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權界定中的宗族與國家
劉 銳[①]
摘要：祖業(yè)權作為民間習慣并未形成權利，無論是民間意識還是外在制度，均不否認國家作為終極產權主體。當經濟變遷帶來土地強財產屬性，即使祖業(yè)權嵌入的宗族網絡穩(wěn)定，宗族為獲得好處會爭奪清晰地權。一方面，無論所有權還是使用權的權利聲稱，均強調各自的“管業(yè)來歷”具有社會合理性，另一方面，產權聲稱背后的利益訴求存在矛盾，如何通過確權分利建設地權秩序，深度考驗基層政府產權實施能力。當政府在地權糾紛中無底線妥協(xié)，以獲取實利為目標的地權主體，就會快速擴張自己的地權邊界，博弈的無序化就帶來地權糾紛。
關鍵詞：祖業(yè)權 界定 宗族 國家 產權實施能力
隨著工業(yè)化城市化推進，農村集體土地快速升值。在即將或正在被征地的區(qū)域，地權糾紛增多呈復雜化趨勢，農村社會穩(wěn)定隨之受影響。有學者認為，“土地制度再不改革，將面臨崩潰的危險”[②]。學界圍繞地權糾紛的研究主要有兩塊：一塊是產權殘缺視角的研究，一塊是利益博弈視角的研究。
產權殘缺的視角假設產權是一束權利，強調產權的排他性、獨立性及明確的邊界[③]。權利產權的思路可以追溯至科斯定理，認為產權明晰有助于克服組織投機行為，促進人們利用市場機制有效率分配風險和激勵[④]。產權概念作為不言自明的前提被使用，國家之所以構成產權安排的一個要件，源于私人信守難保合約履行，但是，國家保護帶來所有權不完全獨立，相關研究因此假設，國家和社會應通過協(xié)商達成均勢[⑤]。然而，現實中地權模糊不都是國家侵權的結果，討價還價中的地權是被不斷重新界定的，產權理論卻無法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⑥]。
比較而言，利益博弈的視角突出地權糾紛的復雜性，認為地權界定要受政治過程、文化觀念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在解釋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地權界定上，相關研究或者描述地權博弈中的策略和暴力，或者分析地權規(guī)則的不清晰問題，對行動者之間關系多元帶來的地權多元，及主體間關系動態(tài)性帶來的地權復雜性，缺少深入探討。筆者調查發(fā)現，一個地方產權結構的形成，是傳統(tǒng)習俗和制度約束互動的結果。在土地收益既定的情況下，地權的穩(wěn)定性與產權實施能力有關。產權實施的知識和信息、手段和空間，產權主體組織程度和一致行為規(guī)模，實施阻力的大小和威脅的可置信等，會影響產權實施能力[⑦]。
我們將產權實施能力分為兩種。一種是國家的產權實施能力，包括專斷性權力和基礎性權力，專斷性權力實施不需要與民間社會進行協(xié)商，基礎性權力實施需要與民間社會協(xié)商[⑧]。盡管產權實施中的國家有中央和地方層次之分，鄉(xiāng)鎮(zhèn)政府產權實施能力受上級影響，但從民間角度看，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國家的代理人，我們用鄉(xiāng)鎮(zhèn)行為代表國家。一種是民間的產權實施能力，包括個體利用私人性資源聲索地權的能力，和個體利用集體行動聲索地權的能力。后者的典型表現是，即使土地產權被正式制度所界定，正式地權沒有轉化為地方共識，各利用者因認知和能力差異起糾紛，糾紛發(fā)生的起點是地權共識問題。
相關研究主要從兩方面探討地權共識，一是探討民間共識地權性質及特征。如張佩國認為，村民的村籍觀念中村落和宗族是重合的，封閉族群網絡隱含著村民的地權獨占[⑨]。朱冬亮認為，村莊社區(qū)產權遵循相對穩(wěn)定的原則，具有較強的群體行動力和凝聚力，與集體產權制度有本質的區(qū)別[⑩]。二是探討正式地權與非正式地權關系。張小軍指出，象征地權來自國家和宗族的象征性占有，象征地權膨脹會壓縮契約地權效果[11]。曹正漢發(fā)現，當民間對非正式地權的認可程度足夠的高，政府出于利益考慮少實施控制權[12]。
本研究探討祖業(yè)權與正式產權的糾紛。筆者調查發(fā)現，經過市場經濟的強力沖擊后，祖業(yè)權作為非正式產權，依然有強大社會生命力。祖業(yè)權依托宗族勢力聲索利益，帶來宗族與宗族、宗族與國家的矛盾。表面看來，它源于規(guī)則多元及缺乏權威規(guī)則，實際源于國家產權實施能力的疲軟，祖業(yè)權越界擠壓正式產權空間，造成地權界定中國家利益受損。為清晰說明祖業(yè)權伸張邏輯，及其與正式產權的博弈機制，筆者選取4起土地糾紛案例說明。
案例素材源于2012年7-8月和2017年9-10月，筆者及其所在團隊對贛北M鎮(zhèn)4村的調研，調研方法為半結構訪談法和實地觀察法。M鎮(zhèn)屬于丘陵地形，全鎮(zhèn)人口3.3萬人，下轄16個村莊。調研的4 村，除開雷家村是全村一個宗族，其他行政村由幾個宗族組成。宗族內部認同強烈，大的宗族建有祠堂，小的宗族有香火堂。每到過年族人祭拜祖先，哪怕身在異鄉(xiāng)也要趕回。不同的村莊地理位置有差異，祖業(yè)權表達方式有現象差異，爭議對象既有鄰村又有政府。以下我們比較橫向縱向祖業(yè)權界定的邏輯，以便對宗族和國家的角色形成完整認識。
