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文章首頁 >> 理論探討 >> 鄉(xiāng)村建設 >> 論作為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日本農村
——兼論中國大陸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必要性
摘 要
“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并非中國大陸所獨有，“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比喻也并非中國學者的發(fā)明和專利。從近世到20世紀進入高速成長期之前，日本農村也曾經能夠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這一方面與日本的家制度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日本農村社會廣泛存在“半所有”狀態(tài)，也為歸村、歸農人口預備了可能性。中國不存在日本式的家制度。中國大陸的土地制度雖是“公有制”，但土地面積的再分配基準都以“人口”或“勞動力”等“個體”為基本單位，需要一個超越家庭之上的行政力量不斷平衡人地關系。“集體所有制”起到了與日本的“村”相似的作用：限制土地的自由買賣和“完全私有”，保障了農村社會的平衡和穩(wěn)定。
關鍵詞
中日比較；農村土地制度；集體所有制；穩(wěn)定器；蓄水池
一、問題的提出
在描述農村在城鄉(xiāng)關系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時，經歷過多次田野調查的學者們對于“農村作為國家現代化的穩(wěn)定器和勞動力的蓄水池”這一點基本是存在共識的。
比如，賀雪峰在專著和文章中就多次指出：中國大陸當前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不是剝奪農民利益的結構，而是對中國最龐大弱勢群體農民的保護性結構，是中國社會結構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彈性的關鍵。返鄉(xiāng)農民工用自己在城市務工所創(chuàng)造的收入來過好他們返鄉(xiāng)后的生活。他們在農村的生活，遠較在城市貧民窟生活的質量要高。這樣一來，返鄉(xiāng)農民工就構成了中國社會中最為穩(wěn)定的力量之一。“可以容納無法進城農民且可以讓進城失敗農民返鄉(xiāng)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國社會結構具有極大的彈性，可以應對各種危機沖擊。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溫鐵軍也認為：“從社會穩(wěn)定角度看，在以往歷次危機中，廣大農村地區(qū)都是國家經濟實現‘軟著陸’的載體，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這個數億勞動力的‘蓄水池’的池底還沒有被完全打破，不僅執(zhí)政黨的農村基本制度沒有被改變，2.4億農民家庭大多數還有‘二畝三分地’，而且300多萬個村社也還有機動地、村辦企業(yè)、多種經營等內部化處理嚴重負外部性問題的回旋余地；失業(yè)返鄉(xiāng)的農民工除了農活，還可以參與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庭和村社內部多種經營工副業(yè)（資源極度短缺或條件極為惡劣地區(qū)除外），而不至于使失業(yè)危機集中爆發(fā)在城市。”[2]還有一批從事農村調查研究的青年學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過“穩(wěn)定器、蓄水池”這樣的比喻。
不過，大部分研究都將中國的城鄉(xiāng)結構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出現大量貧民窟的拉美國家作對比，以突顯中國城鄉(xiāng)結構的特殊性和優(yōu)越性，似乎只有中國的特有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才使農村成為了“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然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并非中國大陸所獨有，農村在城市發(fā)展中起到緩沖作用的事例也不僅僅在中國出現，甚至與“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相類似的比喻，也并非中國學者的發(fā)明和專利。
比如，日本學者大河內一男在20世紀50年代分析明治、昭和時期的日本勞工問題時，就已經將農村的功能比喻為“蓄水池”（日文為「貯水池」）。他指出：
“由于農村不能提供維持生活的土地，次、三子在經濟景氣時從農村流出，到工場地帶和礦山求職，若遭遇經濟不景氣，失掉職場工作，就再歸還農村。人們一般稱其為‘歸農’，但他們不是作為農民而回到農業(yè)，僅僅因為失掉了工場地帶的職場而歸返農村，暫時寄生于父兄的家計，處于一種對景氣恢復的待業(yè)狀態(tài)。因此，他們不是作為農民而生活在農村，而是作為失業(yè)者在農村寄食。這樣，伴隨著景氣的上升和下降，以次、三子為主體的農村過剩人口不斷重復著流出、流入，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日本的農村對于過剩人口和失業(yè)人口來說，發(fā)揮著有著無限深度的蓄水池般的作用。當然，男子勞動者的情況與不久就放棄作為帶薪勞動者生活的來自農家的‘外出務工工女’情況不同，不過他們也不一定最終會進入作為農民的生活。他們會在某個時點中止流動生活，試圖抓住能夠安定于工場地帶的雇傭機會，他們中某些幸運的人能夠較快地進入作為目的地的某處筑起橋頭堡，組建家庭，開始作為都市居住者的生活，但在遭遇嚴重的恐慌和長期的不景氣時，他們會再度成為似是而非的‘歸農’回到出身地的農村，還流到蓄水池中。”[3]
小笠原真的研究，則用“海綿”這一比喻來說明農村所具有的同樣功能：
“農村的“家”不僅為城市供給以補充家計為目的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在他們因過重勞動而受傷、生病，或遭遇因經濟不景氣而導致的失業(yè)時，成為吸收他們的“海綿”（スポンジ）。”[4]
