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實踐與理論：六十年的探索
摘要：作者在學術生涯早期，因面對中西和左右深層矛盾，而一直處于學術上的半癱瘓狀態(tài)，直到35歲前后，方才進入全神貫注于求真的學術研究，試圖憑借扎實可靠的經驗研究來選擇、重釋、改造或綜合各家各派的理論，為的是藉此來解決內心的深層矛盾。在之后的45年中，作者完成了五本關于中國明清以來的農業(yè)、農民與農村的變遷以及其現(xiàn)當代和未來的發(fā)展出路，四本關于中國傳統(tǒng)的正義體系和其今天與未來超越并綜合中西的道路，以及四本聚焦學術方法和理論的研究，特別突出帶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進路。以上三個領域的探索，可以通過作者所創(chuàng)建的一系列關鍵詞/概念來了解和總結其中的主要內容。
【關鍵詞】深層的內心矛盾；求真的學術；結合扎實的研究與理論抉擇；重構與創(chuàng)新；實踐社會科學進路；新建的關鍵詞語概括
說明：本文初稿曾于2022年4月25日在復旦大學“望道講堂”的“多重視野下的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以本文上列的同一標題做過一次講演。文章之后投了給《文史哲》，但我非常驚訝地發(fā)現(xiàn)，該刊居然在我校閱了三校樣（2023年3月9日）之后，完全沒有知會我而對文章做了諸多別的更改，包括杜撰了不符合我原意的標題。我認為對方所做的修改是出于好意，但是是對我文章的不完全理解，而且，無論如何，不應該不經與我協(xié)商便擅自改了我的標題，并在出版前沒有知會我，徑直付印。讀者請以此網絡版為準。
一、個人、問題意識、學術探索
我1966年的博士論文《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梁啟超與現(xiàn)代中國》（Huang，1966）是在導師蕭公權和父親的影響下寫的。蕭老師是政治思想的大師，父親是1911庚子賠款留學生——是年排名第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的博士。我博士論文除了盡可能精準地梳理梁啟超的思想之外，更試圖認同于蕭老師和父親都十分推崇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包括其經濟和政治思想，想在梁啟超的思想和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劃上等號，並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人生和學術的最終價值。此外，1964-1965年在臺灣搜集博士論文材料那年，為了了解梁啟超的儒學背景，師從康有為（最后）的“天游”輩弟子愛新覺羅（劉）·毓鋆（注釋1）學習公羊學。
但是，對我來說，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在感情上，該篇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都遠遠沒有解決自己心底里最關心的矛盾和問題。那篇博士論文和之后在其基礎上寫成的專著（Huang 1972），在自己內心所引發(fā)的其實是對學術的一種負面反應：缺乏興奮感，一度甚至陷入不十分在乎的心態(tài)，把博士論文的修改工程一直拖到為了保留自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qū)（UCLA）的教學職位（tenure review, 即終身權考核），方才迫不得已地“完成”了這本書。同時，在完成此作之前，由于一種幾乎是天生的，也是由于對母親的感情驅動——一她是一位來自無錫耕讀世家的閨秀，寫得一手好字，但不懂英文——要求自己更多關心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農村人民。那些感情因素都沒有在那本研究梁啟超的書中得到表達。我自己之后也逐步脫離了集中于精英的思想史研究。
那樣的轉向的一個關鍵動力是因為自己在價值觀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認作人生和學術的最高目的和價值。記得早在八歲那年（1948年），由于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在一夜之間居然凍死了三千人，而自己的家庭則處于近乎“朱門酒肉臭”的狀況，我感到非常震撼，覺得世界上絕對不該有這樣的現(xiàn)象，覺得中國的貧窮老百姓實在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出乎意料的是，這種感情和認識居然會牢牢地在自己心底里扎下了根，成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一個基本認識。其后，在自己兒童時期特別喜愛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和武俠小說（從“還珠樓主”到鄭證因到金庸）中，這種有點類似于俠義和抱不平的精神和價值觀得到了進一步的營養(yǎng)。
沒想到的是，這些感情因素居然會在自己三十來歲之后推動了我對中國革命的認同。但那樣的傾向是和之前的古典自由主義傾向并存的，因此形成了比較矛盾的思想和心態(tài)。
事后回顧，我才認識到那兩種傾向的并存以及其間的張力才是真正決定自己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的關鍵。在1972年獲得了加大終身權以及伴之而來的事業(yè)上的安全感之后，我便有強烈的沖動要憑借自己的專業(yè)訓練（主要是扎實的經驗研究），試圖通過學術來為內心的矛盾追求答案。我所設想的是，要找到最翔實的歷史資料，通過研究來解答古典（以及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到底孰是孰非的問題：哪一方更契合中國實際，對理解中國的實際更有幫助？為此，我花了足足兩年時間瀏覽各種各樣的歷史材料，最終發(fā)現(xiàn)“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大量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乃是自己所看到關于中國基層最翔實的材料，由此決定完全投入其中，想通過嚴謹?shù)慕涷炑芯縼斫鉀Q內心的深層問題。（之前，為了研究梁啟超和他在日本的時期，學過日語，之后在日本進修和搜集資料一年。）同時，也開始系統(tǒng)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的主要理論。
當時沒能看到的是，自己在投入了解中國社會底層的實際才是自己心底里真正最關心的問題，其后成為決定我一生學術生涯的主導問題。而且，正因為其來自內心深處，給予了我的學術研究強烈的動力。投入其中之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比對之前關于梁啟超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興奮得多，覺得學術研究具有無窮的趣味。
后來回顧，我才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一個給定實際乃是中西方在理智和感情兩個層面上同時并存的實際，并理解到這也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給定基本實際，無論簡單拒絕哪一方都不可能達到內心的平衡和穩(wěn)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用學術來探索兩者分別的對錯，從其對比得出對兩者的新的認識、磨合與融合乃至超越。而同時也由于那樣的追求，促使自己在兩者之外，發(fā)現(xiàn)了更具洞察力、更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實質主義substantivism“第三”理論傳統(tǒng)（也包括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實踐主義理論theory of practice）——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非主流“另類”理論，對自己之后的學術研究起到了較大的影響。
