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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家庭發(fā)展能力

——華北農村與鄂西農村家庭策略的比較分析[①]

李永萍[②]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  430074）

摘要：在家庭的現(xiàn)代化轉型中，家庭發(fā)展逐漸成為問題。文章從鄂西農村與華北農村的差異出發(fā)，基于家庭策略的視角探討了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有效基礎。鄂西農村相對薄弱的半工與半耕、低度的代際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務，與華北農村相對充分的半工與半耕、緊密的代際關聯(lián)以及近乎無限的人生任務存在鮮明差異，最終體現(xiàn)為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差異。根據家庭發(fā)展能力的不同，農民家庭可以大致劃分為發(fā)展型家庭、維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種類型。農民家庭的“分類治理”是激活家庭發(fā)展能力，實現(xiàn)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家庭發(fā)展能力；家庭策略；半工半耕；代際合力；家庭目標

一、問題的提出

（一）家庭發(fā)展的政策話語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家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打工經濟引發(fā)了家庭結構、功能和倫理的變遷：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1]]、家庭功能逐漸弱化和外化[[2]]、家庭倫理弱化并經歷了新的重構[[3]]。在此背景下，“家庭發(fā)展”日益成為一個問題，且日益引起政策部門的關注，“家庭發(fā)展”作為一種政策話語出現(xiàn)。學者們尤其關注到轉型時期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庭需求與家庭功能的對應結構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機制失靈”，因此家庭發(fā)展和家庭能力建設需要外部社會系統(tǒng)的介入，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支持[[4]]。可見，圍繞“家庭發(fā)展”的政策話語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合理的家庭政策促進家庭發(fā)展，提升家庭的發(fā)展能力，進而構建良善的社會秩序。學界的家庭政策研究存在“去家庭化”和“家庭主義”之爭[[5]]。 “去家庭化”的政策思路主要借鑒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強調政府在為家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具有主導責任[[6]]。而“家庭主義”的政策思路強調通過政府的干預來激活和強化家庭的功能[[7]]。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構建“發(fā)展型家庭政策”[[8]][[9]]，試圖在“去家庭化”和“家庭主義”的家庭政策思路之間尋求平衡點，強調國家和市場的力量不能完全替代家庭，而是要通過合理的家庭政策來促進家庭能力的提升和家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總體來看，作為政策話語的“家庭發(fā)展”是一種外部視角，重點討論了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政府責任，相對忽視了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構成基礎。這樣一來，家庭發(fā)展能力主要是特定政策實踐的效果。事實上，家庭發(fā)展政策離不開現(xiàn)實的家庭發(fā)展能力。家庭發(fā)展能力是家庭發(fā)展政策落地的有效性前提。因此，從家庭外部視角向家庭內部視角轉換是家庭政策研究深化的重要條件，它構成了反思家庭發(fā)展政策的基本參照。

（二）家庭發(fā)展的資源稟賦

有學者在家庭發(fā)展理論和家庭可持續(xù)生計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家庭發(fā)展能力理論”的分析框架，認為家庭稟賦、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是構成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核心要素[[10]]。從微觀層面而言，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要素很多，如家庭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家庭勞動力的配置狀態(tài)等。在已有研究中，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諸多要素主要以“家庭稟賦”的概念呈現(xiàn)出來。家庭稟賦是指家庭成員及整個家庭所擁有的包括天然具有的及其后天獲得的資源和能力，具體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11]]。具體來看，學界對“家庭稟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家庭稟賦對家庭行為決策的影響。例如，石智雷、楊云彥認為，中國城鄉(xiāng)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或是回流不是個體行為，而是基于家庭稟賦狀況作出的理性決策[[12]]。二是研究家庭稟賦與家庭功能的關系。例如，狄金華等以家庭稟賦理論為分析框架，分析了農村子女的家庭稟賦效應對其贍養(yǎng)行為的影響，認為子女的家庭稟賦越豐富，其對父母經濟支持和精神慰藉的頻率就越高[[13]]。

既有研究主要以“家庭稟賦”這一概念來呈現(xiàn)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強弱，這在事實上將家庭發(fā)展能力還原為了家庭內部的資源稟賦，而且，這些資源稟賦在一定程度可以視為家庭成員資源存量和資源獲得能量的簡單加總。這樣一來，家庭發(fā)展能力本質上成為一個經濟學的問題。然而，農民家庭并非個體本位的組織結構，這意味著，若要揭示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完整意涵，必須回到家庭再生產的實踐邏輯。換言之，家庭稟賦主要強調的是家庭作為整體所具有的客觀的資源變量，它是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變量。然而，家庭發(fā)展能力不僅與客觀的資源變量相關，而且與家庭結構和家庭目標相關。

（三）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社會學視野

“家庭發(fā)展能力”實際上包含了農民家庭回應現(xiàn)代性的能力，因而需要放置在家庭現(xiàn)代化轉型過程中考察。一般認為，家庭的現(xiàn)代化主要是一個家庭結構分化、倫理弱化和功能分化的過程，以核心家庭為本位的私人生活邏輯替代了傳統(tǒng)大家庭的生活邏輯[[14]]。家庭被視為現(xiàn)代化改造的被動對象，凸顯了現(xiàn)代化之于家庭的解構與分離的向度。然而，近年來一些研究表明，家庭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并非是完全被動的，而是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積極調整和適應[[15]]。家庭的功能并沒有在現(xiàn)代性力量的沖擊下弱化，反而在現(xiàn)代性壓力之下被激活，并表現(xiàn)出相當的韌勁[[16]][[17]]。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僅僅是家庭變遷的一個維度：代際之間固然在家庭形式上越來越呈現(xiàn)出“分”的趨勢，但在實質上卻越來越強調代際之間“合”的力量，核心家庭大多有其“形”而欠其“實”，家庭呈現(xiàn)出“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網絡化”的特點[[18]]。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新三代家庭”這一概念，揭示轉型時期農民家庭代際之間的功能性合作[[19]][[20]]。此外，姚俊也關注到當前城市家庭中的“臨時主干家庭”[[21]]和農村流動家庭中的“不分家現(xiàn)象”[[22]]，認為這是家庭成員在現(xiàn)代化壓力之下所作出的積極應對策略。

