主體性村民自治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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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Sun
Abstract: In the rural field, due to the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a village and the demand for the villagers is the difference, Villagers' autonomy has a strong appeal for endogenous governance body. So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council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micro-inspection of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council in G c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bout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council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uthoritative source and operation mode. First, The dual structure construct the double polity; second, Grassroots authority to implement obedience by "private to private" ; third, Congress model practice essence of democracy. The three force achieved in the depth mobilize of the villagers , and it can express demand effectively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deeply. It utilize the informal social organization to activate the subject of villager autonomy, and it can provides a possible path to improv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
Key words: Rural elite council; Villagers' autonomy; The dual structure; Grassroots authority; Parliament mode
Social organization activate Villagers' autonomy: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bout the village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council：Based on a number of natural villages field trip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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