同樣關鍵的是內容豐富翔實的“滿鐵”調查資料。它使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農村的一系列基本實際，包括華北和江南兩地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和農業(yè)生產的基本面貌，并允許我憑此來對三大理論傳統(tǒng)做出有經驗證據依據的抉擇和取舍。譬如，看到大多數(shù)農民的貧窮，看到大多數(shù)村莊是由耕地不足的小農場所組成的，看到農村社會的半分化（而不是簡單的階級分化和對立）狀態(tài)等。而為了理解那些實際情況，需要同時借助三大理論傳統(tǒng)的不同部分。
1983年開始，我有幸獲得通過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在江南深入跟蹤調查滿鐵所調查的松江縣（今上海市松江區(qū)）華陽橋的四個小自然村的機會，模仿滿鐵材料所展示的調查方法，每節(jié)與村中最了解某方面情況的兩三位農民進行“座談”，每次集中于幾個題目，并隨時靈活跟蹤詢問，每節(jié)半天。以《長江》書為例，在1983、1984、1985和1988年總共積累了101節(jié)的訪問調查的詳細筆記，每天早晨8：30到11：30，下午2：00 到5點。其中關鍵在于具體詢問，虛心吸納。同時，還獲得深入順義縣檔案館、四川巴縣檔案和松江縣檔案館搜集、復制相當數(shù)量的訴訟案件和基層治理檔案的機會。其前，在1980年，我曾經通過同一組織深入第一歷史檔案館一年，搜集資料，尤其是順天府寶坻縣的相關檔案。
其成果首先是拙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Huang，1985；黃宗智，[1986，2000，2004，2009]2014a）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Huang，1990；黃宗智，[1992、2000、2006]2014b）。這兩本書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界得到了較高的評價，獲得本領域的兩大獎（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和美國亞洲研究協(xié)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也奠定了我的“學術地位”。但是，就我內心來說，更重要的是之后兩本書的中文版在國內所獲得的認可，一再重版，不僅被許多學者和研究生，也被許多本科生所認真閱讀（而在美國的學術環(huán)境中，因為它們是相對高度專業(yè)化的著作，根本就沒有可能在本科生課程中被選讀）。對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后來獲知我所調查的兩個主要村莊的村民認為拙作乃是“比較客觀”的研究。
這兩本書基本上是在我進入“不惑之年”之后才作出的專著（慚愧得很）。它們確定了我之后一貫的學術研究方法，即要求在最翔實可靠的經驗證據的基礎上來決定對不同理論及其不同部分的取舍，采用的是結合多種理論傳統(tǒng)中的洞見的方法。由此得出的一個特別關鍵的認識是，中國的經驗實際相對西方理論來說多是“悖論”的，（注釋2）從而試圖探尋、建構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概念（Huang，1991；黃宗智，[1993，2006]2014d）。在后一過程中，特別借助于非主流的“另類”理論傳統(tǒng)。整個過程中的關鍵是不墨守任何一種理論，而是針對實際而“活學活用”現(xiàn)有理論資源，并且隨時按需要而建構新的概念——只要其有助于理解自己所看到的經驗實際。
經歷了以上的學術階段之后，中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古典（以及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張力和矛盾在我的思想和研究中進入了比較穩(wěn)定共存的狀態(tài)，但是，在自己的學術思想中，仍然有一個比較基本（雖然也許并不同樣尖銳）的矛盾尚待處理，即自己原先所選擇的側重主觀主義的思想史，以及后來轉入的比較傾向客觀主義的社會經濟史兩者之間的張力。與以上敘述的中西矛盾“問題意識”不同，這是個比較純學術性的問題，不多涉及深層的感情因素。同時，也受到西方新興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潮流的沖擊——它所側重的是主觀層面以及“話語”。再則是中國改革時期的轉向，同樣包含對主觀文化和話語的重視。
在那樣的思想轉向中，自己一旦接觸到新開放的（類似于“滿鐵”那樣翔實和未被充分利用的）訴訟案件檔案，便很自然地被法律史研究所吸引，覺得這個課題既包含主觀也包含客觀維度，可以借此來把主觀維度納入自己的研究。雖然如此，自己在法律史領域中所選擇的問題——主要關乎農村人民生活中的正義體系問題——仍然體現(xiàn)了跟之前同樣的對普通民眾的認同與關懷。在研究方法上，則一仍其舊地要求自己通過翔實的經驗證據來決定對不同理論的取舍。除了寶坻縣、巴縣和臺灣淡新的訴訟案件檔案材料之外，再次有幸獲得了深入松江縣華陽橋村（后改名為甘露村）做實地調查的機會，在1990年代三次回訪中通過同樣的方法來了解村鎮(zhèn)級糾紛處理制度（尤其是調解）的實際運作。為關于當代民事法律實踐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與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不同，我從豐富的材料中看到的不僅是話語／表達的關鍵性／決定性，更是其與實踐的并存和拉鋸。在《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Huang，1996；黃宗智，[2001，2007]2014d）研究過程中的前半期，自己特別關注的是兩者間的“背離”（“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但在后半期則更看到兩者之間的并存和抱合，既是矛盾和充滿張力的抱合，也是相互作用和融合的抱合（即“合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同時，我也認識到，自己本身最深層的矛盾其實也就是近現(xiàn)代中國長期以來的深層矛盾的一種體現(xiàn)。而作為一個特別關心近現(xiàn)代中國以及在感情上向其認同的一名知識分子，我所經歷的思想和感情斗爭其實也是這個龐大的歷史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體現(xiàn)。
對我來說，這樣的體會所帶來的是更深的責任感，覺得自己“求真”的意圖似乎因此更為重要，更需要堅持。其結果是兩本法律史的拙作《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和《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Huang，2001；黃宗智，[2003，2007]2014e）。前者關注的主要是清代法律體系中表達與實踐的既背離又抱合；后者則更具體地探討了清代和民國法律體系中的法律條文、民間習俗與司法實踐三個維度的相互作用，論析司法實踐乃是協(xié)調條文和習俗、表達和實踐的關鍵。而且，看到通過長期的積累，司法實踐本身也會成為法典和習俗變遷的重要動力。當時，由于這個新開辟的領域的吸引力以及自己在加大所創(chuàng)辦的中國研究中心，吸引了一群特別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包括我的妻子白凱教授（她的第一本專著獲得費正清獎，并受聘于UCLA），一起來探討這個新領域。那也是自己當時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動力。