不少研究基于產權的社會視角，將祖業(yè)權的組織邊界實體化理解，認為祖業(yè)權與血緣邊界是合二為一的，忽略了祖業(yè)權的不充分產權本質�，F實世界中產權殘缺是常態(tài)，所謂的產權清晰只是形式化概念。理論上講，當祖業(yè)權表達邊界與現實不一致，就需要國家以政治權力促成二者的統(tǒng)一。當國家政治界定產權能力疲軟時，祖業(yè)權表達就可能越過實際邊界。
（一）祖業(yè)權的橫向表達
在M鎮(zhèn)調查村民的土地認知，不少人說，“XX是祖宗留下來的”，“XX是某家（宗族）的土地”，少有村民的個體化產權表達。據雷家村書記介紹，“祖業(yè)”或者是祖輩傳下的，或者是土改分得的土地。據陳鋒的梳理，祖業(yè)權包括墳地、荒地、林地、責任田等[13]。它與我們慣常理解的產權對應人與物的關系，不同的物對應不同的產權類別有區(qū)別[14]。
縱向來看，在經歷集體化實踐和物權化改造后，人們依然具有祖業(yè)權的共識，將之覆蓋于幾乎所有的土地，可見祖業(yè)觀念的根深蒂固。費孝通認為，中國的家是彈性自如的，所謂族是由許多家組成，是一個社群的社群[15]。由于祖業(yè)認知與家族有對應關系，我們將該類祖業(yè)權統(tǒng)稱為“家業(yè)產權”，以方便對祖業(yè)權性質進行學理分析。
案例1：張灣是個自然村，分為老張和新張，老張姓張，現有人口30~40人；新張姓夏，現有人口80~90人。老張先來自然村開基，兩宗族的林地有界址。2002年省里扶貧開發(fā)，政府先是平整好土地，然后將土地物歸原主。但平整后的界址模糊了，誰都不知道具體界限。老張一方面咬定祖業(yè)權界線位置，一方面以新張只有使用權為由，要求多得土地。只要新張的人在地上種植，老張的人就偷偷拔掉。2006年林權改革，老張不愿遵照政策，理由是他們開基早，擁有山林面積大，只是現在人口少了，分下去會分得少，林改政策因此受阻。
張家所言的祖業(yè)權邊界何處，他們自己并不能清楚說明，只是拿些久遠的歷史來佐證，傳說和歷史本身缺乏可靠的依據。夏家不認可張家的祖業(yè)權，并非否定祖業(yè)權的地方共識，而是對祖業(yè)權邊界存在質疑。畢竟，張家的祖先最早來到該地，開基時間遠溯至300年前。當時張姓不僅人丁興旺，人地關系也不如現在緊張，他們占據更多自然村林地。如果產權的“劃地為界”原則具有普適性，祖業(yè)邊界就會歷時幾世仍清晰。但是，后來者夏家要繁衍家族，希望獲得稀缺的山林資源。在歷史變遷中，是否分有公認的產權界定規(guī)則，調和族際糾紛建立穩(wěn)定地權秩序呢，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說內生性宗族權威的存在，能夠利用橫暴權力和教化權力，抑制私權瓦解宗族公共地權行為，宗族間的地權規(guī)則共識很難穩(wěn)定。如果宗族人口多、拳頭硬、勢力大，就能在地權競爭中占據優(yōu)勢甚至長期占有。圍繞“強力原則”的使用，學界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性合約”依據的公平原則，其適用范圍并非涇渭分明，其中多有重疊和含混處。各方依據各自的公平原則，利用已有的力量進行談判，勢力大小遂成為決定因素[16]。第二種觀點認為，強力實踐與公平原則無直接關系，如果糾紛雙方力量大致對等，就可能產生激烈的地權沖突，如果糾紛雙方力量明顯懸殊，就可能產生支配與依附關系[17]。S村的村民告訴筆者，“人力的田、勢力的山”、“人多為王、理同勢轉”。案例1中張家人“偷偷”而不公開搞破壞，源于張家不如夏家宗族實力大。慣常理解是夏家報復張家，實際是夏家人選擇通過上級調解，表面原因是隨著外出打工者增多，夏家在實力對比上無絕對優(yōu)勢，深層原因是，夏家一方面認可張家所說的祖業(yè)權，一方面又被現實土地利益所誘惑。如夏家老人說的，“土地是他們老祖宗留下的，我們不可能都把它爭過來”。
祖業(yè)權顯然不止與宗族間的實力對比有關，還與地權認知牢固邊界清楚與否有關。按照實質論的“產權不以能否界定而存在”觀點[18]，結合科大衛(wèi)“祖先變成了控產的法人”[19]的論點，我們認為祖業(yè)權作為地方性知識，具有家業(yè)產權蘊含的全部內涵。首先，祖業(yè)權具有傳遞性。在以血緣關系為主的宗族性村莊，祖先、我、子孫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個人要為家族綿延事業(yè)盡職盡責。個體傳承的祖業(yè)只能使用，不能交易更不能隨意處置。祖業(yè)具有濃厚的倫理內涵，如果農民賣掉祖業(yè)，他會遭到宗族譴責，個體也會感覺不安。個體的使命是增加祖業(yè)，至少是守業(yè)往下傳遞。其次，祖業(yè)權不可分割。有些祖業(yè)因為子嗣眾多難以均分，就以集體產權形式為子代共有。有些祖業(yè)可以實施產權細分，分家就是暫時保管家業(yè)。若父家長還健在子代無權處分家產，若父家長去世子代財產劃分不清，兄弟間會存在較強的責任-利益連帶關系，外人侵奪一方家產兄弟共同抵御。再次，祖業(yè)權具有象征性。地權確立的關鍵不只占有，還指向地權的象征歸屬。用祖先作為事實產權的象征主人，賦予地權以倫理意義有助于形成家族認同。與祖先關聯度越高的土地，地權的象征屬性就越高，越對現實利用行為產生影響，甚至侵蝕事實地權的利益。如祭祀土地盡管無明確歸屬，村民任由其閑置而不在該地建房。家業(yè)產權屬性使祖業(yè)權不僅難以弱化，而且形成意識形態(tài)形塑人們地權認知。當事實性地權沖擊殘存的地權認知結構，就會激勵宗族以集體行動表達模糊共識。