而奧井亞紗子對于近現代日本農村家庭的定位，使用了相當于“穩(wěn)定器”的“安全閥”（日文為「安全弁」）一詞。她說：
“對于急于發(fā)展近代產業(yè)的政府而言，作為產業(yè)化和資本主義化的主要擔當者的城市核心家庭固然必要，但作為“安全閥”（安全弁）的農村的“家”以及“家”與城市核心家庭的聯系也同樣重要。國家正是同時利用這兩種構造，節(jié)約了資本主義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社會保障費用。”[5]
從日本學者的上述論述中，至少可以認為，不僅是中國當下的農村，日本農村也曾經能夠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不同于用近現代的法律術語“私有制”就能簡單概括的狀況，日本農村作為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之所以能夠發(fā)揮，其背后有著更加復雜的機制和背景。本文將首先例舉日本農村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作用的時代和事例，對現象做出大體的梳理，然后對現象背后的社會基礎試做分析，最后以此為參照系，反思中國大陸農村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必要性。
二、農村在城鄉(xiāng)關系中功能的變遷：從致亂之源到“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
農村在社會整體結構中，從歷史的角度看，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能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能夠用來說明這一點的，就是對農村和城市間人口移動的方向和目的的考察。如果農村能夠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那么其表征就應該是，當城市出現經濟凋敝、戰(zhàn)亂等狀況時，從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中將有一部分流回農村（人口還流）。并且，這種人口還流從當事人的目的上看，和城市化過程大體完成后的U-turn不一樣。后者通常是基于當事人的主觀情緒和生活志向所做出的一種職業(yè)和生涯的選擇，在客觀上通常是發(fā)揮緩解農村過疏化進程、使地方社會活性化的作用。而表征農村作為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作用的人口還流，是當事人基于基本生計的需求，或治理者基于緩解城市就業(yè)壓力、維持城市社會治安和穩(wěn)定的目的，而發(fā)生的現象。
然而，在日本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基本只存在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這一種流向。
日本的古代城市，在7世紀后半葉伴隨著律令國家的誕生而出現。在古代律令社會，與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相反，農村是逃散、浮浪、群盜、暴動，進而嚴重影響城市社會治安的致亂之源。在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農村實行的是“班田制”。農民的負擔，包括以物品的形式上繳的田租、調、庸和雜稅。田租的稅率約為3%，并不是很高，但納稅的運輸工作由農民承擔。“調”的內容是絹、絲、綿、鐵、海產品等各地特產品。“庸”以上繳代替歲役[6]的布或米為原則，都由農民擔當的運腳夫負責搬運。雜稅包括義倉粟和出舉。義倉原本是以備荒為目的的儲糧倉庫。依照《養(yǎng)老令》的規(guī)定，農戶被分為9個等級。農戶需按照各自所屬的等級向義倉繳納（儲備）定數的粟或雜谷。所謂出舉，是日本古代一種附加利息的稻米和財物借貸制度。以國[7]為放貸主體的出舉稱為“公出舉”規(guī)定，春季向農民貸出的官稻，要在秋季附加30-50%的利息，連本帶息一同回收。起初“公出舉”是以勸農、救貧為目的，但到了奈良中期以后，演變?yōu)閺娭菩哉魇盏囊环N稅，相反加劇了農村社會的貧窮程度。而以私人為放貸主體的“私出舉”，除了放貸稻米，還可以放貸現金和物品，但需要在還貸時支付50-100%的高利息。
除了上繳物品，農民的負擔還包括由“養(yǎng)老賦役令”等規(guī)定的勞役。雖然歲役一般由“庸”的繳納所代替，但除了歲役之外，還有地方臨時雜役，以及中央官廳的雜役。負擔雜役的農民稱為“仕丁”。每50戶農家中會選出2人擔當“仕丁”[8]，為期3年在中央官廳、親王家或大臣家服役。東大寺的建造，就動用了東大寺司管轄下的1321名仕丁，以及1262名雇夫。此外，農民的徭役負擔，還包括負責官人、貴族們的土地耕作經營，以及參加諸國軍團，充當宮城的警衛(wèi)或防人等。
嚴密的課役民負擔體系，成為了導致班田農民窮困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奈良、平安時代屢次發(fā)生的地震、風水害、蝗害、干旱、火山噴發(fā)、火災、洪水等自然災害，導致農作物連年歉收，農村糧食經常不足，饑荒常年發(fā)生。農作物歉收導致物價飛漲。“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繼沒死不可勝計。”[9]但即便在饑荒頻發(fā)的時期，調集農民從事大規(guī)模造都工事等的活動并沒有停止。班田農民的生活防衛(wèi)和抵抗手段，只有逃亡、不交租稅、回避課役等等。“浮浪”是指離開戶籍上記載的土地（本貫地）去其他地方的人。導致“浮浪”的最大原因是課役，特別是勞役。“逃亡”的主體，通常是在城市服徭役的役民。而“逃散”的主體，是逃往他鄉(xiāng)、他國的班田農民。遍及全日本的農業(yè)歉收，導致乞食者往城市聚集，進而引發(fā)城市人口密集地帶的疫病流行。同時，大量的流民成為了橫行的群盜，嚴重威脅城市居民的生活安全。平安京400年的城市生活，除了一部分特權階層之外，就在反應律令體系松弛、崩壞的社會矛盾中，在饑荒引發(fā)的物價飛漲、疫病流行、群盜跳梁中度過。
農民“逃散”的直接結果，是耕地的荒廢化，以及律令制下農民秩序的破壞。不過，這也成為了具有社會勢力的階層獲得私有地的契機。虛假記載戶籍和賬目，逃避課役，從力役中直接脫離出來的支配者階層，規(guī)模迅速擴大，導致10世紀末農村“莊園制”的形成。日本中世社會的生活，就圍繞“在領地主”（莊官）與農民的關系，在源平內亂時代、南北爭亂、室町幕府權力衰落后的應仁之亂、戰(zhàn)國時代等一系列接連不斷的戰(zhàn)亂中展開。
