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在线免费中文字幕,精品免费视频亚洲一区二区三区,大屁股熟女一区二区视频,91蜜臀人妻中文字幕网站,55夜色66夜色视频,青青视频手机在线免费观看,91九色官网在线视频,亚洲激情网久久app,亚洲第一福利视频在线观看

反抗型派性政治:一個農村派性競爭和派性博弈的解釋框架

摘要：本文以湖北省中部地區(qū)LG村派性政治為例發(fā)現(xiàn), 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并非村莊派性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 寡頭統(tǒng)治下的反抗型社會抗爭成為LG村派性政治的核心要素。研究認為, 反抗型派性政治起因于富人治村, 形成于寡頭政治。選舉成為派性競爭和派性博弈的大舞臺。在派性斗爭中, 派性充分利用群眾進行維權抗爭, 針對對方賄選行為進行程序抗爭, 利用治理進行輿論抗爭。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目的抗爭性、手段抗爭性和策略抗爭性三大內涵。在治理效果上, 它具有伸張正義, 抑制寡頭政治; 監(jiān)督社區(qū)公共權力, 促進公共權力民主運行和提高村民政治效能感三大作用, 比其他類型的派性政治更為積極。反抗型派性政治作為農村基層的一種政治實踐, 讓我們反思寡頭政治的形成, 并由此反思其帶來的政治社會后果。

關鍵詞：反抗型派性政治   選舉   村莊政治   富人治村   寡頭政治   

一、問題的提出

在農村調查, 不時聽農民或者村干部提到“派”。賀雪峰指出, “派”有派性和派系之分, 所謂派性只是一種初步的分派特征, 缺乏組織的穩(wěn)定性, 它是在小共同體已經解體和傳統(tǒng)精英失落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而派系不僅具有分派的性質, 而且已經形成一種穩(wěn)定的組織系統(tǒng), 它以小共同體的存在和強烈的面子壓力為社會基礎。前者的代表是中國臺灣地區(qū)鄉(xiāng)村地方選舉, 后者主要是指中國大陸農村^[1]。孫瓊歡和盧福營則指出, 派系是指人們以特定的關系為紐帶聯(lián)結起來, 具有共同利益和現(xiàn)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 它具有低烈度性、間歇性和地域性特征^[2]。應該說, 孫瓊歡等對“派系”的理解與賀雪峰“派性”的界定接近, 他們同時談到了“派”的不穩(wěn)定性和非正式組織性。因此, 這里采用“派性”一詞來描述農村社會所經常提到的“派”。目前有關農村派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 有關派性競爭和派性政治形成機制研究, 有資源利益論和社會結構論兩種解釋。研究者認為, 利益構成村莊派性的根本原因, 利益越密集, 派性形成的可能性和機率就越大^[3]。賀雪峰指出, “村集體經濟”構成了派性斗爭的理由和動力, 較多的村集體經濟容易帶來村民的分化和派別的形成^[4]。與此不同, 陳柏峰指出, 區(qū)域比較視野下, 資源只是北方村莊派性政治的表層原因, 小親族的存在構成派性的深層原因, 從而構建起村莊派性的社會結構論^[5]。第二, 選舉與派性政治的研究, 把選舉作為派性競爭的競技場, 從選舉中去看派性競爭的模式和對村級治理造成的影響。吳思紅指出, 在村兩委選舉中, 村莊派系的競爭和利益博弈, 以賄選的方式得以操縱, 這成為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障礙^[3]。同時, 另一些研究也對村委會選舉中的派性政治的消極作用和負面影響進行了深入的評價^[6-7]。第三, 派性與村莊政治、村莊治理的研究。吳思紅討論了村莊派性與村級權力結構的穩(wěn)定性^[8]。盧福營指出, 派系競爭在派系利益的表達與保護、公共參與的動員與組織、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與制約等方面對村級治理構成重要影響^[9]。仝志輝認為村莊派性政治能為農村建設提供組織資源, 具有正面的積極作用^[10]。

既有研究從不同的側面對農村派性展開研究, 主要回應的問題有兩個層面：其一, 通過對農村派性政治的研究, 厘清農村派性(系)政治的性質, 回答其形成的機制。其二, 通過最能凸顯派性競爭和博弈選舉事件的描述, 挖掘派性政治展開的手段和模式, 從而提出派性對村莊政治的影響, 對村莊治理的意義。應該說, 已有研究對農村派性展開了多方面的探討, 不過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對農村派性機制形成的研究較為薄弱, 資源利益論和社會結構論并不能涵蓋所有村莊的派性政治實踐；第二, 從選舉看派性政治是一個重要方面, 但是如果僅僅從選舉看農村派性問題, 缺乏對日常政治生活的關注, 難免視角單一。第三, 派性對村級治理和村莊政治影響的研究著墨不少, 但是負面評價多, 正面肯定的少。有鑒于此, 本文試圖從村莊派性結構和選舉中派性競爭與派性博弈的雙重視角來揭示不同于資源利益論和社會結構論的派性形成機制, 提出反抗型派性政治解釋框架, 并對這種反抗型派性政治對村莊政治形成的影響作出分析, 進而對寡頭政治的形成進行反思。

