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城市化與接力式進城
——理解中國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會機制的一個視角
摘要：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重要特點是彈性城市化模式。彈性城市化的核心是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進退有據，確保了我國城市化過程的穩(wěn)健有序。彈性城市化的社會機制是接力式進城，是農民以具有綿延性和伸縮性的彈性家庭為單位、以半工半耕為生計模式，以農村為根基，以城市為目標，通過接力式的代際支持實現家庭進城夢的過程。農村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農民接力式進城的制度保障，要通過完善相關制度設計，為繼續(xù)發(fā)揮彈性城市化優(yōu)勢、支持農民接力式進城創(chuàng)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關鍵詞：城市化 彈性城市化 接力式進城 集體所有制 新農村建設
作者： 王德福，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湖北武漢 430074）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正在經歷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城鎮(zhèn)化進程。截至2015年末，我國城鎮(zhèn)化率已達56.1%，這意味著“十二五”時期城鎮(zhèn)化率年均提高1.23個百分點，每年城鎮(zhèn)人口增加2000萬人，比歐洲一個中等規(guī)模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秶倚滦统擎�(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年）》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達到60%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yè)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zhèn)落戶�？梢哉f，穩(wěn)妥有序地完成城鎮(zhèn)化目標是我國始終面臨的重大考驗。
城鎮(zhèn)化主要就是農民進城的過程。農民進城產生了一個獨特的“農民工”群體，這個群體在2014年已經達到2.7億人。農民工群體在城鄉(xiāng)之間的流動已經成為持續(xù)多年的研究熱點，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理解和解釋農民工流動的最大特點：在城鄉(xiāng)之間周期性的往返。對這一現象，有的稱為“鐘擺現象”，有的稱為“候鳥式遷徙”，是一種“就業(yè)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資產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典型的流動式轉移”。許多研究都認為，這是我國在城鎮(zhèn)化和勞動力遷移過程中區(qū)別于其他國家的最大不同。這種獨特的農民進城方式自然產生了非常獨特的城鎮(zhèn)化現象，其根本問題在于農民雖然身在城市卻未完全融入城市。比如王春光認為“‘半城市化’是一種介于回歸農村與徹底城市化之間的狀態(tài),它表現為各系統(tǒng)之間的不銜接、社會生活和行動層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會認同上的‘內卷化’”，陳豐指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游離在城市的邊緣，職業(yè)與社會身份的分離、城市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卻均表明他們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現一種‘虛城市化’現象”。這種認識應該是當前學界的主流認識，相應的，學者基本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城市化現象，解決辦法包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城市社會保障水平、以及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總體來看，學者們都希望通過制度性的改革推動農民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化。有趣的是，許多調查顯示農民的進城意愿似乎并不強烈：四川眉山市對全市78萬戶農村家庭，160多萬農村勞動力的農民進城意向普查顯示，真正有意愿到城鎮(zhèn)居住、向城鎮(zhèn)居民轉變的農村居民，只有10多萬人；陸益龍通過分析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0 CGSS）發(fā)現，近90％的農民近期無進城定居和置房計劃，僅有10％左右的農民有進城計劃，他指出“這意味著目前生活在鄉(xiāng)村的農民大多沒有主動城鎮(zhèn)化的意愿”；唐宗力通過對比2009年和2014年年在安徽農村地區(qū)調查所收集的數據發(fā)現，農民定居城市的意愿“不進反退”，不愿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上升了20個百分點，達到76%。一方面是學者從宏觀制度層面探討“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之道，且實際上許多已經轉化為國家的改革舉措，另一方面則是微觀層面農民進城意愿走低，二者之間的“悖論”是否意味著中國農民的城市化路徑具有為以往研究所忽視的內在機制，正是這種機制使得我國的城市化呈現出類似“半城市化”“鐘擺式流動”等，不符合經典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理論的現象？筆者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半城市化”并非我國城市化在結果意義上的“怪胎”，也不完全是宏觀意義上城市化的“過程現象”，實際上，它更是微觀層面上農民進城邏輯的產物。這種進城邏輯筆者稱之為“接力式進城”，而從宏觀上看，接力式進城恰恰是中國城市化獨特的社會機制。本文將揭示這種社會機制如何將微觀層面農民的行為邏輯與宏觀層面的彈性城市化有效貫通起來，這可以成為我們認識中國城市化道路的一個視角，進而指出我們在實施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時可以采取更加精準有效的政策措施。
