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么推薦《在野之學》
賀雪峰老師的《在野之學》剛剛出版，因為這本書講了如何做研究，講了“華中鄉(xiāng)土派”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特推薦給同學們學習參考。
“華中鄉(xiāng)土派”這一稱謂是應星提出來的。他在評述該團隊早期成員仝志輝博士論文《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時，指稱以賀雪峰等為代表的基于鄉(xiāng)土田野研究鄉(xiāng)村政治的學者群。后來，吳毅、賀雪峰、董磊明、羅興佐、吳理財五人聯(lián)合署名在《開放時代》上發(fā)表文章回應應星的批評。由此，學界開始有了“華中鄉(xiāng)土派”這一稱謂。
“華中鄉(xiāng)土派”最初與華中師范大學有關系。上世紀九十年代，華中師范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農村問題的機構，張厚安教授帶領一批年輕學者到農村調研，提出“理論務農”的口號。之后，該機構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由徐勇教授領銜，中心匯聚了一批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經過數(shù)年發(fā)展，以賀雪峰為領頭人的“華中鄉(xiāng)土派”逐漸發(fā)展壯大，成為在國內學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群體。
早期“華中鄉(xiāng)土派”團隊規(guī)模比較小，他們整天在農村做調查，學界關注度并不高。2002年，賀雪峰和仝志輝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引起學界關注。之前一年，賀雪峰在他就職的湖北荊門職業(yè)技術學院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性質學術研討會，許多知名學者如曹錦清、孫立平、朱蘇力、秦暉、張鳴、張靜、景躍進等，以及在學界嶄露頭角的一批學者如吳重慶、吳毅、仝志輝、董磊明、羅興佐、吳理財?shù)葏⒓恿诉@次會議。這次會議成為“華中鄉(xiāng)土派”發(fā)展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
當然，今天的主題不是講“華中鄉(xiāng)土派”的發(fā)展史，僅作這一簡短的回顧，讓大家了解《在野之學》的相關背景�！对谝爸畬W》講了“華中鄉(xiāng)土派”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值得大家閱讀。
“華中鄉(xiāng)土派”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發(fā)展到今天這個規(guī)模，在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高度共識：
第一、中國立場。進入學術團隊的人，他做的研究一定是以理解中國經驗為路徑，以服務中國和民族發(fā)展為訴求。一個同學進入到學術團隊里，如果他不能確立這種立場，是無法在團隊里做研究的。當然，剛接觸時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華中鄉(xiāng)土派”的立場，進入到團隊，受到熏陶，就一定會有民族立場和中國立場。
第二、有特色的方法，即“兩經一專”。一是經典，讀經典著作。賀老師在《在野之學》中講了如何寫出一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他是以博士作為人才培養(yǎng)規(guī)劃的對象。碩士階段主要是讀書，即經典的訓練。二是經驗，經驗訓練在完成碩士階段學習之后。賀老師指導博士，要求博士生在寫作博士論文之前至少有300天以上的經驗訓練，這是動筆寫作博士論文的前提，沒有人可以例外。沒有經典的學習，經驗訓練就是空的。經典學習在于培養(yǎng)問題意識，學會提煉問題，增強邏輯思維能力。只有這樣，在進行經驗訓練時，才能夠把握住問題。經驗訓練的意義在于，經典學習一定要通過經驗訓練來深化。三是專業(yè)化，最明顯的體現(xiàn)在博士論文選題上。在“華中鄉(xiāng)土派”團隊中，研究幾乎沒有學科邊界，任何學科背景的人都可以在這個團隊里盡情發(fā)揮。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學習的前提都是一樣的，經典學習與經驗訓練必不可少。只有在做博士論文時，才能看到每一個學科存在著不同的邊界，而不同學科選擇不同的研究論題。
第三、厚重的經驗感。很多期刊的編輯一看文章，便能判斷是“華中鄉(xiāng)土派”的作品。在做經驗研究這一塊，從經驗厚重感來說，“華中鄉(xiāng)土派”是有特色的。呂德文在《天津行政學院學報》上一篇關于城市治理的文章，以路邊攤販作為研究對象，推薦大家閱讀。