二、反抗型派性政治：一個派性競爭和派性博弈的解釋框架

“反抗”的基本意思是“反對”“抵抗”, 有抗爭之意。反抗型派性政治是指, 村莊權力的體制精英因為村莊權力分配、運行和實施過程中, 一方對另一方實施了壓迫、侵害或權利剝奪, 迫使另一方引起反對和抗爭的行為。這種反對和抗爭既可能以派性斗爭的形式出現(xiàn), 也可能以上訪等形式出現(xiàn)。不同于派性政治中資源結構論(這里可以把它歸納為利益型派性政治)和社會結構論(結構型派性政治), 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維權”“出氣”“抗爭政治”的意涵。它體現(xiàn)的是村莊中體制權力精英的內訌, 有強制和壓迫, 是一種政治性的表達。

首先, 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維權”特征。在中國農民上訪研究中, 有一對經典研究范式：一是將農民上訪看成是地方政府或基層政府對農民侵權, 造成農民反抗, 引發(fā)維權行為的“維權—抗爭”模式；二是將農民利益表達的困境置于“權力—利益結構之網(wǎng)”利益博弈的非抗爭政治框架中^[11]。應該說, 第二種解釋范式與利益型派性政治比較接近, 也是派性政治分析中較為普遍的解釋框架, 但是另一種維權型的派性政治卻沒有引起其他學者的關注。李連江和歐博文提出“依法抗爭”(以政策為依據(jù)的抗爭)^[12], 于建嶸提出“以法抗爭”(有組織的抗爭)^[13]。李連江和歐博文所講的“抗爭”, 是依據(jù)政策的抗爭, 是農民積極運用法律和中央政策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 并免受地方政府和官員侵害的政治活動, 其基本形式就是上訪。而于建嶸提出的“以法抗爭”, 指農民直接以法律作為抗爭武器, 將矛盾和問題直接訴諸“立法者”, 具有組織性特征。無論是“依法抗爭”還是“以法抗爭”都是農民通過政策或法律的形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都是一種維權行為。反抗型派性政治, 也同樣是通過政策或法律的形式作為“弱者的武器”, 捍衛(wèi)自己在村莊權力斗爭中的被壓迫行為。

其次, 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出氣”特點。陳柏峰認為氣是人們在村莊生活中, “未能達到期待的常識性正義橫平感覺時, 針對相關人和事所生發(fā)的一種激烈情感”, 它有身體暴力、語言暴力、上訪、自殺等諸種釋放方式^[14]。“常識性正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指的是在村莊中人與人之間有一套相互平衡和禮讓的規(guī)則, 人與人之間有關聯(lián), 但是也有邊界, 如果對他人言行過分, 就會帶來其他人的反抗和報復, 泄憤和出氣就是其中的一種。在本文中, 派性作為常識性正義喪失后部分村干部之間泄憤的表達方式。同時, 從“氣”出發(fā), “抗爭”的概念也被引入進來。應星認為“抗爭政治”與“氣”相關^[15]。氣是“中國人在人情社會中擺脫生活困境、追求社會尊嚴和實現(xiàn)道德人格社會行動的根本促動力, 是融匯了本能與理性、道義與利益的激情”^[16]。如果說陳柏峰對氣的研究偏重于法律社會學的解釋, 那么應星對氣和抗爭的研究就更偏向于情感社會學解讀。同樣, 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出氣和泄氣的特征, 它是基于村莊中普遍常識性正義失衡；它是在體制精英內部, 在村莊政治和治理過程中, 一些村干部被其他強勢和極權村干部權力剝奪后而引發(fā)的反抗。

最后, 雖然具有“維權”和“出氣”的特點,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反抗型派性政治與上訪中的維權和抗爭政治有本質的區(qū)別。第一, 它體現(xiàn)的是村莊權力體制精英內部之間的反抗與沖突, 具體到本文是有權勢的村干部對其他村干部權利的剝奪, 是“官”與“官”的沖突。相反, 抗爭政治體現(xiàn)的是農民對基層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不滿, 是“民”與“官”的沖突。第二, 這種抗爭并非“政治反抗” ^①, 而是一種政治參與, 而且是一種積極的政治參與, 它通過派性競爭和博弈的方式在兩方之間展開角逐^②, 同時保持一定的政治底線。第三, 與利益型維權相比, 除了維護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以外, 這里的派性政治, 還有“出氣”和維護自身面子的考慮, 不滿“極權”和“暴政”是一方反抗另一方的主要因素, 出于情感性的“出氣”成為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重要原因。

為澄清以上問題, 筆者打算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首先, 通過描述一個書記的“專橫跋扈”來陳述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開始、形成, 歸納出村莊的權威結構和村莊派性結構；其次, 通過選舉中的派性競爭的目標、手段和模式來展示反抗型派性競爭和派性博弈的具體實現(xiàn)形式, 以此總結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基本內涵；再次, 依托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緣起、競爭, 討論派性政治對村莊政治的影響；最后, 討論在無權力監(jiān)督下的寡頭政治帶來的政治社會影響, 審視反抗型派性政治對村莊政治的意義。