（二）祖業(yè)權的縱向表達
從組織內和組織間關系審視祖業(yè)權訴求，會發(fā)現祖業(yè)權作為家業(yè)產權的兩面性。一方面，祖業(yè)權作為非正式產權以共識為基礎，與村莊結構契合有自洽的表現邏輯。另一方面，祖業(yè)權與社會權力是相互定義的。若一方勢力強大或彼此實力對等，祖業(yè)權就可能膨脹侵蝕事實產權。
埃里克森認為，在一個緊密聯系的社會里，社會規(guī)范而不是法律規(guī)則，才是地權歸屬的基礎來源[20]。問題是，我們并非在“無需法律的秩序”中生活，國家以法律手段重構地權秩序，在當前的農村越來越成為普遍趨勢。從法律層面講，我國在農村實行集體土地所有制，從行政層面講，鄉(xiāng)村組織對轄區(qū)土地擁有管轄權。暫且不談祖業(yè)權表達的合理與否，只要民間有地權糾紛政府應及時界入，以政治行政權保障地權秩序穩(wěn)定。但當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祖業(yè)權會從正式權力脫嵌。
案例2：1958年M鎮(zhèn)籌建初級中學，占用毛家村土地沒有爭議。1994年鎮(zhèn)中學擴建繼續(xù)占用土地，村委會作為法定集體產權主體，在簽字同意后鎮(zhèn)中學即辦證，當時操場是敞開的。2010年中學改造，要建圍墻修操場，毛家人集體反對。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村民認為，1994年鎮(zhèn)中學占地只賠償了青苗費，作為毛家人代表的小組長沒到場；一是村民認為，學校修圍墻與蓋房子意義相似，均意味著土地權屬的從此改變，但塊該塊土地是毛家人的祖業(yè)。校方拿出證件，毛家人不認可。只要施工隊建圍墻，毛家人就集體阻工[21]。
依照實體產權的邏輯，祖業(yè)權的合理性有賴民眾地權認知。若宗族認為自己沒有土地轉讓權，賣地行為有悖祖業(yè)權倫理文化內涵，感覺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我們可稱其為祖業(yè)權的合理表達，按照文化人類學者的假設，認為祖業(yè)權以社區(qū)為邊界，對外具有較強的排他性[22]，毛家人就應在1958年或1994年征地時，依托共享的祖宗文化信仰發(fā)起抵抗，而非在2010年以難理解的“建圍墻”理由挑事。若我們按照象征地權的思路，認為祖業(yè)權所有者一方面是國家和村落宗族，一方面是具有象征權力的地方精英，國家以公共名義處分祖業(yè)同樣具有合法性，毛家2010年反對早已被征的祖業(yè)不正當。祖業(yè)權表達與行動悖論背后的地權模糊分析，表面看來是理論切割經驗帶來認識混亂，實際是土地升值帶來農民訴求的變遷，政府治理不善使邊界不清晰的祖業(yè)權膨脹。
毛家人說，學校占的祖業(yè)是共產黨土改時分的，1952年政府發(fā)給他們該塊地的證書，縣檔案館留有底證可以去那里查證的。郭亮在鄂中農村調查發(fā)現，村民口耳相傳的祖業(yè)田，在經歷集體化和分田到戶后，仍然具有民間認同和約束力。他認為主要是國家權力滲透能力有限，村社自主治理機制得以部分延續(xù)，鄉(xiāng)土邏輯和民間觀念依然存于人心[23]。毛家人聲稱的祖業(yè)山，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荒地。盡管經歷政治運動和土地改革，均因該地沒有太大價值而無勢力涉足。1980年代政府清理山界時，要求對于未開荒土地，原來是誰的就歸還給誰，原有祖業(yè)權被潛在承認。按照經濟產權形成邏輯，荒地作為資源只有被利用才有價值，利用價值不高的土地財產屬性受限制，自然土地無法變成經濟土地形成財產權[24]，習俗產權因此作為動態(tài)的整體的產權不斷往后實踐。
寺田浩明考察明清時期土地交易時發(fā)現，“無論國家還是社會中，都找不到離開事實上的領有關系而證實抽象的權原存在和保護其存在的所謂‘土地所有制度’”[25]。從祖業(yè)生長和綿延的環(huán)境來看，祖業(yè)權既非西方意義上的私有產權，更非與公有產權相對立的私有產權。一方面，國家不允許與其對抗的私有權利存在，因此從法律和行政兩方面進行壓制，我們從大量土地法制史研究中可以窺探；另一方面，盡管實踐中祖業(yè)權與國家法互動不少，祖業(yè)權民間共識并沒有發(fā)展出獨立的原則，國家產權與民間產權界線一直不清晰。盡管明清以來的民地所有權秩序，有意排除國家對地權主體的干預，實現財產權利的制度化明晰化，但當外在政治制度沒有改變，國家產權實施能力沒有改變，祖業(yè)權作為非正式地權就不排他。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農地征用制度，盡管具體土地管理方式不斷變化，包括祖業(yè)權在內的農地諸權利，相對于國家的權利邊界沒有劃定。筆者詢問毛家人為何阻工，得到的答復是他們不是為了奪回祖業(yè)權，而是希望政府承認祖業(yè)給他們交待，村民要求的‘交待’其實是給征地補償。毛家村的干部說，“大部分不想吃虧，從內心講有利分”。
