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孟子的“仁心”、“仁政”說也是以這兩方面為出發(fā)點，但他發(fā)展出“民貴君輕”的理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這與孔子不同，因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篇》)明顯帶有輕民的意思。孟子敢于輕君，而孔子雖然沒有明言絕對君權，但也從不輕君。
孟子的民貴君輕、民主君仆說對后世的政治思想影響頗大。如漢賈誼說，“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新書·大政上》)。王符說，“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潛夫論·班祿》)。呂不韋雖然重視君長之功能，但斷然否認尊君是國家的目的。在他看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呂氏春秋·貴公》)。貴為皇帝，唐太宗也認識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一》)。明方孝孺說，“天之立君，所以為民”;“人君之職，為天養(yǎng)民者也”(《遜志齋集·君職》)。明張居正以主張“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著稱，但他絕不否認“民為邦本”，“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張文忠公全集·人主保身以保民論》。至于明代的激進思想家，“貴民”更是他們高舉的大旗。李贄說，“天之立君，所以為民”;故“圣人無中，以民為中”(《溫陵集》卷十九《道古錄》)。黃宗羲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jīng)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王夫之則說，“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讀通鑒論》)。
法家 主張民主君客、民貴君賤、君民共主的康有為總結道：“政治之體，有重于為民者，有重于為國者�！洞呵铩繁久褓F大一統(tǒng)而略于國。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蓋天下學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學，專重在國。”[43]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也說，“儒墨及老莊皆有其政治思想。此數(shù)家之政治思想，雖不相同，然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其專從君主或國家之觀點以論政治者，當時稱為法術之士，漢人謂之為法家”。[44]
所謂“專重在國”其實就是貴君或尊君，把尊君當作政治的頭等大事。討論尊君必要性的人并非只有法家，儒家也有尊君之論，荀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荀子·致士篇》)。但荀子(或其他儒家思想家)尊君是因為君主在整個政治體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職能，而不是因為君主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他不會要求臣民無條件地服從君主，也不會為尊君而犧牲掉臣民。反之，他申明：“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他也充分肯定誅殺暴君的正當性：“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jié)，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國篇》);“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荀子·王霸》)。
法家與儒家最明顯的區(qū)別不在于尊君，而在于把尊君本身當作政治的最終目的，而不是把尊君當作手段�？涤袨樘岬降墓茏泳褪蔷疚徽撜�;用他自己的話說，“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管子·重令》)。《管子》也談“愛民”、“養(yǎng)民”，甚至說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篇》)這樣的漂亮話。但愛民僅是手段，不是目的：“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故愛之也”(《管子·法法》);“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也”(《管子·形勢篇》);“爭天下者必先爭人”(《管子·霸言》)。順民只是為了更順利地治民。
《管子》只是法家的先驅(qū)，嚴格的法家思想“必俟商鞅而后成立，韓非則綜集大成，為法家學術之總匯”。[45] 商、韓尊君是因為他們從心底蔑視人民，認定人性惡，民智“猶嬰兒之心也”“不可用”(《韓非子·顯學》)，且“民者固服于勢”(《韓非子·五蠹》)。這樣，社會秩序(“治”)必須靠立君、尊君來維系。據(jù)商鞅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商君書·君臣》);他又說，“古者民藂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商君書·開塞》)。因此，“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 (《商君書·開塞》)。韓非子完全同意這種看法，并把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顛倒過來, 認為“國者，君之車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尊君”最為重要，其次才是“安國”、“利民”。韓非子還進一步把尊君上升到“道”的層面：“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韓非子·揚權》)。
既然尊君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目的，為確保君主享有絕對權力，商鞅主張“弱民”：“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于弱民”(《商君書·弱民》)。為了“弱民”，就必須“勝民”、“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商君書·畫策》)。同樣，韓非子主張，不管君王人品有多么不肖，行為多么糟糕，臣民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因為在他看來，再惡的君也是君：“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冠雖穿弊，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墨家 與先秦其他主要政治思想學說相比，墨家?guī)в懈嗟钠矫裆省Ｒ苍S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墨家政治思想的關注點就落到了普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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