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刊說明：
2012 年農歷正月寫于家中的這篇文字，屬自傳體裁。原網(wǎng)絡發(fā)表標題為《歷經(jīng)半個世紀云煙，追憶農村往事》，部分內容于 2015 年編入江西省撫州市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人民公社》一書，同年全文收錄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檔案庫》網(wǎng)刊《民間歷史》。本次重刊未改動正文內容，僅訂正部分錯漏并增補小標題。全文分三至五期推送。
—— 李昌金 2025 年春于江西
龍年，十二年一輪回。
龍年的正月，我沒有像往年那樣天天去親朋好友家拜年喝酒，而是一個人待在家里，靜靜地聆聽世界上最悠揚、最具慈悲感的佛教音樂 —— 尤其是女聲佛樂，旋律優(yōu)美，一聽便覺身心清涼。一段佛音，將我的思緒拉回童年，回想起過往走過的路……
一、鄉(xiāng)土童年紀事：貧寒歲月里的生存記憶與成長烙印
我出生在貧寒的農村家庭，家族世代務農，并無一人在朝為官。老家位于鳳岡鎮(zhèn)馬停橋村王家村小組，王家村共有三個自然村，我家單獨住在其中一個自然村。這里離縣城不過兩三公里，早年稱鳳岡公社，后經(jīng)地名普查改為城南鄉(xiāng)，前些年 “撤鄉(xiāng)并鎮(zhèn)” 風潮中，城南鄉(xiāng)、譚坊鄉(xiāng)合并到鳳岡鎮(zhèn)。我的母親性情剛烈、疾惡如仇，脾氣暴戾且潑辣厲害；父親則性格懦弱、逆來順受，只知埋頭勞作。母親一生育有十個孩子，僅存活七個 —— 另外三個或夭折或餓死。我排行老四，于 1962 年冬天的一個凌晨來到人世，上有兩兄一姐，下有兩弟一妹。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三年自然災害交織的歲月里，既要與天災抗衡，又要在政治運動中周旋，拉扯九口之家談何容易！那時期，哪家沒有一本血淚交織的苦難史？饑餓、屈辱、煎熬與掙扎刻骨銘心，經(jīng)歷過的人畢生難忘。這對如今的 “80 后”“90 后” 而言，簡直難以想象。母親曾說，人民公社食堂時期，每人每天僅幾兩口糧。一日，母親領回全家的飯食，大哥實在餓得難忍，竟偷拿了幾人份躲到菜園里吃光，被母親發(fā)現(xiàn)后打得半死。父親曾在養(yǎng)豬廠做工，偶爾偷些豬飼料帶回家給孩子們充饑。好在我出生后，農村極左政策已有所調整，集體食堂解散，基本告別餓肚子的日子。但不餓肚子并不等于天天有大米飯吃，吃紅薯渣、吃紅花草算是好的了，我家就經(jīng)常吃這些東西。
蕎麥糍是那年月最好吃的東西之一，聽母親講，還是在吃集體食堂的時候，一個村民由于平時餓得太狠了，一次集體加餐吃蕎麥糍，吃太多了，結果給撐死了。后來政策也準許農民養(yǎng)豬，但養(yǎng)豬主要是為了完成征購任務，記得每戶一年至少上交一頭毛豬。豬肉只有過年自家殺豬時有吃，平常過時節(jié)生產(chǎn)隊會統(tǒng)一殺一兩頭豬，每家能分到一點，其他時間基本上就見不到肉影子。所以小時候特別盼望過年過節(jié)，因為只有在那時才有肉吃。
光吃飽肚子沒錢用也不行。我就親眼看到過幾次母親偷偷摸摸，把家里的紅薯粉、大米等賣給附近國營良種場的職工，若被發(fā)現(xiàn)是要挨批斗的。我曾親眼目睹生產(chǎn)隊里批斗 “地富反壞右” 的情景：把吃飯用的瓷碗殘片再打碎，然后放在長凳上，再叫被批斗的人跪在上面，那慘狀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
文革初期，我也曾到縣城開批斗大會的現(xiàn)場，開會地點在縣城廣場（現(xiàn)老城南鄉(xiāng)政府附近的天主教堂那里），那些戴高帽、涂黑臉的 “牛鬼蛇神” 被從各處押解至此，印象中批斗大會人山人海、聲勢震天。記得在讀小學時參加過紅小兵監(jiān)督 “地富反壞右” 勞動，他們在前面扛竹子，我們四五個小孩就在后面用竹條時不時抽打，催趕他們快走…… 如今想來，真是造孽！
在那窮困和缺醫(yī)少藥的年代，家人平安不生病還好，一生病麻煩就大了。小病還好，通常吃點自己弄的草藥，最多的還是 “漆火”—— 以燈芯草蘸茶油點燃，灼燒穴位。我小時體弱，經(jīng)�；集懠玻赣H又特別擅長 “漆火” 功夫，所以一得病總是要用 “漆火” 這一招，疼痛鉆心，真是難受，所以每漆一次火都要痛哭得一塌糊涂。這是小病，還得過幾次大病住醫(yī)院：一次是火燒大腿。那時家里窮，穿破棉褲，掉出來的棉絮挨著腳下 “竹火籠”，結果點燃了棉褲，由于怕母親知道后挨打，于是躲到另一間屋里，結果越燒越大，整個大腿皮燒掉了，只能住進醫(yī)院，至今腿上仍留大塊疤痕；一次因肚里蛔蟲泛濫，住院服藥打針后排出大量蟲體；還有一次頭部生癰癤，腫大流膿，不得不手術引流。幾次住院都在縣醫(yī)院，醫(yī)院住院部很簡陋，就是兩層樓的木結構房子（三十年后，那里曾一度成為我的宿舍，因為我愛人在縣醫(yī)院工作，單職工分不到房子，只能住那個由舊住院部改成的單位職工宿舍，在那里住了好幾年）。