三、反抗型派性政治緣起、形成與村莊派性結構

村民自治以來, 村委會通過選舉獲得多數(shù)人的認可, 這增加了村委會尤其是村主任的政治合法性, 同時也削弱了以書記為權力核心的黨組織權力。由此帶來許多地方書記、主任權力分配上的緊張。本文中LG村的派性競爭和博弈并不是緣于主任對書記的權力擠壓, 而是書記權力的膨脹對其他村干部造成的政治剝奪, 由此引發(fā)村莊派性斗爭。

(一) 村莊背景

鄂中LG村, 是一個城鎮(zhèn)近郊村, 常年來大量人口流出, 造成不少農田水利設施失修, 大量土地拋荒。但由于靠近鄉(xiāng)鎮(zhèn), 而且歷來屬于明星村, 因此村書記和村主任的位置, 仍然是一個香餑餑。本村有11個村民小組, 2099人, 557戶, 其中勞動力886人。自然灣是村民社會認同和集體行動能力的重要單位。自然灣有李家祠堂、劉家墩子、闕灣、丘灣和胡灣5個, 分別有884人、521人、444人、111人和139人。自然灣的大小和姓氏分布, 構成了村莊權力結構的基礎。村兩委干部成為自然灣的權力代表, 自然灣人數(shù)多寡和力量大小同時決定著村干部在兩委干部中的權力。以下是LG村自然灣、宗族結構與村干部分布情況。

表 1 LG村自然灣、家族結構與村干部分布

(二) 反抗型派性政治萌芽：富人治村

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開始和形成, 伴隨著村莊權力結構的改變。從一個協(xié)商型的權力結構到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 LG村的權力逐漸演化到一個富人手中。隨著權勢的積累, 村莊走向寡頭政治, LG村的反抗型派性政治開始并形成。

LG村劉書記是一個70多歲的老人, 1944年出生, 高中畢業(yè)。劉書記為劉家墩子人, 1980年代開始從事煙花爆竹生意, 1990年代生意做到縣城, 成為縣城里做爆竹生意的大老板。劉書記資產千萬, 相當有錢^①, 以至于當了書記之后, 常年不住在村里, 村民有事都是給他打電話。劉書記的巨額財富為他在村里樹立了權威, 加強了村民對他的認同。年過花甲的劉某為了“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才有了到村里當書記的念頭。當時不少人認為, “他有錢, 可以為村民辦實事”“肯定不會為了錢貪污”, 不少村民支持這樣一個有錢的人當書記。從2002年開始, 劉某成為LG村的村書記。照村干部的說法, 那時候劉書記的工作能力強、有錢, 也能辦實事, 村兩委班子也還團結。不過, 由于村莊利益的輸入和書記權勢的擴大, 村兩委的關系惡化, 村干部開始分化。

 (三) 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形成：走向寡頭統(tǒng)治

第一, 上級政府的支持和與資本結盟, 鞏固書記重要位置。2002年起, 劉書記開始執(zhí)掌LG村, 但是真正確立他在村莊權威地位是2008年以后。2008年以前, XG市為了在農業(yè)方面取得政績, 在全市范圍內推動規(guī)模化流轉, 并且以創(chuàng)新土地流轉模式, 引領全國土地流轉為鼓勵重點。縣里積極響應, 把目光放在經濟條件較好, 自發(fā)土地流轉率高的區(qū)域。由于縣里極力打造“示范模式”, 要推動整村土地流轉, 需要上萬畝土地作為試點, 很多村的干部因為工作難度大、風險高等原因, 都不敢輕舉妄動。而LG村的劉書記卻一馬當先, 在縣干部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面前立下軍令狀, 要在LG村率先推動土地流轉, 同時協(xié)助上級政府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與CH公司一起創(chuàng)辦“LG模式”。后來, 這個模式中的土地流轉面積達到數(shù)萬畝, 由于模式新、涉及面積廣, “LG模式”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 LG村的劉書記也成為媒體明星。

第二, 村莊利益的輸入和利益密度的增加, 構筑書記權力王國。LG村經過整村土地流轉, 并與CH公司共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LG模式”(后來又稱為“CH模式”), 村莊的利益輸入增多, 利益密度越來越大。首先, LG村受到上級政府關注, 參觀的領導越來越多, 層級也越來越高。LG村成為“CH模式”的重點村之后, 參觀的政府官員不僅有省里干部、外地干部, 而且還有中央干部, 劉書記成為政治明星。另外, 政府的項目開始向LG村傾斜, 包括土地綜合整治項目、現(xiàn)代農業(yè)示范區(qū)標準農田示范項目、土地股份合作社支持項目等。由于有龍頭企業(yè)的進入, 村莊的經濟密度明顯增加。農民的土地租金、合作社的股份分紅、龍頭企業(yè)進村需要的土地征收費等, 均在變現(xiàn)村莊的土地資源。政治和經濟雙重利益輸入和利益密度增加, 為劉書記樹立了顯赫的權威, 使其成為市人大代表, 確立了在群眾中的威信。

