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熟人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機制探究
摘 要：在村莊熟人社會中，能力、人品和人緣是衡量主體是否具備“面子”的條件，日常生活中長期的人情互動是“面子”生成的基礎，家庭則構成“面子”運行的基本動力�！懊孀印迸c主體內(nèi)在屬性緊密相關，呈現(xiàn)出較強的倫理性、社會性和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懊孀印钡姆只纬闪舜迩f社會分層和村莊權威結構，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層次不同、形態(tài)各異的權力運作機制，表現(xiàn)為“統(tǒng)合——孤立”機制、“轉化——平衡”機制和“滲透——規(guī)訓”機制，從而促進了村莊公共秩序、社會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產(chǎn)。然而，市場化逐漸導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漸脫嵌于主體的“做人”實踐，伴隨著“面子”競爭的失控，熟人社會漸趨解體。
關鍵詞：“面子”；熟人社會；再生產(chǎn)；人情；秩序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常有“講面子”，“愛面子”等說法，這些日常話語折射出“面子”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懊孀印彪m然是一種跨文化存在的普遍現(xiàn)象，但是，中國人的“面子”因其植根的社會文化模式的差異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傮w來看，學界對“面子”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切入：一是“面子”的內(nèi)涵和性質(zhì)，二是“面子”的運作與功能。
學者對于“面子”的定義主要有兩條脈絡。一種觀點強調(diào)，“面子”是一種心理建構，是個體的良好自我形象[1]；另一種觀點強調(diào)“面子”是一種社會建構[2]。兩種觀點雖然遵循不同的進路，但都突出了“面子”的“社會取向”[3]，并在“面子”作為“互動情境的產(chǎn)物”這一點上達成了基本共識[4]。一定意義上，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面子”的形式互動，凸顯了其關系性內(nèi)涵。
對“面子”功能及其運作的研究主要較多受到社會交換理論的影響。“面子”與人情、關系具有密切關聯(lián)，且構成了中國人“權力游戲”施展的社會機制[5]，并最終服務于關系的連接和權力的再生產(chǎn)[6]。作為社會關系中的流動性資源，“面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情化了，成為中國社會中權力非正式運行的重要紐帶。權力主體通過“面子”的運作，將其資源轉化為人情，形成他人對權力主體的依附，進而實現(xiàn)了權力再生產(chǎn)。這就形成了“權力——面子——人情”的闡釋進路，由于對權力主體的設定，導致了“面子”工具化為人情社會的潛規(guī)則資源。
由此可見，既有研究雖然啟發(fā)了對“面子”的學理認識，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因脫離了熟人社會，“面子”被放置在形式化和片段化的互動情境中，并聚焦于“面子”運作的表演性、策略性和流動性，相對忽視了“面子”的倫理性、規(guī)范性和穩(wěn)定性。事實上，熟人社會是“面子”生成和運作的社會基礎，熟人社會中的“面子”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價值性。[7]同時，“面子”的價值性又是村莊價值生產(chǎn)能力的重要支撐。因此，熟人社會既是作為“面子”運作的場域，“面子”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再生產(chǎn)了熟人社會秩序。