    就中國農民家庭轉型的實踐過程而言，家庭轉型不僅具有轉型過程的漸進性，而且轉型的路徑和節(jié)奏存在鮮明的差異。家庭轉型的復雜過程提供了透視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窗口。家庭發(fā)展能力既非一個純粹的政策建構的問題，也非資源配置的經濟問題。面對復雜多元的社會變遷，農民家庭在資源、關系和倫理等方面的變遷重構了轉型家庭的實踐形態(tài)，形成“功能性家庭”[[23]]。功能性家庭突出了農民家庭轉型的能動性。然而，筆者在調研中發(fā)現(xiàn)，雖然農民家庭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都有能動性的一面，但家庭的能動性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且不同地區(qū)農民家庭的能動性存在一定的差異，最終導致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差異。這就產生了進一步的問題：在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背景下，農民家庭如何才能提升家庭發(fā)展能力，進而激活家庭功能？本文基于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的經驗，[③]以家庭策略為分析框架，試圖從類型比較的視角出發(fā)揭示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現(xiàn)實基礎。根據筆者調研，華北農村和鄂西農村在家庭發(fā)展能力上具有較大的差異。大體而言，華北農村的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強，而鄂西農村的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家庭資源是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變量，也是家庭決策的基礎。但家庭發(fā)展能力不僅與家庭內部客觀的資源變量相關，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家庭策略來釋放家庭的發(fā)展能力。

二、分析框架：家庭策略的真實結構

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核心即家庭回應現(xiàn)代化轉型的能力，它關注的是農民家庭轉型的可能性。在現(xiàn)實的經驗層面，不同的家庭發(fā)展能力孕育了富有差異的農民家庭模式。如果進入農民家庭再生產的基本邏輯，家庭發(fā)展能力則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換句話說，在本文中，家庭策略并不是個體的家庭建構策略，而是家庭的發(fā)展策略。家庭策略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理性主義的色彩。

家庭策略的概念最早來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過程中家庭發(fā)揮的作用[[24]]。家庭策略是家庭在應對社會變遷時做出的合理安排，“可被解釋為家庭及其成員的決策過程與時機，強調家庭自身變化的動力以及家庭與社會變遷的相互影響作用”[[25]]。因此，“家庭策略”這一概念強調了家庭本身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布迪厄認為，血緣群體組織為了自己群體的生存和延續(xù)，發(fā)展出了一系列的家庭策略，如結婚策略、教育策略和繼承策略等[[26]]。國內也有一些學者運用“家庭策略”的視角來分析轉型時期農民家庭的行為邏輯。楊靜慧以農民工為研究對象，考察農民工如何通過家庭結構的調整來改變家庭策略，從而有效回應轉型社會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27]]。王立兵引入家庭策略的視角分析農民在分家實踐中的主體性和能動性[[28]]。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從能動主體出發(fā)，突出了家庭內部圍繞資源配置效率的理性決策，從而強調了家庭策略運作的個體本位和工具意義，因而忽視了家庭策略的真實結構。事實上，家庭策略不僅是家庭成員基于個體本位的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模式，而且服從于家庭再生產的實踐邏輯，因而呈現(xiàn)出復雜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家庭策略并不必然體現(xiàn)為農民家庭的現(xiàn)代性適應，而是可能陷入封閉在家庭內部的循環(huán)。[④]因此，只有深入家庭策略的內在結構，將家庭策略置入家庭再生產的實踐邏輯，才能揭示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生成機制。這也意味著有效的家庭策略需要與特定的家庭關系和家庭目標結合。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實體論的家庭觀出發(fā)，剖析“家庭策略”的內在結構，揭示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真實基礎。

    家庭轉型不僅是現(xiàn)代性的自發(fā)后果。農民家庭模式的差異意味著家庭內在的發(fā)展能力本身也塑造了現(xiàn)代性的流動路徑和影響農民家庭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家庭策略實際上包涵三個層面，分別為：家庭資源、家庭結構和家庭目標，三者分別規(guī)定了家庭策略的基礎、主體和空間，最終表達為特定的家庭發(fā)展能力。具體而言，家庭資源主要是指家庭成員的資源存量，它是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變量，家庭結構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的整合強度，而家庭目標即家庭再生產的方向設定。因此，家庭策略的完整意涵是，農民家庭基于特定的家庭目標、通過特定的家庭關聯(lián)模式，實現(xiàn)資源動員和資源配置。在這個意義上，家庭發(fā)展能力并不是農民個體能力的簡單加總，而是取決于不同家庭策略下家庭資源、家庭結構（關系）和家庭目標的配置模式。