聽母親說，有幾次大冬天，冰天雪地，我們姊妹中有得急病的，鄉(xiāng)下沒醫(yī)生，母親就背上孩子，荷包裝滿谷殼，路上尤其是橋上結冰，容易打滑，母親就把口袋的谷殼撒在地上，然后爬過去，以免打滑跌倒。由于家庭貧窮和缺醫(yī)少藥等原因，我姊妹當中還是有三個因病夭折。我父親也是身體很不好，加上長期勞累，老是生病，尤其是有幾年患了嚴重的風濕關節(jié)炎，經(jīng)常臥病在床，不能參加集體勞動。由于父母勞動力不強，生病不出工又沒有工分，加之人多吃飯，所以那些年生產(chǎn)隊年終搞分配時，我家總要做超支戶。那年月做超支戶不是件很光彩的事，總有在生產(chǎn)隊眾人面前抬不起頭的感覺。
母親雖目不識丁，卻以強悍個性撐起全家，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操持。她很會做人，在外人緣也不錯，也很大氣，經(jīng)常請大隊生產(chǎn)隊干部來家里吃飯。但要維持一個近十口之家，而且家運又不濟，不是天災就是人禍，巨大的生活壓力使本來就脾氣暴戾、性情剛烈的她，脾氣更壞了，甚至我覺得她有某種心理變態(tài)。于是，我們幾個姊妹就成了她的出氣、減壓的工具。在我印象中，幾乎沒有幾天平靜的日子，稍不如意就要被打罵，當然，很多時候也是因為我們幾姊妹做了 “壞事”，打得厲害的時候，腳上、身上的肉都要粘下來。再有就是被打時往外跑，不敢回家吃住，就在外過夜，柴間里、馬路涵洞里、田里稻草堆里常是我們幾姊妹過夜的地方。
因為家里窮，除了大米飯，其他副食品及瓜果幾乎什么也沒有，看到別人吃西瓜、包子、面包，那被饞得真叫難過，實在難過，為解饞有時就把別人吃剩丟掉的西瓜皮撿起來吃。記得有一次，被糖包子饞得難過，就一個人從家里偷點米，然后偷偷摸摸跑到街上，排很長的隊用大米兌換了幾個糖包子吃，那味道真叫香啊，一輩子也忘不了。還經(jīng)常到別人菜地里偷點黃瓜、紅薯、花生之類的，但要是被發(fā)現(xiàn)告到父母那里，總少不了一次打罵，然后就是到外面過幾夜。
沒錢買鞋，我小時就是自己動手，用板子做鞋子，農村叫 “喀鞋”。冬天就光著腳穿一雙自己做的 “喀鞋” 坐在桌上看書。此外，就是我們幾姊妹窮則思變，開動腦筋想辦法通過勞動賺點錢。如打蛇，打來蛇把膽剝出來賣錢（記得一次賣得 1.3 元、一次賣得 4.12 元），那時不懂吃蛇肉，蛇肉一般丟掉；另一個辦法就是到馬路邊等無主的樹木上采摘桐子、苜子或山上采摘黃梔子、橡子、草藥等到縣城國營藥店去賣錢；還有就是撿一些廢銅爛鐵賣，有一次去附近的國營良種場弄一個燈頭上的銅器賣錢，不知道有電，結果手心被電打燒爛了，打昏掉在地上半天才醒來，那次差點被電打死了，回到家里也不敢說，否則又要挨打。我們用這些賣得的幾十塊錢買雨鞋、圖書、學習用品等，還有交學費等。
父母窮了一輩子、苦了一輩子，可以說沒過幾天的舒心日子，也沒有享幾天的福，七個孩子要長大、要讀書、要娶媳婦…… 父母都會吸煙喝酒，但哪有錢買煙酒，酒多是自家做的米酒或稻谷吊的酒，抽的煙主要是自己種的黃煙，再就是我們幾姊妹到國營良種場撿一些別人丟掉的煙頭，拿回來給他們抽（國營縣良種場離我家僅 200 米，場里經(jīng)常有縣上來人，都是吃好煙，還有西瓜等水果招待。國營良種場的領導和職工與我家所在的生產(chǎn)隊農民的生活境遇完全不在一個層次）。等我們兒女差不多都長大了，他們卻由于長期勞累，積勞成疾得了各種慢性病相繼離世 —— 母親 58 歲因心臟病去世，父親 64 歲因腦溢血身故。我們幾姊妹都沒盡到孝心，沒有報答他們的養(yǎng)育之恩，每每念及，愧疚難平。
我的小學是在家門口上的，小學是由生產(chǎn)隊和國營良種場合辦，好像是各出一個老師，沒有正規(guī)的老師，一個是國營良種場職工，一個是生產(chǎn)隊知青，兩個班合一間教室，一個老師教幾個年級，也沒有什么教材，感覺什么也沒學到。大概三年級時，不記得什么原因，我沒去讀書，在家放了幾年牛，后來由于父母嫌我在外放牛老是 “生災闖禍”，經(jīng)常有人到家里告狀，于是父母不準我再放牛，用竹條逼著我又去讀書。
讀到四五年級，大概十三、十四歲開始，每放寒暑假還有農忙假（一個月），都要到生產(chǎn)隊參加勞動賺工分，一直到初中畢業(yè)。按當時生產(chǎn)隊規(guī)定，剛參加集體勞動的人每天工分都是三分（大概值三毛錢左右），當然，“打夜著”（晚上勞動兩三個小時）可以加點分。還有割禾是按收割稻谷數(shù)量計分，冬季挑土平整農田也是按重量計分。拿三分的小孩和拿十分的大人在一起勞動是很吃虧的，勞動量少不了多少，挑谷大人一擔，我也是一擔，只是谷籮小一點，栽禾也是一排壓著栽過去，只是比大人少幾行禾，但工分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一。還是小孩的我，身體尚在發(fā)育階段，卻幾乎要承擔大人一樣的勞動量，怎么吃得消啊，挑谷一擔一百二十多斤擔子壓身上，沒辦法只有咬緊牙關忍著。栽禾割禾一連幾小時，連起身的機會都很少，腰都快要斷了…… 回到學校，還是要參加勞動，那時學校搞勤工儉學，學校有田，要種水稻，每個學生都有 “割青”、“燒火土灰” 的指標任務必須完成。
我的初中是在生產(chǎn)大隊上的，而且是首辦初中，同樣沒有正規(guī)的老師，也是由下鄉(xiāng)知青擔任，也沒有教材，化學、物理課沒有開，語文多是用報紙當教材，都是一些 “批林批孔”等時事政治 之類的文章。我剛上初中時寫的一篇作文《松不老》（模仿小說里的一些描述，寫一個我參加生產(chǎn)隊勞動接觸較多的老農），竟然被語文老師當成范文，拿來給班上學生講課。數(shù)學是學習農業(yè)實用知識，什么農田基本建設測量之類。