再其后，在自己從加大退休之后的最近二十年，從主要為英語讀者寫作到主要為中國讀者寫作，從主要教美國學生到主要教中國學生的轉變之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在問題意識上也有一定的改變。之前，在美國，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學術環(huán)境的影響，雖然，同時也一直在與其斗爭。在最近的二十年之中，則在之前的問題意識之上，更明確地添加了兩個問題：自己之前的歷史研究對理解中國當前的現(xiàn)實有什么幫助？面對今天的現(xiàn)實，中國的未來該是什么樣的圖景，該怎樣從這里走到那里？
兩個新問題的形成使我認識到身處美國的中國研究環(huán)境之中和身處中國的學術研究環(huán)境之中的問題意識的不同。美國的中國研究最關心的不會是探尋中國未來最佳途徑的問題，而是關乎美國流行的理論／意識形態(tài)的某些問題，或者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問題。固然，我過去并沒有讓自己被完全吸納入美國的中國研究的主流問題意識，更關心的是自己由于不同的背景而形成的心底里的問題。即使如此，在一定程度上無疑仍然受到其影響。但在最近的二十年之中，一旦加上了和中國現(xiàn)實與未來直接相關的問題，才真正認識到中國和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的不同。
以上的變化促使我在近十年中完成了繼自己的《華北》、《長江》兩部第一、第二卷著作之上，關注當代中國農村現(xiàn)實以及發(fā)展出路問題的第3卷（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fā)展出路）（黃宗智，2014c，此書沒有英文版）；以及連接自己關注清代的《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和關注清代到民國的《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第一、第二卷之上，關注當代法律和中國立法途徑的第3卷（《過去和現(xiàn)在：中國民事法律實踐的探索》）（黃宗智，[2009]2014g；Huang，2010）。此外，也寫了一系列關于農民工和中國的“非正規(guī)經濟”以及中國改革時期發(fā)展經驗的文章（例見黃宗智，2009a，2009b，2010，2011a，2011b，2012，2013，2015b），試圖通過那樣的研究和視角來理解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整體。如今，更完成並出版了關乎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正義體系的第四卷和農村與農業(yè)的第四卷。兩本第四卷的重點在當前和未來。也發(fā)表了一本關于“非正規(guī)經濟”的當前和未來的專著。它們共同組成我13卷“著作集”中的9卷。
剩下的是關于理論和方法的四卷，逐步從《經驗與理論》（黃宗智2007）到《實踐與理論》（黃宗智2015），再到更寬廣的“實踐社會科學”（黃宗智，待刊1；黃宗智2020a；亦見黃宗智《實踐社會科學系列叢書總序》），而后再到特別突出前瞻性問題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黃宗智2022b）的四卷。在我的理解中，經驗與實踐的不同在，經驗指的僅是事實，而實踐指的則是來自話語和實用的互動而產生的實踐，乃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
這里應該附帶說明，無論是農村和農業(yè)的研究還是法律及其實踐的研究，自己一直都覺得其關鍵在于核心問題本身，而不在于人為的學科或歷史時期／朝代劃分。為了求真，為了解決自己關心的問題，學科和時期的劃分都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解決問題，而問題本身絕對不可能被任何學科或時期所限定。
回顧自己過去六十年的學術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較驚訝的是，感情，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來源和動力，其實比理性的認識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們習慣認為“問題意識”主要來自一個學者的學術或理論修養(yǎng)，而在我的人生經歷之中，它其實更來自感情。而且，心底里感情的驅動，區(qū)別于純粹的思考，也許更強有力、更可能成為個人長期的激勵。當然，其中的關鍵是要從矛盾的感情獲得建設性的動力而不是陷入頹喪。同時，需要把感情上的矛盾配合理性的求真才能從其中找到建設性的學術路徑。當然，這一切都和個人的背景、性格、遭遇等有一定的關聯(lián)，具有較大的偶然性。
同時，我個人的經歷也是一種把自己置于歷史情境之中，認同于人民和國家的歷程。這固然可以提高自己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研究的意義，而適當配合來自不同理論的問題意識，更能夠形成建設性的動力。我一再強調要從不同理論的交鋒點來形成自己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其實最終也是源自上述經歷的一種方法性見解。我之所以要說明這樣的經歷是希望我個人的經歷也許會對處于同樣情境和心態(tài)的人起到一點積極的作用。
最后，我之所以在學術研究中一再強調要拒絕西方形式主義理論邏輯中慣用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習慣（見黃宗智，2015a：“導論”；亦見黃宗智，2022a），顯然也源于自己的經歷，以及自己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認識和認同。全盤西化和全盤中化都是不可持續(xù)的途徑。在兩者之間探尋建設性的動力，根據關乎中國實際的經驗證據，以及演變中的實踐而追求融合與超越，才是我們所應做出的選擇。矛盾，包括深層的情感矛盾，可以成為建設性問題意識和獨立思考的動力。
這里應該補充說明我學術生涯中一系列相當偶然和幸運的巧合。1980年代，我是首批獲準深入到滿鐵在1930年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所調查的華北平原的六個村、和江南地區(qū)華陽橋的四個小自然村莊，去做長期跟蹤調查的學者。尤其是華陽橋，在十年之中總共回訪了這些村莊8次，每次兩個星期。
這樣的機會是一種偶然因素，是我當時通過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提出的特別要求，認為在那樣的調查條件下，才有可能獲得詳實和真正可靠的原始材料的相互確認。同時，也獲準多次進入松江縣和順義縣的兩個縣政府檔案館。之前（1980年），我曾從同一單位獲得資助深入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順天府（特別是寶坻縣的）檔案，查閱、復印了相當數(shù)量的相關檔案，包括訴訟案件檔案，來配合自己的農村研究。
記得在松江調查期間，當時在上海社科院結交的知心朋友徐新吾先生和我相互向對方表示，特別重視我們所共同認同的“一竿子插到底”的研究精神（徐新吾和吳承明一南一北兩位是中國非常優(yōu)越的社會經濟史領域的領軍前輩，吳在解放初期還是工商管理局的領導），徐對中國的棉花和蠶絲生產和銷售都做到非常扎實可靠的獨到發(fā)現(xiàn)。我受惠于他的研究良多。
我正是根據這樣的研究背景來試圖對中國村莊的實際和美國學術界的四大理論傳統(tǒng)如何使用和不使用于中國農村和基層政府做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分別突出其符合實際的方方面面，以及不符合實際的方方面面。