三、家庭策略的資源基礎：“半工半耕”的強度

一定的經濟資源是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前，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自于農業(yè)，現(xiàn)代工業(y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極小。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打工潮”為標志的農民市場化改變了家庭勞動力的配置邏輯，農民家庭經濟收入包括務農和務工兩部分，逐漸形成“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肮ぁ迸c“耕”共同構成了農民家庭再生產的物質基礎。中國農村的“半工半耕”結構是歷史形成的，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農民家庭主要的經濟模式[[29]]。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調研中注意到了鄉(xiāng)村工業(yè)化給農民生產生活方式帶來的改變[[30]]。黃宗智基于1980年代鄉(xiāng)村工業(yè)化的經驗，也注意到農村中逐漸形成“半工半農”（即半工半耕）的結構[[31]]，并指出這一結構與傳統(tǒng)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32]]。 “半工半耕”結構最早開始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東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當時沿海發(fā)達地區(q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迅速，當地農民有了就近務工的機會，形成了以“離土不離鄉(xiāng)”為基礎的“半工半耕”。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對農村的諸多限制逐漸取消，農民外出務工的機會越來越多，但此時主要以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為主，女性勞動力主要在家務農，從而形成“以性別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的就業(yè)機會進一步增加，并且逐漸形成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而中老年人則留村務農，從而形成了以“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33]]。 “半工半耕”具有豐富的內涵，它“不僅是一種經濟結構，也是一種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同時還是一種政治結構”[[34]]。在這一部分，筆者主要結合“半工半耕”的經濟學意涵來討論農民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

根據市場機會的不同，當前我國農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已經城市化或者類城市化的農村，以東部發(fā)達地區(qū)和大城市近郊農村為典型，在這種類型的農村里，農民已經高度嵌入市場，家庭勞動力市場化的程度很高，農民家庭已經突破了“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家庭收入都是來自于務工或經商。另一種是仍然相對傳統(tǒng)的農村，農民市場化或城市化的能力和程度有限，因此還需要依托農村進行生產和生活，農民家庭年輕的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的勞動力則在家務農，形成代際分工基礎上的“半工半耕”，這種家計模式在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村莊普遍存在。雖然中西部農村在當前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經濟結構，但在中西部不同的區(qū)域，“半工”和“半耕”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不同的“半工”和不同的“半耕”的組合形成了不同的“半工半耕”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以下將具體分析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在“半工”和“半耕”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從根本上影響了兩地農民的家庭發(fā)展能力。

（一）影響“半耕”的因素

雖然當前我國農民能夠自由進城務工，但真正能夠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只是其中的少數。當前中國有2億左右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但仍然有7億左右的農民生活在農村。以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來看，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難以在城市立足，過上體面的生活，大多數家庭仍然要依托“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完成家庭的再生產。我國的城市化是一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有能力的農民家庭可以率先進城，而能力不足者則仍然要往返于城鄉(xiāng)之間[[35]]。這就決定了農村和農業(yè)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仍然很重要，來自于農業(yè)的“半耕”收入仍然是農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區(qū)域的農村，由于自然條件、人地關系等方面的差異，農民家庭的“半耕”收入也很不相同。

影響“半耕”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資源稟賦，二是人地關系。資源稟賦主要是由當地的自然條件賦予的，如地形地貌、氣候、降雨量等，是客觀存在的，個體難以從根本上對之進行改變。人地關系主要涉及人均耕地面積、土地產出等方面。資源稟賦和人地關系決定了農業(yè)產出和農業(yè)剩余的多少，同時也決定了“半耕”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鄂西農村整體上屬于山區(qū)地形，自然條件較差，土地貧瘠。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畝，且主要為山地和坡地，耕種極為不方便。當地農民主要種植玉米、土豆、紅薯等作物，土豆在2000年之前都主要是當地農民的主食，玉米和紅薯主要用于喂豬。當地水田較少，農民吃米只能到市場上購買。因此，總體來看，鄂西農村的農業(yè)主要是一種“糊口農業(yè)”的狀態(tài)，農業(yè)產出只能維持農民的基本生存，農業(yè)剩余極少，“半耕”所帶來的現(xiàn)金收入幾乎為零，農民家庭日常的現(xiàn)金開支（如人情送禮）需要依靠“半工”的收入來補貼。華北農村以平原地形為主，自然條件優(yōu)于鄂西農村。華北農村人均耕地面積為1畝多，由于華北人口較多，人均耕地面積也有限，但還是高于鄂西農村。并且，華北農村以平原地形為主，耕種更為方便。華北農民主要種植玉米、小麥等作物，除了自己食用之外，余下的農產品還能進入市場，這部分農產品“變現(xiàn)”的收入成為農民家庭維持在村生活消費（包括飲食、人情等）的重要來源。因此，華北農村的農業(yè)剩余高于鄂西山區(qū)農村，“半耕”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

表1  鄂西農村與華北農村“半耕”的對比

因此，總體來看，由于自然條件、資源稟賦、人地關系等方面的差異，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的農民家庭從農業(yè)上獲得的“半耕”收入不同，鄂西農村的“半耕”較弱，而華北農村的“半耕”較強。

（二）影響“半工”的因素

在打工經濟普遍興起的背景下，農民與市場的關系是影響家庭收入和家庭發(fā)展的關鍵變量。從農民與市場關系的視角來看，影響農民家庭“半工”收入的主要有兩個要素：一是客觀的角度，即市場距離和市場機會；二是相對主觀的角度，即農民把握市場的能力。市場機會的差異主要存在于東部發(fā)達地區(qū)農村與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農村之間。雖然我國已經形成了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但由于所處的區(qū)位條件不同，距離市場的遠近不同，東部發(fā)達地區(qū)農村相對于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農村而言具有明顯的市場優(yōu)勢，市場機會更豐富，農民家庭勞動力市場化的程度很高。而對于同處于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而言，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的背景下，兩地所面臨的市場機會相差不大，因此，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在“半工”上所呈現(xiàn)出的差異主要源于市場能力的不同。這里的“市場能力”主要是指勞動力把握市場的能力，也即進入市場的程度。