第三, 寡頭統(tǒng)治的形成與反對派的抗爭。與資本結盟, 并得到上級政府支持以后, 劉書記的集權慢慢走向了極權。一方面, 有人認為他有能力, 能幫村民辦實事, 是一位有魄力的書記；另一方面不少人認為他專橫跋扈, 恣意妄為, 不少群眾和村干部拿起法律武器, 進行“依法抗爭”。劉書記的專橫跋扈被人指責, 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首先, 他壟斷村莊財權, 使集體收入成為黑箱。不少村干部反映, 劉書記把集體資產當做私有財產, 村里收入從不公布, 會計也由自己提拔, 在土地變現(xiàn)過程中, 很多集體收入不知去向。其次, 劉書記非法使用暴力, 武力解決爭端, 嚴重違背組織原則, 在群眾和村干部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在土地流轉和村莊治理過程中, 劉書記多次利用黑社會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毆打群眾, 詆毀村干部。群眾和村干部怨聲載道, 村莊嚴重分化。最后, 劉書記掌握村干部人事權, 獨斷專行, “想拿掉誰就拿掉誰”。憑借日益增加的權力, 劉書記依好惡辦事, 先后撤掉村里會計和副主任。由于涉及面廣, 引來了群眾和村干部的聯(lián)合抗爭。

(四) 村莊派性結構、社會資本與派性力量

LG村的派性結構主要有兩派：一是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 二是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①。從同心圓的結構來講, LG村的派系結構有明顯的三個層次：核心精英、次核心精英構成的精英系和一般成員^②。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中的核心精英是劉書記, 次核心精英有會計、一些自然灣的族長^③；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的核心精英有三人, 副書記、民兵連長和婦女主任, 次核心精英包括兩個被劉書記趕下臺的村干部和一些被劉書記毆打的群眾。一般成員中, 極權派的群眾基礎明顯不敵聯(lián)合派。書記為首的極權派的一般成員主要是劉書記所在劉家墩子, 但是聯(lián)合派的一般成員勢力范圍覆蓋了李家祠堂、丘灣和胡灣, 尤其是丘胡灣(丘灣和胡灣的合稱, 村民的叫法)對劉書記的抵觸很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派的圈層結構和勢力范圍。

從村莊兩派派性結構的人數(shù)來看, 無論在核心精英、次核心精英, 還是一般成員來講, 極權派的人數(shù)都不敵聯(lián)合派。在核心精英層中, 極權派只有書記1人, 而聯(lián)合派有3人。雖然在村干部的5人結構中, 村會計與劉書記一派, 但是由于村會計被認為是“沒有權威”“工作能力一般”“只是因為聽劉書記的話, 被提拔”的老好人, 而且沒有處于派性第一線, 因此, 他算不得派性競爭和博弈的核心精英, 而只是屬于次核心精英。另外, 圍繞核心精英形成的次核心精英和精英系中, 支持聯(lián)合派的人更多, 而且支持的力量還非常大。比如, 被劉書記趕下臺的吳BQ, 就對劉書記頗多微詞, 認為他胡作非為。還比如劉書記依靠自己掌握的灰黑勢力在治理村莊中對群眾和村干部施以社會暴力, 將群眾激怒, 遭到群眾的激烈反對�？傮w來說, 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隨著劉書記的“強勢”, 其背后的支持人數(shù)減少。但是, 這并不代表書記為首的極權派在力量上更弱。

因為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 掌握著重要的社會資本^④。首先, 是富足的經濟資本。七十多歲的劉某, 之所以在年過花甲能當上書記, 就是他擁有稀缺的經濟資源。在村民看來, “有錢就不存在貪”“有錢就可能為村莊辦實事”“拿錢出來墊資修路”等, 這為他樹立了權威, 同時為他排擠掉其他非經濟精英。其次, 劉書記還擁有強有力的灰黑勢力資源。劉書記的兒子在社會闖蕩多年, 認識不少“道上的人”, 這成為劉書記治理村莊的武器。再加上他從事爆竹生意多年, 與派出所、公安等執(zhí)法機關有一定的交情, 因此, 在使用非法暴力時, 肆無忌憚。劉書記多次利用“社會上的人”打擊群眾, 甚至對村干部下手, 激起民憤, 被毆打的群眾不斷上訪。再次, 劉書記有較強的政治資源和外來資本的支持。與上級政府的不斷互動, 搭建了劉書記與上級政府的利益結盟, 同時與龍頭企業(yè)的長期往來, 也構建起劉書記與外來資本的密切關系。