有人認為“華中鄉(xiāng)土派”研究了那么多年村民自治問題，到底還能研究什么？如果不關注中國的發(fā)展變化，不關注實踐的發(fā)展，不關注國家重大政策的變化，而靠想當然來提問題，得到的答案當然是沒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只有深刻地把握中國復雜的社會實踐，把握住中國重大的政策變化，就一定會發(fā)現(xiàn)幾乎是無限的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華中鄉(xiāng)土派”在政策問題上的研究也值得重視。“華中鄉(xiāng)土派”參與了很多政策的公共辯論，包括賀老師在內，政策評論文章很多，影響很大，很有啟發(fā)。
“華中鄉(xiāng)土派”以上三點基本共識是非常關鍵的。那么，為什么“華中鄉(xiāng)土派”能夠涌現(xiàn)出一大批青年才俊，用賀老師的話來說就是“鳳凰一出出一窩”呢？其中的關鍵是集體的力量。社會科學研究，如果沒有集體，可能連做研究的愿望都沒有。沒有做研究的愿望，研究生求學就只是為了完成一篇學位論文，獲得畢業(yè)文憑，為了畢業(yè)求職而已。沒有集體，就沒有氛圍。只要存在氛圍，生活在集體里面，就容易點燃你的愿望。我指導的14級碩士研究生金江峰，在研二時參加集體調查，成長非常好。他即將博士畢業(yè)，已經在CSSCI期刊上的發(fā)表10篇論文，很多期刊是我們學校認定的C類刊物。即將畢業(yè)的18級碩士生劉天文參加過兩次集體調研，之后，他與其他大學的同學們建了一個微信群，互相鼓勵。所以，盡管他在這里是孤單的一個人，但因為有微信群，大家都在群里面討論——這就是氛圍，他立志考博，我相信他一定能考上。因此，不論是誰，只要有機會進入集體，學術夢想都很容易被點燃。
為什么“華中鄉(xiāng)土派”人才培養(yǎng)能取得成效，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領頭人有公心。且不談影響力，沒有影響力肯定無法建設學術團隊。為了建設“華中鄉(xiāng)土派”，賀老師在人才培養(yǎng)上多少時間都愿意花，這就是公心。二是方法，只有熱情顯然是不夠的。方法就是對于剛進入團隊的人，不要思考如何走，跟著前面的師兄師姐走就行了。因為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條成功的道路，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我2002年9月進入華中師范大學，賀老師是2002年2月進入的，我們到華師后就開始組織讀書會。對自己沒有自信沒關系，加入到集體中，每個人每天都刻苦閱讀，都在討論問題，慢慢就會建立自信；自己找不到方法也不要緊，調研時，師兄師姐發(fā)揮“傳幫帶”作用，這就形成了一套良性的機制——從最初的懵懂，到后來慢慢地熟悉，逐步有自信，并對集體的理念、價值和方法有一定了解和理解。在團隊里面，想偷懶只會讓自己覺得很沒有面子，不如自己退出算了。堅持下來的，一定能成功。賀老師每年都有一個年度主題，如今年的主題是“奔向田野年”，只不過因為疫情上半年沒有調研，但是下半年調研就非常多了。2021年的主題是“調研創(chuàng)新年”。在此過程中，賀老師自己也親力親為。三是廣泛的閱讀。如果“華中鄉(xiāng)土派”擁有底色，那么就是以經典作為基礎，以經驗作為最大的特色。只閱讀不調查，是白下工夫。閱讀后去做調查，才是“華中鄉(xiāng)土派”。曾經，應星稱“華中鄉(xiāng)土派”為樸素經驗主義者，所謂樸素經驗主義者就是指只有經驗。應星不知道的是，“華中鄉(xiāng)土派”閱讀經典的訓練是很嚴格的，“華中鄉(xiāng)土派”是以經典作為基礎，以經驗作為特色，以創(chuàng)新作為動力的學術集體。
這就是“華中鄉(xiāng)土派”的文章獨具特色的原因。哪怕只是博士生的文章，可能文筆不老練，文章里卻很可能閃現(xiàn)創(chuàng)新的“火花”。不像現(xiàn)在的一些文章，無病呻吟，循環(huán)論證，是“精致的平庸”。因此，經典、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二、《在野之學》內容解讀
回到《在野之學》這本書，我為大家做一個簡單梳理，因為今天的主題就是這本書。我經常對同學們說，我們不是做農村研究的，我們是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你不一定要以農村為研究對象。農村也好、城市也好，只是我們進入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而已。所以，華中村治研究從來都不是一個具體的研究，它是針對中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大問題、真問題進行的研究。
這本書整體來看分三個部分：學術方法、學術立場和學生培養(yǎng)。為什么賀老師做如此編排？這或許可以看做是賀老師自己成長的一個概括。
第一部分是學術方法。一位學者進入學界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發(fā)表文章，所謂“不發(fā)表就出局”，“發(fā)表是硬道理”，不發(fā)文章就沒有談論學術的資本。賀老師剛進入學界時，在發(fā)表文章上是“高產”。當然，賀老師本人的勤奮程度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我時常對同學們講，賀老師大年初一都還在辦公室寫論文，國內學界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是不多的。賀老師寫作都是手寫。他要寫作時，通常會找一處避靜之地，在那里待一段時間專門寫作。十天半月就寫出幾篇論文的初稿。進入學界之初，賀老師發(fā)了不少論文，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必然面臨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寫這些文章？剛才就有老師提到了這個問題。賀老師2002年調入華中師范大學，很快就破格評為教授，是華中師范大學當時最年輕的教授。賀老師開始思考發(fā)表論文的目的是什么？這些論文的意義何在？這就涉及學術立場問題。