至此，我才真正認識到，現(xiàn)代社會科學真正重要的含義絕不僅僅是所謂的現(xiàn)代理論，而更是其與實際的關聯(lián)。在前現(xiàn)代的學術環(huán)境下，鮮有真正能夠“一竿子插到底”的研究條件。在歷史研究中，多不能區(qū)別“表達”和“實踐”，“理論”和實際運作。一定程度上，區(qū)別兩者，不是僅僅借用所謂的現(xiàn)代理論和其連帶的意識形態(tài)，才是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真正重要含義。在前現(xiàn)代的客觀條件下，比較難做到實地調查和基層檔案研究的條件。
我今天不可能詳細論述相關細節(jié)，謹想采用一個之前沒有用過的方式來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幾本書的核心內容。
二、不同階段中的主要關鍵詞
首先，我從自己進入不惑之年之后的頭兩本書得出的，關于中國實際和西方主要理論間的關系的總體概括，特別可見于1991年《長江》書出版之后發(fā)表的論文《中國研究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xiàn)象》（黃宗智1993[2000、2006、2014d])。該文比較集中地指出，中國鄉(xiāng)村的歷史實際，從西方的主流理論的視角來看的話，是充滿“悖論”的（paradoxical）。原文用“規(guī)范認識危機”來論述其中的幾個重要方面。其后，伴隨后來自己關于中國的正義體系相比西方理論的比較論析，更加上了一系列的同一思路的中文表述。此篇“悖論”論文（和我華北、長江兩書）當時在國內引發(fā)了比較廣泛的討論，由三個主要刊物組織學術會議，并發(fā)表了十多篇系列文章和討論報導。（注釋3）
正因為中國的實際/實踐相對西方理論來說，多是“悖論”的，我在表達一些更具體的論析時，須要一再解釋為何有這樣的看法，因此，陸續(xù)構建了一些扼要、簡化的詞語來表達這些比較獨特的意見，多年來陸陸續(xù)續(xù)積累了不少這樣的新用詞，目的在試圖更精準、清晰、簡約地表達自己發(fā)現(xiàn)的一些經驗實際。
在今天這個場合中，覺得應該試試來做一個簡單扼要的回顧，來讓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思路學生門來比較容易精準地掌握這些概念，并借此根據一些實例來說明這樣的概括。有的學生說不定會從中看到對自己寫作時的一種可能有用手段。
另外，還要說明，從加大退休的2004年 是我一生的重要轉折點。之前，對中國許多現(xiàn)實問題都是僅想而不寫，之后越來越多關心、研究和寫作關于中國的現(xiàn)在和未來的問題，包括創(chuàng)建適用于中國的新型的社會科學。從2005年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職、開課、帶博士生，先是在人大的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而后在法學院。一晃已經過去18年了。這些年是我一輩子寫作最多的階段（“生產率”要起碼一倍于之前），也是我一生學術生涯中最有意義、最愉快的18年，幾乎等于是一個第二個人生。
下面我將自己的學術生涯按照不同的中心關注點來劃分，圍繞每一個主要學術問題來回顧。為了將其比較集中地具體化，特地聚焦于一些自己構建的關鍵詞來討論、轉述。
之所以采用這樣一個講述方法，首先是因為，由于自己一貫集中于中國實際相對西方理論的悖論性，難免會強調一些與學術界的主流思想不一致的想法，特別突出中國的悖論性。根據自己的比較偶然、特殊、幸運的經驗研究機會發(fā)現(xiàn)許多與一般認識不同的實際，常會有一些與現(xiàn)有一般文獻和話語中不同的認識，需要創(chuàng)建或借助新的悖論性的用詞來表達。我覺得可以將我的回顧和總結圍繞這些新用詞及其包含的概括來討論，分開為不同的階段和題目來總結、討論。說不定會給予大家一些更具體和明確的抓手來掌握我這些主要學術思路。茲將自己的演變和這些關鍵詞分為四個不同重點的階段來介紹和論述。
（一）中國農業(yè)與農村史
首先是關于農業(yè)和農村史的研究。一個主要關鍵詞是“沒有發(fā)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這個新詞。我將“發(fā)展”定義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其實際的核心含義。一般是伴隨機械化而來的西方現(xiàn)代式的演變，人們因此常將其等同于“現(xiàn)代的”“發(fā)展”。但是，中國鄉(xiāng)村從明清以來的演變則呈現(xiàn)為“沒有發(fā)展的增長”，即沒有單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演變，僅是單位畝產量的提高。
這和我所用的另一個關鍵詞 “內卷化”involution緊密相關。譬如，明清時期，松江府的農業(yè)大規(guī)模從糧食轉入棉花-紗布的生產，蠶絲次之。前者按畝須要18倍于水稻的勞動投入（180天來植棉、紡紗、織布，相對于水稻的10天），但僅為農戶家庭帶來三四倍于水稻的勞動報酬，遠少于其18倍的勞動投入。那樣的勞動較大部分是來自婦女、老人、乃至于兒童的家庭輔助性勞動。我稱后者為“農業(yè)生產的家庭化”fam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其程度可以視作中國農業(yè)在當時的世界農業(yè)中的一個突出的特點。種桑、養(yǎng)蠶、繅絲性質也基本一樣，它每畝地須要約9倍于水稻的勞動投入，從而同樣獲得僅三四倍于水稻的收入。這樣的內卷化是來自土地相對勞動力的不足，也是“小農”合家組成其家庭生產單位的基本特質。
我們如果據此來比較我研究的松江府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研究的印尼水稻地區(qū)，就能看到，松江要遠比他研究的印尼水稻更高度“內卷化”好幾倍。松江在宋代便已經達到印尼19-20世紀那樣程度的水稻勞動密集度，區(qū)別于旱作物。中國松江府到明清時期大規(guī)模從水稻轉入棉花紗布和蠶絲的生產，則達到比印尼的水稻還要高數(shù)倍的內卷化程度。
再則是我構建的另一個相關用詞：“內卷型商品化” 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此詞針對的是，亞當· 斯密所提出的平等互利雙向貿易乃是現(xiàn)代社會分工和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關鍵動力的理論。在他寫作的18世紀后期，其實是伴隨當時英國的農業(yè)革命（主要由于農業(yè)生產中大規(guī)模增用馬力與工業(yè)革命（機械的使用）同時來臨的演變，乃是城鄉(xiāng)同步的發(fā)展。但是，內卷型商品化與其不同，它主要是內卷化下的相對貧窮農村與相對富裕的城鎮(zhèn)間的不對等交換，輸出遠多于輸入，而且，相當比例來自農民交付的地租，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榨取型交易。它與亞當· 斯密理想化中的城鄉(xiāng)平等交換的情況不同，亦即城鄉(xiāng)的不平等的交易，或許也可以根據他的思路而稱作“畸形的市場”。滿鐵的資料中，有非常詳細的華北和江南兩地農民所購買的商品的資料，證明，農村向城鎮(zhèn)輸出的是幾乎其所有最優(yōu)質的產品，如優(yōu)質細糧、菜、棉、絲、肉等，要遠多于反向由城鎮(zhèn)輸入的產品——后者僅是一般日常使用的廉值油鹽醬醋等，在江南還有小部分的煙酒（華北則沒有），明顯是不對等的交易。與其對照，在18世紀初的英國，（根據大量的遺產記錄而被證明）農村從城市購買的產品包括鏡子、油畫、書籍、鐘表、臺布及銀器等（Weatherill，1993：尤見219-220，表10.2及表10.4；黃宗智2022c），與中國十分不同。這當然和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xiāng)差別直接相關。它頗像近現(xiàn)代的發(fā)達國家與欠發(fā)達國家間的不對等交易，大多由發(fā)達國家占據利潤大頭，一般不會真像斯密提出模式那樣導致共同發(fā)展。（黃宗智2014d [1993]： 第6章）