中世農民的負擔主要包括年貢、畠年貢和夫役。年貢，和莊官、地頭的加征部分加在一起，要占農戶全部收獲量的一半以上，與之前的班田制相比更高。畠年貢包括麥、粟、大豆、蕎麥等地方特產的上繳。夫役的目的，原本是調動農民集中耕種莊內特定田地，但實際上又通過“公事、所務、所役、公役、國役”等名目加進了各種夫役雜稅。此外，有力農民還往往將負擔轉嫁給“下人”（在地領主和名主的私人隸屬民）等下層農民。在天災頻仍、戰(zhàn)爭不斷、兵役繁重、物資征調量大的中世，農民的處境并不比律令制社會下的農民更好，荒廢耕地、逃散的現象也在繼續(xù)不斷發(fā)生。從村落共同體中流出的浮浪者、乞食者、年貢未納者，因饑荒而離村者，大量流入城市，形成不定住性極強的漂泊者集團。
可見在近世以前的古代和中世日本，農村社會不但沒有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相反，卻成為輸出暴力和疾病、威脅城市生活的不穩(wěn)定因素之一。
到了近世（江戶時代），幕府和藩的二重支配體制“幕藩封建制”建立起來。居住在城市的200萬武士家族支配著2600-2700萬人口，并通過“年貢村包制”（年貢村請制）從作為領地的“村”中收取年貢。農民過重的貢租負擔、商業(yè)資本的大規(guī)模展開，以及享保、天明、天保年間發(fā)生的多達21次的周期性慢性歉收，都進一步加深了農民的階層分化，“水吞[10]、佃農層”廣泛形成。流入城市的離村農民的人口數量在18世紀后半期達到頂峰。流入人口主要由“奉公”（入住雇主家里的受雇形態(tài)）的貧農家庭的次、三子、由于借錢或沒有繳納年貢而破產的農民、遭遇農作物歉收的農民構成。多少有些資力的農村流出民成為了流動小販、體力勞動者、做零售業(yè)務的人，或者“奉公”于城市的武士家族或大商人[11]。而沒有找到所從事的職業(yè)的農村流出民，則成為了浮浪者、乞食非人（一種低賤的社會階層），或病死街頭的“行倒人”。與需要特殊技能的木匠、泥瓦匠等職人相比，農村流出民在城市從事日雇或短期雇傭的單純體力勞動的人還是占據大多數。
江戶幕府基于對農民大量離村會威脅農業(yè)生產的擔心，以及維持城市治安的考慮，于1777（安永六）年5月23日發(fā)布禁止農民到江戶城務工經商的“觸”（文書的一類），防止農業(yè)勞動力的流出。1778年4月，江戶幕府開始禁止流入城市的出身不明者租借城市的房屋長期居住，同時設置稱為“日傭座”的組織，在為這些離村的農民提供職業(yè)中介服務的同時，也發(fā)揮了管制他們的作用。1788（天明八）年12月，幕府禁止陸奧、常陸、下野三國（國是行政單位之一）農民到他國務農經商，并籌劃讓城市的輕犯罪者回村的方法。[12]
1790（寬永二）年，江戶幕府針對增多的城市“流入下層民”發(fā)布了“舊里歸農獎勵令”：向“在府農民舊里歸耕者”支給旅費，并為城市里的失地農民提供耕地，用經濟的手段誘導他們返回農村。同時，幕府頻繁搜捕流落街頭的無宿者，并在江戶的石川島，設置了被稱為“人足寄場”的浮浪者收容所。這些無宿者和有犯罪前科的人一起，被送往“人足寄場”。“人足寄場”的字面意思，就是體力勞動者聚集的地方，其功能就相當于“勞動改造”。幕府的意圖是，一方面能夠充分將他們作為勞動力使用，一方面希望能讓他們就此回心轉意，最后能夠自覺回到農村。[13]
1791（寬政三）年12月，“歸農令”被作為寬政改革的重要政策之一下發(fā)給全國，并通過“町觸”向大眾傳達了歸農獎勵法的內容。[14]由于效果不佳，1793年3月和4月又兩次重新發(fā)布了“歸農令”。
綜合江戶時代城鄉(xiāng)關系的情況來看，與之前的古代和中世社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農村開始不僅僅只是扮演向城市輸出暴力、疾病、貧困和犯罪的角色。由于江戶時期沒有戰(zhàn)亂，社會整體趨于安定，在幕藩封建制的制度框架下，農村家庭（多為佃作貧農）的次、三子，甚至女性，在城市“奉公”務工以補充農村生活的農民生計形態(tài)，開始出現并發(fā)展成熟。[15]在糧食豐收的年成，他們在農村家中撫養(yǎng)子女；在歉收的年成，他們到城市務工，以維持家計。也就是說，在一部分農民淪落為城市底層，一部分農民在城市長年定居的同時，還有一部分農民根據年成的好壞，或利用農閑期，往來于農村與城市之間，靈活調整離村進城務工的周期。這一部分從事“家計輔助型務工”的農民，進城的目的是掙得補充務農收入的農村生計開銷，“人口移動的回歸性”是他們的特點。[16]這種進城志向的出現，標志著農村不再只是單純扮演將人口推向城市的角色。而“舊里歸農獎勵令”的實施和“人足寄場”的存在，標志著日本第一次出現了通過行政管理的手段促使農民從城市回流農村的現象，農村第一次在城鄉(xiāng)整體社會結構中發(fā)揮了蓄水池和穩(wěn)定器的作用。
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進入了以生產者與生產工具的分離為標志的產業(yè)化時代。近代產業(yè)的發(fā)展帶來社會對于非農業(yè)勞動力的需求擴大。流出農村的勞動者，不再是以“奉公人”的身份，而是以帶薪勞動者（賃労働者）的身份被雇傭。占日本帶薪勞動者絕大部分的女性勞動者，即“工女”，毫無例外地來自條件差的農村地帶的貧農家庭。她們?yōu)榱搜a充父母家的窘迫的農家生計，以兩年或三年為期，由于受到雇傭契約預支制度的束縛，在出嫁前的一定時期，要作為外出務工勞動者流出到遠離娘家的工場（主要是棉絲紡織、織物、生絲工廠等）。當然，工場勞動不是她們的終生職業(yè)，一旦滿了預定的契約期限，她們就毫無例外地回到鄉(xiāng)里，在那里結婚，開始作為農家主婦的生活。從明治到大正，男子勞動者的數量遠不及女子，他們也和女子的情況一樣，在本質上也屬于外出務工型。他們在農閑期去農民的炭坑務工，或者去北洋漁撈勞動業(yè)、僻地的建設作業(yè)、土木建筑勞動業(yè)等等務工。以男子勞動者為中心的工廠、礦山、交通以及其他帶薪勞動，其中的勞動者大部分都屬于農村的過剩人口的流出部分，所謂“次、三子”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經濟景氣時從農村流出，到工場地帶和礦山求職，若遭遇經濟不景氣，失掉職場工作，就再歸還農村。