但是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主要擁有傳統(tǒng)宗族資源和長期擔任村干部的政治遺產。首先是傳統(tǒng)的宗族資源, 聯(lián)合派中的三個村干部有兩個來自村莊最大的自然村李家祠堂, 其中副書記為李HH, 他是李家祠堂三房的代表人, 是500多人李姓家族中人數(shù)最多的房頭；另外, 副主任兼民兵連長的李HY為李家祠堂二房代表人, 二房為李家祠堂次大的房頭, 人口200多人。村兩委干部不僅僅是二房和三房的代表, 同時也代表了整個李家祠堂在整個LG村中的重要位置。另外, 婦女主任劉JL來自丘胡灣, 是丘胡灣中最大姓氏的代表。這幾個人占據(jù)著傳統(tǒng)的宗族資源, 家族勢力大, 房頭人數(shù)多, 群眾基礎廣。其次, 這幾個村干部都是村中的政治精英, 他們長期擔任村干部, 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社會關系網(wǎng)絡, 比如, 婦女主任劉JL就是當過二十多年的村干部, 而且其公公是村里任職三十多年的老書記�？傊�, 聯(lián)合派掌握著傳統(tǒng)的宗族資源和重要的政治資本。

無論在村干部人數(shù), 還是在群眾人數(shù)上, 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雖不及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 但是這并不代表前者的派性力量弱于后者。因為一些研究就指出, 如果對派性(系)影響因素進行排序, 經濟因素顯然處在“第一位”^[8]。劉書記有雄厚經濟資本的支撐, 同時還有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有力支持, 媒體關注所獲得的社會影響力和非法暴力作為后盾, 因此, 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在派性力量上不僅不弱于聯(lián)合派, 而且可能大大勝過聯(lián)合派。不過, 由于聯(lián)合派占據(jù)了正義高點, 并有大多數(shù)群眾的支持, 因此, 兩派在實力上難分伯仲。選舉成為了兩派競爭、角逐和博弈的舞臺。

表 2 LG村村莊派性結構和派性力量對比

四、選舉中派性競爭和派性博弈的抗爭性

派性是村委會選舉的組織形式之一, 同時選舉也成為派性政治表達的重要場合。在選舉中最關鍵的是選票, 贏得選票者贏得選舉。在派性人數(shù)上, 書記為首的極權派弱于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 但是由于劉書記個人擁有超級社會資本, 極權派的派性力量并不弱于聯(lián)合派。在選舉中既有基于血緣、親緣和業(yè)緣關系的鐵票, 也有一定傾向性的偏向票, 但是絕大多數(shù)還是需要爭取的中間票。除了一般的利益許諾和賄選等方式以外, 以爭取合法性和社會公正的反抗型派性斗爭作為重要的派性手段, 在LG村選舉中被大量運用。

(一) 利用群眾進行維權抗爭：拉攏中間力量

利用群眾進行維權抗爭, 在有的研究者那里也被認為是“動員型的社會抗爭” ^①, 它指的是派性精英通過動員各種資源, 尤其是非體制性資源進行社會抗爭的形式,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群眾的維權抗爭。在沒有派性競爭的村莊中, 個體的抗爭是弱小的, 但如果把這種抗爭納入到一個派性或組織中, 這種個體抗爭就具有了強大能量。派性斗爭中, 派性的雙方都試圖把對方置于死地, 任何有利于爭取群眾力量, 獲得選票的重大事件, 都值得大事渲染。

在LG村, 由于劉書記的專橫跋扈, 早有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村莊嚴重分裂。LG村的派性斗爭充分利用群眾與反對派的對抗性沖突挫敗對方。胡JQ為丘胡灣人, 50多歲, LG村整村土地流轉以前, 自發(fā)流轉耕地25畝, 由于村里推動規(guī)�；�土地流轉過程中不愿流轉土地, 于是與村里發(fā)生沖突。劉書記不僅不對此事進行安撫, 而且找了二三十個“社會人士”對胡JQ暴打。胡JQ不僅身體多處受傷, 而且家中物件被砸毀多處^②。胡JQ報警, 并上訪, 此事持續(xù)半年, 直到筆者進村調查, 胡JQ被暴打事件仍然持續(xù)影響村莊政治。劉書記通過引入灰黑勢力, 采用直接對抗性的身體暴力對抗釘子戶, 強行推動整村土地流轉, 這雖然達到了他個人目的, 建構了個人權力網(wǎng)絡, 但是同時也損害民意基礎, 引發(fā)了激烈的對抗性沖突。胡JQ是手無寸鐵的農民, 但是他代表了相當多的一般村民。在選舉中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婦女主任等, 充分利用這一社會沖突, 進一步拉攏丘胡灣的群眾, 為自己和其他派性成員拉票。底層成為政治精英整合的對象, 政治精英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 利用底層在選舉派性政治中進行動員、煽動和資源整合。

 (二) 針對對方賄選行為進行程序抗爭：獲得政治合法性

程序正義是現(xiàn)代選舉的重要特征, 利用對方的違法為自身贏得合法性是派性斗爭中的常用做法。自村民自治制度實施以來, 許諾和賄選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如果說在雙方都是公平競爭的情況下, 尚且有民主選舉的成分, 那么干涉選舉、操縱選票, 嚴重違背選舉程序和規(guī)則, 就會喪失基本的政治合法性。在選舉中, 由于以書記為首的極權派嚴重違背選舉規(guī)則和選舉程序, 因此被聯(lián)合派精英不斷攻擊, 成為派性斗爭中最不光彩的一面。首先, 劉書記在選舉中動員灰黑勢力, 恫嚇選舉中的村民, 影響選舉結果。在選舉過程中, 通過金錢和利益等各種資源動員村民, 利用混混或黑社會在公開選舉中進行直接干涉。憑借著自身的強勢和超強的政商關系, 劉書記恣意妄為, 對普通群眾威逼利誘。在選舉過程中, 引入混混, 在現(xiàn)場“監(jiān)督”投票的村民, 這實際上是對普通選民的一種脅迫和威懾。在反對派干預中, 劉書記帶了一車人準備“收拾”帶頭的民兵連長李HY。李HY拉了自己干公安職業(yè)的親戚作為后盾, 此事在村里被鬧得沸沸揚揚, 堪稱是村里派性斗爭最激烈的一幕, 起因是因為派性一方動用混混干涉選舉。