農民的“市場能力”可以從以下兩個維度進行測量：一是每年打工時間的長短；二是家庭可用勞動力參與市場的程度。鄂西農村的農民把握市場的能力相對較差。筆者在鄂西農村調研發(fā)現(xiàn)，首先，當地農民每年外出打工的時間很短，一般只有五六個月，當農民認為今年的打工收入基本夠一年的開銷時，他們就會選擇離開城市，回到村莊休閑。并且鄂西農民普遍喜歡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原因在于建筑工地不僅工資較高，而且比較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并且可以隨時辭職回家。其次，鄂西農村的家庭勞動力并沒有充分進入市場。對于中西部普通農業(yè)型農村而言，理想的勞動力配置模式是年輕夫妻外出務工，中老年父母在家務農，順便照顧孫代，并且中年的男性還可以在農閑季節(jié)在縣城附近打短工。而鄂西農村家庭勞動力配置不合理，當地中年人外出打工的極少，并且中年父代很少幫子代帶小孩，因此年輕夫妻的勞動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動員。因此，鄂西農村農民家庭的勞動力運用很不充分，勞動力進入市場的程度不高，市場能力較差。相對而言，華北農民的市場能力較強，勞動力進入市場的程度很高。華北農民每年在外打工的時間很長，一般只在春節(jié)才回家過年，一年的打工時間有10個月左右。并且，華北農民家庭的勞動力配置更為合理，家庭內的剩余勞動力都盡量到市場上尋找就業(yè)機會，因此，不僅每個勞動力參與市場的程度很強，而且會盡可能充分調動家庭內所有勞動力進入市場。因此，從“半工”角度來看，華北農民的“半工”收入明顯高于鄂西農民。

（三）半工半耕的類型學意義

“半工”和“半耕”主要是從家庭資源的媒介對家庭發(fā)展能力構成影響。然而，中國農村區(qū)域廣闊，類型復雜，不僅可以按照村莊社會基礎結構的不同而劃分為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北方農村，而且可以根據村莊資源密度和分化程度的不同劃分為東部發(fā)達地區(qū)農村與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村[[36]]。不同的歷史地理、社會基礎和發(fā)展水平，最終形成了多樣化和差異化的“半工半耕”的形態(tài)。也就是說，在農民市場化的背景下，半工半耕的復雜類型在一定程度折射了農民家庭策略的復雜性和靈活性。在當前跨區(qū)域流動中逐漸形成的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中，理想的家庭策略似乎是家庭勞動力面向市場的充分動員，勞動力的市場化（“半工”）實際上足以替代半耕存在的劣勢和不足。但是，如前所述，家庭不僅是一個經營單位，而且是一個生活單位，家庭發(fā)展能力因而受制于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邏輯。

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外出打工獲得收入以補償和替代農業(yè)收入的方式，受到家庭其他任務和功能的牽制，因此，同樣是“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在鄂西農村與華北農村卻存在極大差異。鄂西農村“半耕”較差，“半工”也不強；而華北農村“半耕”較強，“半工”也很強。因而，華北農村的“半工半耕”明顯優(yōu)于鄂西農村�！鞍牍ぐ敫�”強度的不同，直接影響了農民家庭的積累能力，并且也是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基礎要素。那么，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鄂西農村與華北農村同屬于中西部普通農業(yè)型村莊，在市場機會相同、政策福利相同的背景下，為何兩個地區(qū)的農民把握市場的能力呈現(xiàn)出較大差異？實際上，造成兩個地區(qū)農民市場化能力差異的根源在于家庭策略的結構不同，從而塑造了“半工”與“半工”多樣化的配置模式與關聯(lián)邏輯，下文將對之進行具體分析。

四、家庭策略的主體動員：代際合力的強度

家庭策略需要一定的資源作為基礎，這些資源是家庭稟賦的基本內容。然而，農民家庭并非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組織結構，而是具有相當的歷史綿延的特征，它體現(xiàn)為代際的更替與重疊。因此，家庭稟賦并非一種常量，不同的代際關聯(lián)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定義了農民家庭的成員范圍和邊界。農民的家庭觀是局限于核心家庭的層面，還是沿著代際鏈條而擴及更大范圍的成員關系，這直接決定了家庭資源稟賦分散與集中的程度。可見，家庭的資源稟賦實際上依賴于家庭內部的主體動員能力。主體動員是家庭策略的重要維度，涉及對家庭關系尤其是代際關系的重構。

如果著眼于農民現(xiàn)有的家庭模式，農民家庭的發(fā)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代際合力的強度。本文所考察的“代際合力”主要是指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與子代家庭之間的勞動力配置狀況和合作程度。其中，父代是否要承擔撫育孫代的責任以及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是否還會繼續(xù)支持子代家庭，成為衡量代際合力強弱的重要維度。代際合作程度直接影響家庭勞動力的配置，從而影響家庭資源的來源。有效的代際合作不僅拓展了家庭策略的空間，而且也降低了家庭本身的風險，是家庭發(fā)展能力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

當前我國中西部地區(qū)的農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然而，即使在中西部農村內部也存在代際合力強度的差異。根據筆者的調研，在華北農村，如河南、山東、陜西等地，代際合力的強度最大，家庭勞動力獲得充分釋放，家庭發(fā)展能力很強；不同的是，在鄂西農村，代際合力的強度不大，代際之間相對獨立，父代和子代家庭都在為自己的“核心家庭”打算，限制了家庭勞動力依托勞動力市場實現(xiàn)優(yōu)化配置的空間，家庭資源稟賦難以最大化，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華北農村和鄂西農村代際合力強度的不同主要源于兩個地區(qū)代際關系和代際責任的不同。