二、城市化模式與農民進城路徑
（一）彈性城市化
從世界各國既有經驗來看，城市化一般是指農民向城市聚集，農民終結，農村減少，其基本內涵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冻鞘幸�(guī)劃基本術語標準》（GB/T 50280—98）中界定的城市化是：“人類生產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fā)展完善的過程”。以此為標準衡量，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確實不完全、不正常，因為農民向城市的遷移遠沒有完成，反而不斷發(fā)生向農村的回流。這種認識背后是人口學經典的永久性遷移理論，其預設是農民的城市化應該是永久性遷移到城市，而目前存在的城鄉(xiāng)循環(huán)流動現象必然是戶籍制度等不公平的城鄉(xiāng)二元制度造成的。這種認識至少在兩個層面上都存在嚴重誤解：一是誤解了我國獨特的城市化道路，二是誤解了農民進城的真實邏輯。
我國城市化盡管存在被學者詬病的“半城市化”問題，卻無疑避免了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過度城市化問題，即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卻因得不到穩(wěn)定就業(yè)和體面生活而形成貧民窟。歐美等早發(fā)現代化國家在經歷大規(guī)模城市化時期，為了緩解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帶來的問題，普遍采取了對外移民的政策安排，比如英國，“由于工業(yè)化進程中城市非農行業(yè)的吸納能力滯后，因此大多數失地農民并沒有成為工人，相反卻成了流浪漢�！扇×舜笠�(guī)模向海外移民的政策”。相比之下，發(fā)展中國家根本不具有類似的國際空間。于是，農民大量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而工業(yè)化發(fā)展水平又不能提供與之相匹配的就業(yè)機會，農民不愿也無法退回農村，便聚集在大城市形成了貧民窟。比如巴西，便是因為大量農民因為土地被大地產主兼并，農民被進城后無法退回農村而形成了數千個貧民窟，僅里約熱內盧550萬城區(qū)人口中就有150多萬人住在貧民窟里。我國的城市化規(guī)模要遠超拉美等發(fā)展中國家，卻并沒有出現貧民窟問題，正是得益于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的往返流動，是一種典型的“彈性城市化”。這種城市化模式與國際上主流的剛性城市化構成了鮮明對比，后者是一種對城市經濟和城市勞動保障絕對依賴的城市定居類型，彈性城市化則強調“長期維持農村流動勞動力在家鄉(xiāng)社區(qū)的經濟與社會聯系，保存鄉(xiāng)村經濟與社會對他們的最終社會保障作用，使農村流動勞動力根據經濟狀況保持在城鄉(xiāng)兩地的流動狀況，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城市遭遇赤貧化”。金融危機時，全國短期內有40%-50%左右的農民工返鄉(xiāng)，所以當時并未產生嚴重的社會不穩(wěn)定，充分證明在經濟不景氣條件下，城鄉(xiāng)雙向流動對穩(wěn)定農民工群體的重要性，也證明了彈性城市化模式的巨大優(yōu)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半城市化”“虛城市化”“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問題必須要辯證地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大國來說，尤其要看到這種穩(wěn)健城市化模式的優(yōu)勢。
（二）接力式進城
當前研究對我國城市化道路的第二層誤解是，他們將本屬于農民生計模式一部分的進城務工行為誤解為農民向城市遷移的行為。實際上，對農民來說，進城務工主要是工業(yè)化和政策調整給他們增加的一個新的生計方式。因此，當農民務工潮最早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達的東部沿海地區(qū)出現時，農民普遍采取“離土不離鄉(xiāng)”的模式，只是后來隨著經濟形勢變化才演變成全國范圍內“離土又離鄉(xiāng)”的進城務工潮。換句話說，農民進城主要是為了打工掙錢，至于是否定居城市，實現人口學意義上的永久性遷移，要根據生計狀況進行再決策。拿永久性遷移的標準來衡量，農民當然遠沒有融入城市，但這種認識卻是建立在誤解農民真實行為邏輯基礎上的，這也是為什么許多直接面向農民的問卷調查顯示，即使戶籍制度等進行有利于進城落戶的改革，農民進城意愿依然沒有顯著提高的原因所在。當然，對農民來說，“進城掙錢”與“進城定居”并不是矛盾的，只是因前者尚不足以支撐后者，才造成普遍的城鄉(xiāng)流動局面。許多農民在家鄉(xiāng)縣城購房后，房屋長期空置，依然選擇外出務工，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農民追求的進城目標是體面安居，也即是說，進城本身不是目的，如果不能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那么相對而言，農村生活便未嘗不是更理性的選擇。應該說，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加上先天自然生態(tài)條件和人文社會環(huán)境的獨特性，農村生活的吸引力正在逐漸增強，這也使得農民在安排進城節(jié)奏時能夠更加從容不迫。