按照費孝通的說法，穩(wěn)定和靜態(tài)的鄉(xiāng)土社會表現(xiàn)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結構和規(guī)范的支撐下，形成了“長老統(tǒng)治”的權力格局，進而維系著鄉(xiāng)土社會的地方性規(guī)范。[8]費孝通所勾勒的這幅鄉(xiāng)土中國的畫面具有結構化的理想型色彩。在國家和市場力量的沖擊之下，鄉(xiāng)土中國正處于“去結構化”的大轉型之中。僅立足于靜態(tài)的血緣結構不足以理解農(nóng)村熟人社會秩序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作為嵌入在熟人社會中的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機制，“面子”的重要性越發(fā)凸顯。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試圖在熟人社會場域中，理解“面子”之于熟人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的意義。不同于“權力——面子——人情”的研究進路，本文將遵循“人情——面子——權力”的研究進路。在前者的研究視域中，因為最初設定了作為資源分配者的權力主體和資源稀缺的權力對象，在這個模型中的面子與人情便被抽離了經(jīng)驗而抽象化和形式化，人情成為“權力游戲”運行的載體。與此不同，筆者認為，為了理解面子機制何以構造熟人社會的秩序，需要首先對“面子”本身進行構造主義的解釋，強調(diào)向村莊日常生活的還原，理解“面子”在熟人社會中的人情基礎與生成邏輯，進而理解“面子”的運行機制。在這個意義上，“人情——面子——權力”的鏈條構成了“做人之道”實踐過程，因而是一個的動態(tài)的、持續(xù)的和可積累的過程，它凸顯了“面子”的生成性和生產(chǎn)性。“面子”以熟人社會中的人情互動和做人實踐為基礎，在長期的村莊生活實踐中形成了“面子”主導的村莊社會分層，以此為基礎，“面子”運作的權力機制在不同的層次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從而實現(xiàn)了熟人社會秩序的再生產(chǎn)。
二、“面子”的內(nèi)涵、基礎與動力
1.“面子”的實踐內(nèi)涵
在熟人社會中，農(nóng)民對于“面子”有著自己一套樸素的看法：
還是做好人，才有“面子”。人不就這樣！你自己的房子蓋的再好，有什么“面子”呢？做人不好，照樣沒“面子”。有“面子”的人，是那些辦事能力好，人緣好的，平常好幫助人的。
“面子”和“面子”不一樣，有的是實實在在的“面子”，有的是虛假的“面子”。人家不歧視你，尊重你，就是有“面子”。你不中，別人見面還很客氣，這是虛“面子”。沒“面子”，就是跟別人不接觸，不交流，也不互相幫忙。
不要“面子”的，以個人為中心，做事不講規(guī)矩，不考慮別人感受，不顧大局。
不管什么事，你得前思后想，合理合情……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我“要面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要面子”不同于“給面子”。
以上這些關于“面子”的話語來自于筆者在山東、河南等地村莊調(diào)研所搜集的田野材料。從以上農(nóng)民樸素的話語中可以看出，在一個村莊熟人社會中，“面子”來自于他人的給予，自己爭來的“面子”不算真正的“面子”。結合熟人社會中的“面子”觀，筆者認為，有“面子”需要滿足三個基本要素：能力，人品和人緣。在“面子”的三要素中，能力意味著會說話，能辦事，掌握著村莊中的稀缺資源，體現(xiàn)了主體的資源和權力屬性；人品意味著公正公道，講原則，體現(xiàn)了主體的道德倫理屬性；人緣意味著會處關系，會與人打交道，體現(xiàn)了主體的社會屬性。其中，能力是基礎，但必須通過“關系”表達，即主體所掌握的能力和資源需要外化為村民的福利，與村民產(chǎn)生關聯(lián)。人品則約束和限制著關系表達的路徑和方式。上述任何一個條件的缺乏，都不構成“有“面子””的標準。僅僅是有能力和資源，可能受到人們當面的恭維，但不算有“面子”；僅僅是有人品，則只能算是“老好人”；僅僅依靠人緣，沒有能力，沒有原則，“沒有質(zhì)量和姿態(tài)”，四面逢迎、巴結，也難以受到他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獲得所謂的“日常權威”。 在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中，無所謂“面子”與“里子”的差異，但卻有“真面子”和“假面子”的區(qū)分，“假面子”指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相互的妥協(xié)當然也具有社會性，但因為無關于村莊社會規(guī)范和原則，因此缺乏倫理性。
由此可見，熟人社會中的“面子”是社會性和倫理性的統(tǒng)一，這樣一種“面子”，本文稱之為“實體性面子”，它強調(diào)了“面子”的公共性內(nèi)核和“面子”的自我規(guī)范性。實體性面子因而與關系性面子形成了顯著差異。因此，實體性“面子”之有無，實際上主要依賴于“面子”互動的主體而非互動的過程，互動只是人情運作和“面子”積累的手段�！皩嶓w性面子”具有“屬人”的特性：“面子”不是基于主體擁有的某種外在的符號或者某種資源，而是主體的一種內(nèi)在屬性。當然，這些屬性既非源自于先天的稟賦，也不是一種“自我心像”，而是在后天的社會生活實踐中逐漸獲得和實現(xiàn)的。具體來說，在熟人社會中，“面子”不會因為特定的形式化的社會互動而生成，而是源于人情互動的長期積累�！懊孀印钡纳蓪嶋H上也是主體在熟人社會中自我實現(xiàn)的過程。