其后，在改革時期呈現(xiàn)的新變化則是“新農業(yè)” new agriculture——指的是中國改革以來，特別是世紀之交以來，快速興起的高附加值小農戶農業(yè)，特別是1、3、5畝地的拱棚（也包括溫室）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yǎng)結合農場。這樣的”新農業(yè)“如今已經占到總耕地面積的1/3，農業(yè)總產值的2/3。它是伴隨中國人民食物消費轉型而興起的——從傳統(tǒng)的8：1：1的糧食、肉食、蔬果到如今的4：3：3比例，是一個與中國臺灣和香港相似的比例的轉型，是近二十年來中國農業(yè)中的一個主要動向。（黃宗智2016b; 2014c）
再則是“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農業(yè)”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agriculture，它是中國改革以來興起的“新農業(yè)”的要點。它與美國的資本密集型農業(yè)不同，不是以機械化和具有 “規(guī)模經濟效益”大農場為主，而是以“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現(xiàn)代小農經濟為主的生產。國家政策多年來主要關注規(guī)�；r業(yè)的發(fā)展，相對忽視了小農經濟的活力。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以來，我們方才看到對小農經濟 和“新農業(yè)”前所未見的關注。如今被農業(yè)政策人士們稱作“菜籃子”。
最后是中國的“隱性農業(yè)革命”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指的是，被人們由于美國農業(yè)模式的影響而廣泛忽視的中國的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主要動力。它說明的是，正是中國的“現(xiàn)代小農經濟”，而不是規(guī)�；r業(yè)，乃是中國農業(y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關鍵演變。
以上幾個新構建的既具體也抽象的用詞比較集中地表達、總結了我這些年關于中國農業(yè)所得出的一些想法，集中于這些新創(chuàng)建的用詞，也許會使大家更容易掌握其實際和理論含義。
大家可以看到，以上的這幾個關鍵詞是緊密相互關聯(lián)的。正由于中國的人多地少基本國情，土地相對稀缺、昂貴，人力相對眾多、便宜，使中國農業(yè)盡量在每畝地上投入最多的勞動力，使用最少的土地。而美國，由于其相反的“新大陸”“地廣人稀”基本國情，則會在每畝地上投入最少的勞動力，最多的土地和機械。正因為如此，美國農業(yè)少見“內卷化”，多見使用機械來減少人力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兩地的基本不同。進入現(xiàn)代，美國農業(yè)投入越來越多的機械動力，并將其自身的農業(yè)發(fā)展經驗表達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通過“規(guī)模經濟效益”的理論來表達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而中國則只能繼續(xù)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的農業(yè)。
在前現(xiàn)代時期，中國農業(yè)的商業(yè)化多是“內卷型商業(yè)化”，是一種生存推動的商業(yè)化，是城鄉(xiāng)不對等的商業(yè)化，是一種“畸形市場”的商業(yè)化，和西方相對比較平等的城鄉(xiāng)貿易不同。正因為如此，中國農業(yè)的出路不可能像美國一樣集中于“規(guī)模經濟效益”，中國的“小農經濟”也不可能在短期中便消失。中國國家農業(yè)政策直到最近幾年方才跳出了之前的狹窄的“規(guī)模經濟效益”美國模式視角，看到了“小農經濟”的關鍵性。大家如果能夠清楚、精準掌握這些關鍵詞，便能夠基本掌握我小農經濟研究的核心內容，也能看到為什么中國眼前的主要農業(yè)發(fā)展方向乃是中國的小農經濟“新農業(yè)”，而不可能簡單是規(guī)�；蜋C械化的美國式農業(yè)。正因為如此，我特別反對將中國農民翻譯為英語的“農場主”farmer，將中國農民等同于美國的農場主，但中國自身的英語報刊都已經完全這么做了，忽視、掩蓋了中國的基本實際。
（二）關于中國正義體系的新詞
我的第二個研究主題是中國正義體系的實際運作，也同樣帶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新構建的關鍵詞。首先是“實用道德主義”practical moralism。它是中國法律（中華法系）歷來所展示的主導思想，特別清晰地展示于《大清律例》。“律”所表達的是一種道德理念——譬如，父母在，不可分家。而“例”所表達的是在那樣的理念之下的司法實際：實際上，住在一起的兄弟妯娌間常常會鬧矛盾，法律鑒于實際，進而用例條來修改了律，說明，如果父母親允許，則可以分家。它所展示的不是西方形式主義法律之要求法律在形式邏輯層面上的前后一貫統(tǒng)一，而是在實踐層面上的實用考量與道德理念上的并存與二元合一。(黃宗智2014d [1993、2006])
與西方形式主義法理不同，它展示的邏輯內涵是“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合起來又是另一回事�！边@是“中華法系”相對西方形式主義法學的一個關鍵“悖論”點。
“表達與實踐”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的二元互動合一是它的基本結構，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儒法合一”的法律和法理框架，允許兩者的并存、互動、合一，與西方法律要求的，源自歐幾里得幾何學似的形式化邏輯統(tǒng)一，十分不同， 尤其是相對美國的主流“古典正統(tǒng)”classical orthodoxy法學傳統(tǒng)來說如此。它要求從幾個“定義”和“設定”出發(fā)，憑演繹而得出一系列的完全整合的類似于歐幾里得的數(shù)學化“定理”，不允許不同的“邏輯”的體系，不允許表達與實踐的二元分別而又合一。
那就和美國形式主義“古典正統(tǒng)”所要求的法律必須在在邏輯上完全整合的法律體系十分不同。雖然，實際上美國法律在實際運作層面上，一直都是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結合體：最具體地體現(xiàn)于其最高法院之“古典正統(tǒng)”和實用主義兩派的長期拉鋸不休。也就是說，從文本層面上來說，中美法律是十分不同的，但在實踐層面上，卻吊詭地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黃宗智2007；黃宗智2014: 第8章)
在雙方不同的正義體系中，中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非正式調解”informal mediation所起的作用。這是個可以追溯到中國儒法互動合一、道德理念和法家的正規(guī)制度與司法的二元合一實用道德主義正義體系。即便今天，其非正式調解占比在中華法系傳統(tǒng)中，包括日本與韓國源自中華法系的正義體系，達到所有糾紛中的一半或更多，和一般西方正義體系中的僅僅幾個百分點十分不同。（黃宗智，2016a）
美國的所謂的非訴訟糾紛解決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只是一個相應訴訟費用膨脹而興起的權宜做法，沒有像中國那樣的深厚社區(qū)調解傳統(tǒng)和儒家的“和”道德理念傳統(tǒng)支撐的做法。具體來說，在中國長期以來，村莊內部出現(xiàn)糾紛時，一般都由村莊社區(qū)公認的威望人士出面來調解，最終由糾紛當事人雙方“見面賠禮”，來解決糾紛。滿鐵材料在這方面有非常詳細的證據。這是和中國長期以來在儒家道德理念下，與緊密聚居的自然村緊密相關的一種正義體系。在美國平均2700畝的農場，相互據離幾公里的農場，根本不可能形成中國這樣的緊密聚居的自然村。（同上）