（一）華北農村的代際合力

在華北農村，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很強，在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力量給農民家庭帶來發(fā)展壓力的背景下，父代的人生任務鏈條被無限延長。父代不僅要將子代撫養(yǎng)大，而且還要幫助子代結婚、撫育孫代、以及在有勞動能力時不斷支持子代家庭，父代的一生都在為子代家庭操勞。在華北農村，撫育孫代是爺爺奶奶必須完成的責任和任務，那些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幫助子代家庭帶小孩的父母則會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愧疚之中。筆者在陜西關中豆村調研時遇到一位64歲的中年婦女，由于自己身體原因不能幫助兒子媳婦帶小孩，談到此事時她不禁潸然淚下。河南安陽南村一位中年婦女對撫育孫代有如下看法。

案例1：“現(xiàn)在一輩輩都是這樣，帶孫子都是老人的任務，不看要被人笑話。兒子媳婦都在外面打工，婆婆肯定得管（孫子），能幫一步是一步，以后不能動了還得靠兒子媳婦。你沒有給他們（指兒子媳婦）扶持，他們怎么掙錢？以后怎么養(yǎng)你？帶孫子也是給兒子減輕家庭負擔�！保ê幽习碴柲洗澹�LCQ，女，59歲，20160527）

一般而言，年輕夫妻在小孩兩三歲之后就開始外出務工，有的年輕媳婦甚至在小孩幾個月時就外出務工，撫育孫代的任務完全交給父代，一般至少要帶到孫代上中學為止。在撫育孫代的過程中，在父代家庭內部也會形成階段性的“以性別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父代家庭在務農的同時，還能在農閑時節(jié)騰出一個勞動力在鄉(xiāng)鎮(zhèn)或縣城附近打零工，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一般而言是由中年的男性外出打零工，他們找的工作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干體力活，一年能夠收入一萬元左右。這筆工資收入雖然不多，但卻足以維持祖孫兩代人在村里的日常開銷，并且部分父代家庭在精打細算之下還能有所結余。因此，父代幫助子代家庭帶小孩，不僅使得子代家庭的勞動力得以充分釋放，子代家庭打工收入增加，而且還能減少子代家庭在小孩身上的消費，年輕夫妻外出打工的收入就可以積攢更多。

此外，當前年輕人外出打工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獲得城市的高收入，而且往往包含了城市化的夢想和預期。問題是，在中國目前的發(fā)展階段，除了少部分有特殊技能的農民工之外，大部分農民工的收入有限，單靠子代家庭打工的收入很難實現(xiàn)家庭的“城市夢”。在華北農村，一方面子代的婚姻成本基本都是由父代承擔；另一方面，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還要進一步支持子代家庭的發(fā)展，尤其是要幫助子代家庭實現(xiàn)城市化的目標。華北農村很多子代家庭進城買房的首付都是父代家庭無償提供的，父代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子代家庭的壓力。因此，總體來看，華北農村較強的代際合力使家庭內所有的勞動力都被充分動員起來，家庭勞動力的優(yōu)化配置賦予當地農民家庭以較強的發(fā)展能力。

（二）鄂西農村的代際合力

在鄂西農村，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相對有限，具體而言，有限的代際責任主要限于撫育子代和在能力可及范圍內幫助子代結婚。父代也會操心子代的婚姻大事，但更多是由子代自己負責，結婚的花費也主要是由子代自己承擔，因此相比于華北農村而言，鄂西農村的男性結婚年齡普遍比較晚，一般都是二十四五歲才會結婚。[⑤]如果子代不幸淪為光棍，村莊輿論也不會譴責父代，而是會說兒子自己沒本事。因此，中年的父代在子代的婚姻大事上并沒有多大的壓力。在鄂西農民看來，父代為子代的付出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之上：其一，父代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如果父代本身經濟能力有限，那么完全可以不用為子代付出，村莊內部也不會因此而形成對父代不利的輿論壓力；其二，父代為子代的付出不能影響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因而，這兩個條件也就決定了父代對子代的經濟投入是有限的。

在鄂西農村，不僅結婚的責任更多由子代自己承擔，并且，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的責任感更輕。對于鄂西農村的中年父代而言，子代結婚之后，父代“向下”的人生任務就基本完成。撫育孫代、進城買房或其他發(fā)展性目標的實現(xiàn)，都主要依靠子代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在鄂西農村，撫育孫代并不是父代必須完成的、剛性的人生任務，而是有彈性的，父代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意愿進行選擇。雖然在實踐中當地也有很多父代要幫助子代帶小孩，但他們很清楚這并不是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務，并且，撫育孫代過程中的所有消費都是由子代家庭承擔，這一點也與華北農村有所不同。

案例2：鄂西巴東縣趙村的SJM，今年60歲，1個兒子，28歲，已婚，小孩2歲。當問及他和老伴是否要幫助兒子帶小孩時，SJM說，“孫子，我愿意帶就帶，不愿意帶就不帶，看兒子對我的態(tài)度，對我們尊重一點，我才帶。父子關系也是和外人關系一樣，父子之間（相）處的好，就可以給你帶，（相）處的不好，就不給你帶，你自己請保姆。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養(yǎng)，不能強迫我?guī)�孫子。養(yǎng)兒養(yǎng)女、對父母盡孝是我的義務，我母親92歲，現(xiàn)在癱瘓在床2年左右，我和老大一人照顧5天，這是我應該做的，我沒有怨言。但是帶孫子不是我的義務。60歲了，按國家政策，該退休了，我把你養(yǎng)這么久，該退休幾年了。（兒子媳婦）你對我好，我盡力而為，對我不好，我就不帶。兒子結婚了，有家了，我的任務就完成了�！保ǘ跷靼蜄|縣趙村，SJM，男，60歲，20170929）