當然，在一些農(nóng)村地區(qū)的“面子”內(nèi)涵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例如，在江浙一帶的發(fā)達地區(qū)和中部地區(qū)某些村莊，辦酒席的規(guī)模、檔次和排場成為“面子”競爭的焦點。在這種情勢下，內(nèi)在于主體屬性的“面子”三要素不僅被化約為能力，而且進一步異化為能力的物化形態(tài)和外在表現(xiàn)——資源量的多少[9]，村莊中“面子”的運行機制由此改變。
2.“面子”的生成基礎
既有研究在討論“面子”的運作時，并未能充分討論“面子”本身的生產(chǎn)和來源問題，“面子”往往被視為短暫、變動的情境性產(chǎn)物[10]，忽視了人情之于“面子”的意義：人情要么被視為與“面子”并存的文化現(xiàn)象，構成關系運作的規(guī)則，要么被視為“面子”的資源化。事實上，單薄的互動情境和關系網(wǎng)絡難以提供“面子”運作的基礎，“面子”只有放置在具有歷史厚度和社會廣度的熟人社會中才能呈現(xiàn)其真實的基礎和豐富的意義。
村莊社會中的人情交往是一個人獲得能力、人品和人緣的基礎。所謂做人，指的是農(nóng)民以人情互動為基本形式的村莊交往實踐。熟人社會中的人情具有特殊性，它不僅是一種規(guī)范，如“講人情”，也是一種實踐，即“做人”。熟人社會的交往具有長久預期性和低度選擇性，遵循著“報”的邏輯。[11]“報”是一個持續(xù)往返的動態(tài)過程，從任意時間截面來看，人情交往必然存在著盈虧，這意味著熟人社會內(nèi)長期存在著“未了的人情”。人情可進一步區(qū)分為“日常性人情”和“儀式性人情”兩種形式：前者指的是村莊內(nèi)部人與人之間的幫工互助、相互走動或其他形式的社會交往，它具有彌散性，人情的返還并不限于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內(nèi)容；后者則可以視為日常性人情在特定的儀式性時間節(jié)點里的集中表達和呈現(xiàn)。目前，一些研究較多關注的是儀式性人情之于“面子”的表達性意義，而忽視了日常性人情之于“面子”的生成性意義。本文的討論主要著眼于“日常性人情”。
事實上，人緣、能力、人品等“面子”要素的積累和沉淀均發(fā)生于持續(xù)、零碎的做人實踐中，村莊成員只有積極參與村莊社會生活，不怕吃虧，愿意付出，積極幫助他人，才能展現(xiàn)自己的能力和人品，也才能積累廣泛深入的人緣。人緣的獲得并不是遵循純粹的“關系主義”的行動后果，而是村莊成員主體性的人情參與之產(chǎn)物。人情的長期性付出由此逐漸升華和轉化為主體的“面子”地位。在某種意義上講，人情的付出越多，自己越是處于虧損的地位，則越是有“面子”。
3.“面子”的運行動力
家庭，人倫之始也。家庭是農(nóng)民基本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它不僅是農(nóng)民日常生活展開的載體，而且是其“生命價值”之實現(xiàn)的載體[12]，這集中表現(xiàn)為“家和萬事興”的秩序期待和“傳宗接代”的意義期待。然而，除了家庭的生活性和神圣性之外，家庭還具有社區(qū)性。這意味著家庭并不是一個自足和封閉的單位，而是時刻受到村莊規(guī)范和外部力量的影響。雖然“面子”的積累和獲得主要發(fā)生在家庭之外的社會交往層面，但是，家庭可謂“面子”運作最基本的參照群體。家庭內(nèi)部的倫理要求和行為規(guī)范也影響著“面子”行為的目標和動力。人們的社會交往本質(zhì)上以家庭成員的身份進行，因而也代表著一個家庭在村莊中的名譽和地位。成家，是一個人成為合格與完整的村莊成員的基本條件，而沒有成家的“光棍”的村莊社區(qū)參與具有明顯的依附性和邊緣性。在這個意義上講，農(nóng)民參與村莊社會交往以及由此獲得的社會資源和權力資源，其歸宿仍然是家庭。家庭作為人倫之始，是農(nóng)民在村莊的立身之本。在這個意義上，“面子”行為便不僅僅是基于自身利益權衡的個體性行為，“面子”的運行不僅具有策略性，而且具有倫理性，倫理的厚度意味著“面子”不是個體可以隨意操縱的資源或者工具，而是具有自身的運行規(guī)范和實踐邏輯，因此，家庭人倫構成“面子”運行的動力基礎。
三、“面子”的分化與村莊社會分層
1.“面子”的等級結構
“差序格局”將熟人社會描述為以“我”為中心的同心圓狀的分布格局，基于此形成了“內(nèi)外有別”的行動邏輯[13]。閻云翔進一步認為，“差序格局”不僅是平面化的，而且是有差等的[14]�！安钚蚋窬帧睂嶋H上設定了個體與同一圈層成員之間的均質(zhì)化關系。但是，在血緣關系主導的結構性圈層差異之外，還存在著“面子”主導的村莊社會分層。
村莊社會分層是“面子”競爭和“面子”分化的產(chǎn)物。村莊社會內(nèi)部雖然可能根據(jù)資源掌控數(shù)量的多少產(chǎn)生經(jīng)濟分層，但是，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和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中，資源優(yōu)勢本身并不構成衡量個體身份的絕對標準，相反，一個人擁有的資源優(yōu)勢必須通過“人情”運作才能轉化為合乎地方性規(guī)范的階層地位。由此可見，社會性嵌入機制扭轉了經(jīng)濟分層的分裂效應，主導了村莊秩序的動力結構和權力機制。