更為關鍵的問題在于，農民進城的生計決策單位并非個人。長期以來，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影響，許多研究把農民進城視為個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比較收入、更高的公共服務水平、更好的居住條件，因此進城便被預設為理所當然的選擇。但是，后來的新家庭經濟遷移學派認為遷移決策實際上要根據全家人收益最大，個人并非合適的分析單位。該學派指出“遷移行為不僅僅要使遷移者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且是家庭收人來源多元化的途徑，可以減輕家庭在制度不完善的社會中所面臨的風險”。該理論的啟發(fā)意義在于，對于具有悠久家庭倫理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來說，家庭才是認識農民進城邏輯最合適的單位。不過，我們還要做一個重要的修正，對中國人來說，家庭并非西方家庭社會學和人口學意義上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等結構性的單位，而是包含著“祖先-子孫”的綿長脈絡、兼具文化性、宗教性的“三位一體”的家。因此，家庭的生計決策就不僅僅局限于在世的戶籍意義上的家庭成員，更包括過去以及未來的“家人”。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農民的城市化路徑是一種接力式進城的模式，它以具有綿延性和伸縮性的家為單位，以家庭資源的代際轉移為方式，以農村為根基，以城市為目標，通過接力式的代際支持實現家庭體面進城的目標。
具體的，接力式進城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決策及行動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這一代不能進城就支持下一代，如此傳遞和接力下去，最終目標是實現以進城為標志的家庭社會地位的提高，即向上流動。二是生計決策具有整體性，家庭資源的積累和優(yōu)化配置服從于整體性的生計安排，以期實現效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三是以代際之間的倫理責任為社會文化基礎，倫理責任是農民行為邏輯的根本動因，而這也是中國形成獨特的城市化模式的社會文化基礎。四是農民的城市化過程具有長時態(tài)、反復性和梯度性特征，長時態(tài)是說農民進城并不在短期內急于求成，可能需要幾代人接力完成；反復性是說進城有可能失敗，這時便要退回農村，憑借整個家庭的資源支持蓄積力量下一次甚至下一代進城，這個過程可能反復多次，很少能夠一蹴而就，這就表現為當下的循環(huán)流動現象；梯度性是指農民進城可能并不一定直接以大城市為目標，而是采取由小城鎮(zhèn)到縣城再到大城市的梯度上升策略，這也是近年來各地鄉(xiāng)鎮(zhèn)和縣城房地產熱的一個重要原因。
接力式進城模式的意義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微觀層面，對農民來說，接力機制將農民進城的成本和風險分攤到具有綿延性和伸縮性的家庭之上，提高了農民應對城市化的適應能力，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有彈性的微觀機制。這是其積極意義。同時，在資源積累和資源分配方面會造成就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的持續(xù)高度緊張，強化“恩往下流”的倫理責任，加劇老年人生存狀況的惡化。這是其消極影響。宏觀層面，對國家來說，接力式進城形成了一個將中國經濟的農村穩(wěn)定器與城市發(fā)動機關聯起來的彈性機制，實現了城鄉(xiāng)資源在家庭層面的優(yōu)化配置，促成中國城市化穩(wěn)健有序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家庭因內部資源分配衍生的問題擴大化為社會問題，表現為“三留守”現象的持續(xù)存在，給國家治理和社會發(fā)展造成一定壓力。
三、實踐機制：彈性家庭與半工半耕
接力式進城的實踐機制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個是以代際分工和性別分工為基礎的彈性家庭結構，一個是半工半耕生計模式。
（一）彈性家庭
伴隨著農民進城務工出現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那就是農民家庭的“分裂”，其中最常見的是青壯年男性進城務工，老弱婦孺留守農村，形成所謂“386199”部隊，或者留守家庭。不過，由于青壯年男性是在城鄉(xiāng)之間周期性流動的，所謂“留守家庭”便會周期性地重新恢復正常的家庭形態(tài)。這種大規(guī)模持續(xù)性的家庭成員之間長期分居的現象不僅在我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而且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家庭概念和理論，因為“家庭成員長期不共同生活卻仍然構成穩(wěn)定的家庭”。實際上，家庭成員之間的分離還只是農民家庭應對城市化的自我調適形式之一，更為關鍵的變化是家庭邊界的模糊化，即母家庭與子家庭之間“不分家的分家”現象。一般來說，子女成家后，子家庭就要通過分家從母家庭中分裂出去成為獨立的家庭，盡管兩代家庭仍然存在文化和部分倫理聯系，但雙方邊界總體上比較明晰，其中最主要的三個指標是分居、分灶和分財。現在的情況則是，有的雖然分了家，但父母仍要為子家庭照料子女、代種耕地，甚至還要共灶吃飯，即所謂“啃老”；有的雖然沒有分家，但是兩代家庭在財務上彼此獨立，特別是兩代家庭無論分家與否，都有可能各自作為獨立的人情單位參與村莊社會交往。上述現象使得分辨兩個家庭是否分家變得異常困難，以至于農民本身也很難分得清楚，最實用的策略就是“糊里糊涂”。筆者認為，這種兩代家庭之間的模糊形態(tài)可以稱為“彈性家庭”，這正是農民接力式進城的家庭機制。