賀老師的學術立場最初反映在《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中。這篇文章寫出了賀老師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此后開始比較體系地思考學術立場問題，他很早就提出建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目標，并以此作為“華中鄉(xiāng)土派”的根本價值取向。賀老師將學術方法和學術立場兩者融會貫通。隨著團隊的壯大，培養(yǎng)學生的經驗也越來越成熟。經過沉淀，賀老師總結了學生培養(yǎng)的一些體會。賀老師最近兩年寫了不少是關于學生培養(yǎng)的文章。將學生培養(yǎng)融合入學術方法、學術立場，構成了這本書的主要框架。
剛才有同學問為什么這本書要取名《在野之學》？“野”有何內涵？有老師說是田野，這是一方面。我們做調查都要走向田野，正如賀老師所說的“呼嘯著奔向田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方面，這本書就是要回應如何去建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當前世界的社會科學主流是西方的，這點毫無疑問。如何建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這涉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小循環(huán)和大循環(huán)。
賀老師提出小循環(huán)和大循環(huán)這一對概念，就是基于國際社會科學主流，甚至中國社會科學，都被西方社會科學所主導。政治學這一塊可能好一點，像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這個特點十分明顯。所以，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所處地位來說，我們是“非主流”的，是“在野的”。因此，必然存在中國社會科學同西方社會科學的競爭問題。實際上，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也是競爭性的。剛才有同學也講了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對經驗進行解釋，可以進入很多理論，但是究竟進入哪一種？理論之間是存在競爭的，你用哪種理論可能都能解釋，但是哪種更有效呢？那就存在一個選擇。大家都很清楚，社會科學對應的是人類無限豐富的實踐，已有社會科學所提供的只是一種參考、一種啟發(fā)。我們如果要真正地去認識和解釋并理解無限復雜的實踐，可以在已有的“工具箱”中尋找，卻不能局限于“工具箱”，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創(chuàng)新。西方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不正是這樣的過程嗎？亞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對政體進行了分類，他的分類是唯一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后來人們對政體所進行的分類就復雜多了，關鍵在于不斷地在推進它。
方才有老師專門提了總書記的講話。我學習總書記講話后，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推進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從哪里提問題，最后要到哪里去，就在于問題要根植于中國無限復雜的實踐。中國的實踐同外國的實踐當然有一些共同點，但是否存在一些特殊之處呢？肯定存在！我們不能只看到共同點，更應該看到特殊的一面，特殊的一面就是中國的國情。所以，從哪里提問題是很重要的。然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呢？研究要回應什么問題？要達到什么目的？當然就是要回應中國偉大的實踐，要去解釋它，要去為中國偉大的實踐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大變革、大發(fā)展時期，有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問題。這樣一個時期，必將給理論創(chuàng)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有確立中國本位的問題意識，將中國正在經歷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及其問題當做本體來研究，并以開放心態(tài)廣泛吸取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形成自己的概念體系，并構建起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就是要在中國經驗中提問題，理解中國經驗本身的邏輯，在大量的、長時段的中國經驗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發(fā)展出能解釋中國經驗的概念和理論。