在面子機制中，對所有參與者具有第一重要性的，不是從社會規(guī)范的角度去監(jiān)督和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為，而是在維護整個交往的等級秩序的同時，爭取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個等級秩序上能夠占據(jù)一個較為有利的位置。[15]因此，“面子”的規(guī)范性要求并不意味著村莊中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有“面子”的人，在熟人社會的長期交往中，人情往返、禮尚往來的均衡性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不同主體因為資質(zhì)、資源、機遇等主客觀條件的差異形成了人情互動中“社會能力”的差異，從而決定了村莊社區(qū)象征地位的差異[16]：一部分人成為人情的“債權人”，一部分人成為“債務人”，還有一部分人成為村莊人情互動之外的邊緣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續(xù)的“面子”競爭形成了村莊社會中的“面子”等級結構，并表現(xiàn)為由“面子”主導的村莊社會分層。
（1）上層。這部分人同時具備“面子”的三個條件，即能力，人品和關系。在村莊生活中往往成為他人請托的對象，因而成為日常性人情往來的“債權人”，隨著“債權”的積累而逐漸位于“面子”等級結構的上層，屬于村莊中最有“面子”的少數(shù)群體。例如，在山東張村，600人左右的村莊，但村民公認的有“面子”的人只有13人。這些人實際上是村莊中的精英人物。在河南李村，這樣的人因為往往是村莊中紅白事的主持人，當?shù)厝肆晳T性地將這種人稱之為“老總”�！袄峡偂迸c血緣結構并無直接關聯(lián)，血緣關系網(wǎng)絡的大小強弱與能否成為“老總”并不具有必然的相關性。這些精英人物因其日常性人情參與范圍更大，因而是村莊人情往來的焦點和村莊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節(jié)點。憑借著其節(jié)點地位，處于“面子”等級結構上層的精英人物在村莊中具有了公共性地位，并主導著村莊社會關系的建構：他們廣泛而主動地介入村莊公共生活，在積累“面子”的同時，也活躍和更新著村莊社會關聯(lián)。
（2）中層。與上層相比，中層的“面子”等級在村莊中并不凸顯，由于資質(zhì)、意愿或能力所限，他們并不完整地具備“面子”的三個要素，或者這三個要素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的較為一般，但是，中層對“面子”的內(nèi)涵具有基本的認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們同樣參與村莊中的人情往來，但不是活躍在村莊前臺的人物。在與上層的人情互動中，中層是處于虧欠者的地位，人情上的虧欠導致了中層對上層的依附性，表現(xiàn)為對上層的權威認同。但在其層級內(nèi)部，中層則盡可能維系著他們之間的長期性人情均衡，例如平時的人情往來和互幫互助。相對于上層精英的能動性和積極性，中層偏向于保守，在村莊交往中多遵循“不得罪人”的行動邏輯和“吃虧是�！钡娜松軐W，并表現(xiàn)為“隨大流”的社會心態(tài)，這構成了中層的“面子”行為邏輯。
（3）下層。下層是不具有“面子”的人：這些人的能力不一定差，甚至能力強，有手腕，但因為不講道德原則，不積極參與村莊人情互動。因此，在村莊中，他們做不起人，抬不起頭，不能獲得其他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認可和尊重。一般來講，下層也是村莊中的少數(shù)。在河南周口，這種人被稱為“賴人”，在一些南方村莊，這種人被稱為“滑稽人”。這些詞匯形象的表明了下層在村莊中的邊緣處境。邊緣是相對于村莊社會的主流規(guī)范而言的，實際上，這些人也可能形成村莊內(nèi)部的亞文化，從而建構服務于其自身的評價體系。血緣結構對于邊緣人固然可能具有一定的吸納保護機制[17]，但在村莊社會層面，邊緣人往往受到村莊主流文化規(guī)范的排斥和孤立，在相對穩(wěn)定和封閉的熟人社會內(nèi)部，上層主導、中層跟從的“面子”等級結構可以有效抑制邊緣人的負面行為和消極影響對熟人社會的侵蝕。但要注意的是，下層是熟人社會內(nèi)部的不穩(wěn)定力量，鄉(xiāng)土社會的轉型為邊緣人“時勢權力”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機會。[18]
2.村莊權威結構