彈性家庭的內涵是在家庭形態(tài)上呈現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聯合家庭等多種類型，實質上是以功能性的家庭分工關聯起來構成的社會單位。功能性的家庭分工主要是指家庭成員為達到家計事務的最優(yōu)化安排進行的內部人員分工，主要包括代際分工和性別分工兩種方式。代際分工表現為子家庭夫妻二人進城務工，母家庭留守農村照料孫輩、經營農業(yè)，兩代家庭一般是獨立的會計單位，在孫輩贍養(yǎng)費和農業(yè)收益分配上雙方進行合理分擔。父母具備勞動能力的一般采取這種方式，如果父母勞動能力弱，或者為更好地撫育孫輩，便會采取性別分工模式。性別分工一般為男性進城務工，婦女留守農村，照顧老幼和經營農業(yè)。相比之下，代際分工更能達到家庭人力資源最優(yōu)配置，在當下的農村更為普遍，而隨著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凸顯，采取性別分工的家庭也在增加。
彈性家庭的出現是中國特殊的倫理文化的產物。中國人的家庭是集生活單位、社會單位和宗教單位于一體的“三位一體”的家，即使分家以后，母家庭與子家庭之間仍然保持著倫理責任和文化上的緊密關聯。正是這種倫理文化使得家庭可以因應生存需要而進行非常靈活的有彈性的自我調適，在城市化時期，便是通過家庭分工進行人力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而更好地進行家庭資源積累和分配，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家庭某一代成員進城實現整個家庭在社會地位上的向上流動。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所要應付的事務非常多，包括基本生活……村落競爭等，支出壓力非常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就會更加偏向有資源生產能力的人，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便會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這也是許多農村老年人生存狀況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是城市化壓力傳遞到家庭內部的結果。
（二）半工半耕
家庭進行資源積累主要是通過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完成的。半工半耕就是家庭兼營農業(yè)生產和進城務工兩種收入方式，其中以務工收入為主要的資源積累途徑，而依托農村和農業(yè)完成相對低成本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這兩筆收入對農民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務工可以獲得更高的比較收益，這也是農民進城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農民務工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其特點是技術含量低，但對從業(yè)者的體力、反應能力等有比較高的要求，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自然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就業(yè)穩(wěn)定性和務工收入會隨之下降，相比之下，隨著機械化水平提高和新型農業(yè)技術推廣，農業(yè)生產勞動強度大幅下降，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相對提高，農業(yè)生產便成為既可以兼業(yè)經營的產業(yè)，也可以作為被城市就業(yè)市場排斥出來的高齡農民工的就業(yè)途徑。因此，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主要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展開的，這是農民對家庭內部人力資源最優(yōu)化使用的理性選擇。
半工半耕的兼業(yè)模式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城市化過程中都出現過，比如與我國比較類似的小農經濟主導的東亞地區(qū)。與其構成關鍵差異的地方在于我國農民的半工半耕建立在彈性家庭的代際分工基礎上，且不說與拉美等發(fā)展中國家相比，即使與日韓等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相比，這種彈性家庭模式也是獨特的。因此，半工半耕就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兼業(yè)經營方式，更是衍生出非常豐富的社會學意義。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在空間上表現為半城半鄉(xiāng)的兩棲生活，但是，城與鄉(xiāng)對農民的意義并不相同。城市是“半工”的實踐空間，在接力式進城的過程中，其主要價值在于為農民提供資源積累，盡管務工期間城市也是農民工的生活空間，但其生活意義僅限于基本生存，特別是對于中高齡農民工來說，其在城市的生活基本上很少有休閑娛樂等消費活動。農村是“半耕”的實踐空間，更是家的所在，在接力式進城的過程中，其主要價值在于既是低成本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場所，更為農民提供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半工”積累的資源除了要進行接力式進城的積累外，還有一部分要拿來參與到村落熟人社會的社會競爭中，其主要方式是建房、買車、參與人情往來等，村落熟人社會提供了經濟資本向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轉化的機制，通過資本轉化，家庭的社會價值被生產出來。正是因為農民可以依托農村獲得體面與尊嚴，而對城市并沒有類似預期，他們對自己在城市陌生人社會中的排斥和務工過程中的辛酸苦辣就具有了極強的耐受力。這正是中國農民工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進城的農民極為關鍵的差異，后者因為農民與農村徹底割裂，其整個生活都依托于城市，其邊緣感和不公平感要強烈得多。