因此，在鄂西農村，代際之間雖然總體上仍然是采取“半工半耕”的分工模式，但家庭勞動力并沒有得到最優(yōu)的配置。父代以在村務農為主，但是并沒有承擔起撫育孫代的責任，這就必然增加了子代家庭的負擔。在父代不幫助子代照顧小孩的情況下，子代家庭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將小孩帶到打工的地方上學，這種方式直接增加了子代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消費，子代家庭的積累減少；二是由年輕的媳婦暫時“回歸家庭”帶小孩，這種方式使得子代家庭的勞動力難以得到有效釋放，直接減少了子代家庭的經濟收入。

案例3：鄂西巴東縣趙村的ZWG，62歲，老伴60歲。兒子36歲，已婚，小孩9歲。兒子在四川成都打工，媳婦與兒子一起在成都，但并沒有打工，而是在那邊帶孫子，孫子上小學。當問及為何不把孫子帶回家里時，ZWG說，“我不愿意，因為接送不行。星期天要送去學校，周五要接回來，我沒有車。兒子倒是希望我?guī)Щ貋�，兒子肯定有點不高興，但不高興也沒辦法。我們這里的小孩50%以上都是父母帶出去自己帶，留在家的很少�！�ZWG兒子打工收入每個月有三四千元，剛好夠一家三口在成都的消費，基本沒有結余。（鄂西巴東縣趙村，ZWG，男，62歲，20170925）

可見，在打工經濟普遍興起的背景下，鄂西農村和華北農村的農民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但由于代際關系和父代人生任務的不同，農民家庭內部的代際合力也存在較大差異。華北農民家庭能夠面向市場實現(xiàn)家庭勞動力的最優(yōu)配置，家庭發(fā)展能力很強；而鄂西農民家庭勞動力配置程度較差，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

（3）半工半耕的社會學意涵

費孝通將中國的代際關系概括為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yǎng)甲代的“反饋模式”，以區(qū)別于西方家庭中甲代撫育乙代、乙代又撫育丙代的“接力模式”[[37]]。因此，從理想型來看，中國的代際關系在撫育與贍養(yǎng)之間實現(xiàn)了平衡。但中國地域廣闊，父母的撫育責任與子女的贍養(yǎng)義務在不同區(qū)域的農村存在很大的差異，總體來看，華北農村的代際關系呈現(xiàn)出“厚重不均衡”的特點，即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很強，而子代對父代的代際反饋有限；鄂西等原子化地區(qū)的代際關系則呈現(xiàn)出“低度均衡”的特點，即代際之間相對獨立，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和子代對父代的代際反饋都是有限的[[38]]。華北農村和鄂西農村代際關系的不同直接決定了兩個區(qū)域代際合力的強度不同。  

因此，“半工半耕”具有濃厚的社會學意涵，即半工半耕的具體形態(tài)是農民特定家庭策略的表達。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的背景下，年輕子代外出務工、年老父代在家務農的“半工半耕”模式是農民家庭勞動力配置的最優(yōu)模型。其中，年輕子代具有進入市場的優(yōu)勢，而中老年父代雖然缺乏勞動力市場化的優(yōu)勢，但卻是在村務農的好手，并且還可以順便承擔照顧孫代的責任�！耙源�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體現(xiàn)了家庭內部的充分動員和關系整合，從而突破了家庭資源稟賦的束縛和限定，拓展了農民家庭發(fā)展的邊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家庭關系和家庭秩序不僅關乎農民的生活秩序，而且關乎家庭發(fā)展能力。

五、家庭策略的目標調控：發(fā)展動力的強度

家庭策略強調家庭本身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其應對復雜多元化社會中的調整與適應，并對家庭的運行做出合理的安排。事實上，家庭策略是以家庭再生產目標為核心而展開的，它實際上蘊含了家庭發(fā)展的目標和方向。在此意義上，家庭發(fā)展目標和方向的不同，不僅影響家庭策略的選擇，并最終影響家庭能動性的發(fā)揮以及家庭能力的發(fā)展。因此，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強弱不僅取決于家庭的資源基礎和內部動員，而且取決于家庭資源的使用方式，前者與“半工半耕”的強度以及代際合力的強度相關，后者則與家庭發(fā)展目標和方向相關。家庭獲得經濟資源的狀況決定了家庭發(fā)展的潛力，而家庭目標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家庭發(fā)展?jié)摿δ芊裾嬲�轉化為家庭的發(fā)展能力。

具體而言，華北農民和鄂西農民面臨不同的家庭目標。不同的家庭目標構造了不同的家庭策略運作空間，而且塑造了家庭資源分配的方向和家庭代際整合的動力。農民的家庭發(fā)展目標與很多因素相關，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農民的人生任務。華北農民與鄂西農民人生任務的差異，分別發(fā)育形成了積累導向與消費導向的家庭目標。以下將基于華北農村和鄂西農村家庭發(fā)展目標和方向的比較分析，闡釋家庭目標之于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的重要意義。

（一）華北農村：家庭策略的積累導向

在華北農村調研時經常會聽到農民提到“人生任務”一詞，在當地農民的話語體系中，人生任務有兩個層次的內涵：一是向上的人生任務，即為父母養(yǎng)老送終；二是向下的人生任務，即為兒子娶媳婦。二者相比起來，向上的人生任務相對容易完成，而向下的人生任務則往往需要父代付出很多時間和資源。并且，隨著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力量的持續(xù)滲透，華北農民向下的人生任務鏈條不斷延長，農民家庭需要完成兩重目標：一是幫助子代順利結婚，二是幫助子代家庭實現(xiàn)城市化的目標。這兩重目標賦予華北農民的家庭策略以厚重的積累導向，從而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投放到最為重要的發(fā)展型任務之中。