歐文·戈夫曼認為，主體在特定互動情境中的印象整飾可以改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達到改變自身處境的目的。[19]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主觀的‘面子’”與“客觀的‘面子’”[20]之別，進而為““面子”功夫”和“面子”競爭提供了空間。與此不同，熟人社會中的做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公與私之間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可能性抑制了“面子功夫”的表演性和“面子”競爭的激烈性，“面子”行為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個人日常生活真實的自我呈現(xiàn)�！懊孀印睂ψ晕业某尸F(xiàn)，意味著“面子”等級也成為“人”的等級在熟人社會中的標志。由此，熟人社會中人與人的差異不僅表現(xiàn)為血緣關系的遠近，而且表現(xiàn)為“成人”之差異，從而形成了熟人社會的非均質(zhì)結構，其內(nèi)部的做人之等級為村莊權威結構提供了基礎。
由“面子”的分化所形成的村莊社會分層顯然不同于階層分化的邏輯。階層分化是資源稀缺條件下村莊成員之間競爭的后果，可能導致階層內(nèi)部的閉合和階層之間的疏離，在這種情況下，富人的資源固然可以轉化為一種權力，但卻不一定轉化為權威。與此不同，“面子”分層是隨著日常生活展開的自然而然的分化過程，“面子”的獲得恰恰建立在人情讓渡而非資源競爭的基礎之上，前者是社會取向而后者是個人取向。因此，“面子”等級具有較強的開放性、較大的包容性和適度的流動性，一部分人隨著閱歷的積累和增加，有可能進入中層或者上層，一部分人也可能因為某些事件或者變故而進入中層甚至下層。在這個意義上，村莊的社會分層提供了一套農(nóng)民自我實現(xiàn)的結構載體，孕育了聚焦于做人的“面子”競爭。這樣的“面子”競爭是一種良性的競爭，嵌入在倫理規(guī)范之中并再生產(chǎn)這些倫理規(guī)范。“做人”的地方性共識主導了村莊的評價體系，由此形成了由邊緣到核心、由下層到上層的向心力，并積累而成為一種“勢能”，從而塑造和維系著以“做人”為核心、以“面子”為載體的熟人社會規(guī)范。由此，“面子”的等級結構實際上轉化為村莊的權威結構，“面子”越大，也越是有威信，有權威。權威不同于權力，他來自于他人的認同。權威結構不僅通過上層精英人物的行動邏輯而體現(xiàn)，而且通過中層維護自己“面子”的行為而得到承認和表達。
四、“面子”的運作與熟人社會秩序的再生產(chǎn)
如上所述，“面子”以熟人社會為基礎，且“面子”的運作產(chǎn)生了熟人社會內(nèi)部的社會性分層。但是，以“做人”為導向的“面子”競爭并未撕裂村莊社會，反而不斷再生產(chǎn)著村莊秩序�！懊孀印钡倪\作不僅發(fā)生在層級之間，而且也發(fā)生在各層級內(nèi)部。以“面子”等級結構和村莊權威結構為基礎形成了“面子”運作的權力機制。在此，“權力”形式上雖具有交換性色彩，但權力的運作方式和目標指向顯然難以從“社會交換”的理性過程獲得充分說明。為了進一步闡釋“面子”之于熟人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的意義，筆者將主要從熟人社會的村莊公共秩序、社會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等三個層次切入，揭示面子運行的三種權力機制，即“統(tǒng)合——孤立”機制、“轉化——激勵”機制和“滲透——規(guī)訓”機制。具體邏輯關系和結構如下圖所示：
1.村莊公共秩序再生產(chǎn)
在“面子”等級結構中，無論是就能力、品行還是關系，上層在熟人社會中都居于主導性地位。精英人物的身份來自于他們廣泛而深入的參與村莊生活之中，并與村民廣泛地發(fā)生日常性人情互動，居于“面子”中間等級的人則逐漸成為人情的虧欠者。上層在實現(xiàn)“面子”積累的同時逐漸成為村莊公共秩序維系之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們在村莊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中的節(jié)點位置賦予了其公共性身份和統(tǒng)合型權力，從而形成以上層為中心的關系聚焦效應，人們通過與這些村莊精英之間的人情關聯(lián)而超越了人情交往的私人性和狹隘性。在這種情勢下，下層邊緣人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邏輯受到村莊輿論的壓制，缺乏公共化的表達機會。因此，在上層、中層和下層之間的“面子”互動中，以上層為中心的“統(tǒng)合——孤立”機制表現(xiàn)為對中層的凝聚、整合和對下層的排斥、孤立，從而維護了村莊秩序的原則和底線。