彈性家庭結構和半工半耕生計模式的共同點是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市場經濟下的城市化過程必然存在客觀上的不確定性，農民的家庭決策也存在主觀上失誤的可能，因此，靈活應對各種可能性便是農民最基本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技能。城市化歸根結底是農民家庭自主決策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制度應圍繞如何保護和增強農民靈活自主的接力進城進行設計和完善。
四、制度基礎：集體所有制與新農村建設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有賴于農業(yè)提供就業(yè)空間和農村提供生活空間，我國現行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恰好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包含兩個部分，分別是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和宅基地制度，該制度確保農民基于集體成員權從村社集體獲得承包耕地和宅基地，宅基地長期實行福利分配和無償使用制度，而取消農業(yè)稅后承包耕地實際上也變成無償使用�，F行《土地承包法》規(guī)定土地承包30年不變，而中央從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就是無論農民是否放棄農村戶口，其承包耕地被強制性的“有”在那里，集體不得隨意調整和收回。宅基地同樣如此。集體所有制從制度上穩(wěn)定了農民對承包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也就在制度上保障了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進退有據。這使得我國與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在農民進城方式出現根本差異，后者往往因農民將土地和房屋一次性賣掉或被大資本兼并而失去進城退路，城市化喪失彈性而引發(fā)諸多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同時，集體所有制在穩(wěn)定前提下也為農民進行自主靈活的地權配置提供了空間，這表現為農村廣泛出現的承包耕地自發(fā)流轉現象。
自發(fā)流轉包括家庭內部的代種代管和家際間的轉租，前者實際上就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后者則主要發(fā)生在親朋好友和熟人關系之間。最初家庭之間的轉租往往是無償的，那些舉家進城務工的家庭，或者因父母年老體弱無法進行代際分工的家庭，會優(yōu)先將自家承包耕地無償交給親朋好友耕種，流入方則多是因各種原因無法或不愿進城務工的農民。自發(fā)流轉雖然沒有正規(guī)法定合同約束，但由于其深嵌于熟人社會之中，除非發(fā)生征地否則很少出現流轉糾紛。自發(fā)流轉的最大優(yōu)勢是其靈活性，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根據家計狀況隨時要回承包地，并基于熟人關系而在保障流出方的土地權利和流入方的收益權之間保持平衡。近年來，工商資本下鄉(xiāng)流轉土地使得土地貨幣價值顯性化，自發(fā)流轉也開始收取租金，但相比于簽訂正規(guī)合同的流轉方式，自發(fā)流轉租金仍然要低得多。自發(fā)流轉在鄉(xiāng)村社會中催生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即通過自發(fā)流轉形成一定經營規(guī)模的在村農民。這部分農民雖然不能進城務工，但農業(yè)規(guī)模經營能夠為其提供不低于進城務工的收入，由于他們常年在村，與村莊利益關聯最為緊密，具有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內在積極性，所以構成了鄉(xiāng)村社會的中堅力量。中堅農民的數量雖然不多，但作為在村精英支撐起了以三留守群體為主體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社會活力。中高齡農民工不斷從城市退回農村，青年農民又在不斷進城務工，農村耕地便在在鄉(xiāng)村社會內部通過自發(fā)流轉實現了有序的資源配置，農業(yè)經營體系呈現出半工半耕的小農家庭經營和適度規(guī)模經營的中堅農民相輔相成的結構，鄉(xiāng)村社會也相應進行著良性的內部循環(huán)。
基于上述分析，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就不僅僅是一項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制度，尤其不能簡化為財產權制度。其一，土地對農民具有具有鮮明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它就不能被化約為財產進行市場交易。其二，集體所有制及其衍生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仍然具有高度的制度活力，村社內部活躍的自發(fā)流轉能夠實現土地的資源優(yōu)化配置和社會保障功能的平衡。其三，數十年的制度實踐已使得土地制度與農村經濟社會高度適應與融合，它不僅是農民接力進城的制度保障，也成為農村社會穩(wěn)定的制度基礎。
（二）新農村建設