M鎮(zhèn)政府的干部講，以前征地就是一句話的事，即使政府專斷性權力疲軟，老百姓并不太將征地當回事。換個角度看，祖業(yè)涵蓋的土地類型極其廣泛，人們對祖業(yè)的重視不是均質的，那些與祖先象征關聯度弱的荒地，人們重視程度保護意識相對差些。毛家人認為的，沒有建圍墻他們就能在操場上放牛，意味著祖業(yè)是借給學校短期使用，建了圍墻操場就屬于學校不再屬于毛家。如果從使用權角度理解，毛家后人要到鎮(zhèn)中學讀書，與祖業(yè)權的綿延性特征不矛盾。如果從所有權角度理解，強調祖業(yè)作為私產對國家有排他性，祖業(yè)權的民間正當性就會影響基層政府的行為。事實則是無論前期的征地，還是后來學校建成使用，毛家村的干部和村民都不反對。毛家人告訴筆者，新聞聯播報的，溫家寶總理強調，征地要老百姓同意，要求實施公正補償；江西二套播的，武警占地作訓練基地要補償，教育部門占地當然不能搞特殊。當毛家人要的是實在收益，而不是抽象的土地物權，征地帶來的土地升值，是祖業(yè)權復活的主因，至于該祖業(yè)權是否存在，祖業(yè)的權利邊界在哪，既不重要更不用查證。案例2中政府沒有侵蝕到農民生存道義，但當政府維護產權能力有所弱化，祖業(yè)權作為民間地權就自動越界謀取相關利益。
主流研究在探討非正式產權時，認為包括祖業(yè)權在內的習俗產權，雖經外部力量沖擊仍牢固存在，有學者甚至稱其為社會不成文憲法，強調對政府行動有強大約束力[26]，很少討論祖業(yè)權的性質現狀是什么。至于祖業(yè)權與集體產權的具體關系，國家產權實施能力對祖業(yè)權的影響，更是較少討論。本部分通過對案例3和4說明和分析，試圖從產權實施能力角度探討二者具體互動機制。
（一）祖業(yè)權高于集體產權
關于集體所有權主體問題，學界有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從集體主義角度，認為集體就是村委會。集體所有作為公有制的次形式，對集體土地享有類領主關系，村委會和村民存在支配與服從關系。第二種從個體主義角度，認為集體是農民的總和。該集體下的地權屬于共同共有，集體內個體權利享有是均等的，地權共同共有本質是私有制。第三種從集體的復合性角度，認為集體是一種新型總有。該集體既不是團體的獨有，也不是成員間共同共有，而是兼具兩種權利屬性。集體不享有完整所有權，村民僅享有利用權能[27]。
從社會主義土地所有制角度看，集體產權性質與第三種觀點接近。我國1952年實行的土地改革實質是推行土地私有制，很快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走上集體化道路。1978年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目標是解決公社體制下，村民種田激勵機制不足，集體生產效益低下的問題，沒有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國家要參與農地權益分配。當土地的終級所有者是國家，國家又不能直接管理土地時，就要發(fā)揮鄉(xiāng)村組織管理職能。至于集體內部地權關系界定可以因地制宜，只要傳統(tǒng)產權能保證穩(wěn)定提高利用效率，它就可與集體產權和諧共存相得益彰。但是，當集體產權實施能力疲軟，或祖業(yè)權實施能力強勁，就可能產生地權糾紛。
案例3：龔家人原來居住在河道旁，1960年河流漲水淹沒住地，上級劃撥雷家祖業(yè)山給龔家。不久國家發(fā)動“農業(yè)學大寨”運動，以“誰開荒誰所有”原則鼓勵開荒，龔家人就在雷家人的祖業(yè)山上開荒種地。1982年分田到戶，雷家沒有提出祖業(yè)要求，土地繼續(xù)分給龔家種植，農業(yè)稅費由龔家繳納。2003年鎮(zhèn)政府征地開發(fā)，龔家有14戶被占的土地，在 1960年前是雷家的祖業(yè)。按照征地制度，龔家人理應得到相應的補償，但補償款被雷家村書記拿走。因龔家勢力與雷家差距較大，雷家禁止龔家使用祖業(yè)山。龔家不敢公開反抗，只能采取些小動作。后來征地秉持先前的補償邏輯，龔家屢屢到鎮(zhèn)政府上訪未果[28]。
雷家人領走全部的補償款，理由是該塊地是雷家的祖業(yè)，龔家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與前述案例相似，雷家人提出祖業(yè)權，是因為該塊地有價值，征地激發(fā)了產權想象。問題是何以祖業(yè)權想象能被做實。放開歷史的視野，商品經濟發(fā)展帶來級差地租提高，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為獲利進行勢力較量，催生的地權糾紛在明清時期不鮮見。從成文法角度看，盡管民間習俗、宗族、日常交易等只要形成慣例，就具有界定私產的功能且具有相當的合法性，但國家將民間地權視為對既存體制威脅，更不會主動出臺制度界定和保障財產權利。