我的一點語文水平，全憑看了幾部那個年代的小說，記得有《較量》（階級斗爭題材），《銅墻鐵壁》（戰(zhàn)爭題材），還有手抄本《孤墳鬼影》、《第二次握手》等，還有就是聽廣播。小學初中什么也沒有學到，連最簡單的分數(shù)、拼音都不會，不過學校的文藝活動倒是挺豐富的，每年 “六一” 兒童節(jié)什么的都要表演節(jié)目，記得自己演得最多的是 “三句半”，內容多是與當時政治有關的內容。還有那時集會很多，記得我第一次登臺發(fā)言，緊張得快暈過去。還有集會總要喊口號，一般是由我領口號，什么 “打倒走資派”、“打倒四人幫”、“擁護華主席”…… 等等。那時候寫文章開頭總少不了幾個 “下”，在毛主席或華主席、黨中央英明領導下、在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派大好形勢下……
我的童年，不知道撒嬌是什么滋味，沒有體會到多少父愛、母愛，也沒有感受到多少家庭的溫暖，基本上是在打罵中、在寂寞中成長…… 那些對健康人格的形成至關重要的東西，我沒有得到，這就注定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或多或少要遇到一些心理問題，進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童年的快樂，一是和同伴們一起玩耍、一起勞動，如做游戲、挖野菜、砍柴火等；二是放牛的那幾年，至今我仍然會想我放過的那頭壯碩的公水牛，它的名字叫 “三事股”，背脊很寬，騎在它身上很溫暖、很舒服；三是溝渠里抓魚，那時不像現(xiàn)在田里、溝渠里看不到魚，那時田里溝里到處有魚，尤其是春天打雷后，田里水圳里各種魚兒成群結隊。我們抓魚的方法很多 —— 截流干水、松明照魚、茶枯藥魚，抓到魚時的高興勁兒，簡直沒法說。那時生產(chǎn)隊一年總會有一兩次，或是用抽水機抽干，或是靠人力舀干集體魚塘的水，之后便下塘捕魚。每家每戶分魚，每當這個時候，隊里就像過節(jié)一樣，老老少少都特別開心，都圍在魚塘邊觀看，等隊里抓完魚后，大家蜂擁下到塘里，去找那些隊里漏抓的魚，只要下塘的多少總能抓到幾條或大或小的魚，所以人人都很開心快樂；四是看電影，那時大人小孩看電影幾乎就是全部的精神生活，只要聽到哪個生產(chǎn)隊放電影，不知有多高興，于是早早吃完晚飯，跟在大人后面三步并兩步，趕到三四里甚至七八里外去看露天電影。那時的放映員在我們眼里簡直就是天使，看見放映員就像看見天使下凡。
那時能看到的電影其實很少，很多時候是重復看一部電影，記得《偵察兵》看了七次。男孩大都對戰(zhàn)爭片、偵破片、間諜片情有獨鐘，有些電影情節(jié)至今仍記得清清楚楚。印象比較深的電影有：《決裂》、《白毛女》、《鐵道衛(wèi)士》、《南海風云》、《打擊侵略者》、《南征北戰(zhàn)》、《渡江偵察記》。外國片有：《第八個是銅像》、《賣花姑娘》、《一個護士的日記》、《瓦爾特保衛(wèi)薩拉熱窩》等，有機會真把這些電影再看一遍。記得小時候，一次聽說公社要放電影，便早早吃完晚飯，一個人步行到公社，誰知消息不準，公社沒放電影，那時天色已暗，只好一個人回家。從公社回家要經(jīng)過 “大南關” 一片墳地，小孩一個人走很怕，于是一個人一邊哭、一邊小跑著回家。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年代正月到縣城看電影，那時正月沒有什么娛樂活動，看電影是唯一的也是最高享受，因此大年初一大家都趕到縣城去看電影，但電影票卻一票難求。要搞到一張電影票沒有十八般武藝是不行的。電影院售票窗口一大清早就是里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泄不通。強悍的人便踩著下面的人身、人頭掙扎挪到窗口買票。那時候特別羨慕在電影院工作的人，覺得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職業(yè)。要是誰在電影院有熟人，能弄到電影票，大家就覺得這人特別有本事，都很眼紅。
最讓人羨慕的工作還有食品站的工作，因為人人都要找他們買肉，而且可以買到好肉，否則就是有票，也要排上老半天的隊，還不一定能買到好肉。那時肉票、豆腐票只有城里人才有，農村的人基本沒有，只有交了毛豬上交任務才能得一些肉票，交了毛豆任務就能得一些豆腐票，有了票還得老早趕到縣城，排上老半天的隊才輪得到，而食品站有熟人就能走后門很快買到肉。
二、求學突圍：夾縫中的共大歲月
艱苦繁重的體力勞動、苦悶壓抑的家庭生活，促使我萌生了離開家的念頭。在一次生產(chǎn)隊集體勞動時，我偶然聽大人們議論說縣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要招生，于是背著父母偷偷給公社黨委寫了一封申請就讀共大的信（為此得罪了大隊干部，他們說我不懂事、不尊重大隊干部，未經(jīng)大隊同意就越級向公社遞交申請書，母親不得不向大隊干部賠了許多不是），打算初中畢業(yè)后就去讀共大。
1977年鳳岡公社秋季高中開學，因為沒收到去讀共大的通知，我決定先到公社高中報到，但入學第三天，公社突然通知我參加共大招生考試（就讀共大需公社組織考試并開具證明）。我隨即放棄高中，到公社參加了考試（當時按主流看法，放棄高中去讀共大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參加共大招生考試共三個人，后來有人告訴我說，我考了第二名，但到了開學的時候卻沒有我的通知書，經(jīng)打聽是有人走后門把我擠掉了。我母親性格剛烈，跑到公社大鬧一場，后公社與共大那邊協(xié)調，大概考慮到讀共大并非爭搶的 “香餑餑”，所以同意增加一個名額。幾天后，我打點行裝，由母舅陪送到共大，被分配到“植保班”，開啟了兩年的共大生活。