2005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確立“生產發(fā)展、生活寬裕、鄉(xiāng)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具體要求。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又根據中共十八大確立的“美麗中國”戰(zhàn)略提出建設美麗鄉(xiāng)村，美麗鄉(xiāng)村也被視為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承載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農村永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功能。新農村建設側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經過十年建設，作為農民生活空間和價值生產空間的農村面貌得到極大改善。國務院關于推進新農村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從2005年的2975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13799億元，年均增幅高于同期中央財政支出增幅；從農田基本設施建設來看，2013年底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9.52億畝，比2005年增加1.27億畝，農機總動力超過10億千瓦，比2005年增加3.5億千瓦；2013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59.5%，農業(yè)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5.2%，標志著我國農業(yè)生產方式轉入以機械作業(yè)為主、主要依靠科技進步發(fā)展的新階段；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來看，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達378萬公里，鄉(xiāng)鎮(zhèn)基本實現通公路和瀝青路，解決4.7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實施新一輪農村電網改造升級工程，27個省份實現了城鄉(xiāng)用電同網同價；改造農村危房近1300萬戶，定居游牧民38.8萬戶，安居漁民5.5萬戶，上千萬農牧戶住上結構牢靠的安全房；大力開展農村環(huán)境綜合整治，治理村莊4.6萬個，惠及農村居民8700萬人等等。
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為農民更好地依托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和價值生產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農村消費水平雖然在不斷提高，但是相對城市仍然具有相當優(yōu)勢，特別是農民耕種自家承包地和菜園地，糧食蔬菜等相當比例的基本生活物資甚至仍然可以自給自足，減輕了貨幣支出的壓力。非但如此，許多地方留守農村的父母還會向進城的子女輸送自家生產的農副產品。隨著農業(yè)機械化水平提高和新型農業(yè)技術普及，農業(yè)生產輕便化程度也不斷提高，農村普遍只有一兩個月農忙，其余時間都很悠閑，以至于現在如何更健康更積極地利用閑暇時間已經成為農村亟需解決的問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觀念改變，城市市民越來越熱衷到農村體驗鄉(xiāng)野情趣，鄉(xiāng)村休閑旅游熱度持續(xù)高漲，相比之下，農民足不出戶就可以“看得見山望得見水”，享受著為城市市民艷羨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近年來各地大力開展美麗鄉(xiāng)村建設，農村能夠為農民提供的福利還會持續(xù)增加。
可見，新農村建設在改善農村人居環(huán)境的同時，自然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這也就意味著農民可以更加從容地在城鄉(xiāng)之間進行自主選擇。
五、結論與建議
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議強調“推進城鎮(zhèn)化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fā)，遵循規(guī)律，因勢利導，使城鎮(zhèn)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fā)展過程”，“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zhèn)化，提高城鎮(zhèn)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zhèn)穩(wěn)定就業(yè)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秶窠洕蜕鐣l(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綱要（草案）》提出“要推動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推動新型城鎮(zhèn)化和新農村建設協(xié)調發(fā)展，……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xiāng)間均衡配置，拓展農村廣闊發(fā)展空間，形成城鄉(xiāng)共同發(fā)展新格局”。從中可以發(fā)現我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幾個要點：一是堅持立足國情，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二是要以人為本，尊重農民自主選擇，三是協(xié)調城鄉(xiāng)關系，促進城鄉(xiāng)共同發(fā)展。本文提出以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進退有據為核心的彈性城市化是中國特色城鎮(zhèn)化模式的重要特點，建立在彈性家庭結構和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基礎上的接力式進城則是實現彈性城市化的社會機制，同時，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彈性城市化和農民接力式進城提供了制度保障。