布德茂認為，當經濟變遷侵蝕地方社會道德共識，無論實施半正式調解還是官員直接裁決，均因無法建構出地權共識使矛盾無法化解[29]。遵循布德茂的論證邏輯，民間地權秩序可能逐步排除國家權力的干預，以社會認可方式確保家族或個人主張，實際并不如此。在正式與非正式規(guī)則之間，還需要政府進行有效治理。爬梳地權糾紛完整解決邏輯，會發(fā)現政府具備強治理能力的益處。一方面，如果一方提出不合理訴求甚至敲詐勒索，政府可以利用專斷性權力懲罰謀利者，另一方面，如果發(fā)現依法判決侵害弱者的生存權益，政府可以利用自由裁量權平衡雙方矛盾。正是倫理中心的糾紛解決制度，政府盡量喚起民眾互讓意識，地權糾紛可能被妥善地化解[30]。
表面來看，案例3中雷家的祖業(yè)權表達及行動，與傳統(tǒng)時期的田底權有相似處。它們均由經濟發(fā)展帶來，田底和田面均有主人。相較一般的土地租佃關系，田底田面慣例有穩(wěn)定性。田主要收回土地須同經營者交涉，田主不可能隨意解除契或加租。當田主和田底平等享有土地權利時，雷家聲索祖業(yè)拿走所有補償款，就與民間的公正觀不相符。如果M鎮(zhèn)政府稍有作為，祖業(yè)認識就不會得到強化，更不可能出現后續(xù)矛盾。核心問題是，雷家所謂的祖業(yè)山，是政府讓龔家占用的。政府既是該塊地的管理者，又作為國家的基層代理人，享有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政府應該保障地權邊界。但當雷家村書記提出祖業(yè)訴求，政府很快給予其全部的征地補償款，主要是政府考慮到雷家是大族，不滿足要求雷家人就可能鬧事，相比之下，龔家屬于小族，小族翻不了天，既然“人多為王”，就犧牲小族利益。它潛在說明祖業(yè)權的權能增強，超過國家保障的集體產權。
政府如此行動與制度環(huán)境變遷有關。在人民公社時期，國家通過政治運動將自身意志鑄入地權結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架構強化了集體地權。與之相對，祖業(yè)權當作封建觀念被否定，承載祖業(yè)的宗族受壓制。案例3中通過行政調配土地給龔家，既說明集體產權對政府的非排他性，又說明國家產權實施能力強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管理權上移，在基層主要是利用鄉(xiāng)村組織管理。為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征收農業(yè)稅費，國家要賦予鄉(xiāng)村組織一定的治理權力。案例2中無論1958年還是1994年征地，及案例3中分田到戶時的相對平靜，一方面是土地價值的不彰顯，一方面是鄉(xiāng)村組織有專斷權力。若祖業(yè)權抬頭影響行政事務，政府就可以抓走鬧事者，對其“教育”或直接打擊，至于鬧事人數及維穩(wěn)問題，在當時不在政府的考量范圍內。2000年以來，國家一方面大力改革農地制度，土地、山林等私產屬性越發(fā)凸顯，一方面大力削弱基層組織治理資源，推動社會穩(wěn)定的一票否決制度，基層組織治理能力嚴重弱化。它帶來土地私權的膨脹，及基層管理動力下降。案例2中毛家人對1994年征地的質疑，及案例3中M鎮(zhèn)政府的回避矛盾，與集體產權實施能力弱化，集體產權性質越發(fā)模糊關系密切。
（二）宗族行動消解國家
按照“產權的社會視角”，地權確立的不是人與物的關系，而是人與人相互認可的關系。那么，案例3的解釋路徑就應是，即使復合論下的正式地權清晰，它仍有可能因缺乏共識有不穩(wěn)定之虞。人們依托掌握的優(yōu)勢資源與政府談判，迫使政府在權利聲稱外用利益修復，“村莊社區(qū)產權”因此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實踐地看，無論是案例3中的所有權糾紛，還是案例2中的使用權管理糾紛，抑或是案例1中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糾紛，在M鎮(zhèn)土地財產價值增強之前，糾紛的規(guī)模和烈度均較少見。另外，案例3中政府附和雷家祖業(yè)權，如果有較強社會共識基礎，龔家就會退還祖業(yè)山給雷家，同時索取相關的使用利益。但無論龔家還是雷家，均欲獲得所有地利。由此，政府的委曲求全，換來的不是地權穩(wěn)定，而是更大的地權競爭。
案例4：2009年龔家在外人員回村過年，聽到父輩說及征地事很是氣憤，幾個年輕人相約去縣政府討公道。上訪的消息在龔家村傳開，各戶紛紛派人參與上訪。龔家村長打電話給鎮(zhèn)里，通報上訪人數和訴求。M鎮(zhèn)書記連夜截訪，承諾春節(jié)后即協(xié)商。鎮(zhèn)領導認為，龔家人即使不怕政府，也不敢與雷家人抗衡，協(xié)商不過是一句托詞。2010年春節(jié)期間，幾個年輕人繼續(xù)號召，參與上訪的人數增多，鎮(zhèn)政府繼續(xù)火速截訪。政府同意賠償四套地皮。地皮收益由龔家人所得，基本等同于被征地市值，龔家人同意，終止了上訪。