從日俄戰(zhàn)爭后到明治末期，由于戰(zhàn)后恐慌、海嘯、糧食歉收等原因，包括漁村在內的日本農村又一次普遍進入貧困期。1903-1906年，農村人口的流出進一步加劇，其中除了乞食者之外，不乏舉家離村的次三男家庭。在遭遇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這些在城市充當廉價勞動力的農村人口大部分都會失業(yè)。制造業(yè)的失業(yè)者有多種選擇：歸農、在同種工業(yè)范圍內轉職、轉職為他種工業(yè)、日雇工人化，或者到樺太（庫頁島）和北海道需求受雇機會。礦山勞動者的可選擇出路，依次是在同種礦山范圍內轉職、歸農、轉職到其他行業(yè)、未從業(yè)、轉職到他種礦山。而其中，選擇成為“失業(yè)歸農者”的人數是最多的[17]，這種方式（離村離農型→在村就農型）也是政府以獎勵的方式極力提倡的。“失業(yè)歸農者”的回村，招致了農業(yè)經營的零細化、耕地爭奪的激化，引起地價的上漲，并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貧困化。[18]但雖然如此，在大正后半期的經濟慢性不景氣使失業(yè)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的中心這一背景下，容納“歸農失業(yè)者”這批“潛在”失業(yè)過剩人口的農村，畢竟還是有效防止了社會運動的激化。
昭和恐慌期時的歸農政策，同樣緩和了城市失業(yè)作為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不至于造成未就業(yè)失業(yè)人口滯留城市的現象。從1927（昭和二）年到1932（昭和五）年，被解雇后選擇歸農的實際人數連年達到20多萬人。[19]根據農務局關于“職工礦山勞動者的解雇者歸農狀況”的調查，1931年解雇者758，532人之中，歸農者就多達303，003人。[20]1931年工廠退職者的43%選擇歸農，而到了1933年，這一比例升為44%。[21]1933年度，日本的專業(yè)農家明顯增加，而兼業(yè)農家則減少了約3萬戶。在暫時流入農家的勞動者中，流入具有親緣關系的農家中的比例占47.3%，其中幫忙農作業(yè)的占28.9%，幫忙農外作業(yè)的占10.4%。大多數回村的次、三子，并不會再度作為農民而專心從事農耕勞動，只是作為流入農家暫時的幫手、潛在的失業(yè)者，寄生于農家經濟，事實上就是寄生于他們的父兄的家計（離村離農型→在村離農型）。由于他們常常處于對城市雇傭機會的待機狀態(tài)，因此隨著景氣的再來，他們將再度流出農村、流向工場地帶。單身的女子勞動者和“工女”在一定年期終了后，最終會定住在農村，成為農業(yè)人口的構成要素，而農家的次、三子及其家族的生活常常是流動的，他們雖表面上看去是定住工場地帶，但其基礎是不穩(wěn)固的。一旦遭遇經濟恐慌，他們在城市的生活全體將隨著戶主的失業(yè)而喪失根基，看似城市化了的一家的生活也灰飛煙滅了。[22]如果工場地帶的失業(yè)保險制度和職業(yè)介紹機構齊備，或者勞動工會組織強有力的話，或許可以支撐這些人在工場地帶繼續(xù)定居。然而，在缺失這種前提的日本，在城市失業(yè)，如果不意味著淪落為城市無家無業(yè)的“產業(yè)預備軍”和浮浪者的話，就意味著“歸村”。
在滿洲事變后的戰(zhàn)時體制下，根據項野尻重雄對4縣下12個村10年間歸村率的調查，男女平均歸村率為10%[23]，即10個村外流出者中有1人逆流回農村，可總結為“伴隨人口大流出的小逆流”。逆流回村的理由，可以分為“基于自發(fā)意圖”和“非自發(fā)地被從城市送還農村”。前者包括繼承家業(yè)、農村勞力不足、嫁入等理由，后者包括傷病、老年失業(yè)、殘廢失業(yè)等理由。
隨著時局的進展，農村進一步表現出勞動力不足的狀態(tài)，歸村人口增加。其中女子歸村率顯著，為47%，而男子為21%，因此出現男子勞動力不足時，由女子勞動力代替的現象。這種現象僅僅集中于一部分上層農家。此外，戰(zhàn)時的重化學工業(yè)化急速發(fā)展，對生產力的需求量迅速擴張，也導致大量傷病勞動力的出現。這批傷病勞動力，被送還農村療養(yǎng)，導致因病歸村者數量上升。從整體上看，大部分歸村人口，都是對于農家經濟造成負擔的“非雇人”，成為寄生的入村人口。
戰(zhàn)后日本隨著產業(yè)構造的后退，農村一時間又需要接受龐大的流入人口。1955年，日本農業(yè)就業(yè)人口達到1900萬人以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軍隊復員軍人、來自海外的撤離者、來自城市的疏開者的歸農；第二，由于城市就職難，農家的學校應屆畢業(yè)生只有選擇農業(yè)就業(yè)。經營耕地面積廣、農業(yè)勞動生產性和土地生產性都較高的農村，人口流入率較高。而條件較惡劣的零細經營的貧困村，人口流入率低下。1963（昭和三十八）年的勞動力人口移動調查的數據[24]顯示，流入農村的男性中，戶主最多（43.2%），隨后是長子（26.2%）、次、三子（10.8%）、兄弟姐妹（9.1%）、家務傭人（5.2%）。流入農村的女性中，長子的妻子最多（36.9%），和戶主的妻子（35.1%）加在一起比例超過了70%，隨后是次、三子的妻子，比例僅為13.4%，而女兒的回村比例極低，僅為4.3%。總體來看，直系家庭成員（戶主、長子等）超過70%，成為人口流入的主體，而旁系家庭成員（次、三子兄弟等）僅為不到20%。次、三子回村后，一般會以創(chuàng)立分家為目的，不會和長子同居太長時間。他們回村后一般處于“在村離農”狀態(tài)，從事農機具修理、木匠、泥瓦匠等行業(yè)。此外，流入人口回村后，被上層農戶雇傭從事農業(yè)，或者在下層自營兼業(yè)農戶家里當職人實習幫工等“在農家中就職”的情況也不少見。
總而言之，日本戰(zhàn)敗后最大的經濟課題，就是失業(yè)問題，而農業(yè)大量吸收了失業(yè)人口，農村又一次表現出“蓄水池”和“穩(wěn)定器”的作用，使實際上存在的大量失業(yè)者不至于成為明顯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
到1950年代后期，日本的經濟開始進入高度成長期，城市能夠提供的就業(yè)機會逐漸增多，因此農業(yè)就業(yè)人口的絕對數開始減少。在農家的學校應屆畢業(yè)生中，不僅在作為非家業(yè)繼承人的次、三子，作為家業(yè)繼承人的長子，選擇農業(yè)就業(yè)的人數也大幅減少。[25]1960年代前半期，農業(yè)既就業(yè)者的農外轉職人數迅速增加。[26]不過，這一時期長子和次、三子所表現出的占壓倒性多數的離農形態(tài)，都屬于“在村離農”（在都道府縣內部的短距離地區(qū)性移動的情況也包括在內）。[27]在此后的時期，雖然“歸村”、“歸農”仍然以U-turn等人口還流的方式繼續(xù)存在，但從調節(jié)剩余勞動力人口的城鄉(xiāng)平衡、緩解城市失業(yè)帶來的人口滯留和社會不安等問題的角度來看，日本的農村已經不再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因此，接下來在探討“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社會基礎的部分，筆者將時間段設定為以日本近世到20世紀日本進入高速成長期之前為主的時期。