再則是我稱作“半正式調解”semiformal mediation，即，在非正式調解失敗后，一方告上縣衙門，而村莊的威望人士，由于矛盾鬧大了，會再次出面加勁調解。同時，當事各方會考慮到官府對之后的訴狀、呈詞等做出的一系列的初步批示：譬如，表示懷疑訴狀所呈是否屬實；或對其中一方的訓誡；或建議某一方應該考慮退讓等。在那樣的情況下，當事人和社區(qū)調界人士會重新考慮，常會因此成功達成半正式調解。它幾乎等于是一種衙門與民間互動對話、商議的半正式半非正式調解。這樣的半正式調解在中國正義體系的糾紛解決中，占到所有糾紛中的不止三分之一，和非正式調解一樣，是中華法系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其村莊社區(qū)的基本特色之一。（同上）
我稱作“第三領域”third sphere的是“半正式調解”運作的領域，在中華法系中處于衙門正式正義體系和自然村非正式調解體系之間，是產生于兩者之間的互動和對話所組成的中間地帶。在第三領域中，衙門一般會優(yōu)先接納社區(qū)內部的糾紛調解，而不是縣衙自身主持的審判或調解。這種第三領域的再次調解所解決的糾紛占到所有糾紛中的約三分之一，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上；亦見黃宗智2014e[1993、2006]）
這樣的非正式調解和半正式的第三領域調解在西方法律中都比較罕見。在中國的正義體系中，它們處理了所有糾紛之中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而在西方，調解處理的爭執(zhí)才占到糾紛總數(shù)約幾個百分點。以上的不同說明的是，中國廣義的正義體系與西方的法律制度的基本不同。它是中華法系的一個基本特色，也是受其深層影響的日本和韓國——同樣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的一個基本特色。 迄今仍然如此。
“集權的簡約治理”centralized minimalism和以上說的現(xiàn)象是直接相關的。所指的是，在高度集中的皇權之下，中國的正義體系仍然傾向盡可能簡約的治理。一是因為內卷型的農業(yè)賦稅收入有限；一是因為皇權有意識地要將治理體系簡化，因為皇帝高度依賴官員們對自己的忠誠，每多隔離中央一層，便會對中央帶來多一層的離心憂慮。它和西方的低度中央集權和高度基層滲透的模式十分不同。它是中國治理體系中長期以來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見于中國當代的鄉(xiāng)村。（黃宗智2008）
最后是“實踐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這是關于表達和實踐二元的關聯(lián)的思考。首先是需要區(qū)別兩者。人們多僅關注表達的單一層面，忽視實踐。但實際上，正如其正義體系那樣，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都傾向將兩者視作一個互動合一的體系，即“說的是一回事一，做的是一回事，合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需要同時認識到這三維才能真正認識中國的正義體系及其實際運作。我們如果像一般學術那樣，老在表達/話語層面打滾、爭執(zhí)，便看不到其真正的運作。我們需要同時看到其表達和實踐層面才能真正認識到其真實實際。在表達和實踐二元之間，實踐才是真正不容易認識到和掌握的層面。所以，長期以來，我一直提倡要將我們研究的視角顛倒過來，亦即“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為此，一直提倡要采用“實踐社會科學”的研究進路。
“實踐社會科學”這個比較特殊的關鍵詞可以被視作我關于中國法律史的實際運作的主要認識，既表達它與西方的主流形式主義法學體系在邏輯上的不同，也說明了中國的正義體系的實際運作相比西方的一系列不同。
我們也可以說，長期以來，中國的正義體系一直都是一個結合溫柔的儒家“仁治”和嚴厲的法家法治，儒家的道德理念和法家的嚴峻法治的二元合一體系，和西方以單一面化的演繹邏輯為主的傳統(tǒng)十分不同。它也同時容納抽象的道德理念和實用的實際運作雙維，和西方要求法律體系整體在演繹邏輯上統(tǒng)一，包括必分對錯的做法十分不同。同時，它還容納了高度集權的皇帝統(tǒng)治，以及高度簡約的地方施政（既節(jié)省開銷也免去層級眾多行政體系所附帶的離心威脅），和現(xiàn)代西方的相對低度中央集權的民主統(tǒng)治與相對高度基層滲透力的統(tǒng)治十分不同。中華法系在正式治理之外的非正式治理和半正式治理，以及正式和非正式互動合一的“第三領域”，都是西方法律和治理體系中比較罕見的。我們決不可將兩者間的互動簡單視作現(xiàn)代與非現(xiàn)代之間的不同，須要將其視作具有不同邏輯和功能的廣義正義體系。其間，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體，而是可以相互借鑒和補充的二元合一體。
（三）從悖論經驗到實踐過程
看到中國實際相對西方理論的悖論性，其實連帶還有兩大意涵。一是還看到西方自身相對其理論/話語的悖論性。我們一旦看到西方主流形式主義普適理論相當普遍并不適用于認識中國的實際/實踐，還會看到，其實西方的主流學術理論也并不完全適用于認識西方自身的實際/實踐。如今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占到主流地位，乃至于霸權地位，但從實際、實踐角度來觀察，它其實是一個片面化的虛構，譬如，將市場經濟建構為全是平等互利的交換，全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最終動力。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它也是一個掩蓋了其帝國主義侵略丑惡面的虛構。
在亞當· 斯密構建其理論的18世紀后期的英國，由于當時的歷史性耦合——農業(yè)革命和新工業(yè)革命在英國的偶然同時呈現(xiàn)、結合，導致一定程度的城鄉(xiāng)雙向貿易的興起，給予了他的建構一定程度的實然性。但是，上面已經提到，那樣的平等雙向互利并沒有在中國發(fā)生。實際上僅出現(xiàn)了城鄉(xiāng)不平等的貿易，主要由農村為城鎮(zhèn)提供優(yōu)質農產品，反向的輸入農村的城鎮(zhèn)物品極少，絕對是不對等的交易。從斯密的建構來看的話，乃是一種可以稱作“畸形的市場經濟”，并不符合他形式化理論所建構的理想類型的市場經濟。進入19世紀，我們看到的更是大英帝國相對后發(fā)展國家（“第三世界”）更為畸形的交易，包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生產鴉片，而將其偷運進入中國，憑其來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物品，進而憑軍事侵入和不平等條約來將那樣所謂的“平等”貿易強加于中國。完全說不上什么平等互利。
我1960年19歲在華盛頓大學開始讀研究生時，有兩本費正清的學生的專著是我們當時必讀的典范：一本是徐中約Immanuel Hsu的，將總理衙門的建立論析為“中國之進入國際大家庭”（Hsu, 1960），另一本是張馨保Hsin-pao Chang 的專著（Chang 1964），將鴉片戰(zhàn)爭的起源最終論析為“中西文明間的文化沖突”。當時的我對此想不清楚，只知道不對勁；后來才清楚認識到，在19世紀中葉，只有馬克思將鴉片戰(zhàn)爭的丑惡面論析得一清二楚。這些是我們要認識到的歷史實際。它說明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實際的另一面。我們絕不可完全接納主流形式化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虛構。
正因為如此，我沿著自己之前的中國實際相對西方主流理論的悖論性的認識思路，提倡創(chuàng)建新型的“實踐社會科學”的研究進路：即，我們要從經驗/實際/實踐出發(fā)，而不是西方單一面化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出發(fā)，來認識，不僅是中國，更是西方本身，由此來建立新型的、符合實際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和理論。