“為兒子娶媳婦”是華北農民家庭需要完成的首要的、剛性的目標和任務。華北農民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人生任務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家庭延續(xù)的使命感，同時，這種使命感也凝結為一種為當地人共享的地方性規(guī)范。從價值層面而言，中國人的人生價值和人生意義是在家庭中實現(xiàn)的，“傳宗接代構成了中國農民的終極價值，成為中國農民的真正宗教”[[39]]。作為父母，在將子代撫養(yǎng)長大之后，其首要的責任就是要讓子代順利完成婚嫁，從而使家族的延續(xù)與再生產不至于在自己這一代發(fā)生斷裂，否則就會覺得愧對祖先。從村莊結構層面而言，華北農村社會結構的特點是血緣與地緣關系不完全重合，村莊內部同時存在多個雜姓的血緣單位，但各個姓氏的血緣單位規(guī)模都較小，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一般是五服以內的“門子”、“戶族”或小親族[36]。在小親族結構的主導之下，村莊內部具有較大的競爭空間。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之下，“有沒有兒子”以及“兒子是否結婚”是農民參與村莊競爭的起點，一個沒有兒子的人、或者是有兒子但是卻沒有正常結婚的人，是沒有資格參與村莊競爭的。那些沒能順利為兒子娶上媳婦的父母會在村莊中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以至于覺得“沒面子”和“抬不起頭來”。因此，農民家庭要不惜一切代價幫助子代順利結婚。

此外，近年來，華北農村進城買房日益成為農民奮斗的新目標，進城買房的農民越來越多。華北農民買房主要出于兩個原因：一是婚姻壓力；二是村莊競爭的壓力。在當前婚姻市場上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衡的背景下，進城買房成為了很多女方家庭同意結婚的必備條件，而村莊競爭進一步助推了華北農民進城買房的熱情。

因此，華北農民家庭不僅要面臨高額的婚姻成本，而且還要盡力幫助子代家庭實現(xiàn)城市化的目標。在家庭發(fā)展的壓力之下，農民的家庭策略主要圍繞子代的婚姻和城市化的目標進行調適和安排。一方面，家庭的動員能力很強，家庭內部所有的勞動力都要被動員起來，并且在家庭勞動力之間形成最優(yōu)配置，以最大化地增加家庭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家庭的積累觀念很強，農民家庭的日常消費被極度壓縮。華北農民日常飲食極為簡單，主要以面條和饅頭為主，肉類消費很少，一個家庭一年只吃5斤肉很正常，家庭日常開支很少。因此，受積累性的家庭目標的引導，華北農民家庭得以沉淀了比較厚重的發(fā)展能力。

（二）鄂西農村：家庭策略的消費導向

相對于華北農村積累導向的家庭目標而言，鄂西農村的家庭目標具有濃厚的生活導向，具體而言，即農民偏好短期性和消費性的生活目標，農民家庭發(fā)展的壓力不大，農民重視的是過好當下的生活，缺乏長遠的預期和規(guī)劃。維持型的低線目標壓縮了家庭策略的空間，家庭積累的動力不足，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

在鄂西農村，父代最主要的責任是將子代撫養(yǎng)長大，子代的婚姻主要由自己負責，父代只需盡力而為。與華北農村相比，鄂西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不高，當地彩禮很低，一般為1-2萬元，[⑥]并且很多家庭不用給彩禮也可以娶到媳婦。此外，鄂西農民家庭也沒有進城買房的壓力，買房不構成結婚的必備條件，村莊內部在進城買房方面也沒有形成攀比之風。因此，鄂西農民的生活壓力不大，家庭內部并無發(fā)展性目標的壓力，在農民家庭內部沒有形成資源的有效動員和勞動力的優(yōu)化配置，農民家庭的積累動力不足，積累能力有限。一方面，在“半耕”與“半工”雙弱以及代際合力不足的背景下，鄂西農民的家庭收入并不高。另一方面，相比于華北農民而言，鄂西農民的積累觀念不強，農民家庭的消費水平很高。鄂西農民日常消費最大的項目是人情和飲食，當地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一年的人情開支至少要五六千元，人際關系比較廣的家庭人情開支普通在一萬元以上，人情開支至少占當地農民家庭年收入的20%左右。在日常飲食方面，鄂西地區(qū)的農民很講究吃，幾乎每頓都要吃肉，每個家庭每年都要自養(yǎng)或者購買1-2頭年豬。當地農民的觀念是，“錢多錢少無所謂，關鍵是要吃的好，過得開心”，這是一種典型的“活在當下”的價值觀和生活觀。因此，鄂西農村父代的人生任務鏈條相對較短，壓力較小，農民家庭普遍呈現(xiàn)出“低收入、高消費”的生活模式，有積蓄的家庭很少，農民家庭缺乏積累的習慣，家庭抗風險能力不強，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

六、家庭發(fā)展政策的定位與啟示

由于歷史社會條件和自然地理稟賦的差異，農村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型頗為復雜。深入農村社會轉型過程可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化不僅是市場化等現(xiàn)代性力量單方面改造農民和農村的過程，而且是農民適應性轉化和調試的產物。在現(xiàn)代性的適應中，農民家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變量。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強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家庭現(xiàn)代化轉型的效果。本文選擇鄂西農村與華北農村作為經驗基礎，基于二者的比較研究，解析了家庭發(fā)展能力差異的變量結構。從兩地農民家庭變遷的路徑來看，面對現(xiàn)代性壓力，農民家庭轉型并非一蹴而就的線性過程，而是遵循著差異化和多樣化的轉型路徑。在這個意義上，家庭資源稟賦并非一個既定的常量，而是具有相當的可塑性和延展性。由家庭資源邁向家庭發(fā)展能力，是一個典型的家庭策略的問題。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中國農民既沒有快速走向個體化的“無根”狀態(tài)，也沒有徹底走向理性化，而是以家庭整體而非個體來應對現(xiàn)代化帶來的壓力。