三、農村成為“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社會基礎
（一）家制度
日本的農村能夠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與日本的家制度有很大的關系。在近世以前的歷史時期，之所以看不到農村人口回流農村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戰(zhàn)亂、天災的制約下，日本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家制度。在一般庶民層中，作為繼承從父系直系先祖那里繼承家名和家產的永續(xù)組織體的“家”，直到15世紀末、16世紀前半葉才得到確立。到中世后期，才出現百姓（對農民層的名稱）的家的聯合體制度——鄉(xiāng)村制。[28]
經過中世末期的動亂，近世的幕藩制國家為了穩(wěn)定階級支配，而創(chuàng)立了以兵農分離為起點的強固的身份制。豐臣秀吉解除了百姓的武裝，并通過“檢地”將他們緊縛在土地上，強制他們專務農耕。壟斷武力的武士作為在地領主，聚居于城下町，并借由“村”而支配百姓。同時，伴隨著武士的城下聚居，為他們調運他們生活和軍事上的必要物資的工商業(yè)者也匯集于城下，并居住在町中。最終，在統(tǒng)一天下的德川權力之下，以職業(yè)分離為基礎的武士、百姓（農）、町人（工·商）的身份秩序固定下來。其他各種職業(yè)從事者，也根據各自的職業(yè)而被編入不同的身份。身份和職業(yè)，在當時成為對應關系，并意味著對國家所應盡的義務內容。近世的身份制度，是以“家”為單位，將成為一體的身份和職業(yè)序列化之后所形成的。通過“家”的繼承，身份與職業(yè)也作為家職（家業(yè)）而得到代代傳承。百姓由于緊縛在土地上，便也就切斷了中世時那種對領主的人身從屬關系，通過繼承登錄在檢地賬上的土地（名請地），百姓的“家”就能夠代代傳承。到此為止，日本的“家制度”才在庶民社會廣泛確立。[29]明治時期，“家制度”更被寫進了民法，“家”的理念也得到了維持和強化。
“家制度”是如何使離村、離農的人口歸村、歸農成為可能的呢？首先，對需要歸村、歸農的“分家”（次、三子成立的家庭）人口給予生活上的救濟、照顧，為這些人安頓好生計，是擁有家長權的父兄（“本家”）在道義上的責任。
比如，昭和恐慌期的“歸村”和“歸農”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從農家走出去的帶薪勞動者與農家的親緣關系并沒有斷絕，親緣關系繼續(xù)延續(xù)下去的還是占了大多數。這反映出了帶薪勞動者階層在未成熟期與農村家庭的交流現象。[30]由于恐慌下的農家經濟也陷入窮困狀態(tài)，農家本身追加勞動力的能力也有限，因此難以適應長時間的流入人口壓力。恐慌期的歸農政策，與陷入貧窮狀態(tài)下的零細農耕制并不能很好地相容，只能夠基于農家的“道義感”等非理性的考慮，以一種被動接受的態(tài)度，暫時接受流入的“歸村”和“歸農”人口。
在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昭和初期，日本的家制度發(fā)揮了社會保障的作用，通過“歸村”和“歸農”防止了失業(yè)成為城市的嚴重社會問題。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在“家制度”下，長子與父母所在的“本家”與次、三子所在的“分家”所形成的是作為同一個經營體而存在的“同族團”關系。[31]以農家為例，為了使同族團成為可能，并能維持其發(fā)展，一般情況下，本家都會從事安定的農業(yè)經營，而分家依存于本家的農業(yè)經營。安定的農業(yè)經營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土地集聚為前提。其產生的典型結果就是，本家成為了“本家地主”，而分家成為“分家佃農”（或者一方面耕作分給分家的不足以自立的極少土地，一方面為本家提供勞動力，形成日語所稱的“小自作”或“自小作”，即自耕與佃作混合樣態(tài)）。需要注意的是，次、三子并不是機械地要成為“分家”，而是配合本家的經營發(fā)展，而創(chuàng)設分家。
因此，本家與分家的“同族團”關系，其實是以主從關系為核心的“本家中心”的互助組織關系。換句話說，本家與分家并不是單純的“地主—佃農”關系，他們之間還存在“庇護—服務”這樣的第二層關系。而到了離村務工現象開始出現的時代，本家與分家的這種“同族團”關系仍然發(fā)揮著作用，使村莊對歸村、歸農人口具有了吸納的可能�；�“家”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對于因失業(yè)或傷病而歸村者，“家”無論多么勉強，也有義務收留他們。同時，“家”中也存在不能將“為了家”而外出務工的人拋棄掉的人情。特別對于女工來說，雇傭契約的當事人不是女工本人，而是擁有家長權的父親或哥哥。契約書中都寫有類似“如果發(fā)生工傷事故，則由娘家領回”的保證。[32]
第二，日本絕大多數地區(qū)流行的長子單獨繼承制，保證了土地財產不會出現分散和消耗。中國的均分繼承制，使得地主“富不過三代”。而日本的長子單獨繼承制，使得父兄能夠穩(wěn)定掌控從先祖那里代代下傳的財產。這些財產能夠作為一個整體，以“家”為單位得到調度，從而使得“本家”父兄有能力對需要歸村、歸農的分家人口實施“家”內的經濟援助。
（二）“半所有權”
所謂“半所有權”[33]，是與近代以來被強調的“完全所有權”相對照而出現的名詞，用以描述近代觀念產生以前，傳統(tǒng)社會中的所有制關系。與強調完全分割獨立狀態(tài)的“全”相比，“半”是一種曖昧的、不斷變動調整的狀態(tài)。然而，進入近現代社會，“全”成為了各國近代制度建設的方向，而“半”總是被當成需要麻煩制造者，受到否定的評價。從所有制方面來說，近代社會一般將“所有”作為一種權利來強調。“完全所有”這一權利界定，意味著一種不能侵犯、難以撼動的“權利”樣態(tài)。然而，與設定為“一物一權”的近代“完全所有權”相比，一度被學者和制度設計者所否定的前近代的不可分割的、曖昧的“半所有觀念”，其所能發(fā)揮的社會功能，也需要得到重新的評價。
“半所有”這種所有狀態(tài)，曾經在日本民間社會普遍存在。這種與近現代的“完全所有觀”不同的土地使用和所有觀，為歸村、歸農人口預備了可能性，也是日本農村能夠發(fā)揮穩(wěn)定器、蓄水池作用的條件之一。