與此相關的是另一關鍵詞，畸形貿易lopsided trade。那是針對斯密所建構的理想化的交易，認為市場交易只可能給貿易雙方都帶來利益。模式化地來說，如果甲地能夠憑借其資源稟賦以更便宜的價格生產甲產品，而乙地則能夠更便宜地生產乙產品，兩地交換，顯然對雙方都有利。在斯密看來，正是那樣的交易，能夠共同推進兩地的社會分工，籍此推動高經濟效率和發(fā)展。但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并不是那樣的平等互利貿易，而是不平等的貿易、畸形的貿易，亦即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剝削。那是馬克思所明確指出的歷史實際，與斯密的理想化建構不相符。在中國的“三大差別”下的不平等的城鄉(xiāng)貿易，基本性質也是提取、榨取多于互利。
我最近的《市場主義批判》一文（黃宗智2022c），比較系統(tǒng)地回顧了有史以來的各種不同的貿易，包括中國的“內卷型商品化”, 中國城鄉(xiāng)間的 “畸形市場”，以及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不平等貿易”等。我們需要區(qū)別被斯密建構、單一面化的平等互利貿易和歷史中的實際貿易。如今，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zhàn)略決策中，中國已經比較明確地劃分真正的平等互利貿易，以及被形式主義虛構的偽裝平等互利貿易。(黃宗智2020b)
我之所以提倡“從實踐出發(fā)“的歷史研究為的正是要破除形式主義經濟學的片面虛構，籍此來認識歷史實際，擺脫被片面化的理論虛構所左右的不符實際認識。
（四）建立帶有前瞻性道德理念的理論和社會科學
更有進者，從實踐出發(fā)的研究固然更貼近歷史真實，更能夠擺脫形式主義理論虛構束縛的學術研究，但是，作為國家決策的引導，西方的另類理論實質主義、實用主義和實踐主義多缺乏明確的前瞻性。這是它們的一個普遍弱點。它們大多限于對前現(xiàn)代的論析，突出其運作實際，但大多不帶有明確的另類前瞻性的視野，不像形式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那樣總攬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在前瞻性方面，首先，大家會聯(lián)想到上面已經總結了的關于中華法系的“實用道德主義”核心傳統(tǒng)，突出在實用考量之外，需要有崇高的道德理念來作為認識上的指導性理念，道德與實用的二元合一，才能給予實質主義、實用主義、實踐主義在前瞻方面的不足。（黃宗智2020a）
其中關鍵在道德化的理念。其實，在這方面中西文明實際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這里僅舉一例，即康德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康德不像庸俗、狹窄的西方形式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那樣，僅憑簡單的形式主義化的虛構將人簡單化、片面化為逐利的“理性經濟人”。由那樣的虛構出發(fā)，制訂了其必定會導致資源最佳配置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使其成為“主流”的英美經濟學理論，將其單一面的虛構等同于“科學”，將其建構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借此來進行無限的私人和國家逐利。並且，將其建構為理性的定理，最佳資源配置的定理，經濟發(fā)展的不可或缺前提條件。實際上則是單一面化的掩蓋另一面的實際的意識形態(tài)化虛構。
我們可以將其與康德的符合實際的哲學，啟蒙時代的真正思想精髓來相比。首先，康德區(qū)分“純理性“和”實用理性“，將“實用理性”設定為 “理性”所不可或缺的維度，處于純理性和實踐之間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籍此，才可能真正貼近真實世界，連接理念與實踐。對他來說，主導實踐理性的應該是他提出的關于實踐理性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即，“你要僅僅按照你同時也能夠愿意它成為一條普遍法則的那個準則去行動”。（這是鄧曉芒的翻譯——鄧曉芒，2009：6。）也就是說，在行動時，你要確定你自己的選擇是你愿意它也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那樣的法則。
這是一個貼近中國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規(guī)則”的“仁”道德理念。當然，也貼近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綱領。
這些中國的儒家思想傳統(tǒng)、以及中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實際上和康德的“絕對命令”是共通的。它不會簡單依賴片面化的形式主義理論的虛構，而是關心到實際運作中的道德理念的實踐。正是那樣的道德理念，給予了中國前瞻愿想長期的延續(xù)性，也是可以借此彌補實用主義、實踐主義、實質主義所缺乏的前瞻性道德理念。也是其與康德的絕對命令的共通理念。
實際上，“中華法系”中的“儒法合一”便展示了這種結合儒家溫和的前瞻性道德理念（“仁治”）和法家的嚴厲執(zhí)法，以及高度道德化的非正式和半正式司法與主要關注定刑的法典化的“律例”的總體構想。如今，中國已經大規(guī)模引進了西方的必分對錯，高度演繹邏輯化法律，但是，我們可以從其正義體系中的非正式和半正式部分，也從其正式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中，看到原來儒家理念的影響，以及傳統(tǒng)的“實用道德主義”的傳承，乃至于這里說的“前瞻性道德理念”的傳承。未來的新型“中華法系”應該會是、將會是一個中西合一的新型正義體系，不會是簡單的全盤西化或簡單的本土資源化。
大家可以看到，這里的一些主要關鍵詞是與上面提到的“實用道德主義”（以及儒法合一）相互關聯(lián)的，也是寬廣的，納入了巨大的“非正式”和“半正式”（“第三領域”）維度的寬廣正義體系連貫的，而不僅僅是相對狹窄的“法律制度”。這是帶有“前瞻性”道德理念的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正義體系”的走向，也是其之與西方法律體系的不同。它將是一個結合中西的體系。
（五）從二元對立dualistic opposition到二元合一dyadic unity
最后，在我最新的一篇文章中（黃宗智，2022a），特別指出中國長期以來的二元互動合一宇宙觀其實非常適合今天的需要。西方由于其長期以來在理論層面上一直偏重歐幾里得幾何學所代表的演繹邏輯思維——從幾個給定的定義和前提出發(fā)，憑借演繹而得出在那樣的世界中無可懷疑的真實的虛構，特別適合無機的機械世界中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科學觀”，也導致了人們普遍使用“現(xiàn)代”一詞的表達的話語世界。但中國文化則一直偏重有機世界和生命科學中的二元互動合一宇宙觀。
我這篇新作專門論述中西在這方面的至為關鍵的不同。我本想今天在這里講我這些新的思路，但后來覺得題目有點過度抽象和專業(yè)化了，不完全適合這個場合的聽眾，最終改為這篇為其作出鋪墊的文章，借此機會來將其形成的背景，和其所使用的一些關鍵詞來作為新作《從二元對立到二元結合：建立新型的實踐政治經濟學》文的鋪墊和介紹。這里僅提一下幾個新構建的關鍵詞來略為表達其內容：
有機與無機宇宙觀organic vs. inorganic worldview：
二元合一而非對立的思維dyadic unity vs. dualistic opposition：
醫(yī)學思維 medical sciences approach：
現(xiàn)代小農經濟modern peasant economy：
實踐中的二元合一dyadic unity of practice：
實踐政治經濟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actice：