其次, 派性一方制作選票, 操縱選舉, 嚴重違反選舉規(guī)則。劉書記的專橫跋扈不僅體現(xiàn)在日常治理中, 在選舉事件上, 他也是突破常規(guī)。他自己制作選票, 填上自己的名字放入票箱, 后被人發(fā)現(xiàn), 填好的選票多于法定選票。這事情發(fā)生在人數(shù)最多的李家祠堂, 引發(fā)了選舉現(xiàn)場的沖突和對抗, 差點造成流血事件。由于劉書記以上諸種問題, 不少村干部和群眾都認為他專橫跋扈, 并且嚴重違背原則, 甚至違背法律程序。被他打壓的幾個村干部聯(lián)合起來向鄉(xiāng)鎮(zhèn)反映情況, 甚至發(fā)動群眾上訪。鄉(xiāng)鎮(zhèn)在全村發(fā)動兩次競選都沒有順利進行下去。村干部和群眾的反彈情緒頗大, 村莊選舉一再擱置, 村務長期處于癱瘓狀態(tài), 直到筆者團隊進行調查, 村莊還在不斷向上上訪和反映情況。鄉(xiāng)鎮(zhèn)也開始由支持劉書記到保持觀望。

(三) 利用治理進行輿論抗爭：獲得派性支持

在選舉中, 不乏村干部通過政治許諾方式去拉攏一些非體制精英, 通過賄選的方式去拉攏普通群眾, 但是相互檢舉揭發(fā), 尤其是揭發(fā)以往治理中的違法或灰色之處, 去贏得輿論支持, 也是派性斗爭的手段。劉書記的極權強勢引起多個村干部抱怨。村支委副書記李HH表示, 劉某當了6年書記, 在第一任時由于不是很了解他, 因此非常支持他, 40 ℃的高溫天氣都幫他做工作。不過, 第二屆時村干部對書記普遍不滿, 認為他太獨斷專行。婦女主任劉JL表示, 劉某非常獨裁, 不講公和私。第一, 村里的財務他一個人獨攬, 6年中村里的財務他從來不公開；第二, 做事不和其他村干部商量, 也不打招呼；第三, 在村民中常常講副職干部的壞話；第四, 沒有包容心, 到處講其他村干部不聽他的話；第五, 說話特別“泡”, 愛吹牛。另外, 一些非體制精英嚴厲地指出劉書記的經濟問題。

首先, 派性一方在土地流轉中中飽私囊, 沒有將財務公開。劉書記在3500畝地土地流轉中, 有500畝屬于過世的五保戶, 但是這筆錢沒有入集體賬戶。其次, 集體土地的租金, 比如堰塘、機動土地的流轉費用和股金分紅, 不知去向。再次, 土地流轉、資本下鄉(xiāng)、龍頭企業(yè)在村莊占用土地、土地征收費用部分流失。不僅如此, 派性一方在村莊土地資源變現(xiàn)過程中, 根據(jù)關系遠近、個人好惡和利益權衡, 在土地丈量時因人量地, 使部分人得好處。對不順從者采用暴力恫嚇、威脅和身體對抗的形式攻擊普通群眾。這些惡劣行跡在治理過程中被暴露出來。一方面, 他的治理績效被鄉(xiāng)鎮(zhèn)及以上干部看重；另一方面, 他在完成自上而下行政任務的同時, 也為他在治理中塑造了“惡”的形象。以副書記為首的聯(lián)合派, 動員其他利益受損村民, 利用劉書記在治理方式上的不當、治理程序上的不合法、治理規(guī)則上的混亂, 對劉書記的違規(guī)違法行為進行充分曝光。這為聯(lián)合派引導村莊輿論, 在群眾中贏得支持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內涵及對村莊治理的影響

正如前文所講, 本質上反抗型派性政治是派性政治的一種, 它不是“政治反抗”(針對政府或立法者), 而是政治參與, 一種積極的政治參與。與一般的派性政治不同, 它不是因為小親族等競爭性的社會結構關系, 也不純粹是一種利益的結盟。在組織和動員的過程中, 它有很強的抗爭目的性, 在手段和策略上也具有抗爭性。