1、“總有論”與“割地制”
在日本的傳統(tǒng)農村，村落中的土地所有形態(tài)包括“私有”和“總有”兩類。這兩類土地所有形態(tài)，并不是處于相互對抗的相反關系中。這是因為“私有”的背后，也一定有潛在的“總有”在運作。“村莊全體的土地，在空間上包括作為各‘家’家產的土地，以及由村所‘總有’的山林原野、道路、水路等等。然而，村‘總有’的土地范圍不僅僅包括村‘總有’的山林原野、道路、水路。村全體的‘總有’范圍，是將村莊全體都涵括在內的總體范圍。”[34]在“總有”的所有狀態(tài)中，村莊內每個人都具有使用、用益權，然而管理所有權屬于各個人共同所屬的團體（共同體），即“村”。
按照現在的法律，日本村落中的各種宅基地、耕地屬于私有，而山林、原野則是共有與私有交疊混雜。更嚴密的說法是，入會權[35]、共同漁業(yè)權、水利權屬于“總有”或者“準總有”。[36]這種現象，應該可以理解為現代日本農村對傳統(tǒng)所有制度的延續(xù)。從土地的買賣來看，村落對村落內的土地有著可強力干涉的權利。不少研究者據此指出日本農村所有制仍然存在“潛在的總有”這一事實。具體而言，私有地和共有地，由于都是村落內的土地，因此都被土地“總有”這張大網所籠罩。私有地于是就不能根據所有者個人的判斷而自由買賣，還必須向“村”請示。自己所有的耕地，也不能向“村”隱瞞而突然改變?yōu)檎亍?/span>“村”對領域內的“總有”的土地具有發(fā)言權。這種現象，被研究者概括為“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圖1村落土地所有的二重性
|
自家的土地 |
|
|
|
|
|
|
|
|
私有（分斷的所有） |
|
本村的土地 |
|
總有（在私有地的背后存在） |
|||||||
土地＝山林原野，道路，水路，耕地，宅基地
出處：鳥越皓之（1985）『家と村の社會學』東京：世界思想社、第99頁。
在對近世（江戶時代）日本農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中，“總有”的概念也被表述為“間接性共同所持”，而“共有”則對應“直接性共同所持”。山林和為肥料采集所預備的山野（秣場），其性質是“村”的共有地，甚至是多個“村”的共有地（入會地），是“直接性共同所持”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F代日本農村中的土地制度，以及“家”與“村”的關系，可以直接追溯到江戶時代。
“所持”在日語中是一種法律術語，意指人對物在事實上的支配活動。近世以來，“百姓”是一種身份，帶有職能上的屬性。“村”是一種集團，帶有身份上的屬性。“家”反映出每個百姓的職能上的利害關系，是百姓的經營體。百姓以“家”為單位從事農業(yè)生產，而“村”作為一種團體可以直接干預到“家”的農業(yè)生產活動的繼續(xù)。
“村”對于作為農業(yè)經營條件的土地的利用和買賣施加一定的規(guī)則限制。一方面，“村”限制每個單一百姓的自由的土地處分權。另一方面，“村”保護每個單一百姓的農業(yè)經營免于陷入破綻。當百姓的經營和“村”的存續(xù)面臨危機事態(tài)時，“村”將直接干預某些耕地。
在村莊“總有”這一土地權利慣行的基礎上，“割地制”的實行成為可能。所謂“割地制”[37]，是指以抽簽等為手段，將村內土地定期或臨時重新劃分，將土地所持者與耕地的關系重新洗牌（シャッフル）的制度。江戶時代的“割地制”能夠使各個百姓的年貢負擔公平化。在由于自然災害的發(fā)生，各耕地之間出現較大差異的情況下，“割地制”發(fā)揮了重新設定土地所持的作用。
此外，“割地制”的實行，也成為了江戶時期實行“舊里歸農”的制度基礎之一。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得“村”能夠為歸村、歸農者預留一定的土地，對家制度中“本家”對“分家”的庇護和生計保障功能起到了補充作用。
2、質地贖回慣行
江戶時期的百姓，有向領主繳納年貢的義務。到了年貢的征收時期，領主將記載著各個村應該上繳的年貢額度的“年貢割付狀”發(fā)放給各個村。作為村落責任人的村吏（日語為“村役人”將總額分派給村內各個百姓，并負責從各個百姓那里將年貢征收后上繳給領主。
領主安排年貢負擔的單位是“村”。在繳納年貢方面，“村”負有責任。在一村之中，如何將年貢負擔總額分解下去，是依照村中百姓的合意和慣行決定的。
一般在近世村落，成為百姓農業(yè)經營場所的耕地，都是作為領主的檢地，以每個百姓的名字為名義登錄在檢地賬上（「検地名請」），并成為以每個百姓為名義的所持、入質（「質入れ」。將借金的抵押物交給質屋保管的行為）、流質（「質流れ」。從質屋贖出抵押物的期限到期后，抵押物歸質屋所有的現象）等實質性買賣的對象。
在遭遇饑荒和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村莊全體都遭受損失。“村”在這時會以村莊整體為一個單位，向領主申請實施年貢的減免措施。而當個別村內百姓因為一些個別事件而沒有能力繳納年貢時，這個百姓將從村內的富裕者，特別是名主或莊屋等等村吏手中，通過“土地抵押（入質）”的方式借錢交納年貢。在某些時候，村吏也會替這個交不上年貢的百姓暫時把錢墊上。年貢的墊付（年貢立て替え）可以理解為作為村莊代表的村吏對百姓個別經營的救濟，是反映“村”對百姓個別經營實施保護的明顯案例。
“質地贖回慣行”（質地請戻し慣行），與土地的入質問題有關。通過土地抵押取得借款之后，如果沒有還清借款，過了一定期限之后，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就將作為“流質地”轉移到他人手中。這樣的事情在江戶時代經常發(fā)生。[38]
根據近代的“完全”土地所有權概念，一旦土地的所有權發(fā)生轉移，原土地所有者就再不能主張對于那塊土地的任何權利。然而在江戶時代，實際上，土地一旦作為“流質地”轉移到他人手中，即使過了若干年，只要土地的原所有者準備好了本金，土地就必須返還給原土地所有者，這正是“半所有”的表現之一。
“質地贖回”被作為村莊的規(guī)則固定下來的情況很多。“質地贖回慣行”的實行，是以“村”能夠介入單位土地所持，即“村”對土地的“間接性共同所持”為前提和支撐的。換句話說，在近世日本，“村”實際上對于日常生活中表現為由各個百姓所持的耕地，擁有潛在權利。比如，在某個百姓因為窮困，而將對于維持農業(yè)經營活動所必需的耕地“流質”出去，進而喪失耕地的情況下，“村”將限制那些集聚流質地、擴大耕地的富裕農民的權利，促進“質地贖回”的產生。
這里通過武藏國多摩郡大沼田新田（今東京都小平市一部分）的名主[39]當麻彌左衛(wèi)門家的案例[40]，具體說明質地贖回慣行在江戶時代日本農村的運作過程。