彈性城市化是符合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fā)展中大國國情的城鎮(zhèn)化模式，實踐證明，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進退有據彈性流動保證了城鎮(zhèn)化過程的穩(wěn)定有序，使我國避免了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貧民窟問題和政治社會動蕩問題。農民通過家庭接力方式實現了家庭內部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能夠自主掌控進城節(jié)奏和應對各種不確定性，這也保證只有那些真正在城鎮(zhèn)獲得穩(wěn)定就業(yè)和體面生活的家庭率先完成城市化目標，而失敗者和大多數家庭則可以退回農村，促進了農村的發(fā)展穩(wěn)定。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的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根本上就是要將農村打造成穩(wěn)定器與蓄水池，為農民的接力式進城提供更加有保障的自主選擇權。
我國的城鎮(zhèn)化和現代化建設正在進入攻堅時期，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更加需要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有序，因此，應當繼續(xù)堅持彈性城市化的獨特模式，同時更加完善相關制度設計，為彈性城市化和農民接力進城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除了學界普遍關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之外，尤其要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為農民家庭經營提供更加便利的生產條件和制度條件。習近平指出農業(yè)現代化建設“不能忽視耕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仍然占大多數的基本農情”， 農業(yè)生產仍然是農民半工半耕生計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農民家庭經營普遍面臨基礎設施條件滯后和田塊細碎化兩大困難，當前各地正在推進的新型農業(yè)經營體系建設和土地確權卻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上述困難。各地涉農資金投入不斷向新型經營主體傾斜，而從事家庭經營的普通農戶亟需的機耕道、農田水利設施等基礎建設得不到足夠重視。土地確權則通過固化產權關系加劇地塊細碎嚴重性，由于交易成本過高農戶之間難以通過自愿協(xié)商進行田塊互換和集中，阻礙了機械化水平提高，削弱甚至瓦解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內在的制度靈活性。為此，應當調整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加快改善普通農戶的生產條件，同時充分發(fā)掘和利用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優(yōu)勢，解決田塊細碎化問題。
（二）以保障農民返鄉(xiāng)權為基礎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在地方實踐中已經出現不利于農民自由返鄉(xiāng)的苗頭，其中尤以新型農業(yè)經營體系建設和產權抵押融資兩項政策實踐最為明顯。新型農業(yè)經營體系建設中過度注重扶持新型經營主體，特別是扶持工商資本下鄉(xiāng)的舉措產生了排斥普通農戶、導致農地流轉不可逆等問題，土地承包經營權和住房財產權抵押融資在實踐中也導致農村產權復雜化和剛性化，均削弱了農村產權制度本身的制度彈性。產權制度改革不應片面強調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而應從探索集體所有權有效實現形式、防止經營權固化并侵害承包權等方面入手，更加注重完善農地制度的彈性優(yōu)勢，尤其是從有利于化解土地細碎化問題、有利于促進農業(yè)社會化服務與家庭經營對接等方面進行制度調整，進一步夯實農民接力式進城和彈性城市化的制度基礎。
（三）向基層組織“還權賦能”完善新農村建設機制。新農村建設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重工程建設輕文化建設、資源分配失衡、基層組織和農民參與不足等問題，其結果就是新農村建設資金使用效率不高，難以有效契合農民差異化的需求，且一定程度上建設過度，與農村城市化速度不相適應。應該改變目前主要以政府項目發(fā)包為主要方式的建設機制，賦予農村基層組織更大自主權，將資源輸入與激活村民自治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真正契合農民需求偏好。
注釋：
本文為筆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農業(yè)經營體制改革的社會風險研究”（14YJC840029）的階段性成果。
《2015年全國城鎮(zhèn)常住人口達到7.7億 城鎮(zhèn)化率近6成》，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6-01/30/c_128686507.htm
李明橋、傅十和、王厚�。骸秾r村勞動力轉移“鐘擺現象”的解釋》，《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李浩：《城鎮(zhèn)化率首次超過50%的國際現象觀察——兼論中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現狀及思考》，《城市規(guī)劃學刊》，2013年第1期。