從物權排他性角度看，龔家的產權合法性高。畢竟，龔家人的地權由行政賦予，但龔家對祖業(yè)權的態(tài)度模糊。雷家前幾次沒有及時進行抗爭，與他們骨子里認同祖業(yè)權有關[31]。但是，龔家人又覺得自己利益受損。龔家人在提交給縣信訪局的材料中，主要從兩方面突出地權擁有的來歷正當。一是講政治突出分地[32]。二是講法律[33]。該類地權糾紛的麻煩處是，無論雷家人的祖業(yè)權聲稱，還是龔家人的經營權主張，都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社會承認。另外，盡管我們可以從邏輯上，將級差地租分為級差地租I和II，依據兩類權利合理分配地租，但兩類權利邊界是連續(xù)的，在形式上難進行絕對區(qū)分。
如果鄉(xiāng)村組織有較強的產權實施能力，能以民間公正觀引導雙方協(xié)商合解，以權力進行威懾制止雷家人霸道謀利行為。雷家人的得饒人處且饒人，龔家人有理但爭奪不過分，雙方互讓和尊重就可化解矛盾，張靜所謂地權“二元整合秩序” [34]就能實現。問題是，M鎮(zhèn)政府創(chuàng)新出不少的民主協(xié)商機制，卻無法使雙方心平氣和平等談判。龔家人由開始的忍氣吞聲，到忍無可忍向政府討說法，與其說是源于由于雷家的私力壓制，不如說是源于公權力的無能和逃避。政府長期以來拖延塞責，與龔家人的上訪規(guī)模小，壓力傳導不夠強有關。反之，兩次春節(jié)期間，龔家人以集體訪為要挾，遂帶來政府的迅速回應。
盡管華南農村的宗族相較于華北農村，在組織形態(tài)和活動形式上差異大。但市場化劇烈沖擊及基層民主的廣泛推行，還是使宗族凝聚力和行動力下降。肖唐鏢等人調查江西村民選舉發(fā)現，“能人”、“好人”總體優(yōu)先于“族人”[35]，我們的調查有類似發(fā)現，從宗族分出的房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不惜與外族結盟損害本族利益[36]。那么，龔家的集體行動力從何而來，使之能對鄉(xiāng)鎮(zhèn)政府產生強威懾力？
考察分田以來的國家與宗族關系，我們將鄉(xiāng)鎮(zhèn)治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稅費改革前，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具有強大治理權力。首先，為完成上級達標任務，鄉(xiāng)鎮(zhèn)會采取強力手段。群眾對抽象國家的信任及畏懼，使得他們盡管不滿還是選擇遵從。其次，鄉(xiāng)鎮(zhèn)利用上戶口、開證明等權力，與村組織合作實施整體性治理。若村民不配合鄉(xiāng)村治理任務，鄉(xiāng)鎮(zhèn)就可能不批準村民其他正當訴求。因該權力的涉及面廣，對村民的生活影響大，權力效能因此較高。再次，鄉(xiāng)鎮(zhèn)會利用村莊結構來治理。不管村莊由單一還是多宗族構成，宗族精英與村組織基本是互嵌的。鄉(xiāng)鎮(zhèn)治理既要遵循地方性共識，又要獲得宗族精英的配合。鄉(xiāng)鎮(zhèn)治理機制不力，會帶來宗族間沖突，卻很難沖擊鄉(xiāng)鎮(zhèn)政府。
第二階段的鄉(xiāng)鎮(zhèn)治理，則是行政設卡權力被切割、國家不再賦予專斷權力，鄉(xiāng)鎮(zhèn)失去對宗族的平衡能力。與之相對的是，變遷中的宗族有較強行動力。首先，國家治理轉型擴大了宗族的行動空間，宗族越級訪和集體訪不僅不會受罰，而且會對鄉(xiāng)鎮(zhèn)政績產生極大影響。其次，宗族倫理向度盡管在弱化，維護祖業(yè)的意識仍潛藏深處。我們問龔家人為何要跟訪，不少村民的回答是，如果不去，就會被族人看不起。族人不認你就沒根了，進祠堂都覺得沒臉。正是基于共同的綿延的祖先信仰，象征力量得以維持村莊的公共性。再次，作為爭奪對象的祖業(yè)多是公地。在宗族性村莊中，“集體所有一定意義上等同于宗族所有，集體利益表現為一姓一氏的利益，宗法關系在集體的掩蓋下發(fā)揮作用”[37]。M鎮(zhèn)各宗族內部一直實施集體治理，盡管具體的征地涉及一部分村民，所有征地款都要在集體內部均分。村民認為，盡管土地30年不變，30年后還是會調地，子孫還會生活在這里。正是地利的不可分割及村民長遠預期，使村民愿為宗族的利益積極參與上訪，畢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
宗族與國家實力的強弱對比，使龔家地權訴求得到回應。但龔家人要求的經營權同樣不是物權，而是作為地權主體之一應分享的地租，否則，政府只賠償幾套地皮難終止事件。當祖業(yè)權和使用權在集體所有權下活動，沒有上升為一種國家制度得到相應保護，其與國家就是權力博弈而非制度性關系。那么，當國家管理地權的意志和能力變弱，以宗族為載體的各類地權主張就會迅速地擴張，終于在政府征地這個節(jié)點上，與國家認可的產權制度沖突。當中央限權帶來基層管理能力的弱化，宗族消解國家法定標準就是可能的�；鶎诱荒懿粩嗟赝笸丝s，通過給予各方的利益來安撫，至于退縮底線其實很不確定。如M鎮(zhèn)曾規(guī)定征地補償，田（山）主得60%，種地者得40%，在該事件中卻遭到破壞，要給予兩個宗族同等補償。