當麻家從天保五（1834）年開始，其所有的土地俸祿（石高）急速增加，并在嘉永五（1852）年達到頂峰。導致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是天保期橫掃全日本的“天保大饑荒”。由于大饑荒的影響，在農業(yè)經營上走投無路的農民都來依靠名主彌左衛(wèi)門，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入質）給彌左衛(wèi)門以借入錢糧。
在土地抵押（入質）期間，或在土地贖回期滿后，土地歸彌左衛(wèi)門所有（流質）的情況下，土地原所有者一般會成為彌左衛(wèi)門的佃農，繼續(xù)耕種流質之前的同一塊土地，并向彌左衛(wèi)門繳納地租。其結果，就是彌左衛(wèi)門的所持地迅速擴大。然而，彌左衛(wèi)門家并沒有能夠以此為契機，朝著擴大土地所有面積的方向發(fā)展。此后彌左衛(wèi)門家的所持俸祿又迅速減少了，并在明治元（1868）年降回到了天保五（1834）年所持地俸祿的水平。這是因為，在饑荒期抵押土地的階層，隨著饑荒過后農業(yè)經營的恢復，又重新從彌左衛(wèi)門家贖回了土地，并各自重建了農業(yè)經營。彌左衛(wèi)門在將土地還給原所有者的時候，如果發(fā)現該百姓在當佃農期間有滯納的地租，他甚至會將這筆賬一筆勾銷。在嘉永到明治時期這段時間，由于“安政開港”使日本結束了鎖國狀態(tài)，經濟上出現了通貨膨脹。在天保期向彌左衛(wèi)門借了錢的百姓，按照金額原原本本把錢還給彌左衛(wèi)門以贖回土地，就贖回土地時的物價水平來看，其實彌左衛(wèi)門在經濟上是有損失的。
從上面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不同于純經濟理性行為的“道義經濟”邏輯在發(fā)生作用。這種道義經濟行為的產生，就意味著當事人對于“所有權”的認知不同于近代的完全所有權觀念。這種基于“半所有權”的“質地贖回慣行”使暫時喪失土地、被迫離村、離農的窮困百姓，有可能重新歸村、歸農，將村莊中的經營和生計繼續(xù)下去。換言之，這一慣行的存在，也是保障日本近世農村能夠發(fā)揮蓄水池和穩(wěn)定器作用的原因之一。
四、反思當代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存在的必要性
日本農村在一定時期中，之所以能夠讓一度離村、離農的人口能夠再次歸村、歸農，從而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樣，主要是由于農村中有作為社會基礎的“家制度”以及“半所有制”的觀念起到了支撐的作用。對比日本農村，現今中國大陸的農村也能夠發(fā)揮蓄水池和穩(wěn)定器的作用。特別在遭遇世界性經濟危機時，大量離村、離農人口不至于滯留城市，而是能夠返回農村，這使得中國大陸沒有出現拉美國家那樣的大范圍貧民窟。
然而，中國大陸農村之所以能夠在城鄉(xiāng)關系中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其社會基礎與前文所分析的日本農村存在共通處，當然也存在著差異。
首先，中國不存在日本那種同族團式的家制度，且農村社會長久以來秉持的是諸子均分的繼承原則。前文的分析已經指出，同族團式“家制度”的存在以及付隨的長子單獨繼承原則，一方面使得作為生計保障的土地能夠始終保持一定的規(guī)模，另一方面，也使得土地使用權能夠在“同族團”內部根據需要而進行分配。然而，土地資源在中國的家庭周期變化中，總是朝著耗散的方向發(fā)展，家庭內部沒有能力提供穩(wěn)定的土地保障。
第二，作為超越家庭的經營單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宗族”可以發(fā)揮相當于日本的“村”的資源統(tǒng)領作用。日本傳統(tǒng)農村可以以“村”為單位，通過“割地制”進行土地調整。而當今中國農村的“宗族”已經喪失了土地行政的能力，土地行政的主體已經轉移為作為“村集體”行政村。日本的“割地制”一方面能夠平均“家”之間的年貢，一方面又發(fā)揮給歸村人口分配土地的功能。而當今中國的農村，除了需要應對歸村人口對土地的需求，還需要應對由家庭人口變動產生“無地”農民的情況。日本農村之所以向來不需要通過土地調整來保證家庭人口與土地的平衡，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存在家制度，另一方面也與20世紀50年代農地改革的土地分配基準有關。
雖然日本的基本土地制度可以說是“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中的私人或個體，在現實中是以家庭形式存在的。當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種社會和經濟制度，毫無例外是以家庭、而不是以個體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個體，是代表其所屬家庭的利益，參加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因此，物品的私有制，包括占有、使用、得益的私有制，指的都是“家庭所有制”。私有制和其他集體的、公共的、國家的所有制之原則區(qū)別，也就在于特定物品的占有、使用、得益的權利專一地屬于某一特定家庭。[41]日本傳統(tǒng)農村的“私有制”雖然不是具有專一所屬性的“完全所有制”概念，但私有的基本單位是“家”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包括日本和臺灣等經歷過旨在建立自耕農制度的土地改革的國家或地區(qū)，土地的再分配基準單位都是“家”。
然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大陸的基本土地制度雖然是“公有制”，但不論是共產黨建政前在根據地進行的土地革命，還是20世紀50年代初進行的土地改革，甚至包括80年代的“分田到戶”，土地面積的再分配基準，都無一例外地以“人口”或“勞動力”等“個體”為基本單位。由于這些在“家”之下的“個體”單位并不具有以“家”為分配單位那樣的穩(wěn)定性，在50年代互助合作化之前的土地“私有自用”時期，以及80年代以來的土地“公有私用”時期，大陸的農村必須隨著各家庭人口的變動而不斷調整土地的分配。只有調整土地，才能確保每個村莊成員都有田可種，而不至于成為“無地農民”。
因此，就土地調整這一點而論，為了盡量確保村莊內不存在“無地農民”以維護社會穩(wěn)定，中國大陸農村也必然長期需要一個超越家庭之上的行政力量，不斷平衡不斷趨于失衡的人地關系。