以上是我學術生涯的簡短回顧，突出了一些主要轉折點，并借助關于自己杜撰的一些關鍵詞來突出其核心內容和框架。當然，這是一個還在繼續(xù)探索的過程。自己希望，將來說不定還會在過去寫的十五年、五十年、和現(xiàn)在的六十年的回顧之上，講、寫一個七十年的回顧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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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智，2013，《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勞動法規(guī)的歷史演變與當前的非正規(guī)經濟》，載《開放時代》第5期，第56—73頁。
黃宗智，2012，《國營公司與中國發(fā)展經驗：“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載《開放時代》第9期，第8—33頁。
黃宗智，2011a，《重慶：“第三只手”推動的公平發(fā)展？》，載《開放時代》第9期，第6—32頁。
黃宗智，2011b，《中國的現(xiàn)代家庭：來自經濟史和法律史的視角》，載《開放時代》第5期，第82—105頁。
黃宗智，2010，《中國發(fā)展經驗的理論與實用含義——非正規(guī)經濟實踐》，載《開放時代》第10期，第134—158頁。
黃宗智，2009a，《改革中的國家體制：經濟奇跡和社會危機的同一根源》，載《開放時代》第4期，第75—82頁。
黃宗智，2009b，《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guī)經濟：現(xiàn)實與理論》，載《開放時代》第2期，第51—73頁。
黃宗智，2008，《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2期：第10-29頁。
黃宗智，2007a，：《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07，《中國法律的現(xiàn)代性？》，載《清華法學》第10輯，67-88頁。亦見黃宗智，2014g，第8章。
黃宗智，1993 （2006，2014）《中國研究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xiàn)象》[英文原版1991]，文章前半部分以《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xiàn)象與當前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為標題首先發(fā)表于《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42-60頁。其后全文以原標題為題，作為《后記》納入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華書局，2000 [2006，2009，2014]。
黃宗智，無日期，《實踐社會科學系列叢書總序》，https://lishiyushehui.cn/book/category/81
Chang, Hsin-pao張馨保. 1964.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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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文所討論的新建關鍵詞
一、農業(yè)
“沒有發(fā)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內卷化”involution
“農業(yè)生產的家庭化”fam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內卷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
“不平等的交易”unequal trade; “畸形的市場”lopsided market
“新農業(yè)” new agriculture
“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農業(yè)”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agriculture
“隱性農業(yè)革命”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二、正義體系：
“實用道德主義”practical moralism
“非正式調解”informal mediation
“半正式調解”semiformal mediation
“第三領域” third sphere
“集權的簡約治理”centralized minimalism
“實踐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
三、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
“不平等的貿易”unequal trade
“畸形的貿易”lopsided trade
“前瞻性道德理念”prospective moral vision
四、從二元對立到二元合一的思維方式
“有機與無機宇宙觀”organic and inorganic worldview
“醫(yī)學思維”medical sciences approach
“二元合一而非對立”dyadic unity and not dualistic opposition
“現(xiàn)代小農經濟”modern peasant economy
“實踐中的二元合一”dyadic unity in practice
注釋1.愛新覺羅氏奕、溥、毓、恒輩的“毓”字輩“王爺”，俗姓“劉”。
注釋2.這是我對英語“paradoxical”一詞的翻譯，特別指一對對（從西方理論看來乃是）不可并存的矛盾現(xiàn)象，但在中國歷史經驗中則是并存和真實的，例如：沒有發(fā)展的商品化、沒有發(fā)展的增長、沒有城鎮(zhèn)化的工業(yè)化等
注釋3.《史學理論研究》最先以《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xiàn)象與當前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為標題發(fā)表了拙文的前半部分，刪去了對1949年以來研究的討論，因為編輯認為那部分政治上太敏感（1993年第1期，頁42-64）。在接下來的五期中，《史學理論研究》連載了一系列關于這篇文章以及華北農村和長江三角洲農村兩本書的討論。一開始是由四位學者對拙作的簡短評論（1993年第2期，頁93-102），接著是一篇論文（1993年第3期，頁151-55），再接著是關于針對拙作召開的兩次會議的報告，一次是由《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發(fā)起的，主題為“黃宗智經濟史研究之評議”（《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4期，頁95-105），一次是由《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和《中國經濟史研究》三個雜志聯(lián)合召開的，主題為“黃宗智學術研究座談會”（《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1期，頁124-34）。這一系列討論終結于以“黃宗智學術研究討論”為主題的六篇文章（《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頁86-110）�！吨袊洕费芯俊芬矆蟮懒藘纱螘h的議程（1993年第4期，頁140-42；1994年第1期，頁1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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