(一) 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內涵

1.目的的抗爭性。在派性斗爭發(fā)起之初, 派性一方面就有比較明確的目的, 就是要把某種“不正義”的東西打掉, 它具有較強的道義基礎。正如文中所講, LG村的派性起始于集多種資源于一身的富人治村。隨著富人治村權力王國的鞏固和擴大, 權力開始泛濫。村莊治理陷入混亂, 在治理中村民有怨氣, 村干部有怨言, 非體制精英有怨恨, 治理者的集權走向了極權。日常治理中, 個別村民只能通過個體上訪的形式表達政治訴求, 但是真正把這些“氣”匯成力量的是選舉這一重大事件。在選舉事件中, 同樣可能被劉書記打倒的三個村干部團結起來形成派性, 組織和動員被劉書記整下臺的非體制精英和有強烈維權訴求的一般村民, 形成了反抗書記的聯(lián)合派。在整個派性斗爭中, “氣”是一直貫穿始終的重要能量, 這個“氣”是“陽氣”“正氣”“道義”, 有情感的成分, 但也是一種權利的要求。于是, 它在一般的派性政治中, 多了一種東西, 就是“正”去壓“邪”。

2.手段的抗爭性。派性一方因“氣”而抗爭, 具有一定的情感性, 但是要在派性競爭中博弈成功, 需要的是理性的手段。在現(xiàn)有的制度框架內, 法律和制度為派性一方提供了武器。劉書記治理過程中采用非法暴力制服群眾, 維權農民拿起法律武器, 要求撤銷書記職務, 并且要求他賠償；對于選舉中派性一方的任意胡為, 利用黑社會控制選舉現(xiàn)場, 并私自制作選票, 嚴重違背選舉規(guī)則的舉動讓他失去基本的道義基礎。另外, 在日常治理中任人唯親, 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得好處, 用各種手段敲打不順從者, 使書記為首的極權派失去民意�？梢钥闯�, 在抗爭手段上, 派性充分利用現(xiàn)行政策和法律, 對違規(guī)違法的派性一方實施打擊, 并發(fā)動群眾造謠生事, 擴大自己派性的勢力范圍, 并爭取道義力量。派性不斷向上級政府施壓, 要求鄉(xiāng)鎮(zhèn)黨委撤銷劉書記職務, 并且徹查村里財務, 給群眾一個說法。鄉(xiāng)鎮(zhèn)由積極支持劉書記, 開始轉為保持沉默, 到最后劉書記強迫鄉(xiāng)鎮(zhèn)繼續(xù)任命他的書記職務, 鄉(xiāng)鎮(zhèn)騎虎難下。

3.策略的抗爭性。策略是一種計策和方法, 它是指派性一方面根據(jù)形勢發(fā)展而制定行動方針和斗爭方法時, 常常采用一種“受迫”和“受剝削者”的姿態(tài)去抗爭強者和暴戾者, 使“弱者”成為一種符號和標簽。在現(xiàn)代性話語下, 這樣的語言和符號擁有了道德制高點, 同時也將對手置于一個極權者的兇殘形象中, 這與村民自治制度所推行的民主權利大相徑庭。在選舉中, 獲得基本的合法性是基本的前提, 如果連這一基本的底線都在違背, 那么在關系不是那么“鐵”的情況下, 村民的態(tài)度就會出現(xiàn)偏向, 民意就會動搖。因此, 哪怕?lián)碛性俣嗟纳鐣�資本, 書記為首的派性都可能土崩瓦解, 在選舉中徹底失敗。

一方面, 反抗型派性政治與抗爭政治不同, 它不是以立法者和政府為最終的反抗訴求, 它只是反對一種治理或統(tǒng)治的形式。它不是以抽象權利的實現(xiàn)為最終目的, 而是以反抗具體治理形式, 獲得派性勝利為目的。從徹底性來講它不及前者, 從反抗程度而言, 它還是淺層次的。它以不改變制度, 實現(xiàn)其具體權利為目的。另一方面, 反抗型派性政治作為農村基層的一種政治實踐, 它是一種積極的政治參與, 也是一種有效的權力制衡。比起利益結構型和社會結構型的派性政治, 反抗型派性政治的指向性更強, 目的性更高。采用政策話語和法律語言是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重要特征, 程序、規(guī)則的利用比其他類型的派性政治更多。由此, 這種派性政治是以道義和合法性為基礎的, 它有利于村莊的民主運行, 有利于村莊權力的規(guī)范化運作, 有利于村莊權力的有效競爭, 并實現(xiàn)對社區(qū)公共權力的有效制衡。

(二) 反抗型派性政治對村莊治理的影響

陳柏峰認為不同社會性質的村莊社會結構對派性的反應程度不同, 派性對村莊政治和治理的影響依托于村莊社會性質^[5]。賀雪峰^[4]和吳思紅^[17]則認為, 利益型派性政治既可能促進村莊民主, 也可能固化村莊邊緣群體, 給村莊社會穩(wěn)定帶來影響。因此, 總體來說, 派性政治對村莊社會的影響既可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是負面的。反抗型派性政治對村莊治理的影響, 不同于前兩者, 它在更加積極的層面引導村莊治理。