1978年與同學在校園內油菜地合影（右一為本人）
但凡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共大曾經(jīng)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教育戰(zhàn)線的一面紅旗，都看過電影《決裂》，都記得那句經(jīng)典臺詞“馬尾巴的功能”，記得片中插曲“滿山的翠竹青又青，滿山的杉樹根連根，新型的大學辦得好，它和工農心連心”……還有毛主席的親筆信：“你們的事業(yè)，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shù)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好的�！�
1958年，江西創(chuàng)辦了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適應改革開放后教育事業(yè)發(fā)展新形勢，江西省和地區(qū)共大陸續(xù)改名為江西農業(yè)大學和各區(qū)地農業(yè)學校，縣級共大則逐漸停止招生，教師分流到相關部門。共大雖已退出歷史舞臺，但其功績不可磨滅。從1958年到1980年，江西全省共大培養(yǎng)了21萬余名畢業(yè)生，這批鄉(xiāng)土人才成為那個年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廣受歡迎的“赤腳農技員”“赤腳醫(yī)生”“赤腳老師”（公社的植保員、種子員、獸醫(yī)員、護林員、農機員等“七員八員”），大多出自共大。時至今日，許多共大畢業(yè)生仍默默堅守在農村一線，但隨著年歲增長，他們已年事漸高并陸續(xù)退休，正逐步告別這片奮斗多年的土地。共大是江西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其辦學理念與實踐經(jīng)驗對于新時代鄉(xiāng)村振興人才培養(yǎng)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1978年與同學在校園附近的河灘合影（左一為本人）
宜黃共大坐落在宜黃縣桃陂鄉(xiāng)梅坊村，那是一個偏僻的山村。不過，我倒覺得那里風景宜人——四周群山環(huán)抱，校區(qū)綠樹成蔭，不遠處有一條清澈的小河。共大秉持“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社來社去”的辦學宗旨，學生一半時間勞動，一半時間上課。共大生活異常艱苦，每天伙食費僅三毛錢，沒菜時就用鹽水、紅薯、蘿卜干下飯，一兩個月才能吃上一頓紅燒肉，因此每逢吃肉的時候就像過年般欣喜。一些學生為了多吃一份肉絞盡腦汁——那時食堂用鋼板刻制油印飯票，每月從壹號到玖拾號，不同月份以不同顏色區(qū)分，過期作廢。若有同學回家或周末去附近的臨川龍骨渡游玩，飯票就會作廢。一些學生便瞅準機會，用圓珠筆修改飯票日期，將過期票用水貼吃飯小盆邊沿，假裝剛從校外回來，氣喘吁吁地排隊打飯。老大師傅眼神不好，對著燈光反復辨認，分不清真假，便一邊嘴里嘟囔，一邊不情愿地給學生打肉。成功多吃到一份肉，這些學生心里別提多高興了。
不過，共大食堂的菜雖然差，但米飯確實很香，共大自己種的大米用砂缽蒸制而成，即便沒菜也能吃下。共大學生多為十幾歲的少年，正值長身體的年紀，個個饞得要命。學�；锸巢睿S多同學便偷偷摸摸到附近生產(chǎn)隊農民地里摘一些紅薯、甘蔗、西瓜等充饑解饞，偶爾也下河抓魚蝦。沒有鍋灶，就在寢室外用石頭壘個小灶，用洗臉盆煮食，大家分而食之。周邊生產(chǎn)隊時有村民來校反映問題，教務處長符節(jié)約（師生們私下都嘆服其與生俱來的政治稟賦，這位教育工作者后來轉任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縣委組織部長、撫州市政府副秘書長等職，數(shù)年前退休）每日早操后必以洪亮嗓音開展半小時訓導。情節(jié)嚴重者需在全校大會上公開檢討�，F(xiàn)在回憶，盡管共大生活艱苦，不過，但大家精神上還是比較充實的。
2019年8月，40周年班慶參觀共大梅坊舊校址辦公室大門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王定華（典型的知識分子，共大解散后進入政界，曾擔任宜黃縣政府副縣長，現(xiàn)已退休）。第一年，我對植保專業(yè)課如饑似渴，最大的理想是畢業(yè)后到公社當一名“赤腳植保員”。然而一年后我意識到，一個祖祖輩輩務農、毫無背景的農家子弟，想進入公社體制比登天還難。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唯有參加公平競爭的考試。1977年恢復高考后，江西省共大總校（1980年改為江西農業(yè)大學）和撫州地區(qū)共大分校（1980年改為撫州農業(yè)學校）也恢復考試招生。1977年至1978年，共大面向全省市縣分校單獨考試、單獨劃線，既考專業(yè)課，也考語數(shù)理化。預感到機遇來臨，我邀了幾位同學找到校領導，申請從集體宿舍搬到離校中心區(qū)約500米的職工宿舍——那里人少安靜，便于學習。從此，我從零開始自學，從小學分數(shù)運算、漢語拼音學起……