相較于產權的權利視角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挑戰(zhàn)，產權的社會視角在解釋路徑上同樣有問題。上述的祖業(yè)權糾紛案例，顯示出該視角兩大問題，一是只強調地權的嵌入性，對地權嵌入的社會結構是什么，地權嵌入的具體機制是什么，大多一筆帶過或者語焉不詳[38]；二是只強調特定關系協(xié)調引出的社會性合約合理，對國家權力下沉對社會關系的影響分析不夠，對財產屬性凸顯對關系地權變遷的影響關注少，相關解釋因此出現隔靴搔癢或過度闡釋毛病。
祖業(yè)權作為家業(yè)產權建立在血緣基礎上，與西方具有獨立性和排他性產權不同。在宗族內部祖業(yè)權不排他且不可轉移，在宗族之間祖業(yè)權邊界不太清晰。祖業(yè)權作為民間習慣并未形成權利，無論是民間意識還是外在制度，均不否認國家作為終極產權者。當國家產權實施能力弱，無法保障民間地權秩序，祖業(yè)權作為認知范疇地權，可能因現實宗族實力差異，引發(fā)宗族間的地權糾紛。另外，當經濟變遷帶來土地的強財產屬性，無論是土地所有權還是土地使用權等權利聲稱，均強調各自“管業(yè)來歷”[39]的社會合理性，細分產權要求的利益不是基于廣泛的公平原則協(xié)調，地利爭奪產生的地權沖突會越發(fā)頻繁。
主流的解決思路是在厘清公法私法的基礎上，以還權賦能實現集體產權主體化完整化，問題是，地權制度變遷應基于穩(wěn)定地權共識，否則會增加交易費用帶來地權沖突。筆者以為，以祖業(yè)權為代表的各類宗族地權糾紛，源于傳統(tǒng)產權的現代轉型尚未成功。從產權實施能力角度看，宗族無論實力大小均擴張地權邊界，主要是宗族對由國家界定的地權認可度不高，它表明正式地權對民間地權滲透水平在降低。如果國家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鞏固基層政權提高鄉(xiāng)鎮(zhèn)產權實施能力，鄉(xiāng)鎮(zhèn)政府以專斷性權力制止宗族的過度謀利，引導宗族順應民間情理建立穩(wěn)定預期，以基礎性權力與宗族良性互動保證平等協(xié)商，構建新型地權秩序重建正式制度權威。那么，后續(xù)的深化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會達到保障農民財產權益，穩(wěn)步推進農村現代化的目標、
[①] 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經費項目階段性成果（skq201609）
[②] 周其仁：《土地制度引發(fā)社會糾紛再不改革會面臨崩潰》，《經濟觀察報》2011年7月22日。
[③] Demsetz,Harold,Ownership,Control and the Firm,Oxford:Blackwell,1988.引自周雪光：《關系產權：產權制度一個社會學解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no.1(oct 1960),PP.1-44.
[⑤] 引自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上），《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⑥] 周雪光：《關系產權：產權制度一個社會學解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張曙光等：《博弈：地權的細分、實施和保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7頁。
[⑧] Mann,Michael,”The 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 and Results”,Archiv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vol.25,no. 2 (november 1984),pp. 185-213.
[⑨] 張佩國：《近代江南的村籍和地權》，《文史哲》2002年第2期。
[⑩] 朱冬亮：《村莊社區(qū)產權實踐與重構：關于集體權林權糾紛的一個分析框架》，《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11] 張小軍：《象征地權與文化經濟》，《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12] 曹正漢：《地權界定中的法律、習俗與政治力量》，《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六集），2008年