具體來看，上層“面子”行為的公共性表現(xiàn)在諸如紅白事等儀式性場合，也表現(xiàn)在村莊糾紛等沖突性事件的調(diào)解方面。在全國各地農(nóng)村的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紅白事等儀式場合中的主持者一般是村莊中最有“面子”的人物，因為涉及幫工的任務安排以及儀式過程的引導，要求主事者必須有一定的威望。上層人物的在場和主持，中層便不得不給他“面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因為中層對精英人物存在人情虧欠，給他們“面子”相當于一種人情返還，這樣中層自己也才有“面子”；其次，考慮到未來對精英人物依賴的可能性，也不能不給他們“面子”；再次，精英人物的“面子”和威望本身在村莊中形成了感召力和動員力，“別人都尊重，你為何不尊重？”此時，對個人私利的堅持將導致中層自身“面子”的損失。在糾紛調(diào)解中，其遵循的邏輯也有類似之處：精英作為第三方介入，沖突雙方往往都與該精英存在人情虧欠，在這種情境下，給精英人物以“面子”就具有了“報”的屬性，從而也維護了當事人自己的“面子”。一次成功的調(diào)解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以精英人物為中心的“面子”運作，如此一來，糾紛雙方固守的利益邊界通過向精英開放，而獲得了利益協(xié)調(diào)的空間和渠道。因此，中層對面子的趨從和認同形成了以精英為中心對中層的整合，精英人物以特定的儀式性場合或事件為契機，實現(xiàn)對熟人社會的統(tǒng)合。
處于不同“面子”等級的村莊成員之間的“面子”互動，雖然以看似私人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但“面子”互動的內(nèi)核則是基本的人倫和人情規(guī)范，即農(nóng)民眼中的“理”。在山東張村農(nóng)民看來：“理”只有一個，這是村莊中的“公理”。村莊精英人物在調(diào)解時，一定要講理，“把姿態(tài)擺正，把理占住了。這樣，得罪人了也不怕”。在這個意義上，“面子”的運作實際上是“面子”的公共性和規(guī)范性借助人情互動的網(wǎng)絡而更為細密地滲入農(nóng)民日常生活的過程，從而再生產(chǎn)著村莊的公共秩序。一旦把“理”占住了，下層的行為便難以形成對“面子”等級結構的沖擊，也就難以侵蝕熟人社會秩序。
2.社會交往秩序再生產(chǎn)
相對于村莊的儀式性或事件性等場合，熟人社會的交往秩序屬于更為日�；膶用��！懊孀印敝诮煌刃蛟偕a(chǎn)的意義主要發(fā)生在“面子”層級內(nèi)部。作為熟人社會的主體，中層遵循的最重要的交往邏輯是“施報平衡”的原則，并表現(xiàn)為“互相拖欠著未了的人情”。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施報平衡是如何可能的？
事實上，單純從人情交換的角度并不足以理解熟人社會的人情平衡機制。特定的人情交換片段既是情境性的，也是私人性的，并且存在相互的增益和虧損。那么，這些建立在私人性基礎上的人情交換的累積和疊加如何形成熟人社會內(nèi)部的普遍性平衡并長期維持？對此，王德福提出了“結人緣”這一熟人社會的交往之道，認為每個人在參與社會交往時不僅考慮到與具體對象相關的行為策略，還要顧及整個熟人社會的存在。[21]這個解釋無疑是富有啟發(fā)的，但并沒有點明和解釋個體之所以“顧及”的心理動力。
筆者以為，結人緣的交往之道始于人們對“面子”的追求、積累和維護。在“面子”的“轉化——激勵”的權力機制作用之下，人情互動中自我的“虧損”可以轉化為自身的“面子”，從而對交往過程中利益相對“受損”的一方形成激勵和彌補�！稗D化——激勵”機制突出的是人情“面子”化的共時性維度。村莊中的儀式性場合是村莊成員“面子”的集中呈現(xiàn)，農(nóng)民辦酒席之所以不在乎盈虧的原因在于，紅白事來人越多，主家越覺得有“面子”，儀式性的開支花費轉化為自身的“面子”增量；對于參與酒席的客人而言，人情費用（“隨禮”）的支出也轉化為自身的“面子”增量。當然，在農(nóng)村也有個別的人因平時不會做人，不好相處，不愿意給他人幫忙，以至于在家里有人去世之后卻連“喪夫”都無法湊齊，成為整個村莊的笑話，為了一時的私利而大大地丟了“面子”。
因此，“面子”的生成雖然源于人情互動，但面子的運作具有獨立于人情的動力機制。在“面子”缺失的情況下，村莊社會交往就可能淪為單純的資源交換，人情往來蛻化為利益競爭，熟人社會的交往可能陷入交換失衡和競爭失控之狀態(tài)。[22]“面子”的“轉化——激勵”機制使得人情交往超越了私人性和工具性，從而約束了村莊社會中私人利益的膨脹。正所謂，“吃虧是福”，社會交往中的虧損最終可以通過轉化為自身的“面子”增量而得以彌補。因此，人們在交往中之所以愿意承受一時一地的虧損，不僅建立在對熟人社會的長遠預期和未來回報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虧損”本身所蘊含的“面子”生成這一機制之上，這是一種共時性的轉化平衡機制。
3.家庭生活秩序再生產(chǎn)