機會終于來了。1979年，撫州地區(qū)共大分校面向全區(qū)縣共大應、歷屆畢業(yè)生招生，采用全國統(tǒng)一高考、單獨劃線的方式。我決心抓住這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在那個閉塞的小山村，除了一本從新華書店購得的《高考復習資料》，我沒有任何學習資源，也沒有老師指導。共大每晚9點停電，我們沒錢買煤油燈，只能白天偷偷到附近排灌站弄些柴油，晚上圍坐在冒煙的油燈下苦讀。柴油燈熏得人臉發(fā)黑，偶爾抬頭對視，大家都忍俊不禁。就這樣苦戰(zhàn)近一年，從小學到高中課程囫圇吞棗地學了一遍，尤其是高中知識僅掌握些皮毛，但好歹有了“半桶水”的底子。
2019年8月，40周年班慶參觀共大梅坊舊校址宿舍
記得那年宜黃共大幾十名考生參加高考，具體時間已記不清，考點設在縣實驗小學（現(xiàn)已拆除），考試科目包括政治、語文、數(shù)學、化學、物理。題目難度極大，中專錄取線約180分，共大分數(shù)線低幾十分。我們政治得分普遍偏低——若像縣中考生那樣有老師輔導、有復習資料，政治多拿幾十分，也能上普通中專線。我的分數(shù)主要仰賴語文科目，尤其是寫作部分得分尤為突出，否則很可能難以達到分數(shù)線。
兩個月后高考成績揭曉，宜黃共大應屆生3人、歷屆生2人被錄取，我是其中之一。那張大紅榜就貼在總工會對面的百貨公司廣告欄——如今仍是信息集散地。方寸紅榜，于寒門子弟恰似科舉金榜，更如鯉躍龍門的具象化。用鄉(xiāng)親們的話說，從此握筆桿子代替鋤頭柄，端上了“鐵飯碗”。對祖輩面朝黃土的農家子而言，這是真正的命運轉折。因此，1997年2月春寒料峭時節(jié)，驚聞鄧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在與鄉(xiāng)里同事乘車返城途中，在顛簸的鄉(xiāng)村公路上，同事們不約而同憶起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歷史功績——正是他力主恢復高考制度的歷史性決策，讓千萬農家子弟通過知識改寫了命運軌跡；正是他擘畫的改革開放藍圖，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開辟了康莊大道......
2019年8月，40周年班慶師生合影
三、扎根鄉(xiāng)土：公社干部的平凡歲月與實踐記憶
1979 年 9 月，我離開家鄉(xiāng)，到70 公里外的 “江西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撫州分校” 讀書，讀農學專業(yè)。共大撫州分校在臨川區(qū)鐘嶺鄉(xiāng)，開始一年要參加勞動，像燒火土灰、栽禾割禾之類，第二年的3月，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撫州分校撤消，成立撫州農業(yè)學校，校址從撫州市鐘嶺遷往臨川縣鵬溪（湖南鄉(xiāng)鵬溪村），這里過去是撫州地區(qū) “五七” 干校，此后基本不用勞動了。學校生活平淡，每天三點一線，卻也學到不少農學專業(yè)知識。
1981 年 7 月畢業(yè)，農校畢業(yè)后我又回了 “農門”，不過不再當農民，而是成了 “公社干部”。這年 9 月的一天，我背起行囊，前往宜黃縣最偏僻的東港人民公社報到，正式踏上公社干部的崗位。頭戴草帽、身背黃背包、腳穿解放鞋，背包里裝著筆記本和一個盛有毛巾、牙膏、牙刷的塑料袋（有時把毛巾綁在背帶上），身上揣著換好的零錢和零糧票（吃派飯用，每頓四兩糧票，早餐一毛五分，中晚餐各一毛七分）—— 這就是我新角色的行頭，也是那個時代 “公社干部” 的標準形象。從那時起，我開始了與農民為伍、與大山為伴的人生歷程。起初擔任農技員，后來兼任過農經(jīng)員、土管員、民政助理員等，不過最重要的工作還是下鄉(xiāng)包村。
那時下鄉(xiāng)和現(xiàn)在大不一樣，現(xiàn)在下鄉(xiāng)多是在村里吃頓飯（離縣鄉(xiāng)近的常去館子店），交代完工作就返回。那時下鄉(xiāng)要么走路，要么騎自行車，吃飯基本吃派飯，村里很少專門辦伙食，且必須給糧票和錢 —— 東家有的收，有的不收，這取決于村子的生活水平、風氣以及東家小氣還是大方，但我們總會盡量讓他們收下。有時也會被相熟的農戶請去吃飯。公社書記、社長等領導下鄉(xiāng)，起初一般在村書記、大隊長家吃一兩頓，時間長了也吃派飯。其實農家派飯很可口，菜大多是自家種的、養(yǎng)的，村民對干部普遍客氣，家里有臘肉、雞蛋、米酒都會拿出來，吃飯時女主人常不停地勸菜，以至于農村婦女勸菜的口頭禪成了人們飯后的笑談：“吃，干部，多吃點，沒什么菜，蛋是自己生的、肉是幾塊X肉……” 那時村民辦紅白喜事，都會叫包村干部去喝酒，可見干群關系十分融洽。
剛到東港公社時，我常和曹小平書記步行下鄉(xiāng)（他是東港公社設立后的首任公社書記，當時在公社威望極高，如今已已很難產(chǎn)生這樣的書記了，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書記鄉(xiāng)長，沒幾個農民認識，有的剛認識可能就調走了），在農家吃派飯、住土房。有些農戶的床睡起來不舒服，兩人擠一張床，被子是舊棉絮，硬邦邦的，床墊是光竹席，剛睡上去冰涼，很久暖不熱。