回到剛才提到的大循環(huán)和小循環(huán)。小循環(huán)很簡單，就是從西方的理論當中去尋找問題，然后收集中國的材料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最后回應這個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閻云翔關于禮物的研究。最早研究“禮物”的是馬塞爾·莫斯，研究禮物是什么，禮物有什么功能。他認為禮物就是一種象征，一種互惠。閻云翔有關禮物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小循環(huán)的代表，他以東北的一個村莊為個案，認為禮物不僅具有表達性功能，還有功利性價值，由此認為此項研究推進了莫斯的觀點。這就是典型的小循環(huán)，即從一個理論或概念出發(fā)，最后回到這個理論或概念里去。
賀老師用了一個非常形象地比喻，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不應該僅僅是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大廈上去“補玻璃”。比如說西方社會科學是一幢大廈，現(xiàn)在大廈大部分窗戶都已經安裝了玻璃，也還有一些窗戶沒有安裝玻璃，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就是在這幢大廈上“補玻璃”。“補玻璃”就沒有本土化，沒有主體性——因為最后都回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大廈”里面去了。我們要回到中國無限豐富的實踐中，只有對無限豐富的實踐進行回應，才能夠真正建立中國的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要是離開了中國無限豐富的實踐，還能稱之為中國社會科學嗎？這就是所說的大循環(huán)。大循環(huán)就是從中國的實踐中提問題，通過理論解釋，并回到實踐當中；在實踐發(fā)展過程中，又提出新的問題，進行新的解釋。所以，大循環(huán)是無限循環(huán)往復的，小循環(huán)則可能在某一點就終結，研究也就無法進行下去。
仍然以馬塞爾·莫斯的研究為例。禮物是禮儀性的還是功利性的？莫斯認為禮物是禮儀性的，閻云翔認為禮物除了禮儀性還有功利性，然后還能繼續(xù)研究什么？可能禮物還有第三種功能，只是直至現(xiàn)在還無人提出。因此，小循環(huán)是封閉的，就是從理論到理論。一旦出現(xiàn)上述例子中的情況，研究至少暫時是終結了，便無法再提問了。大循環(huán)則相反，因為實踐是無限發(fā)展的。進行一段時間的實踐后，我們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實踐形式，并再提出新問題。所以，無限循環(huán)往復，這就是大循環(huán)。剛才有同學存在疑問，實際是沒有真正把握住大循環(huán)與小循環(huán)的本質區(qū)別。賀老師這篇文章發(fā)表在《探索與爭鳴》，現(xiàn)在收錄到了《在野之學》里。
三、經驗是什么
部分同學可能認為自己今后不從事經驗研究，甚至有同學今后就不做調查，既不做農村研究，也不做城鎮(zhèn)研究。這部分同學可能就認為讀不讀這本書沒有什么大礙。事實上，少讀幾十本書都沒有關系。但是，如果讀了這本書，對于同學們來說，可以摸到經驗研究的一些門道。
經驗研究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經驗”。很多同學去做調查了，收集了一大堆資料，這是經驗嗎？這是材料。寫作并不是把一大堆材料進行堆砌，所以大家要注意經驗不是材料。我們去做調查，總會收集了一大堆材料。我以前認識一位博士生，做鄉(xiāng)鎮(zhèn)研究，從一個鄉(xiāng)鎮(zhèn)復印了幾麻袋的資料回來。但是99%的資料都用不上。為什么經驗不是材料？因為材料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現(xiàn)象，它們之間有沒有聯(lián)系、什么聯(lián)系，需要研究者去理解，去建構。所以經驗不是材料。同時，經驗也不是現(xiàn)象。同學們做調查，會看到很多現(xiàn)象。但是，無法進行研究，為什么？因為有些現(xiàn)象稍縱即逝的，根本不值得研究。因此，要了解經驗是什么，首先需要清楚經驗不是什么。
經驗是什么？經驗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是不同的現(xiàn)象之間所構建的總體性事實。剛才有老師談到了機制研究，社會事實就不是片段，而是完整的一個事件。比如兩人斗毆，這里的社會事實就包括兩人之間原有的矛盾，兩人發(fā)生爭吵斗毆的原因，以及勸架、觀看的街邊路人等等。