[13] 陳鋒：《“祖業(yè)權”：嵌入鄉(xiāng)土社的地權表達與實踐》，《南京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14] 費孝通依據土地與人的關系，將村莊土地產權分為四類。參見費孝通：《江村經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第53-54頁。
[15]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8-39頁。
[16] 折曉葉，陳嬰嬰：《產權怎樣界定》，《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
[17] 臧得順：《臧村“關系地權”的實踐邏輯》，《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1期。
[18] 張小軍：《復合產權：一個實質論和資本體系的視角》，《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4期。
[19] 科大衛(wèi)：《國家與禮儀：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20] [美]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3頁。
[21] 參見徐嘉鴻：《祖業(yè)抑或私產：論農民的土地產權認知》，《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22] 桂華，林輝煌：《農民祖業(yè)觀與鄉(xiāng)土社會的產權基礎》，《二十一世紀》2012年第4期。
[23] 郭亮：《土地“新產權”的實踐邏輯》，《社會》2012年第2期。
[24] 周誠：《土地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頁。
[25] [日]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王亞新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6頁。
[26] 曹正漢，史晉川：《中國民間社會的理：對地方政府的非正式約束》，《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
[27] 參見陳端洪：《排他性與他者化：中國農村“外嫁女”案件的財產權分析》，《北大法律評論》2003年第2輯。
[28] 引自鄭蘭蘭：《市場沖擊宗族、宗族消解國家》，《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11年。
[29] [美]布德茂：《過失殺人、市場與道德經濟》，張世明、劉亞叢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18-223頁。
[30] 參見[美]黃宗智：《清代以來民事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64-70頁。
[31] 有老人說，“土地本來就是雷家的，錢（指征地補償款）給他們就算了”。
[32] 龔家人說，“土地改革是不管村莊大小，每個村莊都要有一定土地……如果我要回你的，你要回我的，豈不天下大亂……”，引自龔家信訪材料：《關于請求耕地所有權的報告》。
[33] 龔家人說，“在以糧為綱的年代里，每塊地都在地契為證……我們村承擔的稅賦，有一半出自這塊耕地……雷家無故剝奪土地經營權，憑哪條法律”。引自龔家信訪材料：《關于請求耕地所有權的報告》。
[34] 張靜：《二元整合秩序：一個財產糾紛案的分析》，《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35] 肖唐鏢等：《多維視角中的村民直選：對十五個村委會選舉案例的觀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84頁。
[36] 參見劉莉芬，劉銳：《宗族離散、治權弱化與農民集體上訪》，《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37] 錢杭，謝維楊：《宗族問題、當代中國農村研究的一個視角》，《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
[38] 劉銳：《關系地權》，《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
[39] [日]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王亞新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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