“面子”的運行雖然在家庭之外，不過，既然家庭是“面子”的人倫基礎，“面子”的運作及其權力效應必然進入家庭之中。家庭的社區(qū)性不僅意味著村莊文化網(wǎng)絡和社會結構對家庭建構的影響[23]，而且也涉及家庭秩序對于村莊社會秩序的作用。農(nóng)村中常有“家丑不可外揚”的說法，但在實際的村落生活中，“家丑”卻常常外揚，家庭內(nèi)部各種復雜的關系及其事件能夠在村莊場域中戲劇化地表現(xiàn)出來，譬如通過吵架、罵街甚至打架等方式戲劇化為村莊公共事件。因此，作為熟人社會的基礎結構，家庭秩序的穩(wěn)定性關系到熟人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性。
家庭生活在“過日子”的過程之中展開。但“過日子”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貫穿著以沖突、斗爭為形式的權力游戲。[24]家庭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結構，家庭生活的秩序不僅受到家庭政治的影響，而且也受到“面子”的影響。“面子”既以家庭人倫為基礎和歸宿，也鑲嵌在人情互動的過程中，因而勾連了家庭和村莊。因此，村莊層面的“面子”等級結構所蘊含的“面子”壓力也會滲透進入家庭，而家庭內(nèi)部事件外部化的潛在可能，始終對家庭成員形成壓力。一旦外部化，整個家庭的“面子”就會受損，在村莊的“面子”分層和評價體系中，家庭所有成員都會受到牽連。因此，“面子”壓力對家庭的滲透規(guī)訓著家庭內(nèi)部的行為模式，調(diào)試著家庭內(nèi)部的關系，防止家庭矛盾的擴大化，此即所謂“滲透——規(guī)訓”的權力機制。事實上，一個有“面子”的精英人物，如果在處理家庭關系時都是失敗的，則其“面子”和權威一定大受影響。在河南李村，一些精英人物甚至可能因為忍受不了老年階段家庭關系的失敗而走向自殺。因此，在“面子”的“滲透——規(guī)訓”機制下，預防和及時化解家庭中可能或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糾紛，維護和恢復家庭人倫的秩序，并盡可能阻止家庭矛盾對村莊秩序的沖擊，成為農(nóng)民“過日子”的基本原則。
4、“面子”的秩序再生產(chǎn)機制
透過面子的運行機制，熟人社會不僅體現(xiàn)為面子主導的社會性分層，而且展現(xiàn)了熟人社會秩序的三個層次，即公共性、交往性和生活性。事實上，公共秩序、交往秩序和生活秩序統(tǒng)一在熟人社會秩序之中，體現(xiàn)了熟人社會秩序的立體性。“面子”的“統(tǒng)合——孤立”機制、“轉化——平衡”機制和“滲透——規(guī)訓”機制構成了面子運行機制的三個面向。這三種機制雖然涉及不同的層級和不同的向度，但是均共同指向了村莊社會的整合。從“面子”的整合效應來看，熟人社會秩序的再生產(chǎn)無疑是一個頗為復雜的過程，它不僅涉及縱向結構層次的整合，而且涉及橫向交往層面的均衡，最后還涉及家庭與村莊社會之間的制衡。熟人社會秩序機制的復雜性也再次說明，我們需要從血緣主導的地方性社會秩序生成的范式中超越出來，即不能僅僅將村落熟人社會視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發(fā)生學產(chǎn)物，而是要將熟人社會拉回到分析的中心，在一種更加開闊的視野中理解熟人社會的秩序再生產(chǎn)機制。
在我們的分析中，家庭雖然為“面子”的運行注入了動力，但是“面子”在村莊社會中表現(xiàn)出了相對獨立的運行機制，并且最終也反饋到家庭生活秩序。由此可見，“面子”嵌入于熟人社會中，并在熟人社會的人情互動過程中持續(xù)生成并逐漸分化，“面子”也因此獲得了再生產(chǎn)熟人社會秩序的資源。“面子”既源于人情的長期積累，同時，“面子”的運行又將人情互動嵌入復雜的權力關系之中，從而軟化了權力互動中的利益剛性和利益博弈的色彩，弱化了權力主體的私人性和權力互動的即時性。在這個意義上，以“面子”為媒介，日常性、片段性和狹隘性的日常人情互動被轉化為儀式性、整合性和公共性的微觀權力實踐。
這就形成了“人情——面子——權力”的邏輯鏈條。在兩條的兩端，“面子”分別通過“人情”和“權力”而與熟人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面子”依托人情而熟人社會中汲取資源，同時將這些資源轉化為再生產(chǎn)熟人社會的權力。這是一個持續(xù)的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面子”是這個循環(huán)得以不斷更新和延續(xù)的核心，且正是熟人社會內(nèi)部以“面子”為核心的良性循環(huán)，實現(xiàn)了熟人社會秩序的持續(xù)再生產(chǎn)。
五、“面子”的異化與熟人社會變遷
在本文中，筆者基于“人情——面子——權力”的框架，論述了“面子”之于熟人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的意義。村莊的公共秩序、社會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均在“面子”的運行中實現(xiàn)了再生產(chǎn)。熟人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性在于“人情——面子——權力”這一鏈條的緊密性和完整性。但是，伴隨著市場化進程，理性主義正在吞噬著“面子”的內(nèi)涵、基礎與動力，打破了“人情——面子——權力”的鏈條，從而改變了“面子”的運作方式和權力機制。