第三，中國大陸的土地集體所有，能夠發(fā)揮日本傳統(tǒng)農村中“村”的作用，在社會福祉層面對村民的土地買賣起到干預和限制作用。前面的討論已經提到，“總有制”下的“村”能夠限制日本村民的土地買賣和土地轉用。不僅在日本，臺灣在土地改革中及以后，也用法律從各方面對農民土地所有權進行限制，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有利于自耕農制度的增強，而且土地使用權的轉移也受到約束。[42]
反觀50年代中國大陸，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完全不受限制的土地所有權[43]。農民將分得的土地重新賣掉或買進土地，或者買進了土地后自己種或租給別人種，都是合法的。由于對土地買賣、租佃沒有任何限制，大陸政府實際上便為“兩級分化”提供了法律基礎。因此，大陸土地改革完成不久，許多地區(qū)很快出現了新的“兩極分化”：一部分農民不得不出賣土地，重新淪為佃農；另一些農民則通過購買土地，甚至出租購得之土地，再次成為新地主或富農。對此毛澤東指出：“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44]
因此，認為大陸農村實行合作化，只是一種表現為簡單的重新合并或重新拉平的應急手段，不是以土地改革的成功為前提，而是以土地改革面臨失敗危險作為出發(fā)點，為挽救土地改革成果而做的一種努力[45]，是有道理的。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之后，農村地區(qū)建立的限制農地買賣和農地轉用的“集體所有制”，在這一點上正是起到了與日本的“村”相似的作用：通過類似于“總有”的“集體所有”，限制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和“完全私有”，保障了農村社會的平衡和穩(wěn)定。
總而言之，對比日本的情況，由于“家”這一級資源統(tǒng)領單位在當代中國大陸的缺失，農村要發(fā)揮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就更需要堅持基于“半所有制”觀念的“集體所有制”。在農村仍然具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城市化進程還未結束的當下，通過對比曾經發(fā)揮了穩(wěn)定器和蓄水池功能的日本農村，我們也將對中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功能和意義有更清晰的認識。
[3][日]大河內一男『黎明期の日本労働運動』，東京：巖波新書，1952年，序章。作者進一步分析認為：“日本的帶薪勞動，是通過男子和女子從農家經濟中產生的，他們作為一定期間的帶薪勞動者而活動，最后再度還流到舊的農家經濟中去。所以日本的勞動者是一只腳留在農家經濟中，同時作為帶薪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出現。在工場地帶的定住性和定著性，在日本表現得格外稀薄，不能形成扎根工場地帶、并在此完成勞動者家族的再生產的安定的社會層。在那里的勞動條件、工資、住宅，僅僅是作為勞動人口的他們生存的一根支柱。在農村與工場地帶之間，不僅能看到人們劇烈的流動性，重要的是這種情況下精神性的流動性也很高。并不存在那種將每天工資作為擁有家庭的勞動者的唯一收入、此外一文副收入都沒有，并且不測之時連躲避之所和寄生的目標也沒有的都市無產者。日本的勞動者并不是僅僅依靠一份工資，破釜沉舟地在工場地帶工作。在日本，農家經濟和向著出身農村的還流，以及向著出身農村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性依存，賦予了他們的生活全體以特殊的色調。這樣，外出務工所帶有的顯著特征，造就了日本工資勞動者的“低工資”及其他一切勞動條件、勞動市場的形態(tài)、勞動工會即其他勞動者組織的形態(tài)、特殊的勞動者意識及精神氣象。”
[6]歲役，指律令制下，京畿以外的正�。�21-60歲的健康男性。后來改為22-60歲，23-59歲）每年為期10天（次�。�61-65歲的老丁。后來改為60-64歲。以及相當于正丁年齡的殘疾人）每年5天）的勞役。歲役的目的原本是興修都城的土木事業(yè)，但實際上全部代之以作為庸的布、米上繳。
[15]小野武夫將江戶時代的雇傭勞動，劃分為（1）譜代奉公人、（2）佃作奉公人、（3）質奉公人、（4）年季奉公人、（5）季節(jié)奉公人、（6）日雇奉公人。見[日]小野武夫『農村社會史論講』増訂版，東京：巌松堂書店，1935年，第232頁。
[33]關于“半所有權”的論述，參考[日]菅豊「『半』の思想―不完全な資源の不完全な所有と不完全な管理―」，載[日]宮內泰介編『半栽培の環(huán)境社會學―これからの人と自然―』，東京：昭和堂，2009年，第132-154頁；[日]菅豊「環(huán)境民俗學は所有と利用をどう考えるか？」，載[日]山泰幸、川田牧人、古川彰編『環(huán)境民俗學―新しいフィールド學へ』，東京：昭和堂，2008年，第109-135頁。
[35]所謂“入會”，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住民，根據習慣權利，以采集特定的山林、原野、漁場的薪材、綠肥、魚貝等為目的而共同使用。這種習慣上的權利，稱為“入會權”，是用益物權的一種。而共同使用的山林原野等，稱作“入會地”。
[38]參見[日]松沢裕作『町村合併から生まれた日本近代：明治の経験』（東京：講談社，2013年，第47頁）、[日]白川部達夫『日本近世の村と百姓的世界』（東京：校倉書房，1994年）、[日]渡辺尚志『百姓たちの幕末維新』（東京：草思社，2012年）。
[42]在土地改革全面展開之前公布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中，政府用第四章整整一章，專門列舉了對農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所有權的各種規(guī)定。例如，該章第28條規(guī)定，農民承領之耕地在地價未償清以前，不得轉移。地價繳清后，如有轉移，但承受人以轉自耕或供工業(yè)用或供建筑用者為限。第29和第30條進一步規(guī)定，土地承領人在地價未繳清前，若不能繼續(xù)自耕，應申請政府收回土地，其所付之地價一次發(fā)還。但是，若承領人將其耕地出租，則政府不但收回耕地，交付的地價也不予發(fā)還。見《耕者有其田條例》（1954）。
相關文章相關評論發(fā)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