那時下鄉(xiāng)一次兩三天是常事，最長的一次我住了半個月。參加工作第二年，我在東港公社余溪村包村，一年下來幾乎全村每戶都派過飯，村里人基本都認識我，見面親切地喊我 “小李”。白天跟著農民下地勞動，下雨天常在組里開村民大會。那年我參與了村里的分田到戶（即大包干，之前是小包干）和分山到戶工作（其中有大量的工作，包括劃清四至、調處矛盾糾紛、確定分山資格、現(xiàn)場確認、填發(fā)三權證書等）。不過，那時最重要的工作還是 “三要”：要錢、要糧、要命。要錢主要是幾十元的農業(yè)稅，農戶一般不拖欠，但后來的定購糧任務重，完成有難度；計劃生育工作最難，常夜里突擊到農戶家抓結扎對象，抓到后還要看守、抬上手術臺，像打仗一樣�？茨乔榫�，心理也真的非常難受，很同情那些實施計生措施的農村婦女，她們真的太難了！
那時，為完成糧食定購、計劃生育等任務，扒糧、牽豬、拆房子的事時有發(fā)生，不過多數(shù)時候只是嚇唬人，真正實施這些措施還是極少數(shù)，況且作為國策，農民也較理解。回想起來，為了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減少人口增長，農民付出了很大代價，基層干部也犧牲頗多，很多人因執(zhí)行政策受傷害。
1984 年，我考入首屆電大全日制黨政干部專修科，脫產(chǎn)到地區(qū)黨校電大班讀了兩年書。電大兩年學了不少知識，每門課都要全國統(tǒng)考及格。畢業(yè)后回到東港公社，繼續(xù)從事老工作。這一年公社改成鄉(xiāng)政府，有一年我還被下派到淡水村擔任村支書。在偏僻的東港鄉(xiāng)工作十年后，1990 年我調到縣政協(xié)咨詢聯(lián)絡科任科員，待了兩年感覺一天到晚坐辦公室，喝開水看報紙，渾身不自在，覺得虛度光陰�；蛟S命運使然，兩年后我又回到熟悉的鄉(xiāng)土田野，到一個鄉(xiāng)農業(yè)技術推廣站任站長（我縣重視農技推廣，將站長升格為副科級），重拾老本行。
宜黃縣老中港鄉(xiāng)水尾村周彼村小組
人民公社時期，鄉(xiāng)里只有七員八員（平日里大家把這些人叫做 “員員子”），沒有七站八所，農業(yè)方面只有種子員、植保員，多從農村招聘，屬臨時工，鄉(xiāng)里再配一名國家干部身份的農技干部，這些 “員員子” 十分管用。改革開放后，社會治理向現(xiàn)代化轉型，科層制改革推進。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中央部門垂直管理強化，基層服務隊伍發(fā)展為規(guī)范化站所，過去的七員八員分期分批轉為聘用制干部，享受國家正式職工待遇，同時還從農村或社會招聘大量人員（很多都是通過關系入選的）。那時特別重視農業(yè)，鄉(xiāng)里設分管農業(yè)的副書記。1990 年我縣成立鄉(xiāng)鎮(zhèn)農業(yè)技術推廣站，充實了學農干部，發(fā)展農業(yè)是鄉(xiāng)政府的重點工作，主要抓產(chǎn)業(yè)結構調整、推廣農技，靠行政手段層層下壓任務，如種桑養(yǎng)蠶、種油菜綠肥、推廣拋秧（現(xiàn)已普及）、旱床育種等，農技站負責配套技術和物資等。同時農技站人員也要參加鄉(xiāng)里的中心工作，另一項更為重要的工作賣種子化肥農藥創(chuàng)收，改善本站農技人員的福利待遇等。
1992年之后，在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下，全國出現(xiàn)一輪新的改革熱潮。在這個背景下，全國刮起給農技推廣機構“斷奶”的風潮，即財政不撥工次，把農技推廣工作推向市場，隨之全國農技推廣體系呈現(xiàn)出了“網(wǎng)破、人散、線斷”的狀況。縣里要斷我們的工資，于是我們這些當站長的就去縣里找縣長。后來中央叫停了這種改革，并出臺了《農業(yè)法》、《農業(yè)技術推廣法》等。1999年之后，隨著我國推行分制改革以及由農產(chǎn)業(yè)價格低迷導致農民收入下降等，農業(yè)負擔加重。那時縣鄉(xiāng)財政實行“分灶吃飯”制度，鄉(xiāng)鎮(zhèn)財政困難沒錢發(fā)工資，農技站的人一年只能拿上三四個月工資，農技站名存實亡，農技人員各奔東西、自謀生路，這種狀況大概持續(xù)到2004年，農技站的人累計五六十個月沒有領工資。但七站八所消失的五六年里，鄉(xiāng)里事業(yè)并未受太大影響，不禁讓人思考：這些站所是否可有可無？無為而治是否是更好的管理？
宜黃縣圳口鄉(xiāng)麻坑村