1.市場化與“面子”之變
第一，“面子”內(nèi)涵之變。在市場化沖擊之下，村莊經(jīng)濟分化逐漸明顯，尤其是打工經(jīng)濟極大的改變了村莊經(jīng)濟結構，村莊中逐漸形成以新的標準——財富為中心的經(jīng)濟分化和經(jīng)濟分層。不同于“面子”的社會分層所具有的社會指向和長遠預期，經(jīng)濟分層在很大程度上是村莊之外市場力量的產(chǎn)物，具有明顯的個人指向和短期行為取向。在這種情況下，“面子”的內(nèi)涵發(fā)生轉化：能力、人品和人緣的三位一體逐漸失衡和瓦解，并日益脫嵌于主體的生活實踐：經(jīng)濟資源獲得的數(shù)量日益成為個體能力的見證，對主體能力的評價脫離了道德性和社會性的約束。換句話說，有錢就有了“面子”，無論錢的獲得渠道正當與否，也無論錢是否用于幫助村民。相對于人情導向的“面子”而言，這是一種“物化”[25]的“面子”。
第二，“面子”基礎之變。在市場經(jīng)濟的邏輯下，“面子”成為了一種可以自由流動、自由交換的物，成為可以依托關系的連接而具有可傳遞性的物。人們不再安于長期性的人情往來和人情付出，人緣關系的積累不再必然通過長期的做人實踐而實現(xiàn)，長期的人情互動的實踐被短暫且理性化的即時性交換關系所取代，也就是說，主體當下所掌握的經(jīng)濟資源具有了生產(chǎn)“關系”的能力，經(jīng)濟資本實現(xiàn)了向社會資本的轉化，并通過富人在村莊中營造的“夸富宴”式的排場集中體現(xiàn)出來。排場與“做人之道”無關，喪失了倫理性評價功能，成為財富炫耀和權力展示的工具，村莊社會關系由此進一步理性化。
第三，“面子”動力之變。在市場經(jīng)濟的影響下，消費主義逐漸進入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農(nóng)民的家計策略由偏重積累向偏重消費轉變。家庭日益成為一個消費和生活單位，家庭的聲望積累和價值實現(xiàn)的功能不再居于首位，也難以構成對家庭成員行為的有效約束。家庭向社區(qū)的開放性逐漸走向閉合，關起門來過日子，不再在乎他人評價，家庭的社區(qū)性逐漸弱化。這導致了農(nóng)民行為的個體化，從而進一步釋放了農(nóng)民“面子”運作的空間。
2.競爭異化與秩序耗散
物化的“面子”夷平了村莊中人與人之間在人格、品行、人緣等方面的內(nèi)在差異，“面子”競爭日益通過符號化的方式表達，金錢、汽車、房子等外在符號成為“面子”競爭的聚焦點�！懊孀印�從“別人給的‘面子’”逐漸變?yōu)椤皞�人爭取的‘面子’”，“面子”和“里子”發(fā)生脫離，即使是本身并沒有什么資源和條件的農(nóng)民，也可能通過攀附關系或不切實際的攀比參與激烈的“面子”競爭。物化的“面子”脫離了主體的做人實踐而逐漸喪失了內(nèi)在的規(guī)范性，“面子”競爭的內(nèi)容和形態(tài)也隨之發(fā)生改變�！懊孀印备偁幉辉倬哂幸�(guī)范和價值生產(chǎn)的意義，相反，“面子”競爭行為越來越訴諸于當下，表現(xiàn)為較強的短期性。在一些地方，農(nóng)民不惜透支未來的家庭收入而滿足當下的炫耀性消費和攀比需求，例如不切實際的建房，購車和追求酒席檔次。這樣的“面子”競爭，既擾亂了村莊的公共秩序和交往秩序，人們變得熱衷攀比和精于算計，而且也干擾了家庭生活的自主性。在這種物化的“面子”競爭浪潮中，過日子的生活邏輯發(fā)生偏移。
還要注意的是，隨著村莊分層標準和評價體系的擾亂和重構，村莊中原屬于下層的邊緣人可能僅憑其能力優(yōu)勢而俘獲市場利益機會，并躍升至村莊經(jīng)濟分層中的上層精英地位，而原來處于“面子”等級結構中的上層精英則有可能淪為新分層體系的中層甚至下層。這一顛覆極大地沖擊著熟人社會原有的倫理規(guī)范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笑貧不笑娼”也越來越成為農(nóng)民無奈的認同。
總而言之，市場化逐漸改變和重塑了“面子”的內(nèi)涵，瓦解了“人情——面子——權力”鏈條中的良性循環(huán)：“面子”不僅失去了源于人情和做人的規(guī)范性支撐，而且失去了基于“面子”等級結構而來的權力效能，由此，異化的“面子”不僅喪失了熟人社會秩序再生產(chǎn)的意義，反而進一步耗散了村莊內(nèi)部的社會關聯(lián)和社會資本，熟人社會逐漸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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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發(fā)表時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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