葉興慶：《現代化與農民進城》，中國言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陳豐：《從“虛城市化”到市民化：農民工城市化的現實路徑》，《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陶然、徐志剛：《城市化、農地制度與遷移人口社會保障——一個轉軌中發(fā)展的大國視角與政策選擇》，《經濟研究》，2005年第12期。
冉金：《一個農業(yè)市的“農民進城”意向調查》，《中國青年報》，2014年1月29日。
陸益龍：《向往城市還是留戀鄉(xiāng)村？—農民城鎮(zhèn)化意愿的實證研究》，《人文雜志》，2014年第12期。
唐宗力：《農民進城務工的新趨勢與落戶意愿的新變化》，《中國人口科學》，2015年第5期。
朱宇：《國外對非永久性遷移的研究及其對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啟示》，《人口研究》，2004年第3期。
蔣蔚還發(fā)現，“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歐各國通過向北美和澳大利亞大量移民緩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城市和工業(yè)就業(yè)的壓力。1841-1880年約有1300萬歐洲人從舊大陸遷往國外。到19世紀，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巴西和阿根廷等大部分處女地都被來自歐洲的人口占據了，1800年，歐洲人在海外利用的領地已經遠遠超過整個歐洲的面積，而1800-1900年，這一數字又擴大了8-9倍。”參見蔣蔚《歐洲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與農業(yè)勞動力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62頁、第85-86頁。
韓俊、崔傳義、趙陽：《巴西城市化過程中貧民窟問題及對我國的啟示》，《中國發(fā)展觀察》，2005年第6期。
廖桂蓉：《彈性城市化：中國轉型期農民工反貧困的現實路徑》，《人口與經濟》，2009年第2期。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農民工市民化：制度創(chuàng)新與頂層政策設計》，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1年。
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
張曉青：《國際人口遷移理論述評》，《人口學刊》，2001年第3期。
河南省統(tǒng)計局所做的調查顯示，農民進城優(yōu)先選擇定居鄉(xiāng)鎮(zhèn)和縣城，占比近九成，其中愿意在縣(市)落戶的最多，占49.8%。參見：農民進城落戶首選縣城，《河南日報》，2015年10月27日，第2版。
“三留守”現象是指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后，老人、婦女和兒童留守農村的現象。由于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支持，留守老人的贍養(yǎng)問題、留守兒童的撫養(yǎng)和教育問題、留守婦女的生活空虛問題等比較突出，并且會衍生出倫理失序等社會問題。
李強：《關于“農民工”家庭模式的研究》，《浙江學刊》，1996年第1期。
據人社部統(tǒng)計，農民務工收入已占到農民收入的50%，而浙江省，2015年該比重已接近61.95%，并呈穩(wěn)步上升態(tài)勢。2015年工資性收入對農村人口可支配收入的貢獻率高達75%。參見：人社部：農民工收入已經占到農民人均收入的50%，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2/20/c_119421485.htm；黃祖輝：浙江農民增收快源頭活水來自哪，浙江日報，2016年1月20日，第9版。
章錚：《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與劉易斯轉折點》，《中國農村經濟》，2011年第8期。
尚會鵬指出中日家庭存在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凝聚力不同，“中國家庭有著巨大的凝聚力，以家庭為核心，常常發(fā)展成為具有強大向心力的親族集團和相互依賴的關系網絡，而日本的家庭的這種能力要弱得多”。參見尚會鵬：中日傳統(tǒng)家庭制度的比較研究，《日本學刊》1991年第4期。
夏柱智：《論“半工半耕”的社會學意涵》，《人文雜志》，2014年第7期。
筆者所在的華中村治研究群體最早發(fā)現了中堅農民的形成機制及其社會意義，相關研究參見：賀雪峰：《取消農業(yè)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中國隱性農業(yè)革命”的社會學命題》，《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
李小�。骸缎罗r村十年換新裝》，《中國人大》，2015年第1期。
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議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http://www.gov.cn/ldhd/2013-12/14/content_2547880.htm
人民網：《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51.html
賀雪峰：《農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的由來、邏輯與出路》，《思想戰(zhàn)線》，2015年第5期。
本文發(fā)表于《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相關文章相關評論發(fā)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