2004 年全國啟動新一輪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時任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qū)委書記宋亞平推行 “咸安政改”，搞鄉(xiāng)鎮(zhèn)事業(yè)單位 “以錢養(yǎng)事”，轟動全國，獲 “改革家” 稱號。但改革爭議不斷，反對聲不絕，省委書記俞正聲力挺他。中國改革者仕途多波折，幾年后宋亞平調省里任虛職 —— 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前年重新出山任省社科院院長，這職位很關鍵（2010 年 9 月，全國轟動的 “宜黃強拆自焚事件” 發(fā)生后，我撰寫《剖析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一文，一夜之間傳遍全網(wǎng)。文中 一句疑問“各地通過依法實施的征收拆遷工作提升了建設效率，有力推動城市化進程并使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因此是不是可以說‘沒有**就沒有新中國’？”引發(fā)廣泛爭議，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鳳凰衛(wèi)視等數(shù)十家媒體迅速跟進并發(fā)表評論。宋亞平從共事同仁處得知我的情況，認為我當時必定承受巨大壓力（實則我并無壓力），需要有人安慰和聲援，便特意致電于我）。
“咸安模式” 最終未全國推廣，鄉(xiāng)鎮(zhèn)事業(yè)單位改革沒跳出 “精減 — 膨脹 — 再精減 — 再膨脹” 的怪圈。2005 年江西省開展鄉(xiāng)鎮(zhèn)綜合配套改革，把分散各地的七站八所人員召回，合并涉農站所為 “農業(yè)綜合服務站”，結果農技人員行政化，上面察覺問題后又要求改回重建農技站，至今仍在折騰，正所謂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知何時是盡頭？
鄉(xiāng)里農技推廣邊緣化，市縣也差不多。計劃經(jīng)濟時代，縣委書記縣長下鄉(xiāng)必帶農業(yè)局農技、植保人員，如今領導身邊換成了老板、開發(fā)商。相較于計劃經(jīng)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農業(yè)部門的功能大大削弱，農技人員下鄉(xiāng)越來越少 —— 沒車、沒補助，誰愿去？坐公交下鄉(xiāng)甚至會被視為怪事。且各級農技人員老化、知識陳舊，雖身處 21 世紀，知識還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若問市縣鄉(xiāng)三級農技部門三五年關門如何？答：一切照舊！當然，農業(yè)行政管理還需維持，但也僅能勉強運轉。沒有政府農技部門，農業(yè)新技術、新產(chǎn)品如何推廣？答：市場自有辦法。
宋亞平近照（中）
1995 年換屆，我改任該鄉(xiāng)常務副鄉(xiāng)長，分管農業(yè)和林業(yè)。鄉(xiāng)政府主要工作仍是抓農業(yè)結構調整，如栽油菜、種綠肥、農田冬翻、山上造林，全省皆如此。縣里要求所有單位掛點栽油菜，甚至提出 “油菜決定帽子”，完不成任務就摘烏紗帽。為逼農民限期栽油菜，一些地方動用警察封鎖集貿市場，趕農民下田�，F(xiàn)在看來荒唐 —— 沿海大搞工業(yè)化、城市化、招商引資，我們卻困在計劃經(jīng)濟舊夢里，顯然當時省里領導思想未 “與時俱進”。（江西民間常議，建國后歷任省委書記中，邵式平、程世清、孟建柱三位備受認可，邵式平解放初保江西發(fā)展不落后，首開南昌城建新局；程世清文革時推動工業(yè)、農業(yè)雙提升；孟建柱在改革開放滯后時帶江西重回正軌。民間議論或有片面，卻應了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
此外，鄉(xiāng)里大量工作還是 “三要”：收農業(yè)稅、三提五統(tǒng)、定購糧，抓計劃生育。好在當時糧食市場封閉，糧食局、派出所、鄉(xiāng)政府上路卡糧，農民糧食只能賣給糧管所，欠款可從糧款扣除，我們只需收尾欠。糧食雙軌制弊端重重，導致銀行大量貸款無法收回，滋生腐敗 —— 一個糧管所招待費竟達 20 多萬元，糧倉糧食低價賣給私人老板，錢不還銀行，肆意揮霍。林業(yè)情況類似，夏秋搞林業(yè)大會戰(zhàn)，在馬路邊指定山場造林應付檢查，幾年后仍是荒山，成了 “練兵場”。林業(yè)另一項工作是處理亂砍亂伐，對違規(guī)林農罰款，不肯接受處罰的可能采取拘禁等手段。如今想來內疚，但當時一是維護林政秩序，二是為兄弟們創(chuàng)收解決福利。中國林業(yè)問題根源在計劃經(jīng)濟遺留的集權管理制度，根據(jù)科斯定理，產(chǎn)權明晰后政府無需過多干預，社會自會高效解決。
四、負重世紀末：一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三農突圍敘事
1999年底換屆，我被調入另一個邊遠鄉(xiāng)，任鄉(xiāng)黨委副書記，分管綜治和林業(yè)工作。綜治工作本應最實，卻在實際中變成最虛 —— 部門內部 “體內循環(huán)”，下一級綜治辦的主要精力全耗在上一級的檢查上。因是 “一票否決”，事關政績和烏紗帽，沒人敢怠慢，要錢給錢、要物給物，縣綜治辦人員享受公安警察待遇。綜治工作年年翻新花樣，美其名曰 “總結推廣”，實則為顯成績、好寫總結，什么警務前移、司法調解中心、綜治大樓…… 層出不窮。論理，鄉(xiāng)干部本就是一線調解員，提倡 “無辦公室辦公” 倒貼合實際，可硬性規(guī)定建幾層樓的綜治大樓，實在沒必要 —— 毛主席在延安窯洞指揮千軍萬馬，現(xiàn)在有多少矛盾糾紛需要幾層大樓？綜治辦推廣的 “五子登科”（牌子、章子、房子、票子、位子）更是難為人，鄉(xiāng)里發(fā)不出工資，每年還得交幾千塊給縣綜治辦，換回一堆牌匾、雜志，全是擺設。