本文以“家庭策略”為分析框架，并從家庭策略的資源媒介、主體整合和目標選擇三個層面對華北農村和鄂西農村農民家庭的發(fā)展能力進行具體的分析。上文的分析說明，家庭發(fā)展能力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如果單純強調家庭策略的策略性和工具性的層次，忽視家庭策略的內在結構，將難以理解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真實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家庭資源、家庭關系和家庭目標共同決定了家庭策略的形態(tài)。具體而言，農民家庭的資源基礎（基于特定的“半工”與“半耕”的配置方式）以及家庭內部代際合力的強度主要影響了農民家庭的積累能力，而家庭發(fā)展目標和方向的不同主要影響農民家庭的積累與發(fā)展的動力。對于華北農民而言，家庭目標的積累性與綿延性賦予當地農民很強的發(fā)展動力，并直接影響其日常的生活觀念和消費觀念。因此，華北農村“半耕”和“半工”均比較突出，且通過緊密、厚重的代際關聯(lián)，轉化為農民家庭的厚重積累。相比而言，鄂西農村的“半耕”和“半工”都比較弱，造成農民家庭積累的基礎能力較弱；代際責任的有限性使得父代與子代之間并沒有形成很好的合作，而是相對獨立的生活，家庭勞動力沒有得到充分釋放和實現(xiàn)最優(yōu)配置，代際合力不強；家庭目標的短期性進一步導致當地農民形成“活在當下”的生活態(tài)度，沒有形成積累的習慣，家庭積累動力不足。因此，華北農村的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強，家庭具有較強的發(fā)展性特點；鄂西農村的家庭發(fā)展能力較弱，難以突破家庭原有的再生產模式，具有較強的維持性特點。

因此，家庭的資源基礎、代際關聯(lián)和家庭目標是影響家庭發(fā)展能力的三個要素，且三者之間相互關聯(lián)，共同塑造家庭發(fā)展能力。這三者之間任何一環(huán)出了問題，都會導致家庭發(fā)展能力的耗散，弱化家庭發(fā)展能力。根據家庭發(fā)展能力的不同，可以將家庭分為發(fā)展型家庭、維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三種理想類型。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差異蘊含了不同的家庭發(fā)展政策的意義。

發(fā)展型家庭具有最強的發(fā)展能力。發(fā)展型家庭是指，家庭不僅能夠依靠自身的努力順利完成家庭再生產，而且還可能實現(xiàn)家庭發(fā)展與流動的目標，例如完成家庭城市化的目標。在發(fā)展型家庭中，家庭資源、代際整合度以及家庭目標都處于最佳的狀態(tài)。首先，“半工”與“半耕”所帶來的家庭物質資源稟賦很強。其次，完成人生任務的壓力以及家庭面臨發(fā)展性目標的壓力，使得代際之間具有較高的整合度，代際合力較強。因此，家庭資源、家庭主體動員以及家庭發(fā)展性目標三者之間相互激蕩，共同塑造出家庭較強的發(fā)展能力。

維持型家庭的發(fā)展能力較弱。維持型家庭是指，家庭依靠自身的努力基本能夠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和再生產，但難以實現(xiàn)發(fā)展性的家庭目標。維持型家庭的理想類型是，“半工”與“半耕”的強度較弱，家庭物質資源稟賦較差，代際整合度不強，家庭目標具有短期性，即家庭在資源、代際整合度以及家庭目標三個層面都處于較弱的配置狀態(tài)。實際上，家庭資源、代際整合度以及家庭目標三個維度的任何一個出現(xiàn)較弱狀態(tài)，都可能導致農民家庭陷入維持型狀態(tài)。

救助型家庭的發(fā)展能力最差。救助型家庭是指，家庭依靠自身努力難以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或其他社會力量暫時的或者長期的救助。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的背景下，只要家庭內有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個家庭就至少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因此，當前農村的救助型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勞動力所致，這種類型的家庭在每個村莊都存在，但數量不多，一般占村莊總戶數的1%-2%。勞動力的缺乏使得家庭既難以通過“半工半耕”獲得基本的物質資源，也難以在代際之間形成合力，更不可能有長遠的發(fā)展性目標。

上述關于農民家庭的類型劃分有助于明確家庭發(fā)展政策的現(xiàn)實定位。華北農村在整體上屬于發(fā)展型家庭，鄂西農村在整體上屬于維持型家庭。救助型家庭很少形成區(qū)域性的整體分布，但卻零星存在于幾乎每個村莊。[⑦]因此，依照家庭發(fā)展能力差異的家庭類型劃分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政策是政府參與和介入家庭的最直接方式。當前中國的家庭政策存在兩個極端：一是“去家庭化”，二是“泛家庭化”。所謂“去家庭化”是指，家庭政策過于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并且試圖繞開家庭直接對接個體。所謂“泛家庭化”是指，社會系統(tǒng)對家庭的過度吸納和過度依賴，社會系統(tǒng)內在的成本和風險過多地轉移給家庭，家庭被拖入多方面的子系統(tǒng)中，并由此背上沉重的負擔，例如當前家庭在教育、醫(yī)療等領域承載了很多責任。基于此，在家庭政策制定過程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家庭政策中要注重政府與家庭的責任劃分，尤其是要對家庭在承接家庭政策中的角色進行定位。既不能完全弱化家庭的功能，通過政府和市場替代家庭，家庭政策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政策的引導激活家庭的潛能，而非讓外部社會系統(tǒng)完全替代家庭。同時，也不能過于強調家庭的責任，將個體、家庭甚至是社會發(fā)展的成本和負擔都轉嫁給家庭。其二，要對家庭進行分類，發(fā)展型家庭、維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能夠承擔的責任是不同的，因此在家庭政策中要有一定的針對性，這樣才能真正激活家庭的潛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