1. 伸張正義, 獲得社會公正, 抑制寡頭政治

反抗型派性政治是一種有效的權力監(jiān)督方式, 在村莊層面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制衡。政治精英通過動員群眾, 依照有關法律和政策的規(guī)定, 開始“依法抗爭”, 以此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獲得合法性, 贏得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 并且希望通過法律和政府之手抑制缺乏監(jiān)督的權力。在筆者調查的這個村莊, 在治理方面缺乏民主, 村治成為了一言堂, 家天下。權力過分集中, 導致村莊溝通危機, 群眾和村干部的利益訴求無法表達, 甚至有被剝奪感。村民自治, 村委由群眾直接選舉, 這增加了民主選舉的競爭性。此時, 具有壓迫感和剝奪感的村民和村干部迅速地聯(lián)合起來, 形成派性, 抑制和阻止極權者在競選中獲得成功。壓迫和剝奪感越強, 派性的力量就更為堅固。反對的一方利用各種關系和資源爭取選票, 嚴密監(jiān)控競爭派系的選舉行為, 防范對方通過違規(guī)操作取得選舉主動。另外, 對于近乎走向寡頭統(tǒng)治的富人治村, 村莊民主的溝通機制已經封閉, 在分化的村莊社會中, 原子化和個體化成為常態(tài), 派性的形成成為約束私人化治理的有效方式。在富人治村的過程中, 富人擁有農村稀缺的經濟資本, 無形中提高了其他村民參與村莊政治的經濟門檻。如果一旦富人利用私人資源去運作公共事務, 這又抬高了富人的道德權威, 愈是把其他村民排除在村莊政治之外。

2. 有助于村民對社區(qū)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 促進社區(qū)公共權力的民主運行

反抗型派性政治, 是一種從爭取社會公平和正義出發(fā), 采用派性斗爭的方式進行反抗的派性斗爭。它通過合理的訴求, 去爭取更多村民支持, 以期在派性競爭中勝出。從公共權力的分配來講, 從人民公社時期的行政性分配為特色的傳統(tǒng)農村社會調控體系到“鄉(xiāng)政村治”新體制的構建, 村民自治中出現(xiàn)的派性競爭實際上是競爭性機制引入到社區(qū)公共權力中, 此時村民參與到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中來。有人認為, 現(xiàn)行的農村基層政治體制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權力中心與多個非正式權力組織并存于同一社區(qū)的現(xiàn)象^[18], 這就暗示了不同的派性, 無論是體制內的派性還是體制外的派性都有可能去影響當權派。不僅在選舉期間, 而且在社區(qū)公共權力的日常運作中, 各派性基于維護本派性利益的目的, 派性成員會密切關注社區(qū)公共權力的運作, 必然會要求公共權力對利益的分配務必符合公平原則。比如在村莊中, 派性成員就會在土地流轉、征收和拆遷中嚴密關注集體土地的使用和資金流向, 同時監(jiān)督派性精英及其關鍵人物實施的補償機制等。這些舉動有利于公共資源的平均分配, 同時有利于社會的公平正義。在LG村, 派性的一方, 就是通過反映劉書記的灰色化治理、對集體財產的暗箱操作和選舉中的不法行為來揭露派性的不當行為, 企圖罷免對方, 從而在選舉中獲勝。這一系列舉動雖然有利益驅動, 但是客觀上它促進的是村民對社區(qū)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同時, 派性各方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內處理解決問題, 競爭性機制促進社區(qū)公共權力的民主運行。

3. 組織和調動村民參與政治, 提高村民政治效能感

世紀之交的鄉(xiāng)村生活, 村莊缺乏“政治性”, “無政治”的村莊成為一種常態(tài), “生活即政治”, 村莊不存在某種足以調動全村性公共參與的利益誘因, 村莊政治成為村干部和“大社員”的公共空間^[19]。“無政治”, 村民參與政治程度低, 甚至對于選舉也是“選誰都一樣”的態(tài)度使村民遠離政治, 不關心政治。派性作為一種非正式組織, 在選舉中引入競爭機制, 它使有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標的一方, 積極利用手中的資源去對抗另一方。在此, 派性精英會借助多種資源動員非體制精英和普通村民。這既有因為血緣、親緣、友緣、業(yè)緣和宗族關系等原因的關系動員, 也有因為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標為訴求的利益動員。總之, 它把“無政治”的村民也帶入到了村莊政治中。任何一個村民可能都會因與某一個派性精英的關系而被卷入到選舉政治。在選舉中, 派性精英根據(jù)關系把選舉票劃分為鐵票、偏向票和中間票。鐵票是勝券在握的票, 關系非同一般, 通常還可以利用鐵票投票人再去拉票；其次是偏向票, 有一定偏向, 但不一定有把握, 所以這種票要保證拿到；最后是中間票, 這部分是派性競爭中最關鍵的票, 因為它可能是決定派性斗爭勝負的關鍵, 它也可能是選票中的大多數(shù), 所以派性各方都會使用渾身解數(shù)去爭取。于是, 村莊中的村民都可能在鐵票、偏向票和中間票中隸屬于某個位置, 他(她)都可能因為和派性精英的某種關系而被拉入村莊政治。如此, 村莊被派性激活, 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大大提高。

參考文獻(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