世紀之交的三年，我在這個鄉(xiāng)任職期間堪稱改革開放后 “最黑暗” 的階段。一方面農產(chǎn)品價格持續(xù)低迷，百斤稻谷僅售二十余元，農民收入跌至冰點；另一方面分稅制改革后，各級以 “人民事業(yè)人民辦” 為名設立百余種涉農收費，將經(jīng)費缺口與職工福利開支轉嫁到農民身上。一減一增之間，鄉(xiāng)村兩級舉步維艱，基層政權岌岌可�！�
那時鄉(xiāng)干部拿不全工資，得靠 “創(chuàng)收”（收費、罰款，如計生、林業(yè)處罰）自掙一部分。鄉(xiāng)里將干部分成若干組，分片包干，創(chuàng)收即發(fā)薪，無收則斷餉。但這并非主業(yè)，主業(yè)是完成 “中心工作”—— 上交縣里稅收和鄉(xiāng)統(tǒng)村提任務，完不成便要干部自掏腰包或貸款墊付。因存在缺口，村里任務完成不等于全鄉(xiāng)完成縣里下達的任務，這就催生了 “空轉” 奇觀：鄉(xiāng)里交縣里五萬，縣里返三萬作工資，鄉(xiāng)里卻將這三萬再次上交，幾番周轉，賬面任務完成，干部教師工資卻沒了著落。于是教師罷課、七站八所解散，唯有鄉(xiāng)干部硬撐，只為守住基層政權的最后防線……
第三屆全國縣鄉(xiāng)干部論壇合影
農民交不起或不愿交稅費，老辦法又用上了：扒糧、牽豬、拘禁、拆房。由此引發(fā)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今天某地農民被逼死，明天某鄉(xiāng)政府被打砸，消息不絕于耳。中央頻繁通報處分基層干部，同事中有人被打斷腿、打破頭，我作為片長，每次下鄉(xiāng)收稅費都如履薄冰，多少次險象環(huán)生、絕處逢生（我作為兩個片的片長之一，我不上誰上？）。鄉(xiāng)干部苦啊，工資 2000 年才三四百，調資后也僅七百多，2001 年換屆我被欠 16 個月工資，直到 2006 年記者朋友一篇《宜黃公務員工資被拖欠 51 個月》引發(fā)關注，縣里才不得已解決部分工資，我拿到五千塊便喜出望外，其余欠款只當 “為國家作貢獻” 了。
目睹農民苦難與基層危局，一批如李昌平、陳文勝般的基層干部 “揭竿而起”，我亦在列。2001 年夏，耗時數(shù)月手寫近 8 萬字的《透視農民負擔 —— 來自基層的報告》，匿名寄往相關部門，獲專家高度評價。同年調進縣城工作，學會上網(wǎng)后以 “一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千言萬語 —— 全方位反映農民負擔的方方面面” 為題發(fā)表，反響熱烈、好評如潮，當年被新華網(wǎng)評為 “十佳帖子”。有接近高層的網(wǎng)友告知，文章已進入中央智囊及決策者視野。
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研究期間與袁隆平院士合影
近 30 年農村工作，我親歷改革開放，見證農村變遷。喜見農民富裕，更難忘他們在轉型中的苦難與犧牲。我曾發(fā)誓為農民吶喊，作為對 “衣食父母” 的回報。此后業(yè)余撰寫三農文章五十余篇，合著《中國鄉(xiāng)村報告》獲中央黨校優(yōu)秀成果獎，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等機構調研演講等。
業(yè)余調研不易，非本職工作，只能靠私人關系、業(yè)余時間搜集資料，寫負面不得不匿名或用化名，生怕給當?shù)厝锹闊Ｈ簟锻敢曓r民負擔 —— 來自基層的報告》署真名，或許早如李昌平般 “出名” 了。即便如此，2005 年《我所經(jīng)歷的經(jīng)濟普查》在經(jīng)濟日報《市縣領導內參》發(fā)表后，仍引發(fā)高層震動，刊物主編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時任國家統(tǒng)計局的李德水看過文章后說：這肯定是真的。隨后打算派人下來調查，但刊物主編不肯透露我的真實情況，因此不得不躲了起來。
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研究期間與加拿大學者合影
本世紀初，基層干部寫三農文章漸成氣候，我們在機構支持下創(chuàng)辦 “中國縣鄉(xiāng)干部論壇”，五屆下來影響漸顯。隨著更多真實聲音上達，三農政策終于轉向：曾經(jīng)被妖魔化的基層干部形象得以扭轉，農民負擔過重等核心問題逐步解決。如今回望，本世紀初的政策轉向，離不開我們這些 “基層吶喊者” 的奔走疾呼。
近數(shù)年來，我動筆少了。當年基于農民負擔的三農困境已隨政策調整成為歷史，如今的農村正迎來長期向好的發(fā)展階段，三農問題也從基層痛點升級為全民議題�；蛟S，我們這代基層研究者的使命，已在政策轉向與社會進步中悄然完成 —— 但那段與農民共患難、為基層求變革的歲月，終將成為我生命里最沉重也最珍貴的注腳。
2007 年于香港城市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拍攝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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