經驗還是什么？經驗還是研究者的一種個體感悟。為什么在做調查的時候，部分同學只能收集材料，卻沒有任何感悟？因為只從材料之中是不可能提出任何問題的，即使別人提出問題，自己也無法有效參與討論。“華中鄉(xiāng)土派”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讀書與集體調研，這是最關鍵的。所以每參加一次集體調研，都可以提出問題，進行寫作。
“華中鄉(xiāng)土派”的調研是團隊性的。每個點調研20天左右，白天調查，晚上討論。每3到5天，調研團隊集合一起討論一天。比如2019年，我?guī)ш牭秸憬∷觳h調研，選擇的是遂昌縣某鄉(xiāng)的三個村，大家吃住都在一起。白天分開調查，晚上各調研組內部集體討論，每3到5天，三個村的調研組就集體討論一天。經過一天的討論，一方面可以發(fā)現(xiàn)大家找到調研的感覺沒有，另一方面也能為下一步的調研打開思路。
四、如何進行經驗研究？
經驗是社會事實，我們要通過調研，將社會事實建構起來。材料是支離破碎的，經驗是感悟，個人要對材料有理解。將這種理解概念化，探究現(xiàn)象之間的關聯(lián)，這就是機制研究。機制研究就是尋找不同現(xiàn)象之間的關聯(lián)，不斷思考事物為什么如此發(fā)展，為什么此時是如此發(fā)展，背后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決定其發(fā)展的關鍵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經驗中提問題，在現(xiàn)象中找關聯(lián)，這就是經驗研究的精髓所在。個人提出的問題，一定是屬于經驗整體之中的。舉一個例子，村莊生活是一個整體，如果不是在村莊整體中提問題，那么這一問題將毫無意義，你也就無法進行研究、進行比較。
為什么我們可以對村莊進行分類？就是因為村莊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現(xiàn)象都在整體邏輯之中。比如，為什么有的地方子女不孝的情況很普遍？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殺率非常高，而另一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殺率低，老年人的待遇非常好？如果從個人人品上去解釋，這樣的解釋沒有意義，因為每一個人都存在差異，不需要研究。要研究的是，其為什么具有普遍性？這就一定要在村莊整體中去提問。單從個人的角度提問題，無法進行研究。
賀老師這本書對于什么是經驗研究，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fā)。第一，需要閱讀一定數(shù)量的經典。沒有閱讀基礎，沒有一定的理論訓練，調研是無法發(fā)現(xiàn)問題的。調研中提不出問題，關鍵在于理論基礎不扎實，只有具備扎實的理論素養(yǎng)，才能在調查中提出有價值的問題。第二，需要有扎實的田野調查。僅僅走馬觀花，哪怕調查一萬天都無收獲。調查不僅僅是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理解調查對象的生活邏輯。在一個具體的村莊，通過一定的調查，從個案調查到區(qū)域比較，再到類型研究，這就是基本的研究徑路。賀老師的《南北中國》就是建立在這一方法之上的。
社會科學的理論化一定具有一般性、并且是形式化的。沒有一般化，不能算是理論，只能說是理論發(fā)展的一個階段而已。實際上，無論是國內研究還是國際研究，政治學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經驗研究。做研究必須有材料，社會科學一定是以材料為基礎，不像哲學能夠思辨。社會科學的研究首先要清楚研究什么問題，其次是從哪里獲得材料，材料是否充分，再次是怎樣使用材料，最后理論建構。沒有材料，或者材料不充分，就無法做出好的研究。
總之，經驗研究需要研究者對自己生活以外經驗的深入全面調查，并據(jù)此對經驗的各個面向、經驗的內在邏輯進行反復、深入、批判性理解。經驗具有個體性、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洽性和總體性特點。研究者只有形成厚重的經驗質感，才能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刻把握。要形成厚重的經驗質感，必須經歷飽和式調研，這是華中村治研究團隊最具特色的調研方法。通過一定數(shù)量的實地調研，調研者就可以具有較好的把握經驗的能力，懂得經驗與實踐的一般機制，形成經驗質感。飽和式調研要求調查者保持開放性，拋開先入為主的成見，懸置僵硬的理論框架，用足夠長的時間、足夠高的熱情，不厭其煩地反復浸泡在經驗中，進入經驗、體驗經驗、領悟經驗。有了厚重的經驗質感，研究者就可以把握經驗的內在邏輯，發(fā)現(xiàn)經驗中的意外，從而可以準確地提出問題，提煉概念，發(fā)展理論，獲得解決問題的啟示。
（本文系作者2020年11月24日在西南政法大學2020級政治學專業(yè)研究生專題讀書會上的總結發(fā)言，由孫少石博士根據(jù)錄音整理，作者修改定稿。）
原文刊于《法律和